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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理论经济学60年的六大进展
文章作者:张卓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已6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于推翻了三座大山的黑暗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并逐步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中国经过60年的发展,国家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被全世界公认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创造了“中国的奇迹”。目前已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8年人均GDP已达3300美元。中国正在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预计再过四十年,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在这一历史巨变过程中,中国经济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一方面,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开展和经验的大量积累,为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营养;另一方面,党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中国经济学家施展才能提供了最广阔的舞台。中国经济学在现实需求的推动和良好环境的鼓励下,在服务于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实践中,呈现出百花竞开一派繁荣景象。
    以下是根据笔者的研究和观察,以及五十多年亲身参与一些经济学热点问题讨论的体会,概括出中国经济学主要是理论经济学60年来的六大进展。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下,努力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开辟和形成了唯一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建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建国以后,怎样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同样必须很好探索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才能成功。这一点,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都是明确的,并一贯坚持的。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有的探索是成功的,有的探索是失败的。失败的探索包括1958年开始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否定商品生产与等价交换的一平二调,1958—1960年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利润挂帅、按劳分配和割资本主义尾巴,以及建国头三十年一次又一次用阶级斗争取代经济建设为中心使经济陷入困境等。更多的是成功的探索。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是他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成果,1959年毛泽东总结一平二调错误后提出价值规律是“伟大的学校”,20世纪50年代陈云、孙冶方、顾准、于光远、卓炯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市场调节作用的远见卓识,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界关于速度和比例、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资金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的热烈讨论和探索。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指导方针,提出中国社会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三个有利于”的生产力标准、发展是硬道理和三步走发展战略等伟大构想,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21世纪头20年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与此同时,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问题、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根本转变问题、通货膨胀问题、三农和农民工问题、收入分配关系问题、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问题、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问题、工业化和城市化具体道路问题、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宏观经济调控和宏观经济政策选择问题、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问题等,也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热烈的讨论和争鸣,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为党和国家的科学决策提供理论论证和智力支持。通过以上成功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成果,繁荣和发展了中国经济科学。
    为什么有些探索是成功的,而有些探索是失败的?经过6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我个人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你的探索是不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切合中国的实际需要。而建国以后中国的最基本的国情,是中国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展阶段。过去许多失败的探索,都是因为不从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超越客观实际,结果欲速则不达,碰得头破血流,只好回头是岸。而所有成功的探索,则都能从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脚踏实地解决实际问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和获得广泛共识,邓小平起着关键作用。1980年4月,他说:“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1]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7年8月,邓小平又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2] 1992年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3]
    中国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和传播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在20世纪80年代初专门写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4]一书,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该书于1997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织的专家论证委员会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十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由于改革开放后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使大家对中国的最基本国情有了准确的把握,并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本原理出发,我们党终于在改革开放中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可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影响面最大的创新成果。

