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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精神:自得与自省
文章作者:黄宣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侯外庐的治学精神,他本人归结为自得与自省。他说:“学贵自得,亦贵自省,二者相因,不可或缺。前者表现科学探索精神,后者表现自我批判勇气。”他的科学探索精神,主要表现于阐微和决疑两个方面。所谓""阐微"",就是力图用科学的方法,从古文献中发掘历史的隐秘。例如,他解释《老子》""三十辐共一毅,当其无……""章,认为老子是中国古代社会商品概念最早的发现者,进而论证战国时代已经进入商品经济较为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又如,他在研究《公羊春秋》的过程中,阐述了《春秋繁露》中所谓""繁露""一词,正是董仲舒著述动机的奥秘所在。所谓""决疑"",就是关心解决历史的疑难问题,推动学术发展。他对社会史研究中若干重大疑难问题的解答已如上述,而他对思想史研究中重大疑难问题,如:关于老子思想的时代性问题、孔子的人类认识与墨子的国民自觉问题、先秦诸子思想所反映的各自阶级性问题、明清之际诸子中的早期启蒙思想性质问题,近世今古文学之争问题等等,也都做了解答,而且自信不是草率的漫然的自由其说。
    在我国史林中,侯外庐自成一家而常与当代诸家争鸣,比如:他与郭沫若争论孔子与屈原,与冯友兰争论郭象,与范文澜争论柳宗元,与王季思争论汤显祖《四梦》,与熊十力争论王船山等等,均显示其颇重自得的治学精神。
    侯外庐治学也勇于自省,常用""戒慎恐惧""四字提醒自己。他说:“历史科学如同其它科学一样,总是在探索中前进的,难免走弯路,有反复,因而不断执行自我批判,检点得失,总结经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就会固步自封。就资质而论,我是个常人,在科学道路上自知无捷径可走,惟有砥砺自学,虚心求教,深自省察,方能不断前进。”以他研究《老子》为例,自30年代撰写《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至50年代修订重版《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的20年间,曾四易其稿。他说每作一次修改,都是一次自我批判。又如他晚年对太平天国领导人洪仁玕评价的修正,对科学技术进步作用的再认识等等,也都是他所做的自我批判。侯外庐对于自己的研究成果,从不孤芳自赏,而是经常检点得失。80年代初,他曾命我帮他重新审查他早先所作孔子和王艮,检查当时所论尚有何不足,甚至失误。但是,他又认为自我批判应当是郑重的,对于自己反复研究而得出的学术观点,不管人们对这个观点有过怎样的批评,只要在自己看来还没有足够证据和充分理由改变它之前,决不应轻易做自我否定。他十分赞赏马克思提倡""在科学上的诚实态度"",说要学大卫•李嘉图,而不要学马尔萨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敢于坚持独立自得之见,不退缩,更不以曲学阿世。他鄙视那些在学术上毫无客观真理标准、东倒西歪的今是昨非论者,尤为鄙视那些见风使舵、毫无理论气节的风派人物。
    侯外庐在学术上从不满足,他有像拓荒老农一样的勤恳,更有像郭老(沫若)一样的""只顾攀登莫问高""精神,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追求者。他常勉励青年人说,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困难很大很多,自己能做好上一个题目,未见得能做好下一个题目;现在手上的题目快要做完时候,就该考虑下一个题目如何开始,总之是要努力,要不断追求新的、更高的目标。80年代,先生已是髦蠢之年,他还是觉得大部头的《中国思想通史》尚不完备,还想再做两大卷《补编》,然后再编成一部规模更大、水准更高的中国思想通史。虽然他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宏愿,但他的治学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
发表时间:2003-12-09 文章出处: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 责任编辑: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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