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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中国人口与就业绿皮书(2007)
文章作者:蔡昉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在认识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对经济发展阶段做出判断,揭示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特征,特别是具有转折意义的特征,是理解经济发展过程,从而形成具有方向性和针对性的政策思路的关键。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在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变化中,呈现出了一系列具有长期影响的阶段性特征。
    这些阶段性变化特征的主要环节是:人口转变显现出它长期隐藏的经济含义,即通过对生产要素相对丰裕程度的影响,正在耗竭着长期以来所依赖的经济增长源泉——单纯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并且相应地创造了调整城乡关系、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加快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条件。
    由于这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是个双刃剑,既可以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迈向一个新阶梯的催化剂,也可能使中国经济发展陷入一个均衡陷阱,因此,只有科学地认识这个新阶段,才能最大限度地将其转化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本报告用中国经济增长经验修正和发展了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模型,并以此作为分析框架,剖析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阶段性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和制度创新的含义,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  刘易斯转折点的经济发展含义
    刘易斯舍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劳动力不是无限供给的假设,把一个国家区分为两个部门,我们这里将其分别称作“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①在传统经济部门中,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众多从而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或者说,在这个部门中,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十分低下。由于这个部门的存在(罗斯托,2001),现代经济部门在增长和扩大的过程中,可以用不变的工资水平不受限制地获得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
    因此,在这样一个增长模型中,制约经济增长的惟一因素是资本的积累。按照刘易斯和罗斯托的说法,经济发展的核心就是如何在现代经济部门持续实现一个特定水平的储蓄率或投资率。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很长时间内就呈现一种二元经济格局,一方面是以维持生计的工资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动力的传统经济部门,另一方面是由积累率制约的不断扩张的现代经济部门。直到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把传统经济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增长才逐步被合成为一体化的和均衡的现代经济增长。因此,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的这个时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而经济增长本身是这个转折点到来的根本原因。
  研究经济发展的主流理论不仅认为先行的发达国家不具有二元经济的特征,而且也主要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出发,探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发展经验,因此,二元经济理论模型长期以来并没有被广泛地应用来解释经济发展现象(Gustav,2004),关于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向劳动力短缺的转折点的研究更是乏善可陈。尽管如此,无论是通过经济学文献还是通过直接的观察,我们仍然可以归纳出伴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两个标识性变化。
    其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人口转变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转变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是传统经济部门劳动力剩余,从而二元经济发展中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主要源泉。也就是说,由于健康和卫生水平的改善导致了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生育率下降的反应要滞后很多,造成人口增长率长期处于很高的状态。但是,人口转变的规律表明,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开始改变生育行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将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这时,作为无限劳动力供给的一个源泉,人口因素不再助长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刘易斯本人就曾经根据人口转变的这种变化,对日本经济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时间进行过预测(刘易斯,1989)。
    其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范式,表面上是指两个部门的划分,实际上,从经济逻辑上更主要的是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态(Gary,2004)。虽然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迁移,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标志性现象(Todaro,1969),但是,由于在前一部门存在的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从而劳动边际生产力极其低下和工资的分享特征,以及在现代经济部门工会和政府政策的作用,两个部门的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
