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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泰爱泰党的亲民务实路线及面临的问题
文章作者:周方冶 作者单位: 

    2005年2月6日,泰国举行了新一届的众议院选举。与往届选举变幻莫测的选情相比,此次选举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选举结果事前基本不存在悬念。各类民意调查均显示,执政的泰爱泰党将再次以压倒优势胜出,而其他中小型政党则会被进一步边缘化。泰国选举委员会于2月25日公布的正式选举结果,完全应验了这一预测:泰爱泰党不负众望,获得众议院全部500席中的377席,议席与前届相比增加129席。泰爱泰党拥有众议院的简单多数席位,得到单独组阁权,成为泰国有史以来首届一党执政的民选政府。
    此次泰国众议院选举意义深远,它标志着始于2001年的泰国政党格局的转型已基本完成。长久以来一直困扰泰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动荡低效的多党林立的格局,已经被稳定高效的一党独大的格局所取代。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民主党、泰国党、新希望党等众多老牌政党,却都相继走向衰落甚至消亡。相反,成立于1998年的新兴政党泰爱泰党,却能得到选民的广泛认同。老牌政党为何相继衰落?泰爱泰党又为何能够迅速崛起?本文试图对此加以分析。


    (一)泰国政坛的多党林立格局与政党中期衰退现象
    民主党成立于1946年4月,是目前泰国政坛上历史最为悠久的政党,曾先后多次上台执政,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魁川•立派更是两度出任泰国总理。但尽管如此,民主党却一直都只是中型政党。自90年代中后期起,民主党开始走向衰落。2003年初,川•立派卸任党魁一职,更进一步引发民主党内少壮派与元老派的权力纷争。2004年7月,以副主席阿匿•琉探玛塔为首的部分领导层资深政客,宣布退出民主党,并在原人民党的基础上改组成立了大众党。这一事件对民主党的实力造成了严重冲击,可以说是导致民主党在2005年众议院选举中惨败的直接原因之一。
    社会行动党是由泰国著名政治家克立•巴莫于1974年10月组建的,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一度是议会第一大党。从80年代末起,社会行动党开始走向衰落,拥有的议席数逐年下降,到2005年众议院选举时,更是一席未得,已基本上退出了政治舞台。
    泰国党成立于1974年10月,一直是泰国政坛上最具影响力的政党之一,1995年党魁班汉•西巴阿猜还曾出任总理,牵头组阁。但是,泰国党自70年代中期迅速崛起后,却在中型政党的规模上徘徊长达20余年,直到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迅速走向衰落。
    新希望党成立于1990年10月,在1992年初次参选时,就获得了72席,占议会席位总数的20%,跻身中型政党之列。1996年,新希望党趁泰国党衰落之机,一跃成为泰国议会的第一大党,党魁差瓦力•永猜裕出任总理。然而,此后新希望党却未能籍势晋升为大型政党,而是很快走向了衰亡。在2001年的众议院选举中,新希望党仅获得36席,难以为继的新希望党宣布解散,并入了泰爱泰党。
    普遍存在的政党中期衰退现象,使泰国政坛长期以来一直处在中小型政党林立纷争的动荡之中。直到泰爱泰党崛起之前,泰国一直没有出现过严格意义上的大型政党。即使是老牌的民主党,在其鼎盛时期也从未拥有过议会的简单多数席位。一般情况下,泰国议会的第一大党通常仅拥有全部议席的20%~30%。
    (二)泰国政党的庇护制传统
    泰国政党中期衰退现象的产生,其根本原因在于各政党过分依赖庇护制关系,而忽视了选民基础的建设。
    以“恩主-仆从”为基本表现形式的庇护制关系,是泰国社会结构中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强调等级差异的传统人身依附关系,是随着泰国古代被称为“萨迪纳”的封建分封制度的建立而发展起来的。恩主为仆从提供庇护,仆从则服从于恩主,这种源于封建等级观念的依存关系在泰国,尤其是在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的农村地区,依然根深蒂固。在庇护制传统的影响下,泰国政治呈现出相当明显的政客政治而非政党政治特征,这在选举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由于议席资源掌握在政客手中,因而对试图赢得选举的各政党而言,拉拢有实力的政客远比争取民意支持率更加便捷而有效。于是,尽管从表面上看,泰国政党都具备合乎《政党法》规定的完善的组织机构和党员构成,但这大多不过是为应付参选资格审查而设置的空架子。实际上,在泰国别说是小型政党,就连不少颇具实力的中型政党,也都缺乏必要的基层组织建设。对于绝大多数泰国政党而言,只有建立在作为“恩主”的党魁和作为“仆从”的政客(主要是议员)之间的庇护制关系,才是真正起作用的核心结构。
    (三)政党庇护制发展模式的困境
    以“党魁-政客”关系为基础构建的庇护制政党,在建党之初确实表现出相当明显的优势。具备较高威望的权势人物出任党魁,往往能较快整合各种现成的政治资源,通过招揽拥有议席资源的政客,使政党在短期内形成规模。但是,庇护制政党的发展在经历了前期的扩张后,很快就会因为到达党魁庇护能力的边界而止步,开始进入中期的停滞。这就是泰国政党大多属于地方级政党的主要原因所在。虽然民主党长期把持着泰国南部选区,新希望党曾一度雄踞泰国东北部选区,而泰国党则在泰国中部选区拥有坚实票仓,但在泰爱泰党崛起前,却没有一个政党能在原有基础上实现向全国进军。
