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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失衡及其对我国的影响研讨会综述
文章作者:《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供稿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第13届国际论坛”于2005年12月举行。论坛由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办,主题为“全球经济失衡及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出席会议并致词。来自国内有关机构、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约6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全球经济失衡及其原因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结构性失衡,而不是周期性失衡,是全球性总量的失衡、系统的失衡和体制上的失衡,根源在于当今的全球化缺少一个有效保障全球经济均衡的管理机构、机制和秩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丁一凡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待失衡问题。他认为,世界经济失衡表现在经济增长差距、贫富收入差距、储蓄投资差距、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及发展集团之间差距的扩大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姚枝仲从国际收支失衡方面分析世界经济的失衡问题。他认为,当前全球国际收支失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巨额的经常账户逆差和迅速上升的净对外债务,二是部分国家尤其是部分亚洲国家大量的贸易顺差和迅速积累的外汇储备。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施建淮在认同姚枝仲的观点同时,认为由于全球经济作为整体是一个封闭经济,它总是平衡的: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一定等于其他国家的经常账户顺差;美国的储蓄不足一定有其他国家的储蓄过剩。因此所谓全球经济失衡是在以下意义上讲的,即这种逆差或顺差、储蓄不足或储蓄过剩的数量都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其可维持性成为问题和出现了调整的必要性。这个观点得到与会者的广泛认同并成为此次会议讨论的重点。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王宇指出,是美国的储蓄不足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及欧洲、日本的过度储蓄造成了世界经济的失衡。发展中国家缺少投资机会、出口导向战略和外汇储备战略使得储蓄过多;日本由于陷入通货紧缩,消费投资不足,以及欧洲由于老龄化带来储蓄动机。特里芬之谜要求在经济增长的时候有更多美元供给从而带来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世界汇率制度安排造成了美元对欧元、日元贬值从而无法改善美国国际收支失衡。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认为,一个大国的崛起或复兴一定会导致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中美两国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美国具有无限的货币创造能力,中国具有无限劳动供给能力。但是二者都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发展模式、经济因素、全球化与要素流动的非对称性等导致了中国和世界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从而世界经济失衡是结构性失衡。
    二、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世界经济失衡如果从国际收支方面看,是美国的贸易赤字和东亚国家的贸易逆差之间的矛盾,两个经济主体失衡的持续存在已经成为一个挑战,世界经济失衡的调整是必然的选择。美国调整是失衡调整的关键,同时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意味着世界贸易格局的改变,意味着国际资本流量和流向的改变,甚至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深刻变化。不同的调整方式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程度和范围是不一样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在其提交的会议论文中指出,世界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国际收支失衡和美国“双赤字”问题。而美国的“双赤字”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的结构问题,特别是美国储蓄和投资的失衡。理论上,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储蓄和投资的差就等于外贸的差额,如果一个国家的储蓄低于这个国家的投资,那么这个国家必然有外贸的逆差。就美国而言,美国应该提高储蓄率,只有这样国际收支不平衡才能得到解决。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副司长管涛在分析全球失衡尤其是中美国际收支失衡的基础上认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美国必须重新整顿财政纪律,提高国民储蓄。亚洲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应进一步提高汇率弹性,允许货币中期整体升值,并采取措施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欧元区和日本应该加速结构调整,鼓励市场竞争,增加劳动市场弹性,刺激经济增长和扩大内需。产油国应运用高油价所增收入扩大内需,同时避免公共浪费。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则关注市场信号和微观方面的调整。他认为,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持续扩大可能使得全球对美元失去信心而抛售美元资产,美元大幅贬值,长期利率急剧上扬刺破房地产泡沫,抑制消费和进口需求。国际油价持续走高迫使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加息抑制通货膨胀,导致房地产泡沫破灭。从而造成资金流出美国,财富效应消失,消费投资下跌,经济陷入衰退。