    劳动力市场从分割到一体化的变化,产生于农业中工资增长率的相对提高。农业作为传统经济的代表性部门,也作为以不变工资率为现代经济部门源源不断提供劳动力的基础部门,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工资水平长期处于生存水平。当现代经济部门的扩大把农业中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时,如果前者继续产生对劳动力的需求,工资则必须上涨,相应地引起农业中工资水平的提高。由此引起的一个现象则是,农业工资与生产率的关系越来越符合同步变化的经济理论预期(Susumu,1994)。
    二  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发展
    从农业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城乡劳动力市场处于制度性分割状态,以及因此形成的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工资水平长期停滞等特征来观察,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增长类型。但是,与典型的刘易斯模式相比,中国的二元经济增长又有其显著的特色,具体表现为:改革开放之前,二元经济发展同时又是计划经济式的增长;而在改革开放时期,二元经济发展是与经济体制转轨相伴随的。
    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农业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和户籍政策等制度安排,却阻止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和工农业之间的流动,微观激励机制上的严重缺陷和资源配置上的无效率,导致计划经济下的中国经济虽然实现了一定的增长率,却没有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甚至是负数(德怀特•帕金斯,2005)。
    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推动了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在1978~2004年期间,中国GDP以年平均接近10%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在这个期间也开始具有了二元经济发展的特征。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与改革开放效应相关的经济增长因素,来描述一个中国特色的转轨中的二元经济增长。
    首先,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在整个改革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持续增加,比重不断上升,因而人口抚养比相应下降。这种人口结构特征,一方面保证了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另一方面提高了资本积累率。由此形成的这种人口红利,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得以释放,并且通过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作为比较优势得以实现,从而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的过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计量表明,如果用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结构所具有生产性的代理指标的话,改革期间总抚养比的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为27%(王德文、蔡昉、张学辉,2004)。
    人口红利得到充分利用的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地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同时劳动力成本保持相对低廉。这个过程表现出鲜明的二元经济增长特征,工业化过程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得到充分保障,同时,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主要是通过就业面的扩大,而不是通过工资水平的上涨实现的。
    从表1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农村外出打工劳动力的规模不断扩大,2004年超过1亿人。 ①根据2001年和2005年对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的两次调查 ,②我们可以估算出这两个年份城市农民工的平均年工资分别为12894元和16578元。利用这两个工资水平,我们可以估计出两组农民工工资变化的情形。第一种情形是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假设在1997~2004年期间工资水平没有发生变化 。①第二种情形是按照我们实际观察的结果,假设农民工工资是逐年提高的,并按照调查得到的2001~2005年期间的工资变化率推算各年的农民工平均工资水平。
表1  :农户家庭从劳动力流动中获得的收入
 
 
年份 外出劳动力
(万人) 打工收入(I)
(亿元) 打工收入(II)
(亿元) 工资性收入比重
(%)
1997 3890 5016 3833 24.6
1998 4936 6364 5202 26.5
1999 5204 6710 5866 28.5
2000 6134 7909 7395 31.2
2001 7849 10121 10121 32.6
2002 8399 10830 11534 33.9
2003 9831 12676 14378 35.0
2004 10260 13229 15980 34.0
资料来源: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比重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5》;外出劳动力平均工资来自于“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迁移人数来源请参见蔡昉:《科学发展观与增长可持续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变化趋势看,要么是假设没有提高,而在假设有所提高的情况下,其增长速度并不是很快。然而,用上述两个工资水平乘以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总量,我们可以获得两组农民工外出打工总收入,即表1中“打工收入(I)”和“打工收入(II)”,2004年为13229亿元~15980亿元之间。这个事实的另一个侧面,则是农民家庭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2003年以后这个比重没有再上升,显然是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以及其他减轻农民负担政策的效果。
    其次,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常反映产出增长中不能为生产要素的投入所解释的部门,包括来自微观技术效率改进和来自资源配置效率改进两个组成部分。经济改革不仅通过在微观经营环节改善激励机制,提高了技术效率,还通过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获得了资源重新配置效应。
