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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社会科学术语势在必行
文章作者:龚益 作者单位: 

    术语是传播知识、技能,进行社会文化、经济交流所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新概念大量涌现,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定义、指称这些概念。术语和文化,如影之随形,须臾不离。不同的文化要用不同的术语来说明,吸收外来文化,同时必须吸收外来术语。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正名”就是术语的规范化(周有光,1997)。要使中国的社会科学真正成为科学,成为与世界相通的学问,社会科学研究的术语规范化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术语规范化的目的,不是统一思想,而是统一表达。社会科学研究的术语规范化,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学术思想的千篇一律“,恰恰相反,术语是学术的前提,术语的规范化意味着科学的发达,规范术语,是学科建设当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必定要求术语规范化的背景。一言堂的家天下不需要考虑术语问题。

    一.术语、术语学和术语标准化
    术语(terminology)是在特定学科领域用来表示概念的称谓的集合。
    概念是客体的抽象,在专门语言中用称谓表示,并用定义描述。
    客体、概念、称谓和定义构成术语学的基础。
    为了这些内容的一致性,国际标准化组织作出约定(ISO DIS 704):
    客体:被“观察”、“认知”或“理解”;被“抽象”或“概念化”成为概念。
    概念:“映现”或“对应于”若干客体;由称谓或定义以语言表示;被组织成概念体系。
    称谓(术语、名称或符号):“指称”或“对应”某个概念;“属于”某个概念。
    定义:“界定”或“描述”概念。

    简而言之,术语是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科学概念的约定性语言符号,是思想和认识交流的工具。在我国,人们习惯称其为名词。科技术语作为科技发展和交流的载体,一直与科学技术同步产生和变化。术语反映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人类进步历程中知识语言的结晶。从某种意义上说,术语工作的进展和水平,直接反映全社会知识积累和科学进步的程度。由于名词术语的规范和统一是一个国家发展科学技术所必须具备的基础条件,所以世界经济发达国家都十分关心和重视科技名词术语的规范和统一。作为人类文化交流的重要基础条件,术语的规范和统一始终也是人类知识传播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术语标准化工作在发达国家已经获得普遍的重视。在国际上,ISO(国际标准化组织,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的术语标准由大约120个技术委员会制定。到1988年底,ISO发布的术语标准已经有334个。这些工作由161个分技术委员会以及42个工作组和直属于技术委员会的30个工作组分担完成。其中ISO/TC37(国际标准化组织第37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设在奥地利)负责“确立、编制、协调术语方法的标准化”,根据术语学的基本原则制定相关的国际标准。也就是说,术语学原则与方法的标准化,是通过ISO/TC37而实现的。

    研究概念、概念定义和概念命名基本规律的边缘学科——术语学在20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正式创立。从那时起,术语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开始广泛应用于各个专业领域的术语规范工作。一般认为,术语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奥地利术语学博士欧根.于斯特(Eugen Wuister,1898—1977)教授提出来的,他也是术语学中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其他如前苏联的艾.德列曾、察普雷金(1868—1942)、洛特(1898—1950)等人也在三十年代初就开始了术语学的研究工作。洛特院士撰写的《科技术语构成原则》始终是前苏联术语工作的理论基础。察普雷金是空气动力学家,他和洛特同为后来兴起的术语学中莫斯科学派的鼻祖。语言学中布拉格学派的后继者至今活跃在捷克斯洛伐克,致力于术语学课题的研究。三十年代初期,他们从术语标准化的角度对术语学发生兴趣,其论点受到布拉格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影响。术语学中加拿大的魁北克学派兴起于20世纪七十年代,在建立术语库和翻译(包括机器翻译)工作方面成绩显著。在魁北克的拉维尔大学,由隆多教授开设了术语学理论讲座,并培养术语学硕士和博士(粟武宾,1990)。

    术语学是指导术语标准化的重要工具。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术语标准化具有更加明显的现实意义。大约在五十年代,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前苏联、联邦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即已开始编写术语标准化的原则与方法,用以指导统一术语的工作。我国历史悠久,术语工作源远流长,但把术语学理论正式纳入术语标准化的议事日程,则是八十年代才开始的。这期间,ISO/TC37的秘书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国际术语情报中心主任费尔伯教授和加林斯基先生等人曾多次来华讲学,介绍术语学的基本原则与应用方法。早在1968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就发布了其术语工作委员会(ISO/TC37)制定的推荐标准ISO/R 704 - 1968《术语工作原则》。1988年这个标准修订发布后,我国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便据以参照,制定了中国国家标准GB1087-88《确立术语的一般原则与方法》。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上又开始修订关于术语的标准,前后提出了该标准的工作草案(WD)、委员会草案(CD)和国际标准草案(DIS)《术语工作原则与方法》。中国是ISO/TC37的积极成员。为了建立规范术语的标准,由原国家标准局组建成立的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制定了指导术语工作的基础标准,即《确立术语的一般原则与方法》(国家标准代号GB10112)、《术语标准编写规定》(国家标准代号GB1.6)等国家标准。这些标准所确定的工作原则与方法以现代术语学思想和实践为依据,其中提出的原则具有通用性,适用于各个知识领域,当然也包括社会科学领域的术语工作。

