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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家庭的贫富分化研究
文章作者:唐灿 作者单位:社会学所 

 

    一、项目的研究方法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差距也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向。社会学研究所“城市家庭的贫富分化”课题组于2003年完成了对北京、广州、南京、哈尔滨、兰州五城市300户穷人和富人家庭的面对面访谈,通过对家庭收入与财产、日常支出、大额支出、耐用消费品、休闲方式及社会态度等六个方面的调查,研究证实了中国城市家庭存在着贫富分化。
    本项调查在五个城市各选择了30位穷人和30位富人。富人的平均年龄为39岁;穷人的平均年龄为43岁。富人职业分布为:专业人士占21.5%;高层管理人员20.8%;私营企业主32.2%;个体工商户6.7%;公务员5.4%;职员9.4%;其他4.0%。穷人的职业分布为:失业、下岗、退休37.1%;小生意个体户22.5%;普通职工39.7%;其他0.7%。
    在本项调查中,一些被调查者自述的家庭收入和消费支出出现严重不符的现象,其中富人所报告的收入状况被低估的现象可能相对严重些,而穷人的收入和消费状况的真实性一般都得到了调查员入户访问的验证,相对可信程度较高。富人不愿如实告知真实的收入状况,除了“怕露富”的自我保护式心理外,对收入的度量还缺乏科学、精确的测量指标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此外,对于家庭财产的构成,以及如何区分家庭的消费性支出和经营性支出等问题,也还缺乏一些更为清晰的界定和说明,这些都可能导致被访者对个人或家庭收入和消费状况的低估。

