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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的几个界限
文章作者:徐崇温 作者单位: 

    文章提要:用科学的态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关系到社会主义兴衰存亡,因此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的几个界限即:是否承认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变化,其新变化是否是本质的改变;如何看待当今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的做法及举措;如何看待资本主义自行扬弃等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  新变化  界限

    二战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如何认识这些变化,是涉及当代世界发展大势的重大理论和战略问题,并影响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战略的思考;能不能用科学的态度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存亡。因此,在总结这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的几个界限,就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不承认、不正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不行的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不承认、不正视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新变化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当首推斯大林。他在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在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其表现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将不会扩大而会缩小;世界销售市场的条件对于这些国家将会恶化,而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将会增大”,据此,他引出结论说列宁在1916年春提出的“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比以前发展得更迅速无比’的论点”,斯大林本人在二战以前提出的“关于资本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稳定的论点”都“已经失效”。[1]
    斯大林提出的这个观点,在当时就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在二战中饱受战争蹂躏、遭到严重破坏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除德、意之外,在1948年就已恢复到乃至超过了1938年的水平,到1950年,整个西欧已完全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由于斯大林的这个观点是建立在因为两个阵营的存在而出现、并在此期间始终存在的他所谓“统一的无所不在的世界市场的瓦解”基础上的,这就把他的观点,又发展成了一种不顾客观事实发生什么变化都始终僵滞不变的思维定式,使人们看不到在发展进程中资本主义不仅具有其根本性质不变的一面,还具有其生产力不断发展以及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适应于形势的变化而改变的一面,从而为生产力的继续发展提供新的空间,使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能得到相当程度的缓和。
    斯大林的这种思维定式,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截然相反,还有碍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和斗争实践。对此,日本共产党在1985年的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批评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带有片面性,它片面强调资本主义危机,助长那种认为经济危机会自动转化为革命危机的片面看法,而轻视统治阶级摆脱危机的对策和应变能力,过分依靠形势,忽视主观的努力,因而不能准确地认识形势和进行实践,容易产生左倾冒险主义和失败主义等错误。
    至于斯大林所谓“统一的无所不在的世界市场的瓦解”和有“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的观点,在实践中更导致了割断社会主义国家与世界资本主义的联系,使社会主义国家把自己封闭起来,从而使之在世界科技革命的浪潮中,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经济方面的差距越拉越大,它直接招致了原苏联后来在经济上的不断滑坡。
    二、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说成是其本质的根本改变,是有害的
    然而,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竭力夸大为资本主义本质的根本改变,抹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原则界限,最终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却是戈尔巴乔夫。
    在1989年11月发表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一文中,戈尔巴乔夫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我发展的可能性估计不足”,“没有推测出两种社会制度在庞大的国家集团中长期共存”,“促进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现在,“资本主义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生产已经国际化,整个资本主义经营跨国化”,所以“首先必须排除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性,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对立”;在1990年4月发表的《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戈尔巴乔夫又说:“资本主义现在远不是从前那种资本主义了”,“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诸如公有制、计划、社会保障,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已经成了先进的西方社会生活习以为常的部分。现代的民主和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的成果”;在苏联解体后出版的《难以决断的岁月(选集1985-1992)》中,戈尔巴乔夫说:“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所产生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那种二律背反论,我总觉得现在已经过时”;在1995年出版的《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中,戈尔巴乔夫针对人们关于东欧剧变损害了社会主义而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批评,辩驳说:这种批评所采用的是“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而“这种‘二进制’的思想方法已经绝对过时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本身需要重新考虑”[2] ;在1998年出版的《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一书中,戈尔巴乔夫还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概念本身在它们通常的、惯用的意义上已经难以描绘和说明现实”。[3]
    戈尔巴乔夫的这些把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说成其本质的根本改变的说法统统是没有根据的无稽之谈。因为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并没有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技、经济的发展而有本质的改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种种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措施,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恰恰相反,由于资本主义在经历这些新变化的过程中,它的不断增加的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使贫富两极分化继续不断扩大,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加剧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会在新的基础上积累和加深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就以戈尔巴乔夫所津津乐道的所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具有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来说吧,在过去几十年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确实推行了《共产党宣言》所提出或与此相类似的措施,如颁布和实行劳动法、最低工资法、福利救济、公共住房、公共卫生体制、遗产税、累进所得税等等,以致有的西方左翼学者评论说:要是“没有这些改革措施,没有这些改革,很难想像资本主义还会继续存在”。然而,这丝毫也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就具有了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了,意味着区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概念和思维方法就已经过时了。这是因为:
    第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为了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而去借鉴和采取这些措施的。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曾经谈到过“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把罢工——发生得适时的罢工——看作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手段”[4] ,应当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工人掌权后所应采取的一些措施和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做法,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具有同样的性质,也是把它们当作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达到自己目的的一种手段。
    第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框架内采取这些措施、借鉴这些做法的,它可以调节、缓解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生产力发展的羁绊和束缚,使其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得到相当程度的缓和,却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
    第三,即使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着世界从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的明显趋势,发生了和继续发生着种种新变化的资本主义,通过强加其价值观,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把社会主义国家纳入国际资本统治轨道的和平演变战略并没有丝毫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要求排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对抗,废除它们之间区分的那一套思维定式和思想方法,只是在为资本主义的这种和平演变战略效劳而已。
    三、当代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及种种社会化举措,并不意味着在与社会主义“趋同”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管理社会化、资本社会化也相应地迅速发展起来,西方国家有些人把这种现象称作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趋同并据此而提出了“趋同论”。
    趋同论是一种预测人类社会发展变化趋势的社会理论,它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各种差别,将随着资本主义的种种社会化的发展,以及通过它们的相互借鉴、相互吸收而渐渐消除、趋向同一并最终融为一体,而且认为这种趋同趋势遍及所有制、企业治理、分配制度和经济运行机制等各个方面。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趋同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搞了国有制、法人财团所有制、股票职工化,这就改变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而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趋同。在实际上,资产阶级个人所有,许多单个资本联合投资的股份资本,私人垄断资本和法人社团资本,国家垄断资本,这些在资本社会化阶梯上的发展和升级,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而推出的相应的具体形式的调整,而并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性质的根本改变,它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做准备,但它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存在形式;在西方国家,股票职工化是资产阶级为进行社会集资,加速资本集中所采取的一种举措,也是资本社会化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持股的个人股东在企业中的地位、发言权都取决于其拥有股份的数量,持有少量股票的职工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发言权,更不用说决策权,因而,股票职工化远不意味着使广大持股职工和大老板一样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主人。因而趋同论所列举出的上述三种所有制形式就根本谈不上资本主义在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趋同。
    在企业治理制度领域,趋同论者以二战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雇员参与企业的管理和决策为借口,认为它在代替对社会的革命改造,使资本主义逐渐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在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出现的这种雇员参与企业的管理和决策制度,既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垄断资本为防止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出现工人革命而做出的一种妥协和让步,又是为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其劳动生产率而采取的举措。但由于这种制度是在坚持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前提下实行的,它并没有改变工人阶级被剥削和奴役的雇佣地位,因而说到底,它只是在麻痹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中,更加稳固有效地坚持资产阶级私有制、坚持阶级剥削的一种举措,是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实行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的改良,而并不是一种使劳资对立,真正变为劳资合作与和谐的社会变革,并不是改变现有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开始。
   在产品分配的领域,趋同论者认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累进所得税和社会福利支出,把富人的收入转移给了穷人,就会在社会范围内实现“收入均等化”,使之成为满足人类需要的公平分配,成为消灭剥削和贫困、导致社会普遍福利和阶级同化的“收入革命”,从而与社会主义的理想趋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社会福利制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居民在收入上的差距,但它又并没有触动和改变资本主义的按资分配制度,因而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分配不公和贫富对立。在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基金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职工交纳的社会保险税,它从劳动人民的工资中直接扣除,而且其税率是随着社会福利支出的增长而提高的;二是资本家为受雇工人所交纳的社会保险税,表面上看似乎是资本家剩余价值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却是作为可变资本的支出而计入商品的成本价格,同样是劳动力价值的组成部分;三是以个人所得税为主的其他财政收入,而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广大的工资收入者交的税,所以,社会福利基金并不像趋同论者所说似乎是把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而主要是把工资收入者的劳动力价值中的一部分集中在国家手中,由国家以福利形式进行再分配,以满足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因而它就始终无法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财富分配上必然出现不断拉大的两极分化现象,更谈不上与社会主义公平分配的趋同。
    在经济运行机制领域,趋同论者认为,在现代科学技术进步和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情况下,国家的宏观计划和企业的微观经济计划相结合,使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成为自觉的过程,使资本主义成为“有计划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趋同。这种趋同论的错误之一,是把经济运行机制与社会基本制度混淆起来,把资本主义搞了计划调节看作是向社会主义趋同的标志,而没有认识到计划经济并不等于社会主义;错误之二则是忽略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基础、方向和目的上是有根本区别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限制,使资本主义的计划调节在企业那里只能从资产阶段的狭隘私利着眼,而在国家范围上则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经济危机、失业等痼疾。
    所以,无论从哪个领域来看,趋同论是没有根据,站不住脚的。
    四、资本主义自行扬弃,并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会自行长入社会主义