    已有的许多研究(德怀特•帕金斯,2005;Wu,2003),都证明了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以及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率的提高。还有研究具体估计了不同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且把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改进和微观技术效率改进两种效应,发现前者对1978~1989年期间GDP增长率的贡献率为21%,而后者只有3%(蔡昉、王德文,1999)。显而易见,中国经济的生产率的提高,是在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的。
    第三,对外开放为中国提供了发挥比较优势的机会。经济全球化的总趋势是国际贸易的空前发展。中国在劳动力的质量和价格上体现出来的资源比较优势,通过确立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而得到发挥。
    三  发展阶段性特征与转折点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突出的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供给,工资增长较慢,雇佣关系不利于劳动者,城乡收入差距持续保持。按照发展的逻辑,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增长方式实现一个质的飞跃,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由于二元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是由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因此,这个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即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也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以往的国际发展经验表明,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形成具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人口红利,而二元结构转换的关键是传统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是在二元经济条件下进行的。由于这个时期劳动年龄人口(16~64岁人口)规模大且不断增长,占全部人口的比例高因而人口负担轻,保证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带来了人口红利。在改革期间,人口抚养比(16岁以下和65岁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可以提高人均GDP增长率0.115个百分点,即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对改革期间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达27%。然而,根据对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到2013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人口抚养比将停止下降转而提高,同样的逻辑是,人口抚养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使人均GDP增长率降低0.115个百分点。
    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是劳动力供给的基础。基于上面人口结构的预测与分析,我们可以确定,目前发端于沿海地区并且蔓延于全国的劳动力短缺,不是暂时性的现象,而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征兆。如果说“刘易斯转折点”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时点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这个判断还可以用以下事实加以印证:(1)通过实施三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人口转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总和生育率(大致可以理解为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已经低于2.1的更替水平,目前为1.7。(2)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逐年下降,预期在“十一五”期间将从总量上不能满足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将逆转。
    四  工资和劳动力成本上涨
    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工资长期处于生存水平。当现代经济部门的扩大把农业中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时,如果前者继续产生对劳动力的需求,工资则必须上涨,相应地引起农业中工资水平的提高。可见,人口转变进入到一个阶段,必然导致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刘易斯转折点,进而引起工资水平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下我们分别使用宏观数据、微观调查数据、国际比较的分析和媒体零散报道,观察和判断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变化趋势,以及这种趋势对于普通劳动者的含义。
    首先,我们从城市工资水平的总体变化趋势来观察。利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我们可以观察城镇总体和分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及其变化。从全部行业平均工资看,在20世纪80年代变化特点是增长率低、波动幅度相对大,反映了经济增长在“活”与“乱”怪圈中周而复始;90年代的特点是工资上涨率不断下降,反映了国有企业效益恶化和严重冗员的情况;90年代末以后的工资大幅度增长,在一段时间内可能反映了国有企业“减员增效”式改革以及扭亏为盈的效果,随后则可能反映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在可以获得的16类行业数据中,我们选择6类主要吸收普通劳动者就业的行业,将实际平均工资的变化进行描述(见图1)。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大多数行业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平均工资水平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图1: 若干行业平均工资的三年移动平均变化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值得指出的是,官方统计并公布的平均工资数据,是通过正式登记的单位报告制度汇集起来的。由于近年来就业渠道的多元化(蔡昉、王美艳,2004),这个统计体系对真实劳动力市场的反映有两个缺失。第一,过去10~20年期间,正式单位外的就业越来越重要,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已经成为吸纳再就业和外来劳动力的主要渠道。第二,在同一期间,正式单位使用了越来越多的非正式雇用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的工资往往不同于正式职工,但是通常没有统计在报表系统之中。因此,如果不能收集单位外就业以及单位内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信息,则工资变化趋势有可能被扭曲。
