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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对策研究创新论坛”发言摘登
文章作者:张国春 作者单位: 

加强应用对策研究 更好地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朱明德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提出:“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应主要围绕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开展应用对策研究,有条件的可开展有地方特色和区域优势的基础理论研究。”这为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北京社科院加强和改进应用对策研究,把着力点放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成果,深入探索怎样建设好北京、如何促进首都各项事业的发展上,使科研工作紧紧围绕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以党委和政府的工作重点、各级领导决策的难点、广大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为中心,以深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既提出前瞻性的方略,又解决现实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院党组提出要努力实现“四个转变”,即实现思想观念的转变,实现管理方式的转变,实现人才队伍建设的转变,实现科研重点的转变,以适应加强和改进应用对策研究的要求。
    一、认真实践“三贴近”,为应用对策研究奠定坚实基础。应用对策研究源于实际、源于生活、源于群众,又作用于实际、作用于生活、作用于群众。实际、生活、群众,永远是应用对策研究的活力与源泉,也永远是应用对策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为了贯彻落实“三贴近”,北京社科院组织了有40余人参加的“城市角落问题”课题组,对北京市城八区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存在的部分老大难问题进行了大规模调查研究,并就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应用对策建议。在首都抗“非典”斗争中,我院主动请求任务,组织专家学者密切联系实际,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如何树立战胜瘟疫的信心、保持社会稳定等问题,并提出了许多高质量的应用对策,被市委、市政府采纳。我院还派出人员到西城区、宣武区、海淀区挂职锻炼,直接参与他们的街道体制改革、社区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并在广外、双榆树、东华门、和平里街道办事处和朝阳区卫生局等单位建立了科研基地。通过这些举措,推动了我院科研人员进一步端正学风、深入首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切实加强和改进应用对策研究,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服务于北京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二、落实科学发展观,使应用对策研究更好地为党委和政府的决策服务。当前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日益多元化,对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研究的要求更加突出。因此,我们把加强综合性研究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和改进应用对策研究的一项重要措施,一方面在学科建设和课题规划上统筹兼顾,另一方面在某些重大课题上组织各学科联合攻关,更好地为党委和政府的决策服务,促进北京市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为此,北京社科院深入研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如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提升城市的文明程度。我院的“北京市年度经济形势与预测”和“首都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首都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三大课题,分别被列入国家级和市级重大科研项目,受到中央和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韩嘉玲的“北京市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管理模式与对策研究”,有力地推动了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事业。赵弘研究员的“总部经济”研究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总部经济”概念已作为首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写进了市政府工作报告。我院与东城区委研究制定的《公民道德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与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研究制定的《职业道德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为推进北京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提升城市的文明程度发挥了重要作用。“全球化背景下北京城市功能空间布局调整研究”为北京的城市建设献计献策,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此外,北京社科院还深入研究如何消除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发展进程中城市建设和管理的薄弱环节,如何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管理体制的转变,“人文奥运”的内涵和应用对策,促进了首都“三个文明”协调发展。


成为市委市府信得过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王荣华

    当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去思考、去研究,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职责和义务。应用对策研究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它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将知识和理论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和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去研究和解答理论和实践中提出的重大问题,为党和政府出谋划策。
    上海社会科学院是上海惟一一所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拥有一支学科齐全的科研队伍。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之际,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同志欣然题词:“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推动两个文明建设健康发展”,并将上海社会科学院誉为上海市委、市政府信得过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围绕这一要求,上海社会科学院以改革与发展为立足点,努力实践作为党和政府思想库与智囊团的途径、方式,为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积极贡献力量。
   一、以上海重大现实问题为研究导向。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开展了三次关于上海发展大思路的大讨论,每次我院都承担了重要的研究任务。20世纪80年代初期,上海社科院率先开展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为80年代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90年代初期,上海开展了“迈向21世纪上海”的第二次发展战略研究,我院承担了“上海拓宽利用外资新途径、新方式的研究”、“分配体制改革深化研究”等专项研究。特别是在浦东开发开放研究中,上海社科院联合华东六省一市的社科院,开展了“浦东开发与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研究”课题研究,为浦东的开发、开放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智力支持。2003年,上海开展了“世博会与上海新一轮发展”大讨论,我院承担了“世博会与上海新一轮发展”B方案的研究工作,提出了确立“世界城市”的目标、开拓“创新城市”路径的新思路,受到市委领导的重视和社会关注。
     二、直接参与上海地方建设的研究工作。近年来,我院加大了应用研究,直接参与上海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设想、规划和研究工作。如:组织“上海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系列研究”,全面研究上海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思路、目标、发展阶段和手段;组织“上海市‘十一五’发展规划”研究,研究上海“十一五”期间发展的思路、工作重点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织“上海文化发展规划(2004-2010)”研究,全面研究小康社会的上海文化发展指标、路径和手段;参与“长江三角洲互动发展研究”,研究上海在长三角区域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研究长三角地区互动要素、利益驱动机制以及制度平台;举办“上海现代化论坛”,围绕上海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主题,举行面向政府部门、理论专家和企业高层的双月论坛,重点以上海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理论研究与舆论宣传,取得广泛社会影响并形成了一系列成果;成立“上海社科院社会调查中心”,围绕热点、难点问题,通过各种抽样调查,以“原汁原味”的第一手资料形成“集束式”的高质量调研报告,有数据、有分析、有思考、有对策,成为中宣部的信息直报点。
    三、以专报的形式贴近现实、贴近领导。以“反应快速、分析深入、观点对比、全局着眼”为特点,编辑出版三种专报,及时向上级部门和有关领导反映重大社会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社会经济问题专报》(分别有现代化专刊、大讨论专刊、非典专题)及时反应我国(上海)改革开放中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急迫问题和隐患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操作性建议。《舆情信息》通过第一手调查资料,及时反应社情、民情,为领导掌握社会动态提供可靠、真实的信息。仅2003年就向中宣部、上海市委报送《舆情信息》38篇,其中,中央部门采用15篇,市委和市委宣传部采用16篇,受到领导部门的嘉奖和重视。《国际问题专报》以国家安全为核心,及时反应国内外重大事件和与中国安全密切相关的问题,为我国的对外政策提供对策思路。
 

