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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闻传媒与政府的关系剖析
文章作者:明安香 作者单位: 

    美国传媒除个别如美国之音和公共广播系统外,基本上都是私营的,在经济上不受政府的直接控制,在法律上又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享有相当的新闻自由权利。因此,美国传媒特别是新闻传媒往往自认为是独立于美国既存三大权利(行政、立法和司法)体系之外的第四权力体系,是美国社会中的“无冕之王”,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对手关系”(adversary relationship),是代表民众监督政府的“看门狗”。[1] 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是美国传媒如何处理自己与政府的关系?二是美国政府是如何控制美国传媒特别是新闻传媒的。
    一、传媒与政府:从“叭儿狗”到“牧羊狗”
    美国学者约瑟夫•斯特劳布哈尔(Joseph Straubhaar)和罗伯特•拉罗斯(Robert La Rose)认为,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到越南战争再到水门事件,经历了从“叭儿狗”(lapdog)到“看门狗”(watchdog)再到“攻击狗”(attack dog)三个角色的转变。[2] 这是一种相当形象也相当准确的概括。水门事件以后,特别是“9•11”事件和第二次美伊战争以后,美国传媒特别是主流新闻传媒与政府的关系已经转变成了第四个角色,即“牧羊犬”(sheepdog)角色。
    (一) 两次世界大战:“叭儿狗”角色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传媒都以爱国主义为由,大力支持美国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政府在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暗中倾向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美国媒体——当时主要是报纸、杂志,与美国政府的战争意图配合默契。有些报纸从一开始就是同情协约国的,《纽约时报》更是协约国的坚定支持者。它们刻意渲染某些事件来为美国参战作舆论准备。1915年5月7日,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库纳德轮船公司的游轮卢西塔尼亚号,在遇难的1198名乘客中,有114名美国乘客。美国媒体对此进行了耸人听闻的报道,激起了美国民众要求参战的愤怒情绪。1917年4月美国正式对德宣战。宣战后一周,时任总统威尔逊就任命成立了一个公共新闻委员会,并提名新闻记者乔治•克里尔(George Creel)领导该委员会的工作,负责协调政府的宣传工作,加强政府与报纸之间的联系。克里尔上任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向报界发出一个简短的解释性规定,要求各报自动检查禁止发表的新闻。战后的美国有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是“美国报纸受外国宣传人员和资本家战争贩子的欺骗,从而把读者引入歧途。”[3]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更是不遗余力地配合美国政府,积极报道战争进程,自觉接受新闻审查,成为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军。美国学者甚至认为,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传媒对于官方采取的各种政策基本上是无保留全盘接受的。这种“叭儿狗”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初期。
    (二) 越南战争:“看门狗”角色
    在越战初期,美国的新闻传媒延续了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传统,坚定地支持美国政府的战争政策,相信越南战争是为了反对苏联和中国进行的共产主义扩张,他们与美国政府、军方的合作是密切的。可以说,美国新闻界和美国政府、军方在侵越战争初期曾经度过了一个“蜜月时期”。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军在越南战场上的伤亡越来越惨重,美国社会开始出现否定美国政府最初决策的情绪。再加上约翰逊政府后期、尼克松政府初期,美军在越南战场上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这时,美国新闻界想与政府、军方合作已经不可能了。战争后期,美国报刊、广播、电视记者的新闻报道特别是电视报道,开始比较客观地反映侵略战争的真相。美国传媒被迫从政府“叭儿狗”的角色转而成为代表公众监督政府的“看门狗”角色。