    第二, 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界研讨的第一大热点,其突出成果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界建国以来讨论最为热烈、争议最大、发表文章最多、成果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1956年10月2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一文后,经济学界绵延五十多年研讨的第一大热点。
    建国以后,中国经济学家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包括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大阶段。
    改革开放前可以概括为探索时期,主要是从1956年至1964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界比较活跃,不少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频频向主流的传统经济理论挑战,提出了具有远见卓识的观点和主张。当时常常处于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环境中,政治对学术研究的干扰和破坏很大,一些经济学家挨批,蒙受不白之冤,严重影响理论探索,真知灼见受到压抑。尽管如此,以下一些经济学家的功劳是不能抹杀的。
    1956年,孙冶方提出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的鲜明主张 。[5]
    1957年,顾准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可以设想让价值规律自发调节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即通过价格的自发涨落调节生产 。[6]
    1959年,于光远认为,凡是加入交换的产品(只要在交换中要比较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依据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交换的原则进行),都是商品,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的几种交换关系,都是商品交换关系 。[7]
    1962年,卓炯(于风村)提出,商品经济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只要存在社会分工,就存在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不矛盾,还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力工具 。[8]
    1963年,孙冶方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利润的多少是反映企业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好坏的最综合的指标 。[9]
    需要指出,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曾提出过一些有积极意义的观点和政策主张。如陈云在1956年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要有市场调节作为补充 [10];毛泽东在1959年提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 。[11]
    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创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逐步实现的。大体说来,第一步是主张在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第二步是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第三步才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第一步,改革开放初期主张在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1979年4月在江苏无锡市举行了全国第二次经济理论研讨会,主题是探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参加讨论会的有300多人,我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孙冶方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大会发言,会议收到论文上百篇,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理论观点,包括: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肯定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调节的作用 [12]。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起调节作用, 竞争是其内在机制 [13]。企业是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主张逐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1980年1月,蒋一苇进一步提出著名的企业本位论[14] 。对现有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管理体制需进行改革,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15] 。
    第二步,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这是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决定性步骤。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经济学界就有一批人写文章主张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起调节作用。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持反对态度,争论是蛮激烈的。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对我国经济界和理论界多年的争论,作了总结,以党的决议的形式,肯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就使我们的研究和讨论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三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确立以后,经济学家没有就此停步,而是继续探索。二十世纪80年代后半期,经济学家进一步提出,中国的经济改革,应明确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市场化改革。内容包括:企业应成为市场竞争主体,价格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价格体制,建立和发展包括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宏观经济管理要从直接管理转变为以间接管理为主,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等。1986年,有的文章认为,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模式,主线是国家掌握市场(即国家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和市场参数调节供需,实现对市场的“领导权”),市场引导企业,或者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6] 1987年和1991年,吴敬琏等明确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即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对新体制的框架作了比较详尽的论述[17] 。
    1992年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进一步阐发了他对计划和市场问题的看法,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同年9月,中共十四大报告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标志着对经济改革理论的认识达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此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随着改革的推进,改革经验的丰富,而日益充实和发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和党的强力推动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步步深入。举其要者有:1994年分税制改革,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1992年以后个体私营经济的迅速发展,20世纪末开展的以明晰产权为中心的集体企业改革,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2002年以来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2003年以来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并要求逐步做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05年以来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先后整体上市,20世纪末开始的农村综合改革,近两年以全覆盖为目标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等。
