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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自然科学素质同等重要
文章作者:刘云波 作者单位: 

  文章提要: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自然科学素质的同等 重要性:就推动人类文明进程所起的作用来看,两种科学素质同等重要;就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所起的作用来看,两种科学素质同等重要;就两个文明建设的要求来看,两种科学素质同等重要。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素质    同等重要

    哲学社会科学素质是指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素养,而自然科学素质是指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素养。无论哲学社会科学素质还是自然科学素质,基本上都是由科学观点、科学方法和基础知识三个方面构成。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论述两种科学素质的同等重要性。
    一、就推动人类文明进程所起的作用来看,两种科学素质同等重要
    虽然哲学社会科学素质和自然科学素质的内涵有很大区别,但它们在推动人类文明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却是相同的。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曲折历程就是典型例证。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人对自然科学是相当轻视的,所谓“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技艺”常常处于一种受排挤、受压制的地位。毕升、蔡伦等许多具有卓越成就的自然科学家也远未受到像孔子、朱熹等哲学社会科学家的重视。明清之际西方一些诸如钟表之类的小发明流入中国时,也往往被朝野视为“奇技淫巧”而遭到抵制。长时期对自然科学的轻视,使古老的中国对西方世界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一无所知,即便偶有所闻,也是嗤之以鼻。这无疑是导致中国封建王朝由盛而衰,被动挨打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封闭保守的中国便屡屡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并一步步滑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由于在历次战争中吃够了西方“坚船利炮”这些显而易见的自然科学成果的苦头,所以自洋务运动始,朝野上下又一反往日轻视自然科学的态度,大力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成果,相对而言对于西方人的管理制度、民主思想、逻辑思维等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却是视而不见或者说是极力排拒的。譬如洋务派所译之西书,大多是《防海新论》、《水师操练》、《轮船布阵》之类与坚船利炮有关的西方自然科学成果,且大多属于应用技术范畴,极少翻译与社会科学有关的著作。正如梁启超所说:“当时人绝不承认欧美之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1] 再如,洋务派所办各类学校中设置的课程也大多是格致、舆地、算学、制造、天文、航海等纯自然科学课程,社会科学的课程如西国文字、万国公法等只占极小比例。[2]
    可以说,在长达30余年的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人在提高民族自然科学素质方面还是动了一番脑筋、下了一番功夫的,但这种偏重自然科学素质而轻视哲学社会科学素质的行为所导致的结果却是:中国不仅没有打败西方,而且一次次被西方打败。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特别是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证明了洋务运动是一次失败的运动,证明了偏重自然科学而轻视社会科学的不可行性。也正是从洋务运动的惨痛失败中,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了提高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问题的重要性。从此以后,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无论是戊戌维新还是辛亥革命,也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五四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说都主要是致力于提高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的。因为所有这些历史事件,它们的主题都在于解放思想,在于革新政治,在于开启民智。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孙中山的“唤醒民众”,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到毛泽东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在一定意义上来说都无不是为了提高民众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也正因为有了这一系列侧重于提高全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的重大历史事件,正因为有了孙中山、鲁迅、毛泽东等一大批致力于提高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的有识之士,中华民族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
    当然,指出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人偏重于民族自然科学素质,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在学习西方自然科学方面做得很成功。同样,指出戊戌变法以后的有识之士特别重视提高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并不代表他们对提高民族自然科学素质问题的轻视。事实证明,戊戌以后的历代有识之士在把自己努力的重点放在提高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方面的同时,从来也没有忽略对民族自然科学素质的培养和提高。梁启超就曾大力提倡采用先进的机器,认为机器的使用可以产生“一人耕能养百人,一日所做工,能给百日食”[3] 的效果。谭嗣同也大力主张发展农业科学,提高农民的农业科学素质,认为“有学之农,获数十倍于无学之农”。[4] 严复则说得更明白:“国之贫富强弱明昧,大抵视商政之盛衰,视制造之精窳、农桑之优劣,而农桑制造,舍化学格致之日讲,新理之日出,则断乎莫能为也”。[5] 这里所说的“化学格致”,实际上就是近代科学技术的代名词。五四时期著名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更是尽人皆知,这一口号的提出,形象地说明了五四时期有识之士对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和自然科学素质兼重的特点。也正因为有了两种素质并重的努力,特别是有了中国共产党在提高民族两种科学素质方面的不懈奋斗,中华民族才能最终摆脱三座大山的压迫,并逐渐以一位东方巨人的形象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就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所起的作用来看,两种科学素质同等重要
    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各种潜能素质的充分发挥,人的个性的丰富完满,人的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早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进行了界定,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的全面发展看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实则也在告诉人们,人的全面发展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充分必要前提。没有人的全面发展,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举凡政治素质、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以及身体素质等等,可以说都是衡量人的整体素质高低的重要砝码,也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全面发展的重要砝码。而哲学社会科学素质和自然科学素质的高低则直接关系到人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道德素质乃至心理素质的高低,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两种科学素质在提高人的整体素质方面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两种科学素质与正确的世界观。