以学科建设推动应用对策研究
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荣长海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认为,学科建设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并提出了两组重要范畴,即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基础研究、应用对策研究。这两组范畴对地方社会科学院的学科建设与科研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意见》所说的基础理论,实际上是指传统学科,而且事实上地方社科院的传统学科大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我们认为,对于传统学科,如文学、历史学、哲学等,还要加强,但也要使之增强活力,适应时代的发展。在这方面,天津社会科学院早有尝试,这就是在坚持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从实践发展的需要开拓研究领域,如文学研究所侧重研究天津文学,历史研究所侧重研究近代城市史和商会史,哲学研究所侧重研究中国当代哲学,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对于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要积极加以扶持,使之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增长点,带动哲学社会科学的更新发展。《意见》这样讲,实际上总结了过去多年来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对地方社科院的学科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我院近些年陆续发展了一些新兴学科,其中一部分是从实践需要而创立的,如经济社会预测、舆情研究、实证犯罪学等;一部分则是在原有成熟学科的基础上使学科更加注重现实需要和实际问题的研究,如社会学研究所侧重城市社会学,经济研究所分成城市经济研究所和现代企业研究所,日本研究所侧重亚太和东北亚问题研究。这些新兴学科经过几年的发展,确实发挥了新的增长点和带动哲学社会科学更新发展的作用。
    至于交叉学科,天津社科院还在探索之中。《意见》提出的推进两个交叉渗透:一是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渗透,这方面我院还只限于与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和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长期开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活动(现已开展十七届),但院内的这种交叉渗透尚不具备条件,还很难推进;二是哲学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这方面我院在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如经济社会预测、舆情研究等)、社会学与法学之间(如实证犯罪学等)的交叉渗透已有比较成功的实践,当然还需要进一步推进。总的来看,这方面的工作对地方社科院来说,任重道远,只能逐步前进。
    《意见》要求把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以应用对策研究促进基础研究,以基础研究带动应用对策研究。对于这一点,天津社科院也深有体会。我们要求一个研究所、一个研究人员,都要把基础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结合起来。因为基础研究的选题必须同时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其成果才是有效的;应用对策研究如果没有深厚的基础研究成果作支撑,是难以为继的。在我院,对每个研究所,不管其学科属于基础研究还是应用对策研究,都要首先搞好基本理论的研究,都要确定一个学科方向,对这个学科的基本理论做出系统的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运用基本理论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我们认为,这样做才能使应用对策研究具有坚实的基础和长远的发展。为此,我们要求历史研究所的城市史研究人员运用历史理论知识参与城市规划研究,经济社会预测研究所和舆情研究所也要建立自己的骨干学科和学科理论体系。实践证明,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结合起来,对于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但二者要结合好,必须真正从实际出发。这个实际首先是社会实践的需要,同时也指现有研究人员的实际能力。但从已有的实践来看,这样做是有利于地方社会科学院的长远发展的。

在应用对策理论研究的实践中实现创新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赵子祥

    应用对策理论研究工作千头万绪,如何在应用对策理论研究的工作实践中求得创新,是辽宁社会科学院党组最为关注的问题。我们认为抓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课题、抓应用对策性研究的学科队伍建设和抓跨学科应用对策研究的学科建设,是实现应用对策理论研究创新的关键。
    一、抓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课题研究。所谓重大课题,就是关涉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近年来,辽宁社科院在辽宁经济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组建现代企业集团、发展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入世”对辽宁的影响及应对、辽宁资源型城市转型调查、下岗职工再就业、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社区建设等方面进行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特别是2003年中央做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大决策后,辽宁社会科学院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列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主要科研方向,在院确定的45个院级课题中,与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课题约占1/2以上,围绕这些课题投入的研究力量占全院科研人员总数50%以上。
    2004年是东北——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起步之年。为配合这个全省的中心工作,辽宁社会科学院由院主要领导同志牵头,接受国家发改委委托课题“东北老工业基地指标体系研究”,还与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和辽宁省科技厅联合承担了辽宁省软科学研究课题“辽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综合研究”。这些重大的应用对策理论研究课题的确立,以及围绕这些选题所开展的调研,使我们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信息,了解到各地振兴思路和企业发展情况,为全面完成课题和实现应用对策理论研究的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抓应用对策研究的队伍建设。能否实现应用对策理论研究的创新,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有一支高素质的应用对策性研究队伍。建设一支具有创新意识、可持续发展的科研队伍,是学科发展建设的保障。多年来,辽宁社会科学院始终注重青年科研人才的培养和科研梯队的建设,通过实行“导师助手制”,让高级研究人员与青年研究人员结“对子”,既提高了青年研究人员的水平和能力,也解决一些优长、特色学科的人员断档问题;通过实行“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制度”,在每一重点学科所配备的研究人员中,明确要求有青年科研人员,以学科特别是重点学科的发展,带动青年科研人员的成长;通过建立“青年科研基金”,对青年科研人员承担的课题给予资助,以提高其独立承担科研课题的能力,促使其中的佼佼者尽快向科研骨干转化;通过定期举办中青年科研人员培训,帮助青年科研人员掌握科研选题、资料收集和论文撰写方法,并鼓励和支持青年科研人员在职攻读学位、申报出国留学、研修和学术交流。这一系列措施,使人才培养工程真正落到了实处,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三、抓跨学科应用对策研究的学科建设。在进行应用对策理论研究的实践中我们感到,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断渗透、不断融合的知识经济时代,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重大的应用对策研究问题,特别是诸如全面振兴老工业基地这样的大课题,如果仅凭某一学科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采用多学科协同作战,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因此,必须下大气力抓跨学科应用对策研究的新学科建设。几年来,辽宁社会科学院通过组织重大课题的研究,初步建立起一支能适应跨学科研究需要的、善于多学科协同作战的应用对策研究队伍。这支队伍在完成重大应用研究理论课题的过程中,不断得到锻炼,为实现应用对策理论研究的创新,奠定了人才基础。


