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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近年研究述评
文章作者:胡家勇 裴小革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近一年来,政治经济学领域就以下三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是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经验,二是政治经济学重建,三是收入分配。下面就这三个问题的学术观点进行综述。
    一、改革开放经验总结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近30年,过去一年,政治经济学界已开始对改革开放的经验进行总结。刘国光认为,在肯定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要认识到改革进程中出现了利益分化,少数人成为最富,有多数人获得一定利益,部分群众受到损害。为了使改革对大家有利,就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一些学者强调了市场化改革的正确性。皇甫平指出,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统统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本身,动摇和否定改革,这显然是错误的。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背景下,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而并非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
    高尚全指出,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有人认为,现在一些领域的改革出现了种种问题,是崇奉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借所谓的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是不对的。中国改革是按照“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出来的,改革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应该有什么问题就去解决什么问题。
    裴小革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石作用。他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广大劳动者都是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发展是广大劳动者共同创造的。我国是工人阶级掌权的社会主义制度,它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保护好劳动者的利益,是适合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要求的,有着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不需要推翻这种制度,只需要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调整和完善我们的制度,通过渐进协调的改革方式,就可以发展我们的经济。
    王振中研究了转型经济中三个不可回避的理论问题,肯定了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他指出,第一个不容回避的理论问题是经济转型国家之间存在的“改革方向差异”;第二个不容回避的理论问题是经济转型国家之间存在的“指导思想差异”;第三个不容回避的理论问题是经济转型国家之间存在的“政策效应差异”。
    左大培针对有人把“国退民进”作为国企改革方向的主张,结合对家族文化环境所造成的产权关系的分析,论证了中国为什么需要大规模国有企业。他指出,中国的文化环境造成了私营企业在需要创新和规模的领域中发展无力,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国退民进”、“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就会葬送中国的支柱产业、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中国的未来。
    二、政治经济学重建
    近一年来,学术界对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以及如何重建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宋涛指出,西方经济学中有用的“零部件”应该批判地吸收,而不是照搬,但西方经济学就其一般理论而言,仍是具有资产阶级属性和理论特征的,绝不能以之为指导。
    钱颖一指出,现代经济学以研究市场经济中的行为和现象为核心内容,而市场经济已被证明是目前唯一可持续的经济体制。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别区分的,不存在“西方经济学”与“东方经济学”或“美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概念。
    一些经济学家则指出,即使是经济学基础理论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性和国别性。程恩富说,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马克思所创立的经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实质和价值观念已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并加以改造,构成一种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新型文化基调和背景。既然两者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理论假设、价值取向和分析工具等方面的差异就变得不可避免。
    张宇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对于西方经济学的特殊价值。他指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己的特殊价值在于:第一,它是以自己独创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第二,它把对生产力发展和资源配置的分析与社会经济制度的演进有机结合在了一起;第三,它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坚持逻辑和历史的统一,要求理论的发展反映历史的客观进程;第四,它对于社会结构中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有着深刻的辩证的理解;第五,它实现了静态与动态、本质与现象、宏观与微观、质与量分析的统一;第六,它对经济过程中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所有重要环节进行了全面的考察。
    三、收入分配
    近年来,收入分配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和谐社会建设问题成为政治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
    楼继伟在一篇研究报告中对效率、公平、公正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特别分析了收入分配过程中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所带来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他认为,由于努力程度和效率不同而造成的收入分配差异是对效率的激励,但在现实生活中,因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所造成的后果与因效率不同所造成的结果是不易区分的,因此人们会质疑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我们要在坚持市场取向改革、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同时,更加注重解决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
    杨宜勇等分析了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增长速度的差异所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他们指出,由于财产性收入的增幅较快,财产差距的扩大会进一步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这一问题在我国城镇已经凸现出来,如果不加以有效调控,“十一五”时期城镇居民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会超过0.55。
    王小鲁对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不同因素分别做了研究,并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他说,我国目前存在若干导致扩大收入差距或不利于减小收入差距的因素,包括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财政转移支付体制存在缺陷、教育机会不够公平、教育体制不利于促进就业、农村和落后地区基础设施薄弱、就业机会不足,以及制度不健全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合理和贪污腐败等社会不公平现象。对这些问题,迫切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来解决。
