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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邻国关系的转变与思考
文章作者:张蕴岭[1]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中国与邻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建立了悠久而密切的联系。只是到了近代,由于西方列强对亚洲国家实行殖民统治,中国也沦为半殖民地,许多历史的联系被削弱或者扭曲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开始与邻国发展新的关系,但是,由于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形势,中国与邻国的关系经历了许多反复和曲折。
与邻国的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居于特殊的和首要的地位,处理好周边关系是改善中国国际环境的基础。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周边环境得到根本性的改观,周边邻国成为中国创建长期和平发展环境,构建和谐世界和地区的首要之地。

    一、“应对”战略下的关系特征
    中国有2万多公里长的陆地边界线,与14个国家接壤,还有近 2万公里长的大陆海岸线,与6个国家的领海相接或相重叠,[2]  此外,还有几个非接壤,但有着密切关系的近邻国家,因此,世界上像中国这样的有着如此多邻国的国家实属少见。 [3]
    新中国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保卫国家安全,由于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在相当一个时期里,中国与邻国的关系都是被置于捍卫国家安全的被动应对型架构。比如,为了国家安全,中国被迫卷入朝鲜战争,全力支持越南抗法抗美,中苏分裂后,又不得不实行国家动员进行备战,甚至不惜以武力惩罚越南。与邻国的关系的发展都逃不脱这些大事件的阴影。
    20世纪50年代,中国周边地区的总体关系结构是受两极格局和意识形态制约的,几乎在所有地区都形成阵营分野,造成阵线分明的对峙或对抗局面。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不得不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即与苏联结盟,即抵御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压力与遏制。由于“一边倒”,除了极少数例外,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也被划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4]  中国与从属于西方阵营的邻国的关系处于隔离或对峙状态,而与那些从属于东方阵营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得到迅速发展。朝鲜战争爆发后,这种分隔就变得更为突出。 [5]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到60年代末,两国发生严重对抗,甚至爆发了边界武装冲突,苏联从中国的盟友,变成了最危险的敌人。[6]  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国与邻国关系的结构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比如,与越南、印度和蒙古的关系逐渐恶化,甚至转向敌对。
    20世纪70年代初,为了化解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中国开始采取与西方和解的战略,积极推动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并且建立反苏合作阵线。中美关系的发展也改变了中国与邻国关系的结构,使得中国与属于西方阵营的邻国,如日本、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的关系逐步实现了正常化。
    然而,尽管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被动应对的局面没有得到改变。从总的来看,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总是被动的处理与邻国的关系,因此,这使得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不时把中国卷入对抗甚至战争的旋涡之中,像朝鲜战争,由于中国直接大规模卷入,对中国的周边环境与邻国关系产生极大地影响。在被动应对的架构下,中国无法建立起一个符合自己发展利益的,且能够发挥主导性影响的周边环境。这里有国际大格局的影响因素,其中主要是冷战大格局的影响;也有自己本身的因素,比如经济不发达,实力弱所产生的对外部安全威胁的畏惧;意识形态之上,不切实际的“世界革命”外交(尤其是在文化革命中)所导致的认为树敌等。在相当一个时期,中国的内政取向多有变化,国家战略重心的定位也不时发生大的转变,尤其是对国家安全的认定有时也发生偏差,这些都对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产生影响。[7]
 
    二、“新战略”下的关系特征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对外关系,其中包括与邻国的关系发生重大转变。由于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外政策也进行大幅度的调整,中国的周边外交也逐渐打破了意识形态的控制,把重点放在改善和发展与各国的稳定、和平与合作的轨道上来。[8]
    在新的思想与战略的指导下,中国在处理与邻国关系上的有许多新的举措,作出了新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中苏于1979年10月开始举行关于双边关系的谈判,中国的主要目标是解除苏联对中国的实际威胁,提出了《关于改善中苏两国关系的建议》,其中包括消除安全障碍,发展经贸关系,开展边界谈判。[9]  1984年,两国签订了关于经济合作和科技合作的协定,1987年,重新开始进行边界谈判,直到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实现关系正常化。
    中国作出新的努力改善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1978年,邓小平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明确表示,支持东盟国家维护独立与主权,支持东盟加强东盟自身的团结,此举推动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的改善。不过,由于柬埔寨局势恶化,中越之间的矛盾分歧加大,1979年2月,中越边境战争爆发,整个80 年代,中越之间的对峙长期存在,两国虽未断绝外交关系,但各方面的正常联系基本中断。
