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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学发展历史与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状况
文章作者:李少军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 

     一、发展历史

    “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作为学科名称,与“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通常同义,并且与“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相通。[1] 在国际学术界,这几个概念的使用,并没有严格的区别,是可以互换的。不过,在许多情况下,这几个概念的用法是有区别的。“国际关系”比较侧重于国家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国家间关系”(interstae relations),而“世界政治”则含义更宽泛,既涉及国家行为体(actor),又涉及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全球政治”(global politics)。[2]“国际研究”强调的是对各种国际问题的研究,其中不但包括与国际关系与世界政治相关的研究内容,而且还包括对其他国际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各种理论问题以及跨学科问题的研究。[3]
    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学科(a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国际政治学产生于人们希望更好地理解国际事务和国家间政治的需求。面对纷繁的国际关系现象,特别是国家间不断发生的各种冲突与战争,人们迫切需要找出认识国际行为模式的工具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以便更    好地确立一种国际秩序,维护各自国家的利益,实现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作为一种现象有久远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存在国家,就存在“国际关系”,不论这种国家是古代的城邦国家还是现代的民族国家。如果把古代学者的研究,诸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研究古希腊城邦国家间关系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和中国记述春秋战国历史的典籍《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视为某种“国际关系”研究的话,那么这种研究就有数千年的历史了。
    人们通常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学,产生于20世纪初,并且最早出现于讲英语    的国家,即英国和美国。这样一个学科的产生,是现实国际关系发展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    也是人们对国际关系的认识日益加深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世界范围内错综复杂的国家间矛盾的第一次总爆发。这场惨烈的战争使得学者们不得不密切关注国际关系。1919年,威尔士工业家戴维•戴维斯(David Davies)在Aberystwythr的威尔士大学资助建立了国际政治系(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Wales,Aberystwyth),并为国际政治专业设立了伍德罗•威尔逊讲座教授(Woodrow Wilson Chair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这种设置标志着独立的国际政治学科的诞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政治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尽管许多政治学领域的学者把国际政治学看作是政治学的子学科,但是国际政治研究却伴随着一系列特定刊物的出现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学科领域和范式。这些刊物包括:《外交》(Foreign Aflairs,1922年)、《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47年)、《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1947年)、《冲突解决》(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tion,1956年)、《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nerly,1963年)、《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 ofPeace Research,1964年)等。在这个时期,国际政治学的发展在教育方面也有明确的表现,在英国和美国都出现了国际关系方面的独立的博士教程,例如耶鲁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在60年代就确立了这样的培养计划,而伦敦经济学院则设立了国际关系系。与政治学所研究的一般政治现象特别是国内政治现象相比,国际政治学所研究的现象要复杂得多,因为这些现象的背景是由世界上所有国家共同构成的一个特殊“社会”。这个社会没有中央权威,作为其中主要行为体的主权国家,都是拥有垄断权力的自治单元,它们的互动在本质上是无政府的。由于每个国家的行为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影响,因此国际政治就成了一种变数复杂和多维的研究领域。它不仅涉及政治因素,而且涉及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生态、法律、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
    国际关系的复杂特性使得国际政治学一产生就表现出了鲜明的跨学科特点。无论是作为一个学科还是研究领域,它都比政治学要宽泛得多。这个领域的学者认为,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等,对于国际政治学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力求使这个学科具有包容性。这一点从最初的国际关系课程设置中也可以看出来。在美国、英国等最早设立国际关系课程的国家,无论是大学课程、硕士课程还是博士课程,都强调了该学科的跨学科特点与包容性。[4]  
    在现代国际政治学产生的同时,各种不同的范式(paradigm)和理论观点也产生了。例如,理想主义(idealism)与现实主义(realism)就是两种非常有代表性的不同范式。不过,这两种范式在争论和讨论中是有共同的假定的,即国际政治主要涉及的是国家,而国家又是运作于一个无政府环境中的单元。换言之,尽管这两种范式有不同的观点和对国际问题的不同解法,但都坚持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都认为国际政治的支配性特征就是以领土为基础的主权国家组成的威斯特伐里亚体系。[5] 这种情况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国际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发展。
    国际政治学从产生到成为一个独立学科是经历了一个较长过程的。与外交史、国际法、政治学这样的学科相比,国际政治学在20世纪上半叶还不能说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磨难,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实践,以及冷战和各种国际冲突的检验,直到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像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
