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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奖图书评介
文章作者:成果与出版管理处供稿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摩诃婆罗多》

    《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并称为印度两大史诗。自古以来,这两大史诗的故事在印度家喻户晓。印度现代学者也将这两大史诗称作是“支撑印度教文化的一双巨足”。《摩诃婆罗多》按照传统说法,有十万颂,而按照现代精校本,约有八万颂(一颂分为两行,四个音步,通常为三十二个音节),译成汉语,总数约四百万字。可以说,《摩诃婆罗多》是世界上古时期篇幅最长的一部史诗。
    《摩诃婆罗多》的成书时间约从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四世纪,历时八百年。它长期以口头方式创作和传诵,不断扩充内容,层层累积而成。它的成书年代处在印度从原始部落社会转化为国家社会的时代,也是从吠陀时期的婆罗门教转化为史诗时期的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的时代。这部史诗以印度列国纷争时代为背景,描写婆罗多族的两支后裔为争夺王位继承权而展开的种种斗争,最终导致大战。大战的结果虽然有胜败,但双方将士几乎全部捐躯疆场,是一个历史悲剧。同时,这部史诗以婆罗多族大战为故事主线,插入了各种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以及宗教教义、哲学、政治、律法和伦理等论述。这些插叙数量之多,约占全诗篇幅的一半。如著名的印度教宗教哲学经典《薄伽梵歌》就是其中的插叙之一。这部史诗采用对话叙事方式,而且话中套话,故事中套故事。这种开放型的框架式叙事结构也为各种插叙提供了方便。这样,《摩诃婆罗多》最终成了一部以英雄传说为核心的“百科全书式”的史诗。
    这部史诗的成书过程是印度古人汇集和保存民族思想文化遗产的一种特殊方式。这部史诗本身就宣称道:“正法、利益、爱欲和解脱,这里有,别处有,这里无,别处无。”也就是说,这部史诗的内容囊括了人世间的一切。因此,这部史诗成书后,在印度古代被奉为“第五吠陀”,也就是被奉为“圣典”。印度现存最古老的四部吠陀(《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达婆吠陀》)是吠陀时代的“圣典”,而《摩诃婆罗多》则是史诗时代和古典时代的“圣典”,即“第五吠陀”。了解了《摩诃婆罗多》这部史诗也就基本了解了印度教传统文化。所以,印度现代学者认为《摩诃婆罗多》是印度的民族史诗,内含印度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堪称是“印度的灵魂”。
    《摩诃婆罗多》成书后,以口传和抄本的形式传承。抄本使用的材料主要是桦树皮和贝叶。十九世纪开始出现《摩诃婆罗多》的印刷文本。二十世纪初,西方学者认识到《摩诃婆罗多》对于研究印度文化的重大学术价值,曾经计划编订《摩诃婆罗多》精校本,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中断工作。从1919年开始,印度本国一批梵文学者重新启动这项工作,历时近半个世纪,于1966年出齐《摩诃婆罗多》全书精校本。
    《摩诃婆罗多》汉语全译本依据的就是这个精校本。这项翻译工作开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最初由赵国华发起。《摩诃婆罗多》全书共分十八篇。金克木先生译出全书开头四章作为示范,赵国华和席必庄于1986年译完第一篇(《初篇》)。但当时遇到出版困难,因为一般的出版社不敢轻易接纳这项旷日持久的出版计划。直到1999年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学术事业为重,接纳了这项出版计划。正当《摩诃婆罗多》翻译工作重新启动之时,赵国华于1991年突发心肌梗塞,英年早逝。此后,这项翻译工作由黄宝生主持,并于1996年被列为我院重点科研项目。前后参加翻译工作的共有八位梵文学者,历时十多年,终于在2003年完成全书的翻译。
该书的翻译注重学术规范。全诗的篇、章和颂都标明序号。译文中添加了必要的注释。全诗十八篇,每篇前面都撰写导言,介绍每篇的主要内容,进行简要的评析,也提供必要的文化背景资料或对值得研究的问题做些提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将《摩诃婆罗多》列为重点图书,精心编辑和印制,于2005年正式出版。