确立思想库和智囊团的定位
广西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韦克义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提出:“党委和政府要经常向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一些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注意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运用于各项决策中,应用于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中,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这对于地方社会科学院进一步明确自身的地位,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思想库”和“智囊团”是地方社会科学院的定位选择。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科技的巨大变革,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社会变革的加速对于社会科学的需要日益迫切。目前,发达国家的一般做法是,重大现实问题和应用问题的研究由专门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承担;社会科学基本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主要在大学里与教学活动紧密结合进行,这两类机构的人员相互流动。因而以思想库和智囊团为模式确立地方社会科学院的定位,是顺应社会变革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科学研究发展趋势需要的正确选择。
    以思想库和智囊团为模式,确立地方社会科学院的定位,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需要。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就需要有专家的智慧,需要有“思想库”、“智囊团”等研究机构为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公共政策的选择提供理论参照,为社会公众提供资讯参考。地方社会科学院以思想库和智囊团模式确立自身的定位,将为其发展提供广阔的舞台。
    以思想库和智囊团为模式,确立地方社会科学院的定位,也是地方社会科学院现实变化的选择。面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挑战和地方社会科学院自身的发展条件和现实状况,地方社会科学院只有按照中央关于思想库和智囊团的要求,明确办院目标和科研目标,根据办院模式和定位选择,调整配置科研资源,转变研究方向,确立以研究本地方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的科研定位,才能有利于发挥地方社会科学院的功能和作用,有利于社会科学自身的发展。
    二、协助政府部门建立健全社会科学专家参与决策的有效机制。各级政府组成的决策咨询委员会,不仅应有自然科学专家参加,也应吸收更多社会科学专家参加,以进一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预见性,使社会科学专家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决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社会科学院作为党和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要同决策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以影响政府的决策为科研目标,及时了解决策部门政策制定需要咨询论证的问题,依托社会科学专家的集体智慧,就决策部门的政策问题提供最优化的政策依据和方案,供决策者选择。
    三、逐步建立社会化的公共政策咨询和评估机构。“思想库”的研究成果不仅是对现行政策的阐释,更重要的是为制定方针、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战略思路和政策建议;“思想库”的研究成果,不仅要对决策的可行性进行研究,也要对决策的不可行性进行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各种选择方案。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咨询,应具有预见性、前瞻性、科学性和公正性,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地方社会科学院以思想库和智囊团为模式,必须逐步建立自己独立的评估咨询研究系统,以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客观性。近几年,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将一系列的现代化研究方法、手段和新的软件系统用于处理、分析数据,广泛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查、预测和科学评估,对政府政策的制定和社会规划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建立适应思想库和智囊团模式的科研运行机制。课题制是国外思想库普遍采用的一种科研组织管理模式。建立和完善课题制,要实行课题研究招标制,形成以项目为纽带、以课题负责人为龙头的研究机制。这种科研组织方式和以课题制为基础的科研管理模式,将是地方社会科学院科研管理改革的方向。
    五、拓展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渠道和成果转化方式。扩大思想库的影响,要求地方社会科学院建立一套完善的科研成果转化渠道和机制。要积极承担政府的委托课题,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就重大的政策问题提出政策思路和政策设计,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要与实际部门联合举办高层论坛,与新闻媒介合办专题访谈,通过定期出版的期刊、简报、年度研究报告,展示思想库的优秀成果和政策思想,从而扩大思想库的知名度,充分发挥思想库的作用。


以重大理论实际问题为主攻方向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吴团英

    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功能是揭示规律,预测未来,指导实践。坚持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作为主攻方向和研究重点,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生命所在。近年来,内蒙古社科院牢牢把握这一宗旨,以自治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实际问题为主攻方向,在为现实服务和发挥社科院思想库、智囊团作用的过程中越来越受到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重视,应用对策理论研究正在出现可喜的新局面。
    一是在原有学科布局的基础上,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积极进行学科调整,扩大应用学科比重。应用对策研究机构,由建院初的只有一个经济所,增加到现有的牧经所、法学所、社会学所、科社所、蒙古语信息技术研发中心(MIT)、呼伦贝尔经济文化所、兴安盟自然资源所等八个所、中心,占全院研究所60%以上,为应用对策研究提供了较有力的组织保证。
    二是整合科研优势,在组织申报各类课题和设置年度重点课题中注重突出应用对策研究。紧紧围绕不同时期自治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先后通过向自治区领导、各厅局和有关单位征集选题等形式、渠道,确定研究重点,不断增强课题设计、研究的针对性,做到有的放矢。三年来,共申报获准立项各级各类应用对策理论研究课题35项;在确定的院年度重点课题中应用对策研究课题达25项,数量明显高于过去。以课题为纽带,打破科研组织形式,在全院、全社会公开招标,整合优化科研力量,集中集体智慧进行联合攻关,使过去应用对策研究课题重点不够突出,难推精品的状况有很大改观,收到明显效果,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为更好地塑造应用对策理论研究成果的品牌形象,我院对2004-2005年蓝皮书的内容与结构进行了较大力度的调整创新:从实际情况出发,侧重把内蒙古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放到与其他民族地区、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和全国的平均水平上进行对比分析,有些进行国际比较,着重指出自治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差距和问题;预测力求在把握规律、判断趋势的基础上有量的概念;对策建议力求出新,在认真研究自治区党委、政府已经出台的措施办法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可操作的意见和建议。
    三是不断加大为自治区领导决策服务的力度,及时提供短、频、快的应用对策建议。编辑不定期《领导参阅》决策内参,为自治区领导及时提供决策参考,同时作为院重点课题的前期研究成果。
    四是积极扶持新兴学科。以蒙古语言学等优势学科为依托,集体攻关,成功研发了集蒙古语言学、计算机学、编码学等综合知识和技能的跨学科高新技术——蒙古语信息处理技术,并使之迅速走上产业化发展的道路,积极培育了极具成长性的蒙古语言信息技术等新兴边缘交叉学科;积极依托我院草原文化学、蒙古学、游牧文化等学科和研究优势,在自治区党委领导的直接指导下,策划设计了跨学科综合性重大研究项目“草原文化研究工程”,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立项为特别委托项目,同时作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重大献礼项目,用三年时间完成10卷、12册《草原文化研究》,可以说这一重大项目的立项和研究实施,实现了基础、应用研究的交叉渗透和良性互动。
    五是以实施开门办院战略带动应用对策理论研究。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加大整合和利用社会科研资源的能力,兴办不同管理模式的新型咨询、科研机构,增强了我院的科研实力和学术幅射力。建立了以离退休专家学者作为学科带头人的法学所模式,以课题为纽带的草原所模式,以区域研究为特点的松散型呼伦贝尔经济文化所模式,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为特点的兴安盟自然资源所模式,以跨学科高新技术为标志的蒙古语信息技术研发中心模式等,激活了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为促进我院应用对策理论研究提供了富有活力的机制保障。
   六是不断深化改革完善科研管理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激发科研人员的科研热情和研究所的生机活力。如,已经和即将出台的优秀科研成果奖励、优秀科研著作出版资助以及优秀科研成果(指发表在国家级报刊上的成果)重奖等制度,都为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多出精品发挥显著的作用。