    樊纲分析了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他指出,由于经济发展、工业化、城市化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中国经济和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呈现二元结构:少数人已经与国际接轨,已经在从事高新科技产业的职业,一部分人已经抓住了市场发展最初阶段的机会而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而多数人还只能从事一般性的体力劳动;作为一个地理大国的不同地区的差异,也只能随着资本和劳动力的双向流动过程而逐步缩小。我们可能要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面对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人为地停止这种进程,结果只能是打断发展的进程,妨碍收入平等状况最终沿着倒U字曲线上升。
    蔡静诚对理论界有人发出的工人工资增长会减少就业、阻碍经济发展的担心,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工资增长对就业的影响有两种效应:一是静态效应,减少就业;二是动态效应,即传导效应,工资增长会带动消费,推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这两种反向效应合力的大小与方向将决定工资增长对即期就业变动的影响及其力度,使就业或呈减少走势或呈上升趋势。
    胡家勇研究了政府公共收支活动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应发挥的作用。他指出,目前,政府财政应加大的支出领域包括:维护社会秩序的支出,如公、检、法部门的支出,以保证市场经济运行有良好的法治环境;在大幅度压缩政府规模的基础上,确保政府部门,尤其是基层政府部门正常运转的经费需要;提高对中小学教育、公共卫生体系的投入,以增进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福利水平,等等。
    陆学艺分析了和谐社会所要求的社会阶层结构。他指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阶层结构,离合理、开放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还有一定距离。就结构形态而言,还只是一个中低层过大,中上层发育没有壮大,最上层和底层都比较小的一个洋葱头型结构。如果我们深化改革,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引导、调控社会阶层结构形态,达到“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的结构,就能形成合理开放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社会中间阶层规模过小,意味着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不稳定,这是当前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结构性原因。
    四、政治经济学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政治经济学领域面临以下重大理论问题。
    第一,我们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积极吸收西方经济学等多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实现理论创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是在对前人的经济学成果进行全面的批判、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才得以建立起来的。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也只有对包括当代西方经济学在内的经济学成果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的分析、批判,在此基础上加以借鉴,才能实现重大发展。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外的一切理论都称为“庸俗经济学”,采取一概排斥、全盘否定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同样,那种把西方经济学奉为绝对真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采取全面否定态度的作法,也是不科学的。
    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方面是把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学原理区分开来。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学原理和基本研究方法至今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但它的个别结论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如果固守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就会窒息政治经济学对现实经济生活的解释力。
    第二,着力探讨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政治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只有关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才能闪耀出灿烂的理论光辉。纵观经济理论的演变轨迹,探讨重大现实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发展的原动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在资本主义充满矛盾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理论等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基本结构;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大危机,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宏观经济学从此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有效需求”、“需求管理”等概念从此成为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工具。我国作为一个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大国,面临的主要难题包括:如何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找到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等等。这些都将是政治经济学今后着力探讨的基本问题。
    第三,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政治经济学体系迄今仍然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二者是彼此不搭界的。资本主义部分沿用《资本论》的体系,核心范畴包括:劳动、价值、剩余价值、工资、资本、利润、经济危机等,其中大部分范畴被认为不能直接用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或者在用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时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内涵。例如,资本在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中被认为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者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有时它被称为资金)中则被认为是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范畴;工资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在社会主义社会则是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由于存在两套不同的范畴体系,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张皮”的现象一直没能克服。重建政治经济学,必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大的背景下来重新审视这些基本范畴,认真研究它们是不是同一种经济现象的理论反映,在两种社会制度下是否存在相通之处,真正的区别究竟何在?这不仅取决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同样取决于我们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
    第四,构建中国转型经济学,把它作为重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环节。经济体制转型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迄今为止,我国的经济转型已有26年,前苏联及中东欧地区的转型也经过了15年左右的时间。这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转型理论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已经涌现出大批研究成果。转型一方面检验着已有的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又孕育着经济理论的突破。我国是一个转型大国,选择了独特的转型之路(渐进之路),转型时间较长,也比较成功。所以,我国经济学家研究转型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转型理论研究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提出了诸如“双轨制”、“增量改革”等“渐进”改革理论。我们完全可以在制度转型的大背景下,系统反思传统政治经济学,提出新的分析概念和框架,并将其一般化,在此基础上发展作为基本经济理论的政治经济学。

   
发表时间:2007-03-15 文章出处:不详 责任编辑: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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