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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解读新中国6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 —《中国共产党治国经济方略研究》介绍
文章作者:武力、肜新春 作者单位:当代中国研究所 

    编者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武力和助理研究员肜新春撰写的《中国共产党治国经济方略研究》一书于2009年10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被列入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百种重点图书”。应本网站之邀,该书作者武力、肜新春撰写此稿,详细介绍了该成果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以及可借鉴的一些历史经验。

                           
    一、研究和写作的原因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周年,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这部书就是为了纪念这两个划时代重大事件而写作的。因此它既是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60周年的生日礼物,也是提前给中国共产党90周年华诞的生日礼物。
    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日益提升。回顾新中国6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加速工业化而艰辛探索和不懈奋斗,既有令人振奋的辉煌,也有叫人痛惜的失误,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史,如果离开了对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政策和地位作用的准确把握,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和总结出符合实际、有用的历史经验的。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了实现 “执政为民”的宗旨和现代化战略目标,更需要深入总结历史经验。

    二、“政府主导”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
    (一)中国历史上的强大政府传统
“政府主导”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之一。正是这个特点,才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处于举足轻重的领导地位。而这一切又是与1840年以前传统社会中政府的作用和由此形成的观念分不开的。
    1840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建立在农业文明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封建社会。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政府机构极其官僚,不可能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而迅速消失,相反,中国由于农业文明高度发达而导致的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包括政府的强大有力)和大国特点,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入侵和替代,却保持了强大的排斥力。这种排斥主要来自于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政府和统治阶级观念。因此,1840年以后,清政府在西方“船坚炮利”的教训下被迫推行工业化的时候,政府的主导目标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种将工业化与民主化、市场化分开的观念和目标,并没有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消失,它一直或多或少地延续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
     (二)新中国“政府主导”体制的建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通过革命战争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府,一方面利用现代政治和经济手段,并通过一系列运动将其组织深入到社会的最基层,建立起中国有史以来最强大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统;另一方面,则通过接收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庞大国营经济和建国初期社会经济所需要的政府干预,确立了政府主导型经济,1953年以后,又将其转变为以单一公有制和政府行政性计划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从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的20多年里,即使从微观经济上看,各级政府实际上也成为经济运行的唯一决策人和管理者。工业化正是在这种政治和经济体制下进行的。
    (三)1978年以后“政府主导”体制的演变。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公社的取消,特别是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和大量引进外资,使得工业化中的投资主体已经呈现多元化,政府的角色也逐渐由唯一决策和实施者向领导和协调者转变。1992年中国共产党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后,尽管大的体制框架已经确定,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特别是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期间,政府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1995年10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提出:“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要真正转变到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上来。把不应由政府行使的职能逐步转给企业、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明确提出了政府角色的转换。在这里,怎样处理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和如何确定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领导协调作用,是转换过程中最为突出和紧迫的两个问题。
    综观60年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可以看出曾经经历了一个从集权到分权再到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过程:50年代通过建立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政府不仅将宏观经济决策权集中到自己手里,而且将微观经济的经营决策权也集中到各级政府手中。60~70年代改革开放前,则是不惜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努力维持这种经济权力集中于各级政府的体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在农村“包产到户”和吸引外资绩效的诱导下,同时在城镇就业的巨大压力下和企业要求“放权让利”的呼声中,政府逐步放松了对国民经济的管制,取消了“政社合一”的公社制度,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的存在和发展。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和买方市场的形成,同时也由于国营经济效益不高,政府更多地放弃了它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不仅缩小了国有经济的比重,退出了一些竞争性领域、开放了一些过去垄断的领域,而且对国有企业也逐步实行了政企分开。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2年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政府经济职能也逐渐明确,那就是保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目标的实现,通过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保证国家经济安全体系、二次分配机制以及公共产品服务体系,来弥补市场调节的“失灵”。