    回顾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与探索,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第一,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第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互适应相互结合。第三,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转轨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也是以论述从计划主导型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及其规律性为主要内容的。第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全新的理论体系,既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实践为这一理论提供素材和养料,也需要经济学家的艰辛探索和理论概括,需要经济学家的理论勇气和攀登科学高峰的精神。

    第三,所有制理论和分配理论的重大突破:确认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平等竞争,股份制是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
        关于所有制理论研究方面,分以下三点论述。
      1.20世纪50年代关于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研究。
    中国1953—1956年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等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195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由薛暮桥、苏星、林子力合著的《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当时经济学界着重阐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走的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独特道路,主要是引导个体农业、手工业走合作化道路,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赎买的方针。因此在短短几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文革”后,有些经济学家以及其他各界人士认为上个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对此,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说:“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2.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改革开放前。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至“文革”结束前,经济论坛上的主流观点还是斯大林的教条,即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是高级形式,集体所有制是低级形式,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要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形成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在这期间,也提出了一些有创新价值的观点。
    一是孙冶方1961年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同占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是可以分离的,认为在全民所有制之下,“经营管理权问题应该代替所有制的地位而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生产关系三个方面中的第一个方面”。“财经管理体制的中心问题是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它们同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即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问题。” [18]
    二是骆耕漠于1959年提出“大全民”中有“小全民”的独特观点。他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还包含有局部全民所有的关系,即在‘大全民’所有之  中还有‘小全民’所有的关系。”[19]
    三为骆耕漠1957年提出集体所有制是“内公外私”的观点。[20]
    3.改革开放后30年。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学界在所有制理论方面有一系列重大突破。首先在所有制结构方面,认为在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必须允许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早在1979年就针对当时全国城镇待业人员已达2000多万人,影响社会安定的实际情况,勇敢地提出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广开就业门路的重要建议。明确提出:“在目前,留一点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尾巴,可能利多害少。”“我们现在还不可能使资本主义绝种,有一点也没有什么可怕。”
[21] 他是    在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倡导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和优点是:在公有制推进改革的同时,体制外个体私营经济飞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新的生长点和吸收就业的重要渠道,使经济迅速活跃起来。到2007年,中国私营企业达551.3万家,从业人员7253万人;个体户2741.5万户,从业人员5496万人。2008年,中国个体私营经济创造了5.18万亿元产值,比上年增长6.5%;就业人数达到1.37亿人,比上年增加近千万人。其中私营企业657.42万户(含分支机构),实有注册资本金11.74万亿元。[22]
    其次,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认为股份制是公有制包括国有制能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实现形式。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有经济学家提出,随着改革的推进,公有制将不只限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社会主义公有制目前出现许多形式”,“我们应该根据实际经济生活中的变化来重新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理论,而不是用现成的理论去套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23]
    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开始发展股份制经济。这是一种混合所有制经济。其中,大量的公有成份控股的股份制经济,应看成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经济学家对此争议不大。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各地还出现各种各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一般认为,股份合作制经济具有不同程度的公有性,其中以劳动者的劳动和资本联合为主的股份合作制,是公有制的一种新形式。
    1987年,国家体改委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北京大学等研究提出的中期(1988-1995年)改革规划报告中,几乎都提出了从当时的承包制向股份制过渡的建议,指出由于承包制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中的先天性弱点,因而企业改革必须朝产权关系重组的方向即股份制的方向发展。 [24]