推进应用对策研究创新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周振国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着力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地方社科院的主要职能是围绕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开展应用对策研究,有条件的可开展有地方特色和区域优势的基础理论研究。因此,我们贯彻中央《决定》和《意见》,应把促进应用对策研究创新放在主要位置上。
    第一,理论指导创新。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应用对策研究:一是因为我们面临的许多重大经济社会发展问题都是在国际局势发生新的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在国内改革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加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的背景下出现的,用传统理论已不能得到满意解答。二是因为中国的问题需要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来指导。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所参考引用的主要反映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些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例如我国的城市化道路就不同于西方国家曾走过的城市化道路。因此,在借鉴一般理论的基础上,还要针对中国实际和特点进行完善。一方面是用一般理论和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应用对策研究,一方面是在应用对策研究过程中丰富和发展理论。
    第二,解决实际问题推动创新。要瞄准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前沿重大问题。省域应用对策研究创新一般产生在“学科前沿”和“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前沿”的结合点上。省域经济社会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各省拥有的发展基础、外部环境和面临的发展问题有很大的差异,这就要求社科工作者必须站在本学科的前沿,关注本地区发展中的前沿问题、难点问题、热点问题和省委、省政府急需决策咨询的重大实践问题,这样才能使社科研究成果真正转化为党委、政府决策和重大政策举措,为本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第三,在深入调研中占有资料和激发灵感。深入调研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可以占有更新、更实的第一手资料;而且还在于,在深入(实地)调研的过程中,通过身临其境或切身体会,才能真正理解所研究的问题,理解问题的实质,激发思想火花,捕捉思维灵感。应用对策研究创新往往就来自于这种思考的激情和思维的创新。坚持深入调研,不仅是工作方法问题,也是社科工作者必备的职业道德问题。要在应用研究中特别提倡老实做人、踏实做事的职业理念,大力倡导深入调查研究的科研作风。我们不反对网上调研、专家咨询、资料查询,但这些都不能替代直接调研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实践证明,有应用决策价值的成果都是通过坚持深入调研取得的。
    第四,研究方法和手段创新。要积极吸收现代研究方法和手段。应用对策研究要瞄准解决现实问题是毫无疑问的,但地方社会科学院还不同于省委、省政府的研究室。在研究现实问题、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服务的过程中,社科院还肩负着应用对策理论研究创新的职能。所以,社科院的研究成果要兼具现实应用价值和学术理论价值。为此,在研究方法上,不能是简单的“就事论事”,或只是“现状—问题—对策”三段论,这是一种将应用对策研究形式化和简单化的理解。目前在国际学术界出现了许多不同流派的研究方法,来专门讨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这些新的研究方法都是在完整的理论体系中派生出来的,并有较强的实践针对性,同时结合了现代科学研究手段,使应用对策研究的层次更接近于研究对策的本质。
    第五,成果表达方式创新。要多渠道、多方式实现应用对策研究成果的价值。应用对策研究是用来指导实践的。因此,要彻底改变过去那种“立项、研究、报告、发表”的传统方式,积极探索成果转化方式的创新,除了报刊发表和上报决策机关,还可尝试“会议咨询、网上通报、新闻发布、专题座谈”等方式,将应用对策研究成果在第一时间传达给消费者。


拓宽应用对策研究发展空间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张成德

    通过加强应用对策研究,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增强自身活力,拓宽发展空间,是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面临的重大课题。
    切实加强和改进应用对策研究,必须联系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现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既面临良好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也有很多实践和理论问题亟待解决,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作为党委和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团”,科研工作应紧紧围绕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来进行,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在课题选择上,应坚持以党委和政府工作的重点、各级领导干部决策的难点、广大干部群众关注的热点为中心,以深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在科研方式上,应积极与地方党委、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联合,和企业、社会组织挂钩,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利用一切可能的社会关系,深入社会和基层,了解掌握社会各界和实际工作部门所关心的问题和所需要的帮助,结合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实际,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对策建议;在工作重点上,应努力在一些重大课题上取得突破,推出一批有理论性、前瞻性、指导性的成果。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下大力气调整科研结构,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奋斗目标,精心设计、精心组织,突出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服务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研究,更好地为党委和政府的决策服务,为促进本地区“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服务。
    近年来,山西社科院始终坚持“三兼顾、三为主”方针: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理论研究兼顾,以应用理论研究为主;历史问题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兼顾,以现实问题研究为主;全国共性问题研究与山西个性问题研究兼顾,以山西个性问题研究为主。实施精品工程,推进理论创新,深化机制改革,优化资源配置。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开门办院,积极参与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健全互动式的开放的运行机制,努力建设具有较强实力和山西风格的一流地方社科研究机构。
    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与支持下,我们的科研工作注意呼应、跟进、配合省委省政府的重大部署,选择山西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开展研究,以基础研究带动应用对策研究,以应用对策研究促进基础研究,通过基础理论的突破和创新,提升应用对策研究的层次和水平,加强综合研究和决策咨询,为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理论依据、战略思路和政策建议。本院《蓝皮书》课题组已连续四年完成山西社科省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工作,以其独特风貌和特殊功能成为山西社科院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的主渠道。《百年山西》第一辑5卷本已公开发行,将对山西省文化强省发展战略起到强有力的支持作用。本院主持或参与了省13个调产规划中4个产业规划的调研和制定;选准文化产业,从晋文化研究入手,积极参加山西省的文化产业建设(如与省委宣传部在北京策划、主办了“华夏文明看山西”大型文化展览和宣传活动);积极完成省委省政府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并利用课题研究途径为省、市、县党委和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建议,取得了良好效果。