    国际政治学迟迟未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跨学科特点。这门学科在形成的过程中结合并吸收了其他许多学科的体系、框架与方法,而这些学科都是各具特色的。由于涉及到历史学、法学、经济学、哲学、伦理学、统计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生态学等众多学科,因此它的发展既是丰富多彩的,又是十分庞杂的。把如此多的学科融为一体,使之形成具有清晰的体系、概念与方法的学科,显然是一个困难的任务。
    实际上,直至今天,仍然有人认为“国际政治学”还不能说已形成为一门成熟的社会科学学科。[6] 尽管人们都承认这个研究领域,承认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这个学科的理论体系、主要概念、主要方法和主要研究对象是什么却始终众说纷纭。
    在该研究领域,陆续出现了现实主义(realism)与新现实主义(neo-realisrn),传统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traditional and neo-institutionalism),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m),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英国学派(the english school of neo-idealism),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世界体系论(world system),女性主义国关理论(feminis IR),建构主义(constrltctivism)等流派。在一个研究领域出现众多学派本是一件好事,但正如迈克尔•布雷彻(Michael Brechet)在国际研究协会1999年年会的主席致词中所指出的,由于一些人在研究中追求时髦和新奇时尚,结果划分出许多不必要的学派,提出了许多不适当的两分法。尤其是,这些学派缺乏相互的宽容,有时在争论中甚至诋毁对方。由于不注意学术研究的继承性和知识的积累性,使整个学科的发展受到影响。[7]
    当然,不管这个学科有多少缺点,它毕竟已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它的不足恰恰为广大国际关系研究者提供了机遇。

    二、重大问题研究状况

    (一)关于研究对象的讨论
    传统的观点认为,国际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国家间关系。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的代表作就叫《国家间政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日益认识到,仅仅把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国家间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当今的世界舞台上,除了进行互动的主权国家之外,还活跃着各种各样的非国家行为体,界定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全面地观察世界,既关注国家行为体,亦关注非国家行为体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发挥作用日益增大的全球政治现象。
    把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与全球政治概念联系在一起,是因为这些行为体的活动不受国家边界的约束,表现出了全球性的影响,它们所关注的问题是全球性的,谋求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是全球性的。它们所倡导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tnance),强调的不是权力和中央权威,而是力图通过某种全球规范和影响的网络来管理全球性事务。作为这样一种现象的反映,一些学者,特别是欧洲的学者,正在日益强调“世界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区别。他们认为,国际政治顾名思义,主要是指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而世界政治的范畴则要宽泛得多,不单包括民族国家间政治,更涉及各种不同的非国家行为体的政治活动。所以,他们认为国际关系或是国际政治已不再适于用来界定当今的问题,只有“世界政治”的说法才是恰当的。[8]
    与这种观点相反,坚持传统观念的学者认为,扩展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对象与视角,毫无疑问是符合今天的国际关系现实的。但是,认为“国际关系的全球化”已成为主流,主权国家间关系已无足轻重,也是不对的,因为当今的国际社会仍然是个主权国家体系,在世界舞台上起主导作用的角色仍然是主权国家而不是非国家行为体。因此,在充分注意“全球政治”现象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重点,即尽管国际关系研究会涉及到各种非国家行为体,但它的主要关注点或者说它研究的主要方面仍然是政府间的关系。因此,尽管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新的特点与新的趋势,例如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就向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但该学科研究的基点与要点,并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仍然是“国家间政治”。
    (二)三次大争论
    在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几次“大争论”。
    第一次大争论发生于30年代到40年代,是有关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争论。
    现实主义(realism)是国际政治学科中影响最大的一个范式。一种观点认为,自1919年有了正式的国际关系研究,现实主义就一直居于支配地位。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简而言之,是因为现实主义提供了有关战争状态的最强有力的解释。[9] 现实主义谋求阐释的是世界的现实情况,而不是世界的理想情况。对现实主义者来说,政治就是在一个缺少资源的世界上,群体间为了权力、声望、影响和安全而不间断地进行的斗争。这一解释,恰恰说出了国际政治的一个最显著的现实。正是由于现实主义与国际关系的“现实”有最直接的联系,因此它受到了众多政治家和外交决策者的青睐。
    理想主义(idealism)的关注点是国际规范和制度化的全球合作。这一范式认为,通过国际合作,建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能够规范国家的行为,制止侵略,实现国际和平。以集体安全原则来解决国家间的安全问题,是这一范式所设想的主要模式。从威尔逊倡导建立国际联盟到罗斯福策划建立联合国,其指导思想都是想通过建立世界性组织来实施集体安全原则。这种构想追求的不是权力的平衡,而是某种权力的共同体。在这个新体系中,所有国家将在共同的事业中合作,为所有国家提供安全与正义。理想主义者认为,国际组织即使不能提供世界政府,至少也能提供某种国际行为规范和约束。
    第二次大争论发生于60年代到70年代初,是有关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对行为主义(behavioralism)的争论。后者亦被称为科学主义(scientism)。这一次争论所涉及的主要是国际政治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坚持传统主义方法的学者认为,通过第一手的观察和实践经验,或是看第二手的大量外交史或其他相关图书资料,诸如政治家的回忆录、国际法条约以及哲学著作等,就可以得出研究结果。
    从60年代开始,传统主义受到了行为主义日益增多的挑战。后者的代表人物有卡尔•多伊奇(Carr Deutsch)、辛格(J.David Singer)和罗西瑙(James Rosenau)等,这些人谋求使国际政治研究更科学,方式是通过借用来自于生物学和物理学等学科的更严格、更复杂的方法,建立一种累积的知识体系,所用方法包括数据收集、定量分析、数学模型等,并且使用计算机。