    党的十五大报告对寻找公有制实现形式方面有重大突破。报告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一种现代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十五大报告的这一论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又进一步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的论断,指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大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再次,国有大中型企业要走公司制股份制改革道路。
    1978年底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蒋一苇提出了著名的“企业本位论”。[25] 有的经济学家提出“两权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理论、“承包制”理论等。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人们发现,光是放权让利没有约束机制会导致短期行为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一些经济学家撰文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实行的承包制不能解决政企不分问题,不能使不同企业进行平等竞争,并导致企业短期行为,主张国有大中型企业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取代承包制。[26] 有的则提出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 [27]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指出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从此,中国国企改革进入了制度创新的阶段。到21世纪初,中国国企改革已取得重大进展,国有大中型企业已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已初步适应市场经济,竞争力逐步提高;大量国有中小企业,也已通过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国有经济继续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有相当竞争力的市场主体。
    第二方面,关于分配理论,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两部分论述。
    1. 建国头三十年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研究和讨论。
    按劳分配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学界研讨的一个热点。1959年全国第一次经济理论讨论会,第一主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另一主题就是按劳分配和计件工资问题。当时主流的观点是肯定按劳分配和计件工资,肯定物质利益原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纠正1958年张春桥发表文章 [28]否定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影响。从那以后至“文革”前,经济学界在讨论中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一是1962年,沈志远提出按劳分配具有相对稳定性,按劳分配、物质利益原则同“政治挂帅”不矛盾的观点
[29] 。二是王学文提出劳动力部分私有决定了要实行按劳分配的观点[30] 。三是顾准等提出劳动报酬与企业的经营成果相联系的观点[31] 。四是李云提出计件工资是按劳分配的好形式[32] 。五是乌家培提出实行按劳分配就要贯彻物质利益原则[33] 。最后,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至1978年的两年间,中国经济学界在理论上拨乱反正是从按劳分配问题着手进行的。从1977年4月至1978年11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在于光远的主持和推动下,我国经济学界举行了四次按劳分配问题理论讨论会。其中第一、二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揭发批判“四人帮”极左的反动谬论,肃清他们诋毁按劳分配的流毒和影响。其它两次会除继续批判“四人帮”谬论外,还对按劳分配的性质、对象、形式等问题展开了学术讨论[34] 。
    2. 改革开放以后关于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等问题的讨论。
    1979年改革开放后,在分配理论方面最大突破是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除了要实行按劳分配以外,还要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最早提出按要素分配的是谷书堂和蔡继明教授。他们于1988年就提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的观点。[35] 当时有一些经济学家不赞成他们的观点,展开过相当热烈的讨论。但不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按生产要素分配逐步被党的文件确认。  
    关于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是有关分配问题讨论的第二个热点。
    1993年,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此前1986年,年轻经济学家周为民、卢中原就提出了这一主张[36],但未引起讨论热潮。1993年中央《决定》确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后,一直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党的历次重要文件都重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这12年期间,可以说,经济学界主流观点是认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先把蛋糕做大,然后再考虑如何把做大的蛋糕合理地分配。进入新世纪后,由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基尼系数已突破0.4的警戒线,经济学界逐渐有人写文章主张放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改为效率与公平并重。从党的文件看,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开始,已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直到现在。但经济学家中则仍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仍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37] ;另一种则认为应放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改为效率与公平并重[38]。
    除以上两个问题外,经济学家们还对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特别是基尼系数问题、库兹涅兹倒U曲线是否适用于中国以及社会保障理论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出版了王春正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问题》(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版)、赵人伟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改革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陈宗胜等:《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中国发生两极分化了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等论著。

    第四,探索国民经济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引进来”与“走出去”互相结合,逐步形成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对外开放理论
    1979年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学界关于对外经济问题研究甚少,几乎是空白地带。那时,一般是重复斯大林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即一个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一个是社会主义世界市场。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中,社会主义各国可以依靠相互间的互助合作,实现经济的发展,“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尽管在具体做法上没有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教条,但对外贸易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等对外经济关系很不发达,处于半封闭状态。
