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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讨妇女权利法律保障机制  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社会性别与妇女权利》简介
文章作者:黄英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薛宁兰研究员著《社会性别与妇女权利》一书20078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成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社会弱势群体法律保障机制研究”的子课题“妇女权利法律保障”的研究成果。该书是“社会法论丛”系列从书中的一部,“社会法论丛”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陈研究员任主编,专门而持续地出版社会法方面的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学术著作。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现代化,是我们社会希冀可见的美好未来。社会的未来和社会成员的信心是紧密相关的,美好的社会未来愈确定,社会成员的信心就愈加巩固;社会成员的信心愈巩固,美好的社会未来也就愈加确定。一个社会成员只有对现实充满信任,对未来充满信心,才会在这个社会中做出利他兼己的人生规划,并为之尽心尽力尽责。
   
在以发展为第一要义的社会环境中,创造、竞争并获得成功,得到社会的肯定和鼓励;在以人为本为核心的发展机制中,与全社会伴行向前的弱势群体,得到社会的关怀和扶持。不管学者与政策的制定者如何定义,社会弱势群体总是一个客观而长期的存在。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并采取有效措施,使其虽弱犹安、化弱为强,是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应有之义。使社会弱势群体能够虽弱犹安,就能巩固社会弱势群体对现实的信任;使社会弱势群体能够化弱为强,就能强化社会弱势群体对未来的信心。
   
“妇女问题”的实质是什么?中国妇女在法律上的解放是“超前”还是“滞后”了?本书以社会性别为视角,通过对女性政治参与代表性不足、就业性别歧视、性骚乱以及家庭暴力问题的提示和对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的性别分析,回答了这些问题。作者认为“妇女问题”的实质是社会性别问题,中国的性别立法还处在由两性形式平等向实质平等过渡的阶段。
   
本书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若干阻碍女性权利实现的社会问题,尝试从社会性别视角分析这些问题,力图站在国际人权法平等与非歧视原则的立场上,运用国际人权法中推动两性实质平等的三个基本范畴:直接歧视、间接歧视、暂行特别措施,对消除当前中国妇女权利实现的主要障碍,提出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对策。在研究妇女权利法律保障机制与措施时运用社会性别视角,有利于将之置于社会发展与制度变革的进程之中,将妇女权利的享有和实现作为实现性别平等人权框架的有机组成部分。本书虽在探讨妇女权利法律保障机制与措施的完善,目的却不局限于妇女人权本身,更在于由妇女人权的改善促进两性和谐与平等。因此,反对性别歧视,以相关保障妇女权利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为契机,促进社会性别平等,是贯穿本书始终的宗旨,也是作者对妇女权利与人权、妇女权利保障与实现两性平等关系的基本认识。
   
全书除绪论、附录外,细分为五章,主要讨论了妇女权利保障的国际法与国内法、促进妇女参政的法律措施、就业性别歧视的界定与法律应对、性骚扰及其法律规制、家庭暴力的法律防治,这些关涉妇女参政权、劳动权和社会保障权,以及人身权享有和实现的性别与法律问题。
   
第一章为“妇女权利保障的国际法与国内法”。本章以归纳、介绍保障妇女权利国际人权法律框架及三个相关概念(直接歧视、间接歧视和暂行特别措施)为契机,重点探讨了中国保障妇女权利国内立法的阶段、内容及结构;以国际人权法为标准,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概览式地对中国保障妇女权利法律体系的内容、结构和有待完善之处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妇女获得法律上的解放走过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当今中国关于妇女权利保障的立法,还处在由两性形式平等向实质平等过渡的初级阶段。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妇女人权保障的法律体系应当与体现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国际人权法理念相一致。
   