    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也取得了突破性发展,1978年间,中日不仅实现恢复邦交,而且还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奠定了政治与经济关系发展的新基础,尤其是经贸关系,得到迅速发展。
    在南亚地区,中国与巴基斯坦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但与印度的关系由于60年代的边界冲突,长期处于不正常局面。为了改善与印度的关系,1981 年6 月,黄华副总理访问印度,双方关系开始解冻, 并就边界问题开展谈判。 [10] 尽管中印关系此后的发展并不顺利,但是,还是朝好的方向发展。[11]  1988 年12 月,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这使中印进入了比较正常发展的轨道。
    此外,中国在保持与朝鲜关系平稳发展的同时,改变了对韩国不接触的政策,从发展经贸关系入手,逐步扩大联系,为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奠定基础。
    从总的来看,经过调整,中国与邻国关系总体得到很大改观,尤其是经贸关系得到迅速发展,这样,以改善双边关系为基础,实现了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综合改善。 [12]
    进入九十年代,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冷战结束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大国关系结构的调整。由于两大阵营的对立不复存在,大国关系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即通过对话、协商与合作的方式寻求建立伙伴关系。这为近邻国家处理其与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参与地区事务开辟了更大的空间。[13]
    在国际局势缓和的大背景下,谋发展成为主流,这为中国与邻国发展关系提供了新的基础。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实力显著上升。中国实力的上升也为中国在周边地区发挥影响力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从而推动了中国主动营造有利的周边环境的意识和政策。
    在新的格局和环境下,主动构建一个长期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主体内容。而在构建长期和平发展环境中,周边环境被置与突出的位置,因此,与邻国的关系也就被放在首要的地位。
    为了构建一个长期发展的和平环境,中国积极推动国家间的伙伴关系。构建伙伴关系是中国的一大创造。“伙伴关系首先是一种非对抗性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合作的关系”。[14]  这种关系的一大特点是,不直接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不结盟对抗第三国,而是积极推动新的协商合作,创建新的利益基础和架构。伙伴关系的建立使中国的外交空间大大拓展。
    中国把努力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营造一个良好周边环境放在对外关系的首位。到90年代初,中国与所有周边国家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包括同印度尼西亚复交,[15]  同新加坡、文莱、韩国,还有从前苏联新独立出来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建立外交关系,同蒙古、越南实现关系正常化, [16] 并且与各国逐步发展起了全面合作伙伴或战略合作关系。
    到21世纪初,中国的新睦邻外交取得了积极的成效。目前,尽管中国与邻国之间还有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已经没有敌对关系。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次。
    中国对邻国关系的认识和定位也是逐步深化的。20世纪90年代初, 邻国关系只是众多关系的一个重要部分,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把“良好的周边环境”置于创建和平国际环境的特别重要地位,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与邻国的关系就被置于首要的地位,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 的新邻国关系,并且完整的制定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方针。
    为了从根本上减少和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迅速发展所产生的疑虑,促进同周边邻国关系的全面改善和发展,中国对传统的睦邻政策加以丰富和发展, 进一步提出“睦邻、安邻、富邻”的新政策。2003年10月,温家宝总理明确指出,“新形势下中国的周边外交方针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睦邻友好,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推向新水平。 [17]
    在新的形势下,中国与邻国关系得到深化,尤其是经济关系,出现重大的转型,这就是中国成为近邻国家的主要贸易市场。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中,日本、韩国、东盟、俄罗斯、印度均名列中国十大贸易伙伴之列。经济关系的提升对于政治关系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使伙伴关系有着更坚实的利益基础。
    区域合作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新潮流。中国采取新的战略,通过推动区域合作深化与邻国的关系。
    东南亚地区一向是中国的重要战略区。在东盟的合作框架下,由分裂、动荡逐步走向稳定、和平与发展。为此,中国把发展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放在突出的位置。在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改善与加强与东盟的关系基础上,2000年,中国率先提出与东盟构建自由贸易区。这个倡议得到东盟的积极支持,2002年双方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开始自贸区谈判,先后签订了物品、服务和投资协议,到2010年基本建成自贸区。同时,中国与东盟构建战略伙伴关系,发表《南海各方行动宣言》,正式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仅过几年的努力,中国与东盟在政治、经济领域形成了多方位、多层次的合作框架。