    1979年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工作实践中,对外开放最先的两大举措是:1979年7月,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1980年5月16日,又决定将特区命名为“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特区经济发展以吸引外资为主,产品主要外销,实行不同于内地的管理体制(如企业所得税为15%),有更大的管理自主权。特区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发挥着示范、幅射和带动作用。此后,中国对外开放由东到西,由来料加工放开制造业到逐步放开服务业等,发展为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
    中国在扩大对外开放中,有两件标志性事件。一个是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是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重大举动,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另一个是从2005年以后,中国从着重“引进来”到重视“走出去”,以便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2005年,我国主要矿产品的对外依存度,已由1990年的5%,提高到50%左右,资源瓶颈制约突出;同时,不少产品生产能力过剩,要到国际市场找出路。从此更加重视“走出去”对外投资,寻找资源和市场。到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已达750亿美元。2007年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249亿美元,2008年进一步提高到407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已达2万亿美元,占世界第一位,完全有条件更好地“走出去”,扩大对外投资。
    在我国对外开放的成功实践的鼓舞和邓小平一系列倡导对外开放的鼓励下,我国经济学界积极展开对外开放理论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
    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学界首先对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在对外贸易中的适用性进行探索。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发表的打头文章,就是由袁文祺等撰写的《国际分工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一文
[39],该文从理论上论证了发展对外贸易包括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可以取得比较利益,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一些学者支持或持有类似上述观点。[40]
    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学界进一步从比较优势研究转向竞争优势研究。[41] 在这期间,王建还提出了具有较大影响的“国际大循环”理论。[42] 这一观点,对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关于外资理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突出成绩是大量引进外资,加速经济增长和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就业。至2008年,我国已连续16年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大规模引进外资,吸引着经济学家研究的兴趣。
    关于引进外资的积极作用,从大量文献中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认为外资对促进就业增加发挥了积极作用;二是认为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效应明显,大大加快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三是没有实证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挤出”了有效益的国内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资本共同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四是带进了全新的商业模式与管理模式。“总体上,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43]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经济学界的共识是,采取逐步放开的方式,先放开经常帐户项目,资本帐户项目放开需慎重。200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那时起,人民币开始逐步升值。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看,此前,1美元兑换8.27元人民币,到2008年底,变为1美元兑换6.83人民币,人民币升值21%。到2009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储备达21316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近几年,经济学界对于如何使庞大的外汇储备保值增值,更好地发挥外汇储备作用,展开了热烈讨论,提出了许多有价值见解。
    对外开放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项基本国策。有的文章对对外开放理论作出如下概括:摒弃封闭半封闭发展模式,经济发展由内向经济转向外向经济;探索开放过程中的“渐进式道路”,即通过发展经济特区开始进行空间推移的渐进式开放;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以开放促进体制改革和完善,推动政府行为规范,构造经济行政管理新体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积极引进外资,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走出去”包括对外投资等。在对外开放理论推动下,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放推行了“进口替代”的内向型战略,到了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深化对外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外贸体制改革,外资、外企、外汇、涉外税收和法律法规等改革,推进了全面外向型经济发展。1994年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开始实施“出口导向”的外向型战略,并取得了巨大的效益。这一战略转型把中国经济和体制带入到了一个新阶段。从此,“中国的奇迹”越来越让世人瞩目[44] 。

    第五,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愈来愈受重视,改革开放后在发展是硬道理和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着力研究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研究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规律性
    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这是邓小平的名言。我们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改革开放,目的也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摆脱贫困和落后,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建国以后不久,党就提出了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实现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现代化的任务。我们不但要敢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因此,经济学界广泛研究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是理所当然的。
    建国60年来,头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总的来说取得了巨大成绩。1953-1978年,年均GDP增速达6.1%