    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副司长何建雄认为,近期全球失衡不大可能有实质性改善。首先,世界经济具有自动稳定功能,各种不同力量和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此消彼长。其次,主要国际机构和论坛提出的调整世界经济失衡的四个途径近期能否发挥作用令人置疑。美国减少财政涉及利益格局的改变和政治压力,欧洲复苏前景仍不容乐观,东亚汇率体制近期内不大可能发生很大变化,产油国的内需拉动需要过程。再次,国际市场深化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的弹性,对全球失衡的容忍度增加了。最后,全球化使要素流动总量加大,不同要素流动失衡可能性和可以容忍的程度也相应增加了。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黄海洲提交的论文认为,当今世界上面临较大经济失衡问题的美国和中国,二者之间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其相对失衡帮助了全球经济增长,是全球经济走向更好的均衡的必要条件。只要全球化里的中心国家能稳定适度地增长,正在崛起的中心国家保持稳定高速的经济增长,全球经济将会在失衡中愉快地增长着并从失衡走向更好的动态均衡。
    三、失衡调整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的策略
    中国经济已经驶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通道,由于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扩大,外汇储备剧增,人民币汇率制度进入关键调整时期。中国高增长、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和低消费、低效率、低公共支出等之间的失衡,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中国是否能保持长期稳定快速的发展?这个问题得到与会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深入讨论,并形成了下面几个方面的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等认为,经济对外失衡是内部失衡的体现。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首先要关注中国经济内部失衡及其调整的问题。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改善应该是中国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调整的结果而不是手段,用调整外部失衡来解决内部失衡是“削足适履”。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雷达认为,中国在“十一五”期间,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时期,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与5至10年前是不一样的,中国政策调整的空间比以前更小,环境更复杂,需要进行的调整是综合性的调整。而且,由于中国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内生性,所以不能简单地利用国外的和历史的经验解决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张蕴岭指出,世界经济正在进行第二次产业结构调整,生产链发生了转移。在东亚,由于中国经济靠开放(吸引外资、加工出口)实现快速增长,创造了一个新的生产网络体系。但是,中国仍然是大国(人口)小经济(人均收入)。中国一方面利用贸易的综合平衡来支持这个新的生产网络体系,另一方面又难以作为一个规模巨大的内部市场来实现内需主导型的增长,也就是说,中国本身,同时也包括东亚地区的网络体系表现为结构性的失衡(过度依赖外部市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说是这种失衡的一种过度反应。尽管存在失衡所造成的风险,但在发展过程中,维持这个生产网络的基本稳定、正常运转对我国是有利的。中国应该做的是,主动调整,向生产链条的高端发展和实现部分转移,延长生产链条和网络容量。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马宇认为,世界经济失衡的调整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它给中国进行战略、体制、结构和政策方面的实质性调整带来可能,中国应该加大市场化改革的力度,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并进行一系列有效的制度和政策调整。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幼文指出,国内改革和对外政策调整可以同时协调进行。中国的体制和经济机制决定了现在的发展的基本状况。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衡和对外经济失衡的调整需要体制机制改变的支持,如果体制机制不改变,任何经济结构和国际收支等方面的调整将是无效的。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和要素价格的不合理是中国内需不能拉动,消费不能提高的最根本的制度性因素。由于工人与企业主进行谈判议价能力的缺乏,甚至还有官商勾结压榨劳动者,致使工人名义工资没有上升,实际工资还是在下降的。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得到提高,消费能力当然无法提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斌通过对经济体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框架的分析,认为中国一系列对外优惠政策是导致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之一。扩大出口和限制进口的政策措施,比如出口退税、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外汇管理、汇率水平等,对贸易顺差的形成都是重要的因素。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张晓朴认为,在思想上应该改变重商主义思想,调整中国对外经济中的非对称开放政策;贸易政策上应该改变奖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格局,外资应该改变宽进严出的政策。在外资政策上,除了发挥拉动因素的作用,更要发挥市场因素等的推动作用,同时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全国人大财经委李命志指出,中国对外政策应该建立在国民待遇平等的基础上,应对进出口、内资外资一视同仁。在出口方面,应调整对加工贸易的管理政策,改变跨国公司内部贸易过多给中国带来的虚假顺差;同时进行结构调整,强调出口的内生性。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认为,中国的外贸、外资、外汇等对外经济管理的政策需要系统性的调整。在全球失衡条件下,由于中国目前尚没有力量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应该主动从自身平衡出发,调整相应政策,以适应世界经济变化的挑战,这是中国最为现实的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孙杰从公司融资角度出发,分析了在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时中国金融体系所面临的风险。中国金融结构具有的脆弱性主要表现为:企业融资过度依赖银行,银行贷款占企业融资的80%,公司债券融资只占企业融资总额的1%。与此同时,处于金融业核心地位的银行却存在着期限错配,即存款短期化倾向和贷款长期化的背离趋势明显。

   
发表时间:2006-03-15 文章出处:不详 责任编辑: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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