    在争论中,传统主义者与行为主义者所涉及的问题包括: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发生战争?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什么?威慑成败的条件是什么?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增多对于政府间的关系有怎样的影响?诸如此类。行为主义者认为他们的方法最终能够以很高的可信程度回答这些问题,甚至可以预测未来国际关系事件的发生,但传统主义者却认为,由于国  际环境的复杂性和条件的限制,我们充其量只能像气象学家预报当地天气一样得到合理推测的猜想,而不能得到如物理学家那样的精确计算。
    事实上,在国际政治学界,多数人认为研究国际关系不可能运用自然科学那样的严格方法。他们更喜欢求助于古典哲学家的洞察力,喜欢运用诸如条约那样的文献和通过历史回溯和案例分析获得经验主义的知识积累。近年来,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的方法论之争似乎已经休战了。争论的双方都意识到谁都不可能垄断这个领域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称该学科已进入了“后行为”时代(“postbehavioral”era)。[10]
    第三次大争论发生于80年代,是新现实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争论。
    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他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Thec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该范式坚持了古典现实主义有关以国家为中心的权力政治的基本假定,同时提出了由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决定国家行为的假定,并且强调了国家的目标是安全而不是权力的观点,认为有些时候国家可能选择谈判而不是战斗。按照新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在合作安排中,权力关系仍然起作用,比较强大的国家在合作所得中会占较大份额。[11]
    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约瑟夫•柰(Joseph Nye,  Jr.)。他们的代表作是1972年出版的《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12] 和1977年出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13] 。基欧汉和约瑟夫•柰把他们提出的模式称为“复合相互依赖”(complex inter’dependence),认为这种理论比现实主义更接近现实,可以说明国际关系中的可见变化,即国际战争减少,经济权力的影响超越了军事强制,并且出现了一体化的全球贸易模式。从总体来看,新自由主义不仅关注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而且关注更广泛的行为者和更复杂的国际关系,不仅关注战争与和平问题,而且关注经济、社会、生态等其他领域的问题。由于这一范式强调以国际制度和国际机构来管理相互依赖,因此人们认为它继承了理想主义的传统,并因而获得了“新自由主义”之名。
    对于这两个范式之间的主要争论内容,鲍德温(David A.Baldwin)作了这样的概括:第一,与新自由主义相比,新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对国家行为施加了更严厉的制约;第二,与新自由主义相比,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合作更难以实现,更难以维持,并且更多地取决于国家的权力;第三,新自由主义强调国际合作中的绝对所得,而新现实主义则强调其中的相对所得,新现实主义要问的是谁从国际合作中所得更多,而新自由主义则更关注各方所得总和的最大化;第四,新现实主义假定国际无政府状态要求国家专注于安全与生存问题,而新自由主义则关注于国际政治经济,因此两者对国际合作前景的看法迥然不同;第五,新现实主义更多关注的是能力(capability),而新自由主义则更多关注于意愿;第六,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制度不能减轻国际无政府状态对合作的制约,而新自由主义则相信制度能推动合作。[14]
   (三)理性主义、反思主义与建构主义
    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通常被认为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主流理论,也被称为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由于它们的根底都是理性主义(Rationalism),因此被统称为理性主义理论。所谓理性主义,就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正式或非正式地把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理论应用于国际关系问题。一些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所建立的理论模型是基于这样的观念:所有行为在本质上都是理性的,人们在采取行动之前会计算可能的代价和收益。这样的一种研究方法,就是理性选择模式。
    就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而言,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以权力与利益作为行为的出发点,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会基于相互依赖而选择合作,因此它们实际上都在运用理性选择模式。从得益的角度来说,现实主义比较关注相对得益,而自由主义比较关注绝对得益。在这里,理性主义并不是指一个严格的学派,而是具有相似研究视角的一个理论群。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也存在若干对理性主义持批判态度的理论。这些理论也是一个理论群,但居于非主流的地位。它们观察国际问题的本体论、方法论与理性主义是有很大不同的。
    如果说理性主义强调的是客观的物质(如现实主义强调的权力)和客观的制度(新自由主义强调的相互依赖),那么它们的主要特点则是强调国际关系中主观的东西的作用,例如强调观念与话语,强调结构与行为体的相互建构,并且强调权力的非物质性和真理的相对性等。[15] 在这一理论群中有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女性主义理论(Feminist Theory)、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以及后现代主义理论(Post-modemism)等。由于这些理论否认主流理论所强调的理性的核心作用,批判主流理论作为给定因素的种种概念,反对主流理论所坚持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因此,被统称为反思主义(reflectivism)。组成反思主义的这些理论,虽然有一些共同点,即它们都反对理性主义的一些主要假定,但它们各自的理论体系实际上有很大不同,完全不能被看作是一种理论。虽然它们都是后实证主义的(post-positivist),但它们是方式完全不同的后实证主义。正如史密斯(Steve Smith)所说,它们联合起来,是基于它们所拒绝的东西而不是它们所接受的东西。[16]
    在国际关系理论的争论中,如果我们把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看作对立的两大阵营,那么建构主义则以自己的独特内涵,成为居于这两者之间,起着某种桥梁作用的一个重要理论学派。该学派一方面接受并重新阐释了理性主义的一些主要概念,诸如权力、利益、自助、无政府、国际体系等,另一方面则全面发展了强调观念的社会建构学说。近年来,这个学派的发展很快,影响在日益扩大,大有成为主流范式之势。[17]
   
注释: 