明确定位  侧重应用对策理论研究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常樵

    对策研究不同于对策制订,二者是性质、特点、方法不同的两件事,应由不同部门分担。对策研究又可分为理论和技术两个层面。对策研究的理论层面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政策提出理论、思想根据,提供分析回答问题的方法,提供揭示客观规律的知识文化支持。对策研究的技术层面,则是关于对策研究自身的具体方法、程序等相关技术。哲学社会科学的应用对策研究应侧重对策理论研究。社科院的应用对策研究应把握好自己的定位。
    根据社会科学应用研究的定位,地方社科院应用研究的任务有四个方面:一是描述、解释经济和社会现象,通过调查研究,弄清楚某些经济社会现象究竟如何产生和发展轨迹,简单地说,就是实证发现;二是揭示这些经济社会发展现象的规律性,提供客观因果关系及该现象与其他现象的关联;三是提出对策思想或政策取向,为政府制订和调整相关政策服务;四是在研究过程中,如果发现原有理论不能解释现实问题,就应该提出新的理论,进行理论创新。实证发现、揭示规律、对策理论、理论创新四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整体,其基础是实证发现。
    社科院应用对策研究的重心应当围绕自己的任务展开,而不应过多地甚至完全不应去从事可操作的具体政策的制订工作。
    第一,从社会分工来看,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从事的是理论研究,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从事的是政策研究,两者的专业分工不同,可以互补,但不能替代。理论工作者当然应该联系实际进行研究,也要对政策实施做出评价,但不能越俎代庖,实际上理论研究也代替不了政策研究。由于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尤其是人为的部门信息垄断,同政府职能部门相比,科研机构在政策研究层面上是“短腿”。而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问题,进而提出政策思想或政策取向,既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又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我们所能做到的是提供政策理论,影响决策者思想,最终影响政策制订和调整。
    第二,从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来看,科学研究的任务在于认识世界,为改造世界提供思想武器。政府职能部门解决的是操作性问题,决断具有惟一性和权威性,不管各方面的认识是否一致,最终都要拿出一套解决问题的措施。科研机构研究的是可行性问题,结论具有多样性,允许不同观点的讨论。经济和社会现象的多面性、复杂性,决定了理论工作者对同一个问题及其形成原因不可能形成一致的看法,提出的对策思路也不一样,经过探索与争鸣,最后也只能是多数人的看法趋向一致,即使是多数人的观点也未必都是正确的。所以,地方领导对科研机构与政府职能部门的要求应该有所不同,应发挥科研机构辅助决策的参谋作用,以求“兼听则明”,供政府部门在综合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决策。
    第三,从省政府委托研究的课题看,实质大部分是归属于解释性问题,从思想理论层面解决问题。如,关于吉林省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研究,实际就是对省情的认识问题。
    人们对老工业基地改造提出了不同的思路,也是因为对省情的认识存在差异。吉林省工会曾经收集了职工群众关注的十个热点问题,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应该使职工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不是按劳分配、厂长或经理的高收入是否属于剥削、个人投资获得利润算不算剥削等重大的社会敏感性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需要更深层次的较长时间的理论思考与探索。但首要的、迫切的是把新条件下发生的这些现象搞清楚,准确地把握客观现实,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回答职工的困惑,在应用层面上做出理论说明,这样也就为政策制订提供了理论根据。遇到难以解释的地方,则需要理论创新。实际上,理论和新的实际相结合,解答新的问题就是创新。
    第四,从成果采用情况看,凡符合社科应用对策研究定位的决策咨询报告,容易进入决策层。如前不久,吉林社科院课题组提交的《通化市优势产业集群现象透视》的调研报告,不仅揭示了通化市医药产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而且根据全国医药产业发展的大趋势,提出了需要解决资源整合、企业制度创新、培育资本市场、推动民营企业家观念转变等问题,有理有据,引起了省领导的重视。这样的研究成果之所以引起较大反响,恰恰是因为发挥了社科应用对策研究的长处。


强化应用对策研究的科研方向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韦伟

    科学民主决策是新世纪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社科院作为省委省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除了加强具有地方特色的优势学科研究外,应将主要科研力量放到发展应用对策研究上来,为地方党和政府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服务。
    安徽社科院明确将自己的职能定位为:安徽省惟一的综合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主要承担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超前谋划,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同时有选择地开展具有安徽特色的基础理论研究,为安徽的“三个文明”建设服务。
    一、制定新的符合实际的科研方针。在重新定位地方社科院职能的基础上,安徽社科院坚持“三兼顾、三为主”的发展方针: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兼顾,以应用理论研究为主;历史问题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兼顾,以现实问题研究为主;全国共性问题研究与安徽地方个性问题研究兼顾,以安徽地方个性问题研究为主。继续巩固和加强传统优势学科,同时重视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力争在深入研究安徽省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科研思路和方针的准确定位,带来了应用对策研究的重大进展。2003年,安徽社科院承担了20项省领导审定或交办的课题,其中有:信用安徽建设研究、生态安徽建设研究、安徽省民私营企业调查研究、安徽省国有企业利用外资状况调查研究、淮河综合治理调查研究、“三个代表”与“富民强省”战略研究、安徽省文化产业发展研究、安徽省发展加工制造业基地研究、安徽对外开放加快发展服务业研究、安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等等,为推动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坚持应用对策研究的科研方向。2004年,安徽社科院在上一年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抓住应用对策研究这根主脉,在各类课题申报中强调为安徽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这个科研宗旨。2004年,安徽社科院有12项课题获准省社科规划项目立项,其中“安徽省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及对策研究”、“安徽城市社区建设的政策研究”、“网络时代的安徽传媒发展研究”、“安徽省村民自治与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研究”、“安徽省县域经济发展研究”等属应用或对策性研究。上报省领导审定的课题14项,其中“安徽区域分类及区域发展研究”、“苏、浙、皖三省私营经济发展差异性比较研究”、“安徽省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路与政策”、“沿江产业带与安徽省跨越式发展研究”、“安徽经济现实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问题研究”、“安徽省城乡统筹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研究”、“安徽省乡镇财政体制问题研究”、“安徽省中小企业信用管理体系建设研究”、“安徽省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诱因和预警及应急机制研究”等10项属应用对策研究。“合肥科学城发展战略研究”、“徽州园林的地方特色开发研究”等两项课题获准省科技厅2004年度软科学研究项目立项。
    三、创设应用研究的阵地。为提高社科院在决策咨询方面的影响力,2002年10月,安徽社科院创办了送阅件《咨政》,内容紧贴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得到了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关注、支持。《咨政》所体现的社科院科研发展思路也得到了不少省领导的肯定。