数十年锲而不舍成精品——《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由史为乐主编,邓自欣、朱玲玲为副主编,于2005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由著名史地专家谭其骧先生任顾问,由国家重要科研机构和几所著名高校的20余名史地专家通力合作完成。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鉴于臧励龢主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已刊行半个世纪之久,内容过于陈旧,史为乐等提出了新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的动议,当时主管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的胡绳同志和后来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胡乔木同志都先后批示同意。他们马上着手撰写《编纂体例》和样条,并与有关单位联系,以确定协作关系。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作没能立即开展,只是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直到1982年下半年,他们才开始动手撰稿。起初只想在旧的《古今地名大词典》的基础上作些修改补充,尽快拿出来以应社会急需,但因书中问题太多,觉得实在没有修订的价值,才决定新编一部《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作为顾问的谭其骧先生向他们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读史方舆纪要》中的地名可以全收;二是一定要查对第一手资料,要尽量找出地名的最早出处。这两点都很重要。第一点意见显示了谭其骧先生对《方舆纪要》的重视,因为《方舆纪要》地名牵动历朝历代的兴衰。因此,凡是《方舆纪要》中与历史事实有关的地名,他们全部收录。同时他们深知,查对第一手资料对于提高书的质量、避免出现不应有的错误,是十分必要的。而要找出地名的最早记载,则需要查考大量的史料,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更需要有过硬的史学功底。当时身为中国地名委员会委员的历史所原领导尹达,知道史为乐要主持编撰《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后,每次地名委员会开会或召开全国地名工作会议,都派他出席会议,为他提供了一个学习的绝好机会。在这些会上他结识了各地不少研究地名的专家,得到一些全国地名普查的讯息及了解地名研究的热点问题,这对主编地名辞典大有好处。此外,近30年来,他全力研究地名释名,先后撰写了《中国省县释名》《中国地名语源词典》;研究当代行政区划的变化,1981年和2006年两度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沿革》一书,这些研究工作都是围绕编撰《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而进行的。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是团结协作的产物。参加编撰工作的有年逾八十的老专家,也有精力充沛的年轻学者,他们各有学术专长,分居北京和全国各地。该书编者数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顽强奋战,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稿和审稿工作。全书700余万字,收词近8万条,相当于旧的《古今地名大辞典》的3倍。
    该书有以下优点:一是收词范围广,时间断限长。时间从远古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词目来源遍及先秦典籍、历代正史地理志、全国总志、各地重要地志以及近现代史、革命史的众多著述。二是释文征引有据,力求使用第一手资料,尽量找出地名的最早出处。府州以上政区要叙述辖境的大体范围,一般政区地名要明白交代隶属关系。三是注重地名语源的阐释。对于地名的由来及含义尽量追本溯源,作出解释;但对于难于确证的,决不臆断。四是尽力吸取最新研究成果,注意反映当今学术水平。地名定点务求精准,尽量讲清地名在今市县的具体方位及里距;凡实在难以精确定点的,则一般指出概略方位,不遽下断语。
    该书出版后,好评如潮。有人认为,这是近年出版的较有影响的大型学术著作之一。不论是搞科学研究的专家,还是大专院校的师生,或是做各种工作的知识分子,都赞扬该书方便、实用。

开拓竞争力经济学研究新领域 ——《竞争力经济学》

    《竞争力经济学》(金碚等著),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出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产业与企业竞争力研究团队所完成的一系列研究项目的核心成果之一。该研究团队在金碚研究员的带领下,先后在《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管理世界》《经济学动态》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关于竞争力问题的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了《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理论、方法与实证研究》、《竞争力经济学》、《经济秩序与竞争政策》、《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英文)等多部研究专著,先后获得过“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全国性奖项。其中,《竞争力经济学》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和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竞争力经济学》在微观经济学、产业组织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及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区位经济学、管理经济学及企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政府管制经济学等的理论体系中,系统研究了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的性质、源泉、因素及表现,提炼出竞争力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范畴、理论模型、分析工具以及指标体系和统计方法等。也就是在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上,讨论竞争力研究的理论框架和逻辑结构,并将有关经济学学科和管理学理论的分析框架和分析工具应用于对竞争力的观察和剖析。这一方面是对竞争力现象进行理论研究,另一方面也是要发现经济学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竞争力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即发现经济学在解释竞争力现象上的有效性和局限性。
    《竞争力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系统剖析和论述了经济学及其各主要分支学科在竞争力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将有可能做出的进一步理论贡献;开拓了一个竞争力经济学的专门研究领域。它决不只是一个在一定的时期内就可以最终完成的研究课题或项目,而是有可能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分支,具有长久的研究价值和广阔的探索空间,因为该书论证了在竞争力研究领域,经济学可以有其专门的研究对象、特殊的假定前提(抽象条件)和逻辑线路、专门的理论模型和分析工具以及非常广泛的应用范围。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学部主任陈佳贵撰文评论道:“《竞争力经济学》这部著作运用经济学和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管理学理论,对产业和企业竞争力问题进行了系统解剖,揭示了产业组织理论、国际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管理学与竞争力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建立了竞争力研究的一个经济学范式。”“《竞争力经济学》是一部在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原创性的学术专著,体现了我国经济学界在这一领域新的学术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周叔莲评论说:“本书序言中说:‘对竞争力进行深层理论的探索,即在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上,讨论研究竞争力的理论框架和逻辑结构,并将有关经济学学科的管理理论的分析框架和分析工具应用于对竞争力的研究。’这种设想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但做起来很不容易。该书借助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的强大研究力量,经过多位作者的认真钻研,实现了这个设想,做到了‘对竞争力问题进行尽可能透彻的理论剖析’。”
    《竞争力经济学》不仅在理论上取得了重大成果,而且为竞争力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应用前景。例如,目前《竞争力经济学》及相关的竞争力理论研究已经发展为一个持续性的应用性项目——中国企业竞争力监测项目,成功开发了“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及相应的应用软件,并在中国经营报社成立了专门的竞争力工作室,负责对企业和产业竞争力进行常年的监测和相关的研究组织工作。该体系从多个角度测评企业的竞争力水平,具有良好的操作性,为企业了解自身的竞争力状态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从2003年起,基于这一体系的应用成果——每年出版的年度报告《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和每年召开一次的企业竞争力年会,均获得广泛的社会关注和好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竞争力研究不仅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其理论研究成果被转化为应用研究成果在实际工作中得以使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而且,该研究项目还创造了一种以虚拟研究团队和实体工作机构相结合的组织形式,为竞争力项目研究工作的持续开展提供了有效的组织保障和具有长久研究热情和学术实力的研究梯队,以保证能够持续不断地产生理论研究成果和应用项目成效。这也是《竞争力经济学》研究项目能够持续地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推动唐令复原和研究进入新阶段——《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