    二、贫富差距的现状

    对贫富差距的度量,研究者基本依据的都是收入和消费这两方面的指标。从这两方面的统计和研究结果来看,城市的贫富分化现象在近年来呈现出以下结构性特点:
    1.收入水平悬殊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最富裕的20%人口的财富一般是最贫困的20%人口的6-7倍,在贫富差距很大的美国,这个比例为10倍。国家统计局在1999年的抽样调查显示,中国城镇居民(不算农村居民)中收入最高的20%家庭与20%的最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月收入比已达到8∶1;北京市的这一比例更为11∶1。
    统计数字遵循的是大数法则,体现的是各阶层之间的整体差距程度,它的缺陷是抽掉了个体和少数群体的特殊性,忽视了在平均数之下或之上的真实生活境况,而这往往是引起社会焦虑和冲突的最重要的两端。本次非随机的抽样调查部分显示了“被平均数掩盖的”巨大收入差距。接受调查的富人家庭年人均收入为8127.40元,穷人家庭年人均收入为351.74元,两者相差23倍左右。其中自报收入最高的富人家庭人均月收入与自报收入最高的穷人家庭的人均月收入比例为33∶1,自报收入最低的富人家庭人均月收入也比最低的穷人家庭高出20余倍;而最高收入的富人家庭与最低收入的穷人家庭的人均月收入更是达到了惊人的近1200倍。
    从收入差距的形成和变化来看,贫富差距在近十年中越拉越大。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始于80年代中期,急剧扩大发生在90年代中期。贫富差距的扩大不仅表现为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不断增长,同时也表现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近年来出现迅速下降。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城镇家庭呈现出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状况下降的趋势。据国家统计局对部分城市的调查显示,1999年,20%低收入户中,实际收入较上年降低的比例均超过70%,一些城市则超过90%。(葛延风,2001) 我们的调查也证实,45.45%的被访穷人表示,同十年前相比,自己的收入下降了,其中认为“下降很多”的比例占到29.22%;认为经济状况没有变化的占7.14%;认为自己收入在十年中有所上升的合计占到37.02%,但其中大部分,占总数20.78%人认为只是“上升一点”。
    虽然部分城市低收入者在近年出现了与经济发展相悖的绝对收入下降的情况,但相当一部分穷人的绝对收入量在近十年中并没有下降,甚至还有或多或少的增长,但是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低于或远低于经济和消费增长的速度,相对收入地位在下降。
    与穷人的情况相反,富人的经济地位在近10年中有了很大或持续的提升。超过95%的被访富人认为近十年中自己的经济状况处于上升状态,认为“上升很多”的甚至达到68.67%。多数人是在中国经济发展最迅猛的这十年中实现了经济地位的上升性流动。在我们所调查的富人中,现已经不乏私人财富逾千万甚至上亿者;而另一方面,调查显示,城市中又出现了以失业、下岗人员,停产半停产企业工人和内退、退休者为主体的“新穷人”群体,“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已成为新的社会现象。以显示财富积累量的金融资产为例,1996年,城镇居民中金融资产额最高的20%居民户拥有的资产量所占的比例高达48%,而最低的20%居民户的这一比例只有4%。1988年,反映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23,1995年达到0.33,2000年据估算又比1995年上升了10-15%。自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甚至已超过了农村。
    如果将收入界定为由工资、工资外收入、实物补贴、福利、资本收入、赠与等内容构成的话,通过调查我们可以看到,富人与穷人的收入来源在近年中出现了方向几乎相反的变化趋势:
 ——富人的收入来源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和增值速度快。表现在:第一,工资外收入和资本收入,如商业利润、投资分红、股票收益、兼职收入、讲课费、稿费等等在总收入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比重,甚至远超过工资性收入,而且这种收入结构在富人中具有极高的普遍性。与此同时,由于存在一些不公平的“逆向调节”政策,许多在“体制内”就业的“新富人”仍保持着对社会稀缺性福利资源的占有,继续享有体制内的福利和实物补贴,享有住房、公费医疗、养老、加薪等福利性、实物性收益。第二,富人通常拥有的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具有收益率高、增值速度快的特点。在市场规律支配下,货币资本收益按几何级数增长与工薪收入按算术级数增长,资本收益在社会总财富增量中的比重愈益上升,财富迅速向富人手里集中的趋势不可避免。此外,较高的人力资本,如高学历、丰富的管理经验,或者其他与市场经济要求相一致的要素,如敢于冒险、勇于创新以及社会交往能力等等,更容易占据高回报的职业位置,获取高额收益。
 ——穷人的收入来源近年来呈现出逐步萎缩、价值递减。表现在:第一,构成穷人最主要收入来源的工资性收入,以及福利和补贴出现萎缩,甚至丧失。下岗失业、内部退休,或企业不景气使得一大批人的工资性收入下降或丧失;此外,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也使得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大宗消费负担更多的从社会向个人转移,原有的福利性、实物性收入渠道萎缩,一些项目被取消。调查显示,低收入者需要承担的医疗、住房等负担极其沉重,收入水平不能满足必要的、基本的消费性支出的问题日渐突出,这进一步加重了穷人经济状况的恶化程度。第二,非技术性劳动力的市场价值下降,收入回报递减。调查发现,许多穷人选择的(同时也是政府积极鼓励下岗失业人员从事的)非正规就业方式,如小商小贩、合同工、临时工等已经出现收益率逐年递减的状况。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由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和进城农民工构成的非技术性劳动力市场出现劳动力过剩的局面。此外,与高学历、高技术的人力资本相比,非技术性劳动力的收入增长率有越来越低的趋向,这部分劳动力的相对收入地位因此而日益降低。
    2.消费能力悬殊