有为才能有位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严正

    有为才能有位,这是近年来福建省社科院坚持“为省领导决策服务、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祖国统一大业服务”的办院方针,着力抓好应用对策研究的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也是我们坚持开门办院尝到的最大甜头。
    1992年至1993年,院领导班子明确提出了新的办院方针,即前面提到的“三为”服务方针。正是这个方针的明确提出,使福建社科院开始摆脱困境,逐步走上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1999年,院新的领导班子坚持既定的办院方针,把致力于成为地方党政领导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围绕这个目标,大力开展了内外两个方面的工作。
    对内,开始积极推进科研体制、人事制度、行政后勤管理制度改革。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几上几下的反复讨论,推出了《科研人员年终考核评分办法》、《科研成果奖励条例》、《出版资助条例》和实行岗位津贴等一系列激励措施。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对部分处级干部岗位进行了公开竞聘。在行政管理方面,实行了上下班和全院大会签到制度。这一系列改革对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加强管理产生了“奇迹”般的作用,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开始逐年提高。
    对外,积极拓展发展空间。近年来,我院与省领导、各级党政部门、社会各行各业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在推行改革之前,院领导班子积极主动地向省领导汇报工作,争取省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还主动了解省领导的工作思路,要求省领导下达任务,为我院改革和科研工作争取到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几年,我院的经费逐年增加,省委省政府下达的课题任务也逐年增多。自2000年以来,省委省政府每年都下达相当数量的课题任务,其中不少是关系到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如“增强福建经济发展后劲”、“新型工业化与加快福建工业发展”、“提高福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福建加快发展县域经济研究”、“建设开放繁荣的海峡西岸经济区战略研究”、“做大做强中心城市研究”、“壮大主导产业及其产业集群研究”、“福建文化体制改革与发展研究”、“福建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作更多贡献研究”等。积极主动地承担这些课题任务不但展示了我院的科研实力,也提高了我院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使得省领导对我院更加倚重。省领导多次来我院调研,与科研人员座谈,征求大家对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近年来,我院承担的横向课题也不断增加。通过这些课题的研究,我院科研人员对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了解更加深入具体,科研工作与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也更加贴近。
    由于坚持开门办院,我院的特色学科台湾研究的水平也有很大提高,中央和省领导对我院台湾研究有较高的评价。实践证明,地方社科院要生存和发展,做好内外两方面的工作十分重要。其核心就是要面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面向地方党政决策部门的需要。所谓“有为”,就是要不断加强应用对策研究和提高应用对策研究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提出真正有用的意见和建议,才能当好地方党政领导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地方社科院的地位也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我们认为,这就是“有为才能有位”的确切涵义。


当好“思想库”和“智囊团”
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张华

    通过加强应用对策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增强自身活力,拓宽发展空间,是地方社科院面临的重大课题。
    山东社科院自建立起,在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一直把突出应用对策研究作为科研主攻方向。在学科布局和科研资源配置方面,从立足山东、研究山东、服务山东的基点出发,着力加强直接为山东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服务的应用学科建设,使科研工作紧紧贴近党和政府工作大局以及山东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深入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为促进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贯彻这一科研方向,我院不断调整科研课题结构,将省委、省政府领导交办课题列为院重点课题;立项的年度重点课题主要突出本省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领域的实践与政策前沿问题;努力办好《科研要报》、《呈阅件》,将战略性、前瞻性、针对性强,有真知灼见的应用性、对策性研究成果及时呈报省委、省政府领导;每年编辑出版山东省经济蓝皮书和社会蓝皮书,对山东经济社会形势进行动态分析与预警报告;同时,我院还经常以各种方式征求省领导同志对院科研工作的指导意见,从而使我院的科研工作实现了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有效对接,更好地实现了为省委、省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咨询服务。
    对山东省改革与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理论突破与政策创新——如,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海上山东”战略的提出、研究和规划实施,诚信山东,平安山东,半岛城市群建设,建设新型先进半岛制造业基地,黄河三角洲、鲁南、鲁西南等区域战略的研究等,都有我院科研工作者的深度参与和理论贡献,其中不少发展战略都是由我院首先提出被省委、省政府决策所采纳的。
    我院通过富有成效的科研工作和广大科研工作者的艰苦努力,赢得了省委、省政府、省人大和有关部门的重视,省里的一些重大决策和发展战略都吸收我院的专家学者参与讨论和论证,有些还直接交予我院研究并拿出方案。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不断交办我院课题。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把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与作用提高到党和政府工作的“智囊团”、“思想库”的高度,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也充分体现了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殷切关怀和期望。《意见》下发后,我院向省委写出了贯彻落实《意见》的专题报告,并确定了我院新的发展目标和工作思路,提出我院的主要任务和发展目标: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理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发挥好高层次高水平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阵地的作用;加强山东经济社会发展中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发挥好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阵地的作用;加强齐鲁文化的研究,发挥好地方文化研究阵地的作用。经过努力使我院成为胜任学术研究、咨询服务、人才培养的多功能、开放型、综合性的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使我院的综合实力获得较大提高,成为省委、省政府及全社会的“思想库”、“智囊团”。