    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有力的推动了东亚地区的合作。在中国构建自贸区的激励下,日本、韩国都积极推动与东盟建立自贸区。在东亚形成了“10+1”,“10+3”以及东亚峰会(10+6)为基础的多层区域合作构架。中国成为这些合作机制的中坚力量。中国与东盟的合作,还有由东盟牵头中国参与的东亚地区合作多重机制,成为中国与邻国关系的新框架。
    中亚地区是涉及中国周边安全的重要地区,受到极端主义、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中国积极倡导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建立新型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共同应对和解决三股势力带来的威胁。同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中国和俄罗斯、中亚国家积极发展新的合作方式,开辟新的合作领域。[18]  同时,上海合作组织还建立观察员制度,邀请具有战略利益的印度、巴基斯坦、蒙古和伊朗作为观察员。上合组织是一个重要的创新。[19]  上海合作组织以新的理念和原则开展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建立了领导人的对话机制,实施了一系列旨在维护地区共同安全的合作项目,该组织以安全合作为主要内容,逐步发展经贸合作。通过建立秘书处、反恐中心以及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中国、俄罗斯与中亚国家逐渐建立起信任和信心。
    在南亚,中国还积极申请成为南盟的观察员,加强在地区称面上的对话与合作。在东北亚地区,尽管存在复杂的历史认知、岛屿和专属经济区的争端,还有朝核问题引起的紧张,中国还是作出积极的努力推动地区层面的对话与合作,比如开展中日韩领导人对话,发表三国合作宣言,建立中日韩峰会等,尤其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把三国的关系发展与对话合作置于区域制度化基础上,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解决朝核问题上,中国积极推动和主持了六方会谈,六方会谈机制为缓和朝鲜半岛局势,为通过合作,而不是对抗解决朝核危机,为建立朝鲜半岛长期和平合作的地区机制提供了一个建设性的平台。尽管目前遇到了新的困难,处于停滞状态,但是,从长远看,它还是最终处理和解决朝鲜半岛关系,建立长久和平发展机制的一个基本框架。
     在发展与邻国关系上,一个重要变化是,中国变得更为自信了。这种信心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提出了更多的倡议,另一方面中国接受和参与了更多地区制度安排。 [20]

    三、新形势下的关系发展
     经过艰苦的努力,我国与大多数邻国解决了边界划界问题,但是目前还与一些国家存在领土、岛屿和专属经济区上的争端。如何解决这些争端,是很棘手的问题。为推动与邻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在缓解和解决与邻国关系中存在的矛盾和困难,特别是在领土争议问题上,中国努力探索新的思路。
    中国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促进领土争端的妥善解决。对于领土、资源争端,邓小平提出:“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21] 对于南沙群岛和中日钓鱼岛等争端,中国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搁置争议,并不是不承认争议,而是把有争议的主权问题暂时放在一边,避免激化双方矛盾。共同开发,是从经济利益入手,用经济利益的共同纽带将争议中的各方连接起来,使各方共同获益,为合理解决争端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氛围,最终实现消除争端的目的。“先不谈主权”并不是不谈主权,而是一个选择谈主权的时机问题。在时机和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谈主权,往往会把事情弄僵;在时机和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谈主权,则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中国推动和平协商,合情合理地解决边界纠纷。对于边界争端,中国提出的解决思路主要包括:尊重历史和现实,和平协商;双方相互让步;在和平解决边界纠纷之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先放一放,不影响两国发展正常的外交、经贸关系。[22]  按照这一思路,中国解决了与越南、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之间的边界问题,中国与印度也就和平解决边界问题达成了原则协议和共识,缓和了边界紧张局势。
    从总体上说,中国在边界问题的解决上,主张求同存异,不纠缠历史旧账,强调面向未来,以长期的、战略的眼光解决问题,强调未来合作的利益,从双边关系的大处着眼。新的挑战是海上专属经济区的划分问题,随着联合国海洋法生效,这个问题的紧迫性突出,同时,由于这方面的问题非常复杂,各个领区的情况各异,因此,处理起来是非常有难度的。因此,这要求中国继续冷静地、从战略高度处理问题,积极寻求解决争端的机会,不是这些争端影响双边关系大局和中国在周边地区发挥更大作用的大局。
    在中国实力增强的过程中,周边国家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无疑是最直接的。中国实力的迅速上升,对邻国带来复杂影响:比如,它可以引起邻国对中国的担心,对中国崛起后战略意图的怀疑和疑虑,进而激起“中国威胁论”,或者拉入外部大国,平衡中国的影响;中国发展的成功,中国为邻国提供越来越多的利益(贸易、投资、援助等)又会拉近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推动他们与中国合作,但同时,他们也会面对越来越大的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尤其是,邻国感受到的竞争压力也会成为其国内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中国需要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因为中国所提供的市场机会主要只能使那些大公司首先受益,而大众特别是穷人很难从中受益。
    还有,中国对于资源的需求越来越高,也使邻国感到担心。中国的经济以制造业为中心,加上国内消费的增长,导致中国对资源的需求迅速上升,在资源方面国内供需的缺口也迅速拉大。其结果是中国不得不从海外获取更多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许多自然资源,以保障稳定的供给。从资源供应的角度,周边地区处于优先的位置。从短期来看,这会为邻国带来财富;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也可能会造成关系的紧张,因为供应国会担心自己的主要资源迟早会被耗尽。中国也需要对越来越多的外国直接投资进行管理,并对不发达邻国提供更多援助,帮助它们实现可持续发展。