      三、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发展战略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为了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概括地说,6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走的是一条政府主导型的、以追求经济独立、高速发展和共同富裕为主要目标的道路。而60年来的经济体制变迁,也基本上是受上述的政府权威和三个目标所制约的,并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一)中国发展战略的形成和初步探索。
    五十年代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可以“一五”计划为标志。这个经济发展战略,可简单概括为:主要依靠国内积累建设资金,从建立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入手,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实施“进口替代”政策,通过出口一部分农产品、矿产品等初级产品和轻工业品换回发展重工业所需的生产资料,并用国内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代替它们的进口;改善旧中国留下的工业生产布局极端不合理和区域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畸形状态;随着重工业的建立和优先发展,用重工业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装备农业、轻工业和其它产业部门,随着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以及其它产业部门的发展,逐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高速度发展为首要目标。(2)优先发展重工业。(3)以外延型的经济发展为主。外延型的发展是指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靠增加生产要素。(4)从备战和效益出发,加快内地发展,改善生产力布局。(5)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为目标,实行进口替代。
    (二)1978年以后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
     从1953年到1978年间的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和高积累政策,既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也留下了农轻重关系严重失调和人民生活改善不多的后遗症。因此,当毛泽东逝世以后,上述发展战略和高积累政策就难以再继续推行下去了。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顺应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发展趋势,从“改革”入手,推动了发展战略的转变。80年代的经济发展道路的变化,可以说主要是纠正了过去道路和政策选择中的“过头”偏差,即:(1)放松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程度,在农村允许农民自主经营和自由支配自己的剩余;在城市允许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允许外商直接投资。(2)调整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降低了积累比例(如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增加工资、企业留利增加等),由此带来社会消费需求的迅速增加,从而推动满足其需要的轻工业、商业、建筑业以及交通通讯等行业的迅速发展;(3)调整了对外经济关系,由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转变为尽可能地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在对外贸易方面,则由“进口替代”转变到发挥“比较优势”。(4)在收入分配方面,则调整了过去过于强调平均的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种发展战略和政策的转变,实际上是对过去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种校正,它在传统体制造成的严重“短缺”的条件下,导致了80年代需求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其中尤以获得自主权的农民发挥的作用最大,农业和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不仅实现了毛泽东始终追求而没有实现的调动农民群众积极性和实现农村工业化的目标,而且为城市的改革和政府的工业化提供了成功的榜样和充足的财力支持。

    四、研究中国共产党治国经济方略的几点心得
    回顾6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艰辛历程,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历史经验值得借鉴:
    第一,社会主义观念和制度必须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成功实践,就说明了这一点。建国60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说明,什么时候中国共产党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国情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顺利、就成功,就得到人民的拥护;什么时候从教条出发,脱离实际,或囿于成说,不敢创新,就会受挫折,就会走弯路。
    第二,“三个有利于”标准和“发展是硬道理”是把握历史契机的关键。纵观建国60年来的历史,可以看到,就我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来说,曾经失去过几次历史机遇,也抓住了几次历史契机。其中的经验与教训是很值得总结的。1978年以前,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曾经有过三次改革和发展的历史契机,但是都被政治因素打断了:第一次是1956年吸取苏联教训对中国经济体制和发展道路的探索,被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打断;第二次是1961-1963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探索,被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随后的“文革”打断;第三次是1974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后的治理整顿,被随后的“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所打断。与此相反,1978年以后的每次关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当有关改革和发展出现不同意见的时候,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了“发展是硬道理”、坚持了“三个有利于”标准,才及时地抓住了经济发展的历史契机。
    第三,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二者缺一不可。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最主要的历史经验之一,就是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深刻教训,终于正确认识了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的关系,也就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经济发展中的关系。正如邓小平所说,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都是为达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服务的。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这两只手,有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如何做到最有效地使用这两个手段,则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发展目标。改革开放以前所实施的5个五年计划,效果最好的是“一五”计划,而“一五”计划期间恰恰是同时运用了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两个手段。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也是有赖于同时运用这两种手段。特别是1997年以来的十多年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国民经济的调控是维持经济高速发展、平稳增长的关键所在,也是弥补“市场失灵”、建立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不可或缺的手段。我国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抵御这次世界金融危机,是与我们拥有强大的“政府之手”分不开的。
    第四,实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源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由于我国人均资源的短缺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世界的资源和市场,必须尽可能地学习和吸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每当我们虚心地向外国学习,积极地利用国际援助和国外的资源、市场,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比较快,效果就比较好。

 

发表时间:2010-06-09 文章出处:本站原创 责任编辑:黄英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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