依靠机制创新推动应用对策研究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王彦武

    一、调整方向,突出重点。河南社会科学院作为省委和省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团”,应当而且也可以有所作为。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对地方社科院的职能定位为指导,我院进一步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方向,制定了相应的工作方针:立足省情,立足区域,立足自身优势;以应用研究为主导、以特色研究为支柱;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现有的研究机构进行调整;加强学科建设和基地建设,努力打造学术品牌。根据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重点加强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建设;突出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原崛起研究和中原文化研究三个重点学科;重视城市发展、农村发展、企业发展、产业经济、区域经济、旅游经济、河南历史、当代文学评论等学科的发展;支持交叉学科和新型学科的发展。
    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我院的研究工作应紧紧围绕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来进行,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在课题选择上,应坚持以党委和政府工作的重点、各级领导干部决策的难点、广大干部群众关注的热点为中心,以深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在科研方式上,应积极与地方党委、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联合,和企业、社会组织挂钩,结合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实际,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对策建议;在工作重点上,应努力在一些重大课题上取得突破,推出一批有理论性、前瞻性、指导性的成果,更好地为党委和政府的决策服务,为促进本地“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服务。
    二、强化体制和机制创新,进一步加大改革发展的力度。要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应用对策研究机制,必须按照《意见》的要求,“深化哲学社会科学各单位的内部改革,转变管理方式,增强活力,壮大实力,形成创新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强的运行机制。”为此,我院现正着手推进以下改革措施:
    ——改革管理体制,激发各方活力。一是改革科研管理体制;二是改革人事管理制度,实行全员聘任制和岗位管理制度;三是改革职称评聘制度;四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调整院属处所单位,进一步整合科研力量。在保留现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墨学研究中心等的基础上新建若干研究中心,以项目和课题为纽带,采取弹性管理体制,承担跨学科、跨领域、综合性的项目和课题研究。
    ——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思路。加大科研队伍建设的力度:一是设立特聘研究员岗位;二是鼓励中青年科研人员在职攻博士、硕士学位,建立导师带培制度;三是建立科研人员调研基地;四是根据学科建设需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批中青年科研骨干;五是实行“资深研究员”制度,继续发挥其带头作用;六是实行特约研究制度,聘请一批有较高理论造诣的高校教授、党政领导和企业家担任我院特约研究员;七是鼓励我院研究人员在高校兼职,担任研究生导师,开设专业课题。
    此外,还要建立健全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和转化机制;大力推动“开门办院”;加强院风学风建设。
    三、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只有应用于社会实践,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针对成果转化率不高的问题,我院主要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强化科研组织管理,搞好课题论证,注重供需对接,从课题立项开始就充分考虑课题的现实针对性和可能产生的社会效益,使选题尽可能与时代发展合拍、与现实需要对路、与党政工作衔接;第二,对科研成果的评价,注重原创性和实际价值,提升应用对策研究的水平,加大实际应用研究成果在科研评价中的分量和比重,把社会评价和实践效果作为成果评价的主要标准;第三,拓宽优秀成果的转化渠道,建立向领导机关呈报制度,拓展政府、企业、社会与研究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途径,实行重要科研成果的新闻发布制度,构建面向决策机关、面向基层和面向社会的成果转化平台;第四,注重发挥出版资助、成果评奖等激励机制的作用,加大对高水平应用对策研究项目的资金支持的奖励,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能够更多地、及时地得到转化和应用,发挥更大的作用。
    要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的逐步实施,经过10年左右的努力,使河南社科院的研究水平在总体上有一个明显提高,力争把河南社科院建成一流的地方社会科学院,成为全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基地、中原崛起研究基地和中原文化研究基地。


以信息网络技术促进应用对策理论研究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梁桂全

    地方社会科学院必须立足地方、服务地方,以现实问题的对策研究为主攻方向,为本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因此,如何加强应用对策理论研究,大力拓宽自身发展空间,也就成了各地方社会科学院当前面临的最重大的课题之一。紧紧围绕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开展社科研究,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在课题选择上,要以党政部门决策中的重点难点和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为中心,以深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在科研方式上,要与地方党政部门联合,和企事业单位挂钩,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对策建议;应用对策理论研究的需要快速反映、信息及时全面、针对性强和时效性强等特点,决定了它尤其需要具备这些优点和特长的信息网络技术的强力支撑。
    一、大力发展以数据库建设为核心的社科信息咨询服务。应用对策研究的特点决定了它与信息网络技术是密不可分的,其中数据库的建设,近年来更是越来越引起研究人员的重视和青睐。在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信息、资本、劳动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其中社科信息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份额已占很大比重。而在信息服务市场,自1995年开始,社科信息产品已超过科技信息产品,占据优势地位。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以及科研人员,对社科信息的需求与日俱增,目前的矛盾是各领域对社科信息的巨大需求远远无法得到满足,信息供需严重失衡。而数据库的建设,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网络信息资源,广泛收集文献材料、科研成果、科研动态等信息在内部通过对课题、对重点学科进行跟踪服务;另一方面可以把社会广泛需要的社科信息需求作为系统建设的基点,对社科信息进行深加工,大力开展社科信息咨询服务,并借此进一步推动自身应用对策理论研究向社会、向企业的快速转化。
    二、广东发展数据的实践。广东发展研究数据库由我院与企业合资建设,2000年开始筹建并投入使用,现已逐步成为我院课题研究和信息交流的重要平台。该数据库具有综合开发的特点,着重当前经济社会的热点分析研究,突出资讯服务、咨询、对策研究三大服务体系,争取成为社科研究与应用转化中的加速器。服务方向主要有:政府及行业机构的决策辅助资讯;社会科学领域课题研究资料搜集;财经媒体的专题挖掘和追踪报道的内容支持;企业知识管理体系的内容服务等。该数据库现已建成泛珠三角研究区域经济研究库(三大都市圈、广东区域经济)、产业研究库、县镇经济研究库、中药资源库及系列市场报告、SA8000研究网网站建设和咨询服务平台、酒店经营绩效评价(管理诊断)等专题数据库23类大库、65类中库以及100多类细分库的规模,数据量超过200万条,文字量超过10亿字,每日更新超过1000条。仅近一年来,数据库就面向院内为应用对策研究课题提供服务437次,信息量9.4万条;面向社会、企业服务68次,信息量3.5万条,取得了良好的学术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发展社科信息服务业的两点体会。(1)政府资源要公开。当前,我国政府部门掌握着社会信息资源的80%和3000多个重要的数据库,是主要的信息生产者、使用者和发布者,但对外公开的信息资源却只有20%左右。在咨询服务最发达的美国,长期奉行“完全与公开”的数据共享政策,无偿、无限地提供所有科学数据信息,促进了对这些数据信息的广泛传播和使用,带动了IT产业和信息增殖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效益。数据信息资源对社科研究、社科咨询服务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建议各院呼吁政府对地方社科院放开数据资源的垄断,促进社科事业的发展和向社会的普及。(2)社科院要加强系统内的横向合作。目前我国资源的收集、加工等各环节,还处于一种分散的、单干的自发阶段,信息资源的分散性、信息服务的内向性、信息联系的纵向性、信息更新的滞后性,都直接影响着对数据库的使用。而数据库业的发展趋势是大型化、全文化、网络化、产业化,社科信息咨询要求从综合咨询提升到战略性咨询层面,这些都要求我们各地方社科院大力加强系统内的横向合作,通过资源共享,共同把我们的数据库、社科咨询服务做大做强。