    《天圣令》是在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发现的中国古代法典,是遗失千年的唐宋法律文献,也是天下孤本。它虽然只残存一册十卷,但因具有独特而珍贵的史料价值,一经发现就被学界高度关注,翘首盼望能将其早日整理出版。
    中华法系在唐代趋于成熟。唐代法律体系由律、令、格、式构成,而以律令为基础。到宋代,虽然律令特别是令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令的编撰仍在继续。律令依然是宋代重要的法典文献。中华法系在唐代向外传播,成为东亚各国效仿的范本。唐代律令如此重要,但保存与流传情况却有所不同。唐律完整流传下来;唐令则基本散佚,没有完整的文本存世。唐令的散佚,使唐代制度研究和法律研究变得比较困难,影响了对唐代治理国家根本方略的理解。于是,搜集唐令逸文,以及从其他资料复原唐令就成为学界持续百年的学术追求。
    1999年,戴建国教授公布了在天一阁发现北宋《天圣令》抄本(一册十卷)的消息,学界为之震动。这是因为《天圣令》的编撰形式很特别:全令在唐令基础上修撰,而各令又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将唐令依据宋代情况作了改动,是现行法令,现在我们称它为宋令;后一部分将舍弃不用的唐令原样照录,现在我们称其为唐令。《天圣令》本身是北宋法典,但其中却原样保留了几乎占全令一半的唐令原文。一本《天圣令》而具有两个朝代的令,其价值之大可想而知。
    《天圣令》的价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它是天下孤本,不仅有文献价值还有重要的文物价值;第二,它是宋令原文,又含有唐令原文,对了解唐宋令本来的形式具有重要作用,也可以将唐令复原工作推向前进;第三,据此可以深入研究唐宋令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乃至令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第四,令文披露了许多不见于其他文献的新资料,对研究唐宋各项制度特别是经济、社会制度作用明显;第五,由于其性质是一令而含两个朝代的令文,因此对研究唐宋法律的变化、唐宋各项制度的变化乃至唐宋社会趋势的变化有极重要的价值;第六,使研究唐令对日本令的影响时具有了更可靠的法典文本。
    《天圣令》抄本质量很差,不仅错字漏字衍字比比皆是,甚或有抄满一行发现漏一字就随意补上的事情发生。还有严重错简,比如《营缮令》就有三个半页完全抄反了。因此整理起来难度很大。此外,为给学界提供更多研究资料,课题组决定将《天圣令》中的宋令复原为唐令。这是一项更困难的工作,因为宋令有合并唐令条文、或取一半舍一半、或取一半再附抄另一半等各种复杂情况。虽然困难重重,但课题组成员发挥集体力量,高质量完成了点校和复原工作,以《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为名,由中华书局于2006年出版。
    该书的目的是尽快整理公布新资料。在此基础上,为学者使用方便,该书设计了三重结构:第一部分是“校录本”,即将《天圣令》按原行款抄录,异体字照录,加以标点,并以每条令文为单位出校记。若有错字漏字衍字,均不改动原文,只将正确者改正于下。第二部分是“清本”,即将校录本中所有改正的文字誊正,并使用通行繁体字。清本可说是《天圣令》的一个善本,学者使用《天圣令》时可以直接使用清本。第三部分是唐令复原研究,即将《天圣令》中的宋令部分复原为唐令,并与附录的唐令混排在一起。复原工作分条文顺序复原和条文文字复原两类,最后在每篇令文之后附有“复原唐令清本”。
    本书集点校整理与研究复原为一体,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发挥整理者的学识和才智,其校证文字之精确、复原工作之可信,都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好评。虽然该书仍有不足,但其出版为学界提供了一个相对可靠的资料平台,标志着唐令复原和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也使我院历史所的唐令研究走在了学界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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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08-04-22 文章出处:不详 责任编辑: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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