[1]Michael Brecher:“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Flawed Dichotomies,Synthesis, Cumulation”,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1.43, No.2, 1999,p.214.
[2]Paul R.Viotti and Mark V.Kauppi,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es,Upper Saddle River:Prentice Hall.1997, p.18-19.
[3]“国际研究”是一种比较宽泛的说法。在国际学术界,“国际研究”有一个正式的学会性组织,即国际研究会(ISA——Intem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该组织十分庞大,下设有19个分会。它们是:国际事务中的积极学习(Active Learning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多学科比较研究(Comparativ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外交研究(Diplomatic Studies);环境研究(Environmental Studies);种族、民族主义与移民(Ethnicity,Nationalismand Migration);女权理论与性别研究(Feminist Theory and Gender Studies);外交政策分析(Foreign Policy Analysis);全球发展(Global Development);情报研究(Intelligence Studies);国际教育(International Education);国际伦理学(International Ethics);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国际安全研究(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和平研究(Peace Studies);国际关系中的后共产主义国家(Post-Communist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对国际进程的科学研究(Scientific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rocesses);国际研究的妇女小组会(Women’S Caucus for In terna tional Studies)。国际研究会的分会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国际政治学的子学科或是子领域的划分。当然,这种划分中的交叉和重复部分很多。实际上,这恰恰反映了国际问题研究的特点,它是一种相互交叉且涉及面宽广的综合性研究。
[4]Helen V. Milner,“Rationalizing Politics:The Emerging Synthesis of International,American,and Comparative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1.52,Issue 4,Autumn 1998.
[5]1648年为结束“三十年战争”而订立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标志着主权国家国家体系的形成。
[6]Michael Brecher:“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Flawed Dichotomies,Synthesis,Cumulation”,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3, No.2,1999,p.214.
[7]Michael Brecher:“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Flawed Dichotomies,Syn thesis,Cumulation”,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1.43,No.2,1999,p.214-217.
[8]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eds.The Globalication of World Politics,Oxford:Oxforld University Press,1998,p.2-3.
[9]John BayIis and Steve Smith,eds.,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09-112
[10]Frederic S.Pearson and J.Martin Rochester,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l998,p.26—27.
[11]Robert Powell,“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Neorealist-Neoliberal Debate”,International Qrganization,Spring  l994,p.338-340.转引自Conway,W.Henderson,International Relations,Boston:Mc Graw-Hill.1998,p.15.
[12]Robert 0.Keohane and Joseph Nye,Jr., eds.Transnalional Relationsand World Politics,Cambridge,MA: Har 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Nye,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Boston:Lit tle, BrOwn l977.
[13]可参阅中译本,罗伯特•O•基欧汉和约瑟夫•S•奈:《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林茂辉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
[14]转引自Steve Smith,“New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Theory”,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eds.),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0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70.可参阅大卫•A•鲍德温:《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2001年,第4—11页。
[15]参阅秦亚青:《译者前言》,见[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16]Steve Smith,“New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Theory”,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eds.),TheG-lobaliza tion of Word Pol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72.
[17]关于理性主义、建构主义、反思主义这三派理论的分法,可见Steve Smith,“New  Approaches to Incema tional Theory”,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eds.,The Globalkration of World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 versity Press, 1998, p.165-190.


作者:李少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发表时间:2006-01-05 文章出处:本站原创 责任编辑:刘爽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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