[45],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发展不够快,不如人意。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经常受阶级斗争为纲的干扰,偏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丧失了一些发展机遇;二是脱离国情,超越阶段,盲目冒进,特别是1958年起三年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
    为了研究1958年起三年大跃进的教训,北京经济学界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在薛暮桥、于光远、孙冶方共同主持下,举行了多次关于速度与比例、社会主义再生产、农轻重关系、经济核算与经济效果座谈会,京外经济学家也发表了不少相关文章,《经济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在这前后发表了大量研讨文章。
    关于速度与比例关系问题,薛暮桥、杨坚白等说:“不是说在提高速度的时候,可以不考虑客观的可能性,可以不考虑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速度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而且必须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基本的比例关系,这样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46] 高速度必须以按比例“为必要条件”、“为前提”,“唯有按比例,才能取得全面、持久的高速度。”[47]
    针对大跃进期间要求脱离客观实际的积极平衡和“跃进的平衡”,有的论著指出,积极平衡应是“客观可能性和主观能动性高度统一所产生的平衡。在客观可能的限度内,通过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来改善客观经济条件,使它们适应起来。”[48] “从实际出发去处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是积极平衡而不是消极平衡。如果离开客观可能性而片面地强调需要,那就不可能组织新的平衡,反而会加剧不平衡。”
[49]
    计划工作要不要留有余地,防止比例失调,也是当时讨论的一个问题。有的文章提出,“留有余地是一个积极的方针”,“‘缺口’是留有余地的反面。我们要留有余地,就不应当留下这种‘缺口’。”[50]
鉴于20世纪50年代末“大跃进”的教训,有的论著还讨论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出发点问题。如有的论著明确主张综合平衡应按农轻重的次序进行[51] 。
    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也是20世纪60年代讨论的一个热点。除了对两大部类关系等一般问题讨论外,现实性较强的问题是关于消费资料生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制约作用问题。有的经济学家在肯定第一部类在扩大再生产的主导作用、决定作用的同时,认为还必须看到第二部类在扩大再生产的制约作用。
    针对大跃进中提出的所谓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不计工本,不讲经济效果带来的严重损失和惊人浪费,经济学界特地开展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与经济效果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关于经济核算内容,有的文章提出,企业实行经济核算,不只限于成本核算,还包括资金核算[52]。经济核算中有没有一个最综合的或中心指标?如有,这个指标是什么?这也是当时讨论的一个热点,而且颇具超前性。早在1957年,孙冶方在《从“总产值”谈起》一文中,就提出,所谓中心指标应该是企业管理的一个中心环节,抓住了它便能带动其他指标,利润是企业经营好坏最集中的表现[53]。沈经农也持相似观点,认为,中心的统帅的指标只能是一个,而不是两个或更多,否则就无所谓中心了。经济核算体系的中心指标,就是利润指标 [54]。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学界对经济增长问题的讨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992年,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后,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的研讨逐步成为经济学界研讨的第一热点。2003年,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后,如何实现经济的科学发展,包括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等,更是成为学界和政界的焦点。
    先看党的文件对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的论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一九八0年的七千一百亿元增加到二000年的两万八千亿元左右。”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九五”计划建议提出“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2000年,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计划建议提出,“制定‘十五’计划,要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新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任务。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科学发展观。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十七大报告还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主要是,“转变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
    与此同时,经济学界也广泛而积极研究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
    一是关于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从1981年2月开始,北京部分理论工作者每两个月举行一次战略座谈会,直到1989年3月共举行了49次,对中国“三步走”、“翻两番”战略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翻两番”任务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写了《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一文[55],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
    二是关于如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问题。在经济学界争论最大的是中国工业化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是否已进入必经的重工业化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课题组等持肯定意见。他们认为,“世界各国经济基本上是沿着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的轨道向前发展。”“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有经过重工业化阶段,才能真正成为工业强国并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一阵营。”“我国经济步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时期已成定论,其主要特征便是我国正式进入‘重工业化阶段’。”“如果抓住了重工业化这一机遇,中国经济就完全可以保持20年的高增长。”“当前经济既不是总体过热,又不是局部过热,也不是没有新特点的正常发展,而是中国工业化已进入以重工业重新大发展为主要特点的历史阶段。”[56] 与上述观点不同,吴敬琏多次撰文不赞同上述观点,指出上述观点是根据“霍夫曼原理”得出的结论,而德国的霍夫曼1931年根据20多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内部结构变化的经验数据概括出工业化过程中资本品生产的增长快于消费品生产的增长的结论,是在当时还没有把第三产业(服务业)看作一个基本的产业作出的。在先行工业化国家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以后,霍夫曼定理关于资本品工业(或重工业)将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的预言没有实现,因为增长最快的是服务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兹把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命名为现代经济增长,他的基本结论是,和早期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源、特别是资本投入不同,在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的产出高增长中,投入的贡献只占有限的一小部分,绝大部分应归于生产率的高增长率。据此,吴敬琏认为,中国必须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将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经济作为今后的指导方针,才有可能实现持续较快增长。在工业化的中后期,由于对住宅、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需求增加,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也迅速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会超过对服务业的需求。[57]