建设决策咨询基地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纳麒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作为一个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近年来不断深化改革,理清发展思路,确立了建立四大基地和人的全面发展两大目标,力图通过建立四大基地,用功能来整合哲学社会科学资源。我们建设的四大基地是:云南省宣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基地,省决策咨询基地,省哲学社科创新基地,省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交流基地。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提出,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应主要围绕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开展应用对策研究。云南省决策咨询基地的建设适应了这一需要,其功能是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促使各级决策机关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使哲学社会科学最大程度地服务决策、服务社会。
 具体建设办法是:(1)建立公共决策的沟通体系。充分利用云南省社科院在长期科研工作中形成的优势调研资源,建立公共决策调研机制,实现信息的有效沟通,使决策咨询基地成为政府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直接沟通中介,保证决策的信息输入端口的科学性。(2)建立公共决策的信息处理体系。以四大基地的信息平台建设为依托,建立政策信息系统,收集、比较和处理决策信息资源,包括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的理论知识体系、国家政策动态、全国各省市的政策措施动态、国外的决策治理案例等。(3)建立公共方案评估制度。这项制度的实施和执行必须依靠专业的理论知识、技术手段和研究人员,只有构建一个整合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决策咨询研究力量的实施平台才能运行。(4)建立公共行政的技术评估制度。以绩效考核逐步代替政绩考查,避免决策的社会效应超出决策者任期的时间溢出效应和技术选择的外部性。(5)建立满足省委省政府需要的决策咨询快速反应系统。主要立足决策咨询的可操作性,从有效反应体系与机制、规范研究机制、储备研究人才等方面来建立。(6)建立“云南哲学社会科学决策咨询论坛”。以论坛为载体,面向国内外一切知名学者,定期开办高水平的社会科学论坛,用广泛的交流、探讨来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层次。(7)建立“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应用与转化的试验示范基地”。在省内选择3-5个点,作为云南省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与实践的基地,通过基地内的社科研究,不断提高研究成果的针对性和实践价值,深入发掘社会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巨大潜在需求。


构建服务载体  贴近决策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余华青

    地方社科院的角色定位问题,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问题。近年来,陕西社科院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办院思路,逐步明确科研重点,积极引导科研人员紧紧围绕陕西经济社会发展这条主线,贴近决策,逐步成为省委、省政府想得起、用得上、靠得住、离不开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一、构建为党委和政府服务的载体
     (1)编撰蓝皮书。从1998年起,每年编撰《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分析与预测》(经济卷、社会卷)蓝皮书,年底出版,年初发行,分送省人代会代表、省政协委员人手一册,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重要参考读物,深受社会欢迎。
    (2)编写《送阅件》。不定期的将科研人员的重要理论观点、重要对策建议,以《送阅件》的形式,摘其要点,抄报省领导和省直有关厅局,供他们参阅。《送阅件》摘报观点和建议,重点突出、短小精悍,效果很好。
    (3)组织落实国家重点课题。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省领导会遇到不少难题,广大群众也关注一些难点、热点和疑点问题。我们通过进行有组织的分析,提出我院研究的重点课题,送省委常委、副省长以上领导同志审阅,征求他们的意见。只有把陕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重大实践问题作为科研工作的主攻方向,社科研究才会更具生命力,研究成果才更能体现其价值所在。
    (4)组织编写《陕西研究丛书》。为了深入系统地研究陕西的经济社会发展,我们编写了《陕西研究丛书》,使之成为省委、省政府决策的参考,社会查询的工具,展示科研成果的平台,筹措资金的渠道。
    二、贴近决策,在陕西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
     (1)积极参与发展战略的谋划。近年来,我院先后参与了《陕西21世纪行动纲领》、“九五”计划和“十五”计划等陕西中长期战略举措的酝酿、讨论和起草工作。科研人员完成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研究》、《陕西南北通道经济研究》、《加快组建大西安,发展关中城市群》、《县域经济发展调研》、《陕西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等成果,为宏观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2)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研究。西部大开发,是陕西大发展的重大机遇。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的初期,我院研究人员与省政府研究室的同志一起,共同提出中央拟向西部倾斜的十二条政策建议,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直报国务院。此后,我院又提出了《西部大开发、陕西大发展的总体构想》、《晋陕黄河峡谷区域综合开发合作研究》、《西部大开发与文化战略研究》、《面向西部开发的陕西人口与人力资源开发研究》、《西部大开发与陕西民族问题研究》、《新亚欧大陆桥与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研究》等专题研究,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同行专家的称赞。
    (3)积极拓展与各厅局、地市的横向合作渠道。一可使我院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更明确,内容更具体,形式更直接,方法更灵活。我院已经先后在四个地市(县)建立社科院分院或研究中心,研究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直接为地方党委、政府服务。二可增加我院横向课题的来源和渠道。

   
发表时间:2006-01-05 文章出处:本站原创 责任编辑: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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