第二章是“促进妇女政治参与的法律措施”。本章界定了政治权利和参政权的内涵,分析了两者的联系与区别;对中国妇女参政现状,运用国家权威部门分性别统计数据,对照国际进展,从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两方面进行了描绘;通过介绍促进妇女参政的国际标准、暂行特别措施及其在世界许多国家取得的成效,指出性别配额制是联合国妇女公约确立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加速两性平等的暂行特别措施,其核心在于通过人为地确定比例,确保一定数量的女性参加政治活动,防止政治活动变成男性的专利或者使女性成为政治生活的“点缀”。中国提高妇女政治参与程度的法律措施,除在相关法律中明确人大代表、村委会委员的女性比例外,还应针对当前阻碍妇女参政的各种因素,在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中采取促进性别平等的积极法律措施。而将性别平等纳入决策主流,则是确保男女平等参与政治和决策进程的关键。
   
第三章是“就业性别歧视的界定与法律应对”。国际劳工组织1958年《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111号公约)1981年《有家庭责任的男女工人机会和待遇平等公约》(156号公约)2000年《保护生育公约(修订)(183号公约)确立的反对就业和职业性别歧视的国际标准,是中国国内相关立法改革的基本准则。它们对于研究就业歧视的定义,检审现有法律,推进法律改革也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中国现行劳动立法对女性就业和职业中的特殊保护较为详尽,但在两性劳动就业权平等保护方面却多原则性和倡导性规定,少预防性的积极措施和惩罚性的补救措施;许多法律规定基本上是重复性规定,缺乏认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本章重点分析论证了就业性别歧视的法律界定,认为中国法律对“就业歧视”的定义应包括基本内涵、基本形式和例外情形三个层次;法律在界定就业性别歧视时需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列举禁止用人单位或私人雇主性别歧视的主要情形和不构成就业性别歧视的情形。针对中国未来严峻的就业形势,本章指出一方面国家需要建立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促进全民广泛就业;另一方面,又需采取积极措施消除就业和职业过程中的各种歧视,实现公平就业。为此,制定反就业歧视法,建立反就业歧视的专门机构,将消除就业歧视纳入就业促进的全过程;制定生育保险法,将生育保险覆盖面扩展至所有单位,使在不同所有制类型、不同行业、不同单位性质的所有女性劳动者同等地成为生育保险的受益人。中国生育保险立法还应体现男性在生育中的地位、责任与义务,使男女共同承担生育责任,并平等享受生育保险待遇;通过公务员法实施细则率先实行男女公务员同龄退休;制定养老保险法,确立公民享受养老保险金的统一年龄,并由此确立男女统一的法定退休年龄。
   
第四章是“性骚扰及其法律规制”。本章通过对性骚扰行为的表现形式、行为侵害的客体、行为的基本特征的探讨,重点阐述了性骚扰行为的法律界定问题,将性骚扰定义区分为一般定义和特殊定义(职场性骚扰定义)。在对性骚扰法律规制的探讨中,通过介绍国际社会防治性骚扰的法律对策,认为当今规制性骚扰行为的国际立法模式是职场主义与权利主义并行的二元体制;在梳理中国现有防治性骚扰法律过程中,找到现有立法存在的若干不足、疏漏与缺失,针对当前性骚扰受害人寻求法律救济成本过高的现实,集中探讨了在现有立法框架之下,完善相关法律的措施。本章还对遏制职场性骚扰的重要措施——雇主义务与法律责任做了讨论。
   
第五章是“家庭暴力的法律防治”。妇女受虐杀夫是家庭暴力社会危害性的极端表现。本章以妇女受暴口述为素材,揭示了妇女受虐杀夫时的心理状态,分析了导致她们最终杀夫的社会环境(机制)。在考察了起源于美国的“受虐妇女综合征”理论在当代的发展之后,指出受虐妇女综合征理论对中国立法有一定借鉴价值,但预防和减少这种暴力的恶性循环,除在刑事审判中为被告人做减轻、从轻处罚的辩护外,更不能忽视从源头上采取措施,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公众意识,在社区设立反家庭暴力心理和法律咨询室、救助站、庇护所等,从社会救助机制上预防家庭暴力升级,减少妇女受虐杀夫案发生。本章还结合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之不足,分析论证了制定全国统一的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发表时间:2008-06-27 文章出处:本站原创 责任编辑: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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