    由于中国的实力还处于上升的过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尚未定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要作出切实的努力,减轻周边国家的疑虑,推动与邻国关系的发展,比如,以更为有效的方式,传达出中国的战略意图,避免邻国对中国的战略意图产生误判;更多地参与地区组织和多边合作,以制度、利益相互依赖等方式减少不确定性,结成利益共同体,在双方获取合作利益的同时减轻邻国的忧虑,增强邻国对中国的信任。
    这里有一个如何对待和处理美国在中国周边影响与作用的问题。美国虽然不是中国的邻国,但是美国因素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在冷战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受到美国因素的很大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国执行“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中国同美国及其在中国周边的盟友进行严重的对抗,美国也把中国视为需要加以遏制的对象。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中国同美国及其在中国周边地区的盟友联合。中国与日本、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关系的改善,受到中美关系改善的重要影响。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中邻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它试图防止任何一个有可能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出现。美国在中国周边有许多盟国,美国努力强化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友的关系,并试图扩大盟友队伍,比如,美国与印度的军事交流与合作迅速发展,美国借助反恐之机使它的力量向中亚国家渗透。美国的这些做法,客观上加大了中国的安全压力,加上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影响力的某种遏制,美国是对中国构成最大战略压力的国家。[23]
    中国在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时候,必然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为例,东盟国家有利用美国平衡中国影响力的考虑,与此同时,美国也要努力防止中国对东盟影响力的上升,它也有主动进行平衡的一面。至于中国与美国的盟友发展关系,更要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除双边关系以外,中国周边的诸多热点问题如朝核问题中,都有美国因素的存在,美国也在台海问题、南海问题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今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美国因素将会长期存在。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维护自己的周边安全环境,并推动中邻关系的健康平稳发展,是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24]  尽管中国的区域关系战略并不是针对美国的,但是,没有美国参与的区域组织或机制仍然是美国极不放心。因此,中国在发展与美国的双边关系的同时,必须越来越多的考虑中美关系的地区因素。在可能的情况下,创造美国直接或间接参与的机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快了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中国对周边外交的重视程度也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有了实质性的提升和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周边外交逐渐成形。成功的周边外交,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十分重要,它有助于为中国国内集中精力谋发展而创造、营造、塑造安定的周边环境;周边也可以成为中国崛起为世界一极力量的主要支撑点与战略依托带。与近邻国家的共同发展,也可以提高亚太地区在世界格局中的战略地位。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中国在与邻国的关系中是一个被动者,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把对外关系的重点转向经济发展,构建和平发展环境,使我国与邻国的关系得到新的发展,逐步实现了与邻国关系的正常化,基本上扭转了被动的局面。进入新世纪,我国与邻国的关系开始转向主动,这主要是因为:其一,中国与邻国在新的基础上发展起了紧密的利益关系(以经贸关系为基础);其二,中国以新的思维、新的战略,积极主动提出倡议和设想,推动双边和地区的合作。
    在主动的形势下,中国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通过主动的努力,使双边关系和地区秩序向有利于和平发展的方向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政府功能性合作)、安全(主要是非传统安全,也包括传统安全)以及社会和文化(如资助孔子学院)等几乎所有可能的场合提出了新的设想。通过这些倡议,中国不仅提出了想法和建议,也提供资金上的支持。
    从防御性的角度出发,中国曾认为,外部的制度性安排是用来对付和遏制中国的,因此往往加以批判和拒绝。而现在,中国认为发展地区制度合作安排是符合其利益和角色的。在过去的相当成时期,中国为其生存而感到担心。随着信心的加强,中国逐渐承认和接受了当前由美国或西方联盟主导或在其中有主要影响的现存地区与世界秩序。尽管中国并不赞同现有体系中的所有方面,但中国也并不认为现有秩序是完全不符合其利益的,因此并不试图挑战这一秩序。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试图融入这一体系。当然,另一方面,作为崛起的大国,中国的一些利益和要求在现有秩序中是不容易轻易得到满足的。这使中国试图推动发展与现有制度安排相平行的一些新的制度安排,以更好地服务于其利益。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在新的地区制度安排中变得越来越积极主动。[25]  不过,中国在这一方面比较谨慎,避免直接挑战美国的权力和影响。 [26]