    规范术语及其定义是标准化基础领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术语标准化的目的,首先在于分清专业界限和概念层次,从而正确指导各项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工作。术语学和术语标准化之所以成为科学发展的必须,是为了应对术语的急剧增长和高速传播。术语是概念的指称。任何一种语言的词根数量都是有限的,与需要用这些词根表达的概念相比,词根数量可谓少到极点。中国的汉字很多,一部《康熙字典》收字47073个;八十年代用计算机作字频统计一共找到8969个比较常用的汉字;国家标准《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规定中文电脑用字以6763个汉字为度,创造科技新汉字不符合信息化要求。但是据说仅仅在电工电子领域现有的概念就已超过400万个(粟武宾,1990)。相形之下,近年来在社会生活领域出现的词语爆炸更让人耳目常新。面对这样庞大的概念群落,如果不在术语工作中采用严格的科学方法,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交流中的严重问题。

    二.社会科学名词术语的规范化
    早在1950年建国之初,归属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的“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中已经有社会科学单独列为一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和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已经开始进入科学的序列。当社会科学真正成为科学的时候,对社会科学术语规范化的要求必然产生。2000年6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江蓝生副院长倡议规范社会科学名词术语的发言成为最受关注的亮点。如同自然科学一样,随着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各种研究工作的展开,学术讨论与交流的需求与日俱增,规范社会科学名词术语才会成为亟待解决的事情。如果说统一科技名词术语是一个国家发展科学技术所必须具备的基础条件的话,那么,按照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进行名词审定,首先在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内规范名词术语,逐步实现社会科学名词术语的正式发布,将是中国社会科学历史上的重要进步。
    在社会科学领域,混乱的不仅只是术语(Terminology),更深一层次,还包括对同一术语(概念)的不同理解。举例来说,对信息问题的重视是我们所处时代的显著特征。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传播媒介的进化给人类生活带来了许多好处,也造成了一定的麻烦。例如,当“信息”、“系统”这样一些术语疯狂兴起的时候,甚至使人们手足无措。在这样的时候,某些词汇的使用范围急剧扩大,其内涵常常变得越来越不确定。虽然词的外壳是共同的,但不同的使用者由此术语所联想的内涵却很少一致。人们把这种情况称之为“术语兴起”。出现此类麻烦的地方并不局限于狭义的“术语”。大凡涉及到对历史进程的考察与研究时,“代”的划分也会引起争议。      由于历史的原因,海峡两岸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有很大的差异,近几十年来更有许多变化。两岸的专家学者,虽然使用同一种语言文字,却往往要从英文术语中寻求同一。在与香港、澳门的学者、专家接触交往中,也有类似的问题。由于术语的差异和不统一所导致的误会,甚至会影响学术交流的效率和进程。以“指标”一词为例,在台湾电脑界,把计算机上用的“鼠标”叫做“滑鼠”。台湾出版的电脑图书中,称“鼠标指针”为“滑鼠指标”。人们当然不会把这个“指标”误会成经济学家所考虑的“指标”,但是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在汉字语言中,“指标”这个词的确是身兼数任。
    除了学科术语不统一之外,一些专名,包括人名、地名、以及用人名命名的术语也有类似问题。名词不统一,造成交流不便。海峡两岸使用的汉字存在简体繁体的差异,名词的不统一,比字体的不统一更麻烦(徐统,1998)。以往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时有所闻,但主要针对的还是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的领域当中。在中国,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比较短是关于社科术语规范或标准化问题历来少有提及的原因之一。这种现象是不是问题?肯定是。因为这个麻烦不可能立刻解决,更不会自行消失。会成问题问题的有两类,一类是严重影响到社会,但是一般人一时察觉不到,只有少数有远见的人忧心。例如四五十年前中国的人口。还有第二类,就是人人痛心疾首,天天受害,却没有人能够解决的那些问题。如果第一类问题不能及早拿到桌面上来研究解决,迟早也会转变成第二类问题(徐统,1998)。这好像是中国的历史故事:扁鹊初见齐桓公说“病在肌肤”,皇上却不信。一而再,再而三,由表及里,终于熬到最后“病入膏肓”,扁鹊也只能落荒而逃。
    开展社会科学名词术语审定工作的内容,应该分学科对有关的社会科学概念进行汉语订名,同时附以相应的外文名称。这是一件极其艰巨繁杂的任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过程,同时也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以保证其审定结果的权威性。由于这项工作的特殊性质所决定,它必定要依靠“政府行为”才可能得到推进以至完成。至于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吸引社会力量的支持和介入,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其前提必须保证“国家”或政府始终是这项事业的行为主体。当务之急,是要着手组织国家级的社会科学名词审定机构,以便正式开展社会科学术语的规范和审定工作。

参考文献:
周有光:“文化传播和术语翻译”,《文化畅想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7。
粟武宾:“术语学与术语标准化”,《标准.计量.质量》,1990.4。
吴凤鸣:“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研究的历史回顾和现状”,《自然科学术语研究》(内部刊),1985.1。
钱三强:“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委员会公布数学名词所作的序”,《数学名词1993》,科学出版社,1994。
陆甬祥:“科技术语研究杂志发刊词”,《科技术语研究》,1998年第一期。
龚 益:“差异与无差异的类别与层次”,《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8。
潘书祥:“全国名词委第三届委员会工作总结“,《全国名词委第四届全体会议文件》,2000.6.15。
徐 统:“一国两字与一国两词”,《科技术语研究》,1998年第一期,第34-35页。
张岂之:《译名论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
陈兆福、陈应年:“术语社会学个案笔记”,《学术之窗》,2001.12。

 

   
发表时间:2003-07-17 文章出处:不详 责任编辑: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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