    而且,由于政客依附政党完全出于功利目的,正如差隆天拉纳所指出的,“政客就像栖息在一棵大树上的鸟,这棵大树好比一个政党。当这棵树上结满了果子如大量的金钱和特权时,国会议员们就会纷纷离开他们原来的政党,前来投靠它。”因此一旦党魁失势或是继任者庇护能力不济,党内政客就会相继跳槽,从而将缺乏选民基础的庇护制政党推入末期的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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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997年宪法——泰国政党的发展契机与转型压力
    90年代以来,由多党林立纷争引起的政局不稳的问题日渐突出,以至于没有一届政府能够完成四年任期,最短的执政仅一年多。频繁的更迭使政府的执政能力显著下降,不仅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问题上缺乏完善的长期规划和切实可行的短期政策,而且在解决发展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等结构性问题上乏善可陈。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由中小型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的软弱与无能更是暴露无遗。于是,社会各界对建立稳定、高效、廉洁、亲民政府的呼声日益高涨。1997年泰国颁行的第十六部宪法对此做出了回应。1997年宪法在制度设计上有意推动大型政党的产生,以避免联合政府的出现。
   (二)泰爱泰党的崛起与影响因素
    在1997年宪法颁行之时,泰国政坛上最有可能晋升大型政党的是新希望党和民主党。两党在1996年的众议院选举中各占近三成议席,已经与其他政党明显拉开距离,初具两党均衡格局的雏形。但是,在2001年的众议院选举中,成立还不到3年的泰爱泰党却成为一匹黑马,一举赢得了近半数席位,成功晋升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型政党,而后又仅用了四年时间,就实现了从联合执政向单独组阁的突破,使泰国政党格局基本完成了由多党林立向一党独大的转型。期间,新希望党和民主党却相继走向衰落,新希望党甚至还被泰爱泰党吞并。
    在分析泰爱泰党崛起的原因时,最为明显的因素无疑是其本身在庇护制关系方面所拥有的优势。作为泰爱泰党的党魁,他信•西那瓦既是成功商人,又是颇具资历的政客,在商界与政界都称得上是重量级人物。但是,正如前文所述,遵循庇护制发展模式的政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难以摆脱中期衰退现象。更何况,作为老牌政党,民主党在庇护制关系方面的实力绝不比泰爱泰党逊色,甚至还可能略占优势。因此,庇护制关系方面的优势虽然重要,但却难以完全解释泰爱泰党连续两次在众议院选举中的压倒性胜出。所以,庇护制关系方面的优势尽管是泰爱泰党迅速崛起为大型政党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
    通过对比泰爱泰党和以民主党为首的传统庇护制政党,不难发现泰爱泰党在对待庇护制关系的态度上是有限依靠,而不是像其他庇护制政党那样采取完全依赖的态度。事实上,泰爱泰党更为倚重的是选民的真实投票意愿,而不是被政客们所收买的选票。相比之下,泰爱泰党拥有着远较其他政党更为广泛的选民基础。正是泰爱泰党在选民基础方面的显著优势,促成了泰爱泰党在连续两次大选中的压倒性胜出。因此,这才是泰爱泰党得以摆脱庇护制政党发展困境,晋升为大型政党的决定性因素。
    (三)重点争取中下层选民的亲民务实路线
    泰爱泰党之所以能在选民基础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效,首先当然离不开在雄厚实力的支持下积极开展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宣传鼓动工作,但更主要的,还是得益于泰爱泰党所贯彻落实的重点争取广大中下层选民的亲民务实路线。
    2001年,泰爱泰党首次参选时,就在“新思维,新作风”的旗帜下,提出了有助于切实改善中下层选民特别是农村地区选民生活水平,缩小城乡与贫富差距的施政预案。这对于在亚洲金融危机后陷入困顿的大多数泰国选民而言颇具吸引力。再加上金融危机期间先后执政的新希望党和民主党所表现出来的腐败与无能,造成选举前人心思变,更使得众多选民本着姑且一试的心态将选票投给了泰爱泰党。这使得泰爱泰党最终成为2001年众议院选举中的黑马。
    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方面,他信政府首先落实的是能有效缓解农民生活压力的“三年缓债”计划。在提高中下层选民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方面,他信政府首先遵照竞选承诺,落实了“三十铢治百病”计划,而后又进一步推出了“仁爱”系列计划。“三十铢治百病”计划于2001年正式实施,旨在为中下层选民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体系。在四年执政期内,泰爱泰党始终坚持亲民务实路线,在制定政策时切合时弊、急民所急,在落实政策时言出必践、雷厉风行,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广大中下层选民的信任与拥护,巩固了基层票仓。