个人的正确世界观的形成,离不开两种科学素质的同时提高。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是伟大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同时在他们所涉及的自然科学领域也走在了时代的前沿,具有很深的造诣。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在其形成的过程中,不仅吸收了黑格尔哲学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哲学唯物主义中的“合理因子”,同时也充分利用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特别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以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换言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如果不是同时具备很高的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种素质,就不会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反复表明,除了其他的社会原因之外,一个人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如果只注重某一种素质的培养,而忽视另一种素质的培养,那么即使他在自己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内能取得某些成就,但在世界观的问题上仍可能出现问题。19世纪的欧洲就有一些非常著名的科学家因轻视理论思维而“变成了从美国输入的招魂术和请神术的不可救药的牺牲品”。[6] 如华莱士,是与达尔文同时提出生物进化论的著名动物学家兼植物学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成就卓著,但由于缺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他竟然信了一个普通江湖术士(斯宾塞•霍尔)催眠术的演讲,甚至拿他的学生做实验来“证实”催眠现象的存在。在1875年出版的《论奇迹和现代唯灵论》一书中,他这样记载:“被催眠者只要被他触摸一下,就会感到催眠者的一切感觉:他可以把一杯水说成白兰地酒,让被催眠者喝得酩酊大醉;他能使一个年轻人糊涂到甚至在清醒的时候忘记了自己的姓名。”[7] 其实这种荒唐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也不少见。20世纪末的中国,也有极少数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高级知识分子痴迷邪教不能自拔。上述历史和现实的悲剧性事实充分表明,任何人要加强自身世界观的修养,既离不开自然科学素质的提高,也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素质的提高。
    两种科学方法论与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研究科学的手段,方法论从表面上来看只具有“工具”的功能,与人的素质似乎没有太大的联系,其实它与人的素质的提高恰恰具有很密切的联系。方法论逐步形成并不断改进的过程,其实就是人的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人类最初的认识自然、认识社会和后来的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方法论只有在人类产生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意识之后才有可能出现,只有在人类探究自然界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才能得到不断的改进和发展。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探究和改造,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的过程,而在这一进步过程中出现并不断改进的方法论,其本身就体现着人类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方法论不断改进的过程,就是人类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不断深化、探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也是人类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也即是说,人类自身素质的提高固然有助于方法论的改进,但方法论的改进又反过来促进人类自身素质的提高。因为当方法论得到不断改进时,人类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就会越趋于科学,改造自然界和社会的能力就会越强。
    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两种科学方法论的同时改进,特别是在当代,随着科学方法论研究的深入,哲学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之间,出现了一种互相渗透、互相补充的倾向。例如,过去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是采取定性研究的方法,而到了20世纪,自然科学所运用的定量研究方法也开始为哲学社会科学所运用。西方有学者曾对1900年至1965年间社会科学方面的62项重大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发现其中定量研究的问题占去全部重大成果的三分之二。同样,本来是出自自然科学的系统论方法,现在不仅广泛地为社会科学所运用,而且被唯物辩证法所吸收,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近些年来,随着“大科学”概念的提出及逐渐为人们所接受,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间的界限已变得越来越模糊。例如对环境科学的研究,许多学者所采用的实际上是界于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混合研究方法。科学方法的改进和创新之所以能够对人的全面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主要在于它直接制约着主体的思维方式,影响着主体的行为方式,并为主体提供必要的认识工具和物质手段。科学方法的变革直接影响着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使主体通过新的研究视野和思路,更有效地获得有关客体的信息,更有效地排除认识过程中的失误,从而获得正确的理性认识。这种从排除失误甚至错误到逐步走向理性和真理的过程,也就是人的整体素质逐步提高的过程。
    两种科学基础知识与人的全面发展。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是构成人的整体素质的最基本要素。无论是世界观的形成还是方法论的选择和创新,都首先取决于对基础知识掌握的程度。基础知识掌握得越多越丰富,形成正确世界观的可能性就越大,进行方法论创新的机会就越多。不论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还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都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基础。如果说自然科学基础知识有助于提高人们的一“技”之长,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物质产品创造能力,那么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则有助于提高人们创造的能动性,特别是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精神产品创造能力。再者,不管是一个普通劳动者还是高级劳动者,他们在进行生产劳动时,既是一个掌握了一定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具有一定技术和技能的劳动力,又是一个掌握了一定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具有一定思想意识和观念的认识主体,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称得上是一个称职的劳动者。只有同时掌握了两种科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也才会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三、就两个文明建设的要求来看,两种科学素质同等重要
    把精神文明建设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不可或缺的必然组成部分,提出在重视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内容。邓小平曾反复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8] “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9]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都继承了这一光辉思想,同样十分强调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的重要性。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既不能离开民族自然科学素质的提高,同样也不能离开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的提高。