    1965年8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莫利•塞弗和两名越南的摄影记者拍摄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越南“火烧锦尼村”农民茅屋的真实镜头。批评者认为这部影片太写实、太片面、太消极了,塞弗为此还差一点丢了饭碗。1977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等报不顾法院判决的禁令,交替连续刊登涉及侵越战争真相的五角大楼机密文件,激起了反战浪潮。1973年1月27日,美国政府被迫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关于越南战争的《巴黎协定》上签字,宣告侵越战争的失败。
    即使是在这一时期,人们看到,西贡记者团和美国传媒对于一些重大事件仍然是瞒报或缓报了。如1968年5月16日,一支侵越美军在越南广义省“美莱”(My Lai)村野蛮屠杀村民,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其中仅一位美军上尉威廉•卡利(William Calley)至少屠杀了22名越南平民百姓。这条大屠杀的新闻直到1969年10月才由自由投稿作家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报道出来。[4] 正因为对于一些重大事件的瞒报和缓报,使得美国传媒上已经报道的一些关于越南战场的新闻事件成为一个个孤立的事件,从而难以反映出战场的全貌。
 然而,对美国新闻界最严厉的批评,也许在于他们从来没有从历史的角度来报道这场战争。“除了偶尔的‘爆炸性’分析文章或电视新闻纪录片外,美国新闻工作者虽然报道了有关战争的一切,但是就是没有触及到实质性问题,即究竟为什么打这场战争。”[5]
   (三) 水门事件:“攻击狗”角色
    1972年5月17日凌晨,美国警方在首都华盛顿特区水门大楼内的民主党总部捕获了五名撬窃分子。采访这个撬窃案的《华盛顿邮报》两位年轻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仅仅根据撬窃分子赃物中两个与白宫有联系的电话号码和人名,穷追不舍,历时26个月,终于挖出了撬窃分子与“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直至与白宫办公厅、尼克松总统的联系。1974年8月9日,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
    水门事件和随之而来的弹劾尼克松总统的运动,表面上看似乎是新闻传媒与政府之争、共和党与民主党之争,从深层次上分析,实际上是美国不同权势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无论如何,越战失败和水门事件是美国现代社会的两大心理创伤。痛定思痛,美国主流社会纷纷把矛头指向了美国新闻界。对于越南战争的失败,美国的一些军政要人不是认真反思侵略战争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根本问题,而是怪罪于新闻传媒,普遍对侵越战争期间的“新闻失控”痛心疾首。尼克松曾经宣称:“我们的最糟糕的敌人看来是新闻界!”[6] 侵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认为,“拿破仑写道:‘三份不友善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为可怕’。”“如果国家要进行战争——不论宣战与否——就应规定一项兼顾新闻界与政府利益的政策,避免出现在南越出现过的那种模棱两可的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开始制定所谓“兼顾新闻界与政府利益的政策”,即战时新闻政策,逐步加紧了对美国新闻媒介的战时新闻控制。[7]
    对于水门事件的结局,美国统治集团也并不满意。他们普遍认为,新闻界的某些人似乎走得太远了。密切观察水门事件的《新共和》杂志老记者约翰•奥斯本认为,在水门事件的调查中,新闻界担当了“必要的和恰当的”角色,“与此同时我又不得不说,他们(指新闻界——引者)就像狗一样,闻出了血迹,但是追上去咬死了那只狐狸。”[8] 这段话生动而又含蓄地道出了“猎狗”、“狐狸”还有“主人”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水门事件之初,权势集团并不想整垮尼克松,而只是想教训教训他而已。然而,由于调查记者穷追猛打,揭开了“潘朵拉盒子”,使得权势集团不得不“挥泪斩马谡”。[9]
    自从水门事件以后,美国新闻界特别是美国报界这种揭露性报道已经似乎成为一种潮流。从里根总统时的“伊朗门”到克林顿总统时的“白水门”,一方面是要履行传媒“看门狗”的职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增加传媒的销路。这种趋势到了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时,已经发展到了极致。这类揭露性报道已经与传媒特别是报纸主要受众的核心价值观相冲突,这些受众主要是一些有教养的中产阶级人士。他们认为,从水门事件开始到拉链门事件,美国新闻传媒利用美国社会赋予的“新闻自由”的权利,将真正的调查性报道逐渐蜕变成了追求耸人听闻的“公共窥淫癖”(public voyeurism)和“丑闻兜售”(scandal-mongering),美国传媒的社会角色也从监督政府的“看门狗”演变成了追腥逐臭的“攻击狗”了。[10]