    马克思始终密切注视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他在晚年深入研究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而广泛出现的股份公司,分析单个资本变为社会资本所引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时,提出了资本主义自行扬弃的理论。所谓资本主义自行扬弃,是说资本主义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在不断地扬弃着自身,孕育着新社会的因素,为过渡到新的更高级社会形态做准备。这种资本主义自我扬弃的理论,虽是马克思在晚年深入研究了股份公司以后才提出来的,但其基本思想却从他和恩格斯自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时起,就一直被不断地宣布和强调着。例如:
 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5]
    在1871年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的社会因素”;[6]
    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说,在《资本论》关于原始积累的“那章末尾,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被归结成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7]
    而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完稿、后经恩格斯整理和修订补充,在1894年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马克思指出,“股份制度”“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和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一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8]
    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自行扬弃的这个理论,也是为列宁所坚持的。例如,列宁指出:“辩证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确实就包含着新社会的因素,包含着它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9]
    怎样理解马克思所提出的资本主义自行扬弃、特别是作为其产物的“新社会的因素”、“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
    有一种意见片面地、孤立地理解这些因素和要素,认为既然在它们前面冠有“新社会的”、“新的经济制度的”字样,那就显然说明它们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因素和要素了,并由此引申出“美国的社会主义因素要比中国还多”以及资本主义正在经过“这些新的社会因素”、“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的不断产生和积累,经过不断的部分质变而长入社会主义等结论。
    这种说法既同客观现实相悖,又是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的。这是因为,在马克思那里,既揭示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自行扬弃、释出新社会的因素和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又准确地指出这些因素、要素的历史方位,强调它们还处在资本主义的界限之内,明确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原则界限而不使它们混淆起来,这是他关于资本主义自行扬弃理论的两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提到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时,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10] 马克思在这里反复强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而不是越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这就指出了作为资本主义自行扬弃的产物“新社会的因素”、“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的准确的历史方位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范围内,而不是已经越出了资本主义而过渡到社会主义。马克思之所以既把它们称作“新社会的因素”、“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又说它们仍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那是因为“虽然在股份制度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但是,这种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11] 正因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既扬弃出了新社会的因素、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这些因素、要素又还处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而不是之外,这才构成为资本主义自行扬弃的矛盾。
    正因为强调上述“新社会的因素”、“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的准确的历史方位,是马克思 主义关于资本主义自行扬弃理论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以,它在恩格斯、列宁关于资本主义自行扬弃的论述中,也得到了同样的强调:
    例如,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就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即使在转化为资本主义国家财产的场合,“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它包含着解决冲突在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12]
    列宁则针对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关于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断言,在1917年发表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指出:“尽管托拉斯有计划性,尽管资本大王们预先考虑到了一国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规模,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但是现在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在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看来,这种资本主义的‘接近’社会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可以实现,已经不容迟缓,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13]
    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自行扬弃理论强调指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社会的因素”、“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仍旧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这个准确的历史方位,丝毫没有否定或者贬低这些“新社会的因素”、“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的意思,而是像列宁所指出的那样,这只是说明“资本主义本身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本身创造了新制度的因素,而同时,如果没有飞跃,这些单个因素便丝毫不能改变总的局面,不能触动资本的统治”。[14] 如其不然,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为什么要工人阶级去“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15] 而不是听凭这些因素经由不断积累的部分质变而使资本主义自行长入社会主义呢?
    因此牢牢把握住以上几个界限,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沿着正确的道路开展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

注释: 
[1]《斯大林文选》下,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93~595页。
[2]《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18页。
[3]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87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0~42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2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1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9~520页。
[9]《列宁选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7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6、51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9页。
[13]《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1页。
[14]《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页。

作者:徐崇温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发表时间:2006-01-05 文章出处:不详 责任编辑:薛亚玲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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