    自然科学素质与两个文明建设。广义而言,自然科学素质是与物质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物质文明的基础是社会的物质生产,而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掌握、研究方法的运用特别是应用类自然科学的重大发明成果及其运用主要都是为物质生产服务的。无论是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工艺的创新,还是高新技术的发明和采用,这些直接关系到民族物质生产水平高低,因而也直接关系到民族物质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问题,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所决定的。所以,一个民族自然科学素质的高低,无疑是决定一个民族物质文明建设水平高低的极为重要的因素。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民族自然科学素质的高低与一个民族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高低同样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
    物质生产对精神生产具有决定性作用,或者说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具有依赖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族自然科学素质与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民族自然科学素质越高,物质生产水平也就越高,社会的物质财富也就越丰富,物质财富越丰富,从事精神生产的人就会越多,从社会总财力中分配至精神生产领域的份额就会越多。当越来越多的人们以越来越充沛的精力投身到精神生产领域时,特别是当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力被用于精神生产领域时,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水平也必定得到相应的提高。
    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两个文明建设。如果说自然科学素质主要是与物质文明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哲学社会科学素质就主要是与精神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精神文明的基础是精神生产,即以创造精神产品(包括精神服务)为目的的生产,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10] 而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研究成果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既是一种精神生产,同时也是为精神生产服务的。所以,一个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的高低,不仅直接关系到民族理论创新水平的高低,而且直接关系到民族精神状态、心理状态,关系到民族的价值取向。总之一句话,关系到民族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高低。
    说到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我们除了应该想到文学作品、艺术作品、理论作品等各类精神产品以外,更应该想到这些精神产品的各种社会功能——引导价值取向、塑造民族精神、形成并坚定民族信仰等。这里有必要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性质。不容否认,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某些学科(如语言学)并不是意识形态,即使属于意识形态的学科(如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等)也并非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属于意识形态,但从整体上来看,哲学社会科学是意识形态。不然我们就难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统治者那样重视儒家学说?为什么近代欧洲资产阶级在争夺统治权的过程中要举起一面面诸如人性、个性、理性、民主、自由之类的大旗?为什么时至今日,一些西方国家在干涉他国内政时还要打着诸如“人权高于主权”之类的幌子?历史的、现实的种种事实表明,意识形态的作用非同小可,它关系着我们走怎样的路、举怎样的旗。只有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不断提高,我们才能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才能始终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由于哲学社会科学所具有的主要是服务于精神生产的功能,人们很难把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物质生产、物质文明直接联系起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些人甚至认为社会科学根本算不上是科学,根本不可能把它与国家经济的增长、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硬性指标联系起来。实际上,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的高低与民族经济增长、人民物质生活改善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文明”恰恰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又最突出地体现在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巨大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不仅具有内在的经济功能,而且这种经济功能还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性变量。制度的经济功能主要包括激励功能、优化资源配置功能、诱致技术创新功能以及节约交易成本功能等,[11] 当这些功能在制度变迁——高效率制度对低效率制度的替代——的过程中体现出来时,经济增长的速度会发生明显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余年是我国经济腾飞的二十余年,而经济腾飞的关键性原因,恰恰就在于我们成功地实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变迁,诸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等等。
    那么,制度变迁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什么呢?当然取决于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的高低。因为从一般意义上讲,哲学社会科学是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科学,而制度作为一种广义的“契约形式”或“契约关系”,它所反映和规定的正是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哲学社会科学实际上就是关于制度的科学,是研究制度关系中的人的科学。因此,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无疑会使一个社会在设计和实施制度变迁方面做得更好。也即是说,一个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越高,它设计和实施制度变迁的效果就会越显著。

注释: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2]参见朱有谳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72页。
[3]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议》。
[4]谭嗣同:《仁学》。
[5]严复:《原富》。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72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73页。
[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7页。
[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0页。
[11]参见郭剑雄:《社会科学与经济增长》,《中国高等教育》2001年第11期。
 

作者:刘云波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发表时间:2006-01-05 文章出处:本站原创 责任编辑:张国春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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