因此,尽管在2005年众议院选举前,各主要竞争对手相继效法泰爱泰党提出了各种“草根政策”,其中较为典型的有民主党的免费教育和医疗服务计划,泰国党的乡村发展计划,大众党的海外劳工贷款计划和教师补贴计划等,但这些政党的“草根政策”非但未能为其争得更多的选票,反而由于政策雷同而丧失了吸引力,结果导致票源的进一步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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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众多中小型政党之失,在于过分依赖庇护制关系而忽视了选民基础的建设;而泰爱泰党之得,则在于通过贯彻落实亲民务实路线,发展并巩固了坚实的选民基础。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泰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断向前演进,民众的民主意识逐渐增强,政治不再为极少数上层社会的所谓政治精英所把持。1997年泰国宪法的出台,在制度层面保障了民众的民主参政权和监督权,泰国政治开始步入民意主导阶段。泰爱泰党正是敏锐地把握了泰国政治民主化的转型动向,不再满足于由上而下的庇护制发展模式,率先开始了由下至上重视选民基础建设的民主发展模式。泰爱泰党根据泰国社会贫富差距显著的国情,以广大中下层选民为重点,制定并贯彻落实了有针对性的亲民务实路线,从而在选举中成功把握了民意这一决定性因素。
    但是,泰爱泰党在成为一党独大的执政党的同时,其在党建方面的不足也逐渐突出,开始影响到亲民务实路线的贯彻与落实,并已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危及执政根基即选民基础的巩固与发展。泰爱泰党目前主要面临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党内民主决策问题,其二是党员腐败问题。前者关系到亲民务实路线的可持续性,而后者则影响到亲民务实政策的实施效果。这两方面问题都是泰爱泰党在由庇护制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问题,能否妥善解决,将直接影响到泰爱泰党的政治前途以及泰国政党格局的未来发展趋势。
    (一)党内民主决策问题
    作为资产阶级政党,泰爱泰党在推行亲民务实路线时,其根本出发点显然不是为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并不是出于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内在要求,而只是为了在竞选中争取更广泛的民意支持,因而带有明显的功利性目的。这就使得泰爱泰党对亲民务实路线的贯彻与落实缺乏主动性,而只是被动地在反对党的竞争压力下做出的符合本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合理选择。尽管坚持亲民务实路线在总体上有利于泰爱泰党,但这一选择仍可能会损及本集团内部部分成员的既得利益。因此要在利弊得失之间做出理性选择,就需要完善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可是,正处在过渡时期的泰爱泰党却因为受到庇护制发展模式的影响,在决策问题上呈现出党魁专权与派系争权的对峙局面,而缺乏真正平等协商的民主决策氛围。
    (二)党员腐败问题
    腐败是长期困扰泰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症结。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公布的腐败指标显示,泰国的腐败问题相当严重。虽然在2004年的评估中,泰国在老东盟五国中较菲律宾(2.6)和印尼(2.0)略好,但却远逊于新加坡(9.3),也比不上马来西亚(5.0)。在2005年的众议院选举中,反对党攻击的重点和选民的不满情绪也主要集中在反腐不力方面。尽管客观地讲,与往届政府相比,他信政府在惩治腐败方面仍是相当务实而卓有成效的。从腐败指数的变动中不难看出,自泰爱泰党2001年执政以来泰国的腐败情况实际上是在逐渐好转,在2004年甚至还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改善。但是,他信政府的反腐也的确存在避重就轻的问题,对于出现腐败丑闻的资深政客往往是调离原职了事,真正抓出来处理的多为“小鱼”。虽说选民对身为泰国首富的他信本人的清廉问题并不担心,但对于他信的反腐决心却已不如他刚上台时那么有信心了。
    但是,在实现一党执政之后,反腐已成为泰爱泰党无可回避并亟待解决的严峻挑战,因为腐败问题正在严重弱化甚至抵消亲民务实政策的落实效果,已成为泰爱泰党继续巩固与发展选民基础的现实障碍。由于他信政府推出的一系列亲民务实政策都涉及巨额财政开支,其中最大宗的支出依次为“三十铢治百病”计划1107.12亿铢(约合28.4亿美元)、“一区一产品”计划约800亿铢(约合20.5亿美元)、“乡村基金”计划743.89亿铢(约合19亿美元)以及“三年缓债”计划184.13亿铢(约合4.7亿美元),这就为腐败提供了相当广阔的寻租机会。结果非但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效,反而为反对党提供了“炮弹”。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反腐已成为关系到泰爱泰党未来发展存亡的关键性问题。能否尽快而稳妥地实现政党发展模式的转型,提高对传统政客的约束力,逐步减少直至消除腐败问题,将会直接影响到日后的民意支持率,从而决定着泰爱泰党是否能够继续保持一党独大的地位,进而实现长期执政的目标。

(作者系亚太所实习研究员)

   
发表时间:2005-06-15 文章出处:不详 责任编辑: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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