    其次,我们进行工资变化的微观数据描述。由于加总工资数据统计方法的局限,其变化趋势并不确保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全貌,因此,在利用加总数据观察了总体工资水平提高趋势之后,我们还有必要用微观数据进一步验证。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于2001年和2005年,遵循相同的随机抽样原则,两次在上海、武汉、沈阳、福州和西安五个城市进行劳动力调查的数据,我们可以观察2001~2005年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外来工和本地工小时工资的增长幅度,以作为宏观变化的佐证。2001年外来劳动力的有效样本为1474个,城市劳动力为3395个;2005年外来劳动力的有效样本为1448个,城市劳动力为2894个。
    表2显示,在4年之间,五个城市平均外来劳动力小时工资提高了32.2%,而城市劳动力小时工资提高了19.6%。其中,即使对于那些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外来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来说,小时工资也都提高了,意味着普通劳动者短缺程度的增强,而这部分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最大。在这期间,城市劳动力报酬与外来劳动力报酬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反映了在工资普遍上涨的同时,劳动力市场的整合程度也在相应提高。
表2: 城市劳动力市场工资变化        单位:元/小时,%
   
受教育程度 外来劳动力 城市劳动力
 2001年 2005年 增长 2001年 2005年 增长
初中及以下 2.8 3.4 22.9 4.2 4.6 10.5
高中或中专 4.2 5.6 33.3 5.0 6.0 19.6
大专及以上 8.7 10.7 23.4 8.0 10.0 25.3
合计 3.5 4.6 32.2 5.7 6.8 19.6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2001、2005。
    再次,我们做一个制造业工资的国际比较。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获得的竞争力是以低工资取胜的。观察2002年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相对工资水平,如果以美国为100的话,墨西哥为11.2,巴西为12.0,韩国为42.9,中国台湾省25.4,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为27.3,新加坡为34.1。而同年中国正规部门的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2.9%,非正规部门的工资则更低,仅仅为美国的1.9%左右(Banister,2005;Roach,2006)。但是,在绝对工资水平低于所有发达国家和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中国制造业工资的增长速度却异常迅速,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还是与发展中国家或者转轨国家进行比较,都有更快的增长率。这表明,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中国的低工资成本特征正在发生变化。
    最后,我们还可以提供一些关于劳动力成本提高的零散证据。早在2003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就开始出现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随后,这一现象不仅没有消失,而且扩大到长江三角洲地区,进而蔓延到中部地区劳动力输出省份,并且推动了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最近一两年,媒体不仅广泛关注劳动力短缺现象,而且已经注意到由此导致的一个可能的后果——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春江水暖鸭先知。国内外投资公司的经济分析人员和各类企业的经理人员,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个现象的敏感程度,要远远超过多数宏观经济学家。例如,黄益平、沈明高(2006)指出,近期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表明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现象开始走向终点,劳动力成本开始稳步上升。全球纺织网(2006)的一篇报道,采访了参加2006年广州商品交易会的一些企业经理,听到关于因劳动力短缺而导致人工成本上升的普遍抱怨,并得到信息:过去一年之中企业的人工成本至少上升了10%。更有甚者,一些跨国投资企业,已经开始把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投资重点转向印度、越南、孟加拉国等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国家(周详等,2005)。
    五 制度创新与增长可持续性
    正如在第一部分讨论过的,刘易斯转折点不仅是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的一个时点的表达,其背后更具有丰富的经济发展含义。长期以来,中国处于一种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力无限供给更是其典型特征。换句话说,无论是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还是企业的产业组织选择和技术选择,或者整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形成,都是在这种结构特征下进行的。一旦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人们以往并不熟悉的发展环境。如何在这种变化了的环境下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需要进行一系列制度创新。
  除了刘易斯转折点要求通过增长方式的转变,以获得新经济增长源泉这个最为重要和最为迫切的任务外 ①,刘易斯转折点还要求形成一个新的收入分配模式。库兹涅茨(Kuznets,1955)假设存在着一个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关系的倒U字型曲线。虽然有众多的实证反例,但是收入分配状况在时间上呈现一定的变化轨迹的确是事实,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存在着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联。