    (四)  “9•11”事件和美伊战争以来:“牧羊狗”角色
    从越战失败和水门事件以后,美国社会要求对新闻界“滥用新闻自由”的言行进行规范的呼声此起彼伏,美国新闻界从此也像犯了错误的“猎狗”一样开始小心谨慎地规范起自己的言行来了。然而,在美国右翼当权者看来,“攻击狗”变成了“听话狗”、“驯服狗”还远远不够,还应该进而成为引导美国民众的“牧羊狗”,特别是在“9•11”事件以后和第二次美伊战争开战前后。
    美国主流媒体在美伊战争前对布什政府及其战争政策众口一词、没有异议的支持,使得他们在战后处于尴尬境地。于是他们不得不纷纷公开进行反思或悔过,被迫承认在此过程中实际上扮演了布什政府误导公众的“牧羊狗”,以便对其受众好赖有个交代。如以揭露水门事件丑闻出名的《华盛顿邮报》,于2004年8月12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该报正式撰稿人霍华德•库尔兹(Howard Kurtz)的长篇反思文章《在走向战争过程中被抛到一边的报道》披露,该报资深记者沃尔特•平卡斯(Walter Pincus)在战争打响前写了一篇质疑布什政府关于萨达姆隐瞒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文章,差点遭到编辑们的封杀。据统计,伊拉克战争打响前,该报在220余篇头版文章里,至少有140多篇是旗帜鲜明地倒向布什政府的。[11]
    2004年5月26日,《纽约时报》在当天头版给读者的启示中首次承认,该报关于伊拉克拥有生化和核武器的报道从来就没有得到证实过。他们发现“很多报道的事实不够严谨”,一些有争议的消息现在看来是有问题的。该报还说,他们是在“确信有必要进攻伊拉克的美国官员”鼓励下进行这些报道的。正因为如此,在战争开始前,报社将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论调观点不同的稿子统统给“枪毙”了。[12]
 为什么美国的传媒特别是主流新闻传媒表现如出一辙,尤其是在“9•11”事件以后和第二次美伊战争开战前后:凡是布什总统的政策特别是战争政策都毫无保留、不加验证地加以支持;凡是布什政府官员给传媒提供的各种真真假假的材料都毫无保留、不加验证地接收并照登不误;凡是反对或不利于布什总统的报道和观点都受到封杀、压制和排斥。
    事后根据美国新闻界披露的各种内幕和真相来看,这些行为和现象并非偶然。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编依萨克森在给国际新闻记者的备忘录中,要求他们尽量避免被塔利班利用,在报道中要强调塔利班如何利用平民,如何窝藏那些造成数千人死亡的恐怖分子。这等于是明确要求记者把在阿富汗战场上发生的一切都算在塔利班身上,而不要让美军承担任何责任。《纽约时报》报道说,其他电视台也采取了与之相仿的报道方针。[13]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于2004年5月30日发表的一篇反思文章披露:“9•11”事件后,美国报界做出了一个集体决定:为了国家团结必须压制对总司令的批评意见。
    自此,人们完全可以说,自“9•11”事件以后和第二次美伊战争开战前后,美国的传媒特别是主流新闻传媒已经完全从自我标榜的代表美国人民利益监督政府的“看门狗”蜕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牧羊狗”——帮助当局引导美国公众,甚至蓄意误导美国民众!这是他们自己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事后自报家丑、公开悔过呢?当然绝不是纯粹出于职业道德良心受到谴责的缘故,感到自己在此过程中瞒报、误报、扣发的新闻太多了,误导了美国民众;更重要的是,因为当初他们毫无保留地支持布什开战的两大理由——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与“基地”组织有联系——实际上为迄今为止的事实证明均为子虚乌有。
    据美国学者对美国新闻报道的统计结果表明,从美国新闻史上看,美国新闻传媒界在重大国策的报道上根本不是他们标榜的“政府的反对派”,而是与政府的政策相当吻合。美国具有头号影响力的大报《纽约时报》,在这方面就表现得十分突出。正是《纽约时报》在1999年3月6日刊登了所谓美国政府调查人员发现在美国国家实验室工作的华裔科学家帮助中国“窃取美核武机密”的文章,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时候,引起轩然大波。几年之后的美伊战争中,《纽约时报》又重复这种错误。
    客观地说,在美主流媒体开始心甘情愿地充当政府的“牧羊狗”的时候,美国媒体中不是没有持不同意见者,不是没有注重职业道德、坚持新闻真实性报道的专业人士。但是他们或是在媒体内部受到封杀、受到压制、受到排斥,甚至丢掉饭碗;或是在外部受到巨大压力:他们可能从此无法接触到那些能成就自己新闻生涯的内部官方信息,可能收到大批谴责声讨的邮件,可能受到右翼组织和共和党人对个人声誉的诋毁,也可能因为“不爱国”的莫须有罪名而失去了言论自由。
[1] [2] [3]

   
发表时间:2006-01-05 文章出处:不详 责任编辑:张国春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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