    关于中国的工业化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陈佳贵、黄群慧提出了有代表性观点,认为,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后,中国已经从农业经济大国转变为工业经济大国,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进入了以实现由工业经济大国向工业经济强国转变、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为核心任务的新阶段。现代化进程的新阶段要求选择新的战略。在技术进步战略方面,应重视战略技术的自主创新和加大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投入;在经济增长战略方面,要切实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发展重化工业也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产业发展战略方面,三次产业要有新的战略使命和发展定位;在经济体制改革战略方面,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58]
    三是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中国经济从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后迅速起飞,1978-2008年年均GDP增速达9.8%,超过同期世界平均增速3%的两倍多,被世人称为“中国的奇迹”。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在飞速发展中也碰上一系列不可持续的问题,因而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的任务。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论述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之一是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进一步提出要实现三个转变,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四是研究现代经济增长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许多实证研究成果的出版,各种经济增长理论的引入,包括发展经济学的“结构模型”、“比较优势”、“干中学”等理论的引入,现代经济增长的研究范式开始流行。1994年,林毅夫、蔡昉、李周发表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专著[59],提出了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以后陆续出现“低价竞争模式”和“低价工业化增长模式”等。新的研究范式强调了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和持续性,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60] 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前沿”和“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从2003年起,连续在《经济研究》发表十篇文章,认为,一国从贫困走向富裕的路径存在着规律性东西。如以纵轴为人均GDP,横轴为时间,中间的曲线为产出线,则大致呈S状。S形增长曲线又可细分为“马尔萨斯均衡”(贫困陷阱)、“工业革命理论”(经济赶超)、“卡尔多典型事实下的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理论)、“新经济分叉”(新增长理论)等若干与相关理论对应的阶段;同时,针对有些国家经济赶超失败的事实,给出了一个中等收入陷阱阶段。[61]
    五是关于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中国要不要着力发展大城市,是不是主要靠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实现城市化,一直有争议。2007年,党的十七大总结实践经验,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指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增长极。”
    六是关于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的关系问题。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除大跃进期间出现极其严重的比例失调、黑市价格飞涨外,一般是比较稳定的,其主要表现是物价基本稳定,通货膨胀被隐蔽起来了。
    1979年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起飞,经济增速加快。1978-2008年,年均GDP增速达9.8%,比1953-1978年年均增速6.1%加快3.7个百分点。在这期间,也出现过急于求成的问题。有的人主张经济增长应尽量快些,主张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支撑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在急于求成影响下,1985、1988、1993-1994、2007-2008年都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党和政府不得不实施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治理通货膨胀,以恢复宏观经济的协调和稳定。在这过程中,也不断有经济学家反对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支撑经济的短期高速增长,认为这样做既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也不利于改革的深化。1988年价格改革“闯关”时,薛暮桥等经济学家就认为,在通货膨胀条件下价格改革是不能“闯关”的,也是不能成功的。事实正是这样。1988年第4季度,被迫宣布停止“闯关”,改为实行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也曾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与发展思路[62],主张在稳定经济的基础上推进改革与发展。而要稳定经济,就必须治理通货膨胀。到后来,尽管经济学家对通货膨胀的认识还有分歧,但多数人认为,两位数的物价上涨率是应尽力避免的,年CPI上涨率控制在4%左右应认为是比较理想的,属于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范畴。

    第六,经济学方法重大革新:注重创新,紧密联系实际,充分吸收现代经济学有用成果,重视实证研究和数量分析,勇于提出各种对策建议(以下略)。

注释:
[1]邓小平:《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2]邓小平:《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3]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380页。
[4]于光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5]见孙冶方:《把计划和统计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
[6]见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7]见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59年第7期。
[8]见于风村:《论商品经济》,《经济研究》1962年第10期。
[9]见孙冶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孙冶方全集》第2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10]见陈云:《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陈云文选》(1956-1985年),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
[11]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36页。
[12]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料室等编:《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13]见孙尚清、陈吉元、张耳:《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性与市场性相结合的几个理论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