    由被动应对到主动创造的明显转变是到了这个新世纪。推动区域合作是这个转变的一个凸显例子。2000年,朱镕基总理在东盟提出来要与东盟建立长期的经贸关系,搞自由贸易区。这显然是一个主动型战略。改革开放后,我们先是要求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关税贸易总协定,也就是当今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要求加入WTO不是创造,虽然是一种主动性参与,但是在关系构架上很被动,人家掌握着主动权。我们要求人家允许入伙,人家不会轻易放你进入,结果谈了十五年,好不容易才进去了。2000年就不同了,我们主动提出来,得到东盟的响应,很不一样。我当时是专家组成员,在研究过程中,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些想法与东盟商量,处在主动地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这步棋把我国的外交这盘大棋搞活了。接着,日本跟进、韩国也跟进,我们走在了前头,使得东亚地区的合作有了显著进展。还有就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也是我们采取主动,以新的理念和方式处理共同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取得了与俄罗斯、中亚国家合作的主动权,创建了新的安全与发展合作形势。
    我们创造环境从推动区域合作开始,进一步延伸到国际层面,比如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通过20国集团会议,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主张,旨在推动建立更加合理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这有利于我们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的发展。我们推动构建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不是要搞革命,推翻现有的旧体系,而是与其他国家一起,对其进行调整、改革,实现稳定、有序的逐步过渡。这样一种稳定转变的秩序对大家都有利,我们是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不是破坏性的作用,因为为我们是通过参与现有体系取得发展的。
    在国际关系方面,我们主张以一种新的思想、新的方式来构造对外关系和安全结构,为此,我们提出了“新安全观”。什么是“新安全观”?就是跟旧安全观不一样的安全关系和架构。旧的安全观是什么?就是军事结盟关系,是二战以后形成的,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军事同盟,包括双边同盟和地区同盟(大西洋联盟)等等。我们提出的“新安全观”,核心就是共同安全、协商对话,避免使用对抗的方式、军事的方式。在与邻国的关系上,我们提出来很多新的原则,比如,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安邻、睦邻、富邻等等,我们不仅说说而已,也实际努力去做。
    在国际秩序方面,我们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和谐世界思想基于我们的传统价值文化,也基于和平发展的需要。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强调“和而不同”,和就是和谐共存,和睦相处,是在尊重不同的前提下求得共同发展。世界是多样的,不同是客观存在,和是目标。我们提出来构建“和谐世界”,这就改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西方主导的基本价值观和思想文化观念。
    冷战结束以后,本来是可能发生一场大的冲突的。苏联垮台了,社会主义体系没有了,剩下的就是中国,还有几个小的国家共产党执政,西方在推行民主的口号下,要实现“历史的终结”,这个形势很危险。我们小心地、谨慎地、主动地创造环境,提出构建“伙伴关系”。 伙伴关系就不同于敌对关系,寻求的是合作,而不是对抗。我们不是在搞游戏,而真是在努力构建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和俄罗斯、美国以及其他大国构建伙伴关系,和邻居也构建伙伴关系,而且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定位,这是我们取得了主动。现在,伙伴关系已经成为世界普遍接受的一种新型国际关系方式。二战以后的冷战时期,是两个阵营的敌对关系,两个联盟对抗,把世界推向冲突的深渊。冷战结束后,我们与其他国家一道,以新的观念,新的方式处理国家间关系,经过努力改变了世界的格局,我们是有贡献的。应该说,很大程度上,通过这样一种创造,既改善了我们的发展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世界的国际关系格局。
    中国的快速崛起引人关注。我们主动提出来要和平崛起,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如前所述,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强大起来了,它要做什么,大家都关注,因为涉及到人家的切身利益。我们提出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走一条不同于传统大国崛起(特别是近代)的道路。我们坚持和平发展,开始很多人可能不信,如果我们坚持下去,让时间考验,慢慢大家会把它作为国际关系中新的准则,至于将来能不能成为主导的关系,好要要看我们本身的发展。
    从总体上来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有真正意义上的周边外交的历史并不长,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同时,也提出了很多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如何与邻国长期友好相处,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这也是一个学习和探索的过程。我们需要不断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使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长期稳定、和平、合作与发展。

 

注释:
[1]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研究员。本文参考了本人与周方银博士合著的“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一文的内容(载王逸舟主编:中国对外关系转型30年,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
[2] 参见安德鲁•内森,罗伯特•罗斯:《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14页。党锐锋、曾辰:《中国的外交战略格局———周边是首要》,《东南亚纵横》2007年第8期,第69页。