  既然都是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描述,库兹涅茨关于收入不平等先上升后下降的转折点,与刘易斯转折点之间也必然存在着一定的逻辑联系。从理论上讲,一旦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消失,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相应提高,在新的劳动力供求关系下,经济增长对普通劳动者即原来的低收入群体的需求扩大,导致其工资水平相对于其他群体提高更快,其结果则是社会收入的不平等程度降低(Richard,1993)。从实证角度讲,库兹涅茨观察到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主要由于低收入群体收入份额提高,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降低(Kuznets,1955)。
    库兹涅茨在对各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进行观察后,发现长期来看存在着一个有规律性的轨迹,即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分配有恶化的倾向,而当收入进一步提高后,收入分配状况得以改善(Kuznets,1955)。把这种增长与分配之间的关系描画成图形,以横坐标代表人均收入水平,以纵坐标代表收入分配恶化的程度(如基尼系数),就形成一个以库兹涅茨命名的倒U字型曲线。
    当人们观察到该曲线的倒U字型特征时,一个重要的问题自然产生,即从收入差距扩大到收入差距缩小的这个转折,究竟是某种发展条件的变化引起的,还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进一步,如果存在一种发展条件,它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上出现,并且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这个条件是什么,在什么时间出现呢?如果归根结底差距的缩小是政府政策的结果,那么,政府从容忍收入差距的扩大到着力解决收入差距的转变动机是什么,转变的时机又在何时,与刘易斯转折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增长方式、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及政府的公共政策及其对社会政策需求的反应程度,都对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有重要影响。下面,我们逐一分析这些可能导致“库兹涅茨曲线”逆转的因素,并探讨如何有意识地促成这些因素朝着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方向发生变化。
    首先是市场机制的完善。市场机制并非天生造就收入分配不公的恶果。事实上,在从一个没有市场的体制起步,到逐渐建立市场机制的过程中,本身就具有一个收入分配状况的库兹涅茨式倒U字型曲线,即市场从无到有的过程中,随着市场的发育水平提高和市场机制的完善,收入差距先上升随后下降。这是因为市场本身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从生产要素市场来看,生产要素的流动通常是按照其边际报酬的大小进行的。当一种生产要素在某地区或某部门的投入所能获得的边际报酬低于另一个地区或部门时,要素就会发生流动,从而产生更高的边际回报率,其效果是收入差距的缩小。从产品市场来看,实际上产品的交换等于用含有生产要素的产品作为载体,代替生产要素进行流动。由此可见,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市场机制中改善收入分配功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得以发挥作用。
    其次是政府再分配效率提高。政府再分配职能无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收入分配和贫困状况,从而也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被充分运用的缩小差距的手段。然而,政府并不是只要具备了调节收入分配的良好动机,就可以完美地履行这个职能。事实上,大多数收入分配状况不尽人意的情况,通常与政府再分配能力弱有关。一个普遍的现象是,相对落后的国家和一个国家内相对贫困的地区,政府征税能力明显不足,以致没有可供再分配的公共资源。同样突出的问题是,即使政府具备了可供再分配的资源,也有足够的动机这样做,如何进行再分配也遇到能力问题。在扶贫领域,如何把扶助资源真正瞄准在应该得到扶助的人群,是一个长期讨论但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
    第三是社会容忍程度变化。上述可能导致收入差距和贫困状况发生变化的各种因素,都会根据社会对于收入差距问题的容忍程度变化而发生变化。就是说,如果社会对于收入差距的容忍接近极限,就有更大的刺激力量,促使政府采取更加有利于改善分配状况的职能,包括维护统一的国内产品市场,让生产要素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以促进要素流动,以及提高政府再分配效率等。
    这里所说的社会容忍程度变化可以有两个来源,从而可能表现为两种形式。第一种可能导致社会对收入差距和贫困状况容忍程度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从绝对意义上,收入差距和贫困到达了它们的极限。第二种可能导致社会对收入差距和贫困状况容忍程度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从相对的意义上,在收入分配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群体之间,对政策的影响力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政策倾向相应改变。
    例如,在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果长期的供过于求的格局改变,劳动者的分配地位就发生变化,政府为了维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就会以更大的努力程度和更快的速度进行一系列政策调整,而调整的方向则是有利于增长方式发挥比较优势,国内市场更加统一,生产要素流动更加顺畅,再分配力度更大、效率更高。
    这种变化不仅以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信号反映给企业,从而形成工资上升的趋势,还通过各种形式反映到政府的公共政策中,以及社会组织行为上面。如果政府和社会对此进行积极的正面的反应,抓住劳动力供求中初显的变化端倪,加快劳动力市场及其相关制度的建设,就可以把“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转折点”重合起来,实现收入分配的改善和贫困的消除。
    在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的较低阶段上,资本是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而劳动力是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因此,资本要素的市场回报相对高,劳动力的市场回报则相对低,社会收入通常有利于资本的所有者,而不利于劳动力的所有者。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受到收入分配的构成成分的影响。如果我们把社会收入划分为资本要素收入和劳动要素收入两个部分的话,前者对于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大于后者。如果资本收入在全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比较大,就会形成较大的收入不平等。