[14]见蒋一苇:《企业本位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15]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料室等编:《价值规律作用问题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16]见李成瑞:《关于宏观经济管理的若干问题》,《财贸经济》1986年第11期。
[17]见吴敬琏课题组:《经济体制中期改革规划纲要》,载《中国改革大思路》,沈阳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吴敬琏、刘吉瑞:《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
[18]孙冶方:《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0页。
[19] 骆耕漠:《关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新建设》1959年第8期。
 [20]骆耕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和价值问题》,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21]见《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出版社1996年7月版。
 [22]见《中华工商时报》2009年2月24日。
 [23]见何伟:《社会主义公有制应当有多种形式》,《人民日报》1984年12月31日。
[24]见国家体改委综合规划司编:《中国改革大思路》,沈阳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5]见蒋一苇:《企业本位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26]见吴敬琏等著:《大中型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7]见厉以宁:《所有制改革和股份制企业管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1986年第12期、1987年第1、2期。
[28]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解放》1958年第6期。《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转载。
[29]沈志远:《关于按劳分配的几个问题》,《文汇报》1962年8月30日。
[30]王学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关系与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9年第5期。
[31]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32]李云:《对计件工资的一些看法》,《经济研究》1959年第5期。
 [33]乌家培:《略论物质利益原则的性质》,《经济研究》1959年第8期。
[34]见经济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回顾与展望》,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381-383页。
[35]见谷书堂、蔡继明:《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编:《理论纵横》(上篇),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又发表在《经济学家》1989年第2期。
[36]周为民、卢中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通向繁荣的权衡》,《经济研究》1986年第2期
[37]晓亮:《“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不能改变》,《经济研究资料》2003年第12期。
[38]于祖尧:《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个人收入分配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页。刘国光:《不能迷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经济研究资料》2003年第10期。
[39]袁文祺、戴伦彰、王林生:《国际分工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创刊号。
[40]见季崇威:《应用比较成本论指导我国对外贸易》,《外贸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3期;陈琦伟:《比较利益论的科学内核》,《世界经济》1981年第3期。
[41]见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王子先:《以竞争优势为导向—我国比较优势与外贸长期发展的思考》,《国际贸易》2000年第1期。
[42]见王建:《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经济日报》1988年1月5日。
[43]见世界银行:《中国利用外资的前景和战略》,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44]参见张平:《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进展与创新》,载张卓元主编:《中国经济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45]见《经济日报》2008年10月30日。
[46]见薛暮桥:《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度和按比例发展》,《人民日报》1959年1月7日。
[47]见杨坚白:《略读综合平衡》,《大公报》1962年3月26日;杨英杰:《论国民经济中的比例、重点和速度问题》,《经济研究》1959年第5期。
[48]见郭子诚等:《试论国民经济高速度和按比例发展》,《经济研究》1959年第6期。
[49]见许涤新:《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3页。
[50]见李成瑞:《留有余地是一个积极的方针》,《红旗》1964年第16期。
[51]见杨坚白:《试论按农轻重方针进行综合平衡》,《光明日报》1962年11月5日。
[52]见何建章、桂世镛、赵效民:《关于社会主义企业经济核算的内容问题》,《经济研究》1962年第4期。
[53]见孙冶方:《从“总产值”谈起》,《统计工作》1957年第13期。
[54]见沈经农:《关于社会主义企业经济核算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1962年5月28日。
[55]人民日报》1982年11月19日。
  [56]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课题组:《我国工业化进入新阶段》,《经济日报》2003年12月1日;《我省产业发展绕不过重化工业阶段》,《南方日报》2003年9月11日;《重工业化,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动力》,新华社北京2003年11月29日电;《二次工业化—中国民营企业的工业化进程》,《商务月刊》2004年3月2日;《我国四大重点行业投资分析》,《经济日报》2004年6月16日。
[57]见吴敬琏:《中国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洪范评论》第2卷第2辑(2005年9月出版)。
  [58]陈佳贵、黄群慧:《工业发展、国情变化与经济现代化战略---中国成为工业大国的国情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59]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60]见刘霞辉、张平、张晓晶:《改革年代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61]详见刘霞辉、张平、张晓晶:《改革年代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
[62]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中国经济体制中期(1988-1995)改革纲要》,《中国改革大思路》,沈阳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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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卓元主编:《中国经济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刘霞辉、张平、张晓晶:《改革年代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柳欣、刘钢主编:《中国经济学三十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

发表时间:2010-01-04 文章出处:本站原创 责任编辑:黄英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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