[3] 江泽民:《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2001年8月),《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3页。
[4]张蕴岭:《构建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新型关系》,载张蕴岭主编:《中国与周边关系:构建新型伙伴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5]参见章百家:《改变自己 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牛军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 中国外交卷》,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第16页;唐希中等:《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1949-200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5页。颜声毅:《当代中国外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5-210页。
[6]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1页。
[7] 安全亦取决于对安全判断的主观能力。见张蕴岭主编:《未来10-15年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国际环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6页。
[8]唐家璇:《新中国外交的光辉历程》,http://www.fmprc.gov.cn/chn/ziliao/wjs/t8737.htm
[9]苏军入侵阿富汗使开始松动的中苏关系再次停滞,但持续时间不长。
[10]1981 年6 月,中国政府提出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一揽子解决”建议,即将东、中、西三段边界“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加以考虑”。
[11]中印关系的发展并不是很顺利,1986年12月,印度议会通过法案,将印度在边界东段占领的中国领土上建立的“阿鲁纳恰尔直辖区”升级为“邦”,企图使占领合法化,中国政府立即就此提出抗议。
[12]80年代,中越关系是一个例外,两国发生了军事冲突,在一个时期处于严重对立的局面。
[13] 张蕴岭:《构建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新型关系》,第2页。
[14]张蕴岭主编,伙伴还是对手-调整中的中美日俄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6页。
[15]1950年4月,印度尼西亚同中国建交。1965年印尼发生“9•30”事件后,两国于1967年10月中断外交关系。1990年8月,两国恢复外交关系。
[16]中国和越南于1950年1月建交,70年代后期中越关系恶化,1991年11月,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中国和蒙古于1949年10月建立外交关系,60年代中后期,两国关系经历了曲折。1989年,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
[17]王光厚:《从“睦邻”到“睦邻、安邻、富邻”——试析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转变》,第41页。
[18]孙壮志:《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发展》,载张蕴岭主编:《中国与周边关系:构建新型伙伴关系》,第342页。
[19]如John W. Garver所指出的,“对于上海五国来说,共同面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挑战是使合作得以形成的核心因素。”John W. Garver: China’s influence in Central Asia and South Asia, in David Shanmbaugh edited, Power shift-China and Asia’ new dynamics, p. 211.
[20]Wang Jisi, China’s changing role in Asia in Kokubun Ryosei and Wang Jisi edited, The Rise of China and a Changing East Asian Order, JCIE, Tokyo, 2004, p.19.
[21]邓小平:《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1984年2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9页。
[22]唐希中等著:《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1949-2002)》,第17页。
[23]王辑思:《中美关系:寻求稳定的新框架》,载牛军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 中国外交卷》,第233页。[王子昌:《美国因素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当代世界》2005年第4期,第9-10页。
[24]张小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演变:模式与过程》,《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第69页。
[25]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圈内人,是一个试图维护体系的现状国。A. I.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no.4, quoted from 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07.
[26]正如一名美国亚洲问题专家Robert Sutter所指出的,中国看来“急于找到一种方式,使得中国在亚洲和世界范围中迅速上升的影响力不被看成是对美国的权力和影响力的挑战。”Robert Sutter, China’s regional strategy and America, In David Shambaugh, Power shift-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2006, p.291,

 

发表时间:2010-01-05 文章出处:本站原创 责任编辑:黄英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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