    相反,如果工资收入在全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比较大,则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效果。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资本的相对稀缺程度相应下降,从而一个社会的就业更加充分的条件下,在全部收入分配中,劳动工资的收入份额就比较高,资本收入份额则相对降低,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倾向于更加平等。但是,这种变化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而是有赖于社会能否顺应发展阶段的要求,创造一个充分就业的环境。
    因此,刘易斯转折点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制度需求。许多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都表明,社会经济政策和政府参与其中的制度安排,对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结果有直接的影响(Paul,2006),而影响利益分配格局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又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劳动力市场长期供求关系的变化,相应地带来不同群体对政策影响力的方式,从少数人占主导的“数量悖论”到多数人发挥作用的“供求法则”的转变(Olson,1985;Anderson,1995),从而一系列利益格局的均衡也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内容涉及不同社会阶层影响政府政策和制度安排的相对谈判地位,以及由此引起的城乡之间资源流动关系、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分配关系、劳动力市场上雇佣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
    在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具有现代经济部门特征的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引起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流动,为前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供给。由于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既不具有影响工资决定的集体谈判权,也无从影响地方政府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因此,在这个发展阶段上,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着一系列的制度性障碍。其中,最根本的制度安排是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户籍制度。由于这些制度性障碍的存在,地方政府往往把城市的就业压力归咎于外来劳动力的竞争,从而人为控制着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开放程度,形成排斥外来劳动力的周期性政策倾向(蔡昉、都阳、王美艳,2003)。每当转移劳动力遇到系统性政策阻挠时,他们只好退回到农村的承包土地或其他家庭经营上面,而农业和农村家庭经济则周期性地执行剩余劳动力“蓄水池”的功能。这种中国特色的“工资分享制”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临时性、农户收入的不稳定,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存在。在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已经具备。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历史上,系统性的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出现,通常都成为改善劳资关系、缩小收入差距、政府立法和社会政策转向有利于普通劳动者阶层的转折点。但是,国际经验也表明,如果政府的政策不能顺应发展阶段变化的要求做出正确的调整,二元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对普通劳动者的排斥性制度安排继续存在下去,将会引起劳动者阶层的严重不满,进而造成剧烈的社会冲突 。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通过一种有自身特色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的。一方面,各种有利的经济增长因素被充分地加以利用,创造了持续近30年的高速增长奇迹。另一方面,特定的发展时期所具有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也导致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实现从主要依靠常规生产要素的投入,到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的模式的转变。
    同时,经济增长本身也未能自动解决二元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随着人口转变新阶段的到来,中国经济迎来其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即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逐渐消失。由于二元经济结构不仅表现为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之间的分野,更是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一种特征性概括,因此,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同时意味着对制度创新的紧迫需求,也就是说,解决发展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充分、收入不平等、劳动者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等一系列问题的条件逐渐成熟。
    正确判断和认识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特征,并且顺应这种发展阶段转折时期的内在逻辑,推进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问题,对于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促进社会和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蔡昉、都阳、王美艳:《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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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07-05-05 文章出处:不详 责任编辑: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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