    有学者将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与社会成员的生活、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的不协调称为“社会断裂”。这种观点认为“断裂”的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不同部分会出现极大的时代性差异,多个时代的社会诉求会共存于一时。(孙立平,2002)我们在这里借用“断裂”这一概念,以描述贫富不同阶层在消费需求上的极大差异。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也是收入的物化形式。调查结果显示,贫富群体无论在消费总量还是在消费结构上都存在极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大致可细分为三类:一是绝对差异,即消费量、消费金额存在很大差异,突出的如交通通讯、住房、文化娱乐、服装等;二是相对差异,即消费金额相差不多,但在家庭的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相差较大,例如水电煤气费、医疗费等;三是既存在绝对差别又存在相对差别,如饮食。总体而言,富人的消费结构主要侧重于对享受性、时尚性生活品质的追求,而穷人的消费结构则主要倾向于对基本生存和温饱的维持。
    根据恩格尔系数测算,本次调查的富人总体处于“富裕阶层”的生活水平线上,而穷人总体生活在“勉强度日”的生活境况之中。富人每月用于饮食的平均支出为2018.75元,占平均家庭总收入的33%;而穷人每月平均用于饮食的支出为610.47元,占平均家庭总收入的54%。在日常饮食的质与价上,贫富阶层所呈现出的差距比抽象的恩格尔系数更大。
    平均每月用于子女教育方面的开支,本次调查的富人家庭多集中于400-1200元之间,最高的消费金额可达2万元,用于子女在国外受教育;穷人家庭每月用于教育的消费则多集中于100-400元之间,最少的甚至不足10元,相当多的家庭孩子没有零花钱,没有课外书。但是我们的调查和2001年的全国统计数据都显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家庭,平均用于子女教育的消费比重并没有显著的差别。在教育越来越商品化的今天,富人的孩子将有机会获得更多的优质教育和高等教育,穷人的孩子受经济条件所限,无缘或较少分享优质教育和高等教育,贫富差别因此而在下一代被不断再生产将会成为一个基本的事实。
    在服装消费上,被调查的富人家庭2001年用于此项的支出在8000-10000元的,占到被调查富人总数的27.5%;全年消费在8000元至10万元之间的占到57.8%。穷人家庭的情况是,全年没有此项消费的家庭占到27.3%,消费在0-100元之间的合计为50.7%。多数穷人声称,几十元、不超过100元是他们能接受的服装价格;而富人则更多地追求服装的品牌和质地,乐于消费几千元甚至上万元购买一套“像样的”服装。
    在耐用消费品和休闲娱乐的消费方面,穷人和富人间的消费水平和消费需求更明显地呈现出“断裂”的特征。虽然在“第一类耐用消费品”(家具、用于生活的家用电器等)的拥有量上,贫富群体没有呈现明显的差别(如在彩电的拥有量上,本次调查的富人和穷人家庭分别占到99.3%和90.3%),但这些耐用消费品在品种和实际价值上的极大差别实际上凸现着这两个阶层在消费能力方面的时代性差异——穷人在耐用消费品方面的消费能力止步于他们所拥有的那些商品所归属的年代;而富人则显示出了持续性的、不断更新换代、追逐现代化和追逐时尚的消费能力,家中拥有最新款的、昂贵的各类家用电器和家具,他们与低收入人口在生活质量上的差别远不是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能够反映的。从耐用消费品的拥有质量上看,贫富阶层显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消费时代,这从“第二类耐用消费品”(钢琴、健身器材、家用电脑、汽车等用于娱乐和享受的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状况上可以更清晰的看出。
    手机、电脑等90年代后普及起来、对富人不可缺少的电子产品,在被访的穷人家庭中只有较小的拥有量和消费量。如被调查的富人家庭93.3%拥有电脑,而穷人只有23.4%的家庭拥有电脑,并且与富人家庭相比,穷人家庭的电脑在品质方面也存在极大差别。富人家庭平均每月通讯费支出在500元以上的占到66.7%,支出在1000元以上的占到36.3%;穷人家庭平均每月用于通讯的消费在50元以下的占到57.9%,在100元以下的占到85.5%。大多数穷人家庭没有手机。此外,富人家庭的钢琴拥有率达到99.3%,摄像机拥有率为56.4%,健身器为47%,而穷人家庭在这几种高档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率方面几乎为零。在富人,甚至全社会享受知识经济、网络时代的同时,穷人的生活方式还停留在此前的年代,他们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能力基本被隔断在90年代,没有能力分享自近十余年来蓬勃兴起的科技和经济发展成果。
    与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状况相同的是,在闲暇越来越多地需要经济支持的年代,富人和穷人对休闲娱乐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方式也呈现出“有”与“无”、“时尚”和“丰富多彩”与“贫乏”的根本性差别。调查表明,在富人以消费高尔夫球和出国旅游等昂贵的休闲方式为身份标志时,许多穷人因买不起公园门票,买不起报纸而消费不起自己的“休闲”。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消费需求越来越丰富和多样的今天,穷人在消费方式上被时代所割断所抛离的社会现象真切地存在着。

    三、民众对贫富差距的心理承受力

    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0.3以下是社会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就被认为是差距过大,已进入警戒状态。与经济发展程度相似的其他国家(如东南亚等国)相比,中国已经超过0.4,基尼系数明显偏高。
    调查结果显示,民众对贫富差距现状的心理承受力与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所提示的风险程度基本一致——已濒临危险的边缘。这主要反映在:穷人对个人社会等级地位的主观认定普遍持消极评价;对个人经济状况的满意程度相当低;对贫富差距过于严重的评价有着极高的阶层一致性;要求改变贫富差距现状的呼声普遍较高。
    1.对自我地位的主观认定
    从调查结果来看,穷人对自我社会等级的主观认定与其客观的经济地位大体趋于一致,77.27 %的人选择自己为社会下层、中下层,其中把自己归为社会下层的更占到被调查总数的66.23 %。从这个结果来看,应当说穷人总体上对个人在社会等级结构中的地位评价是消极和悲观的。
    穷人中自我认定为社会下层的包括以下职业:下岗或无业人员、退休人员、个体小商贩、小型商业服务业人员、工人等等。他们的家庭平均月收入均低于当地社会平均收入水平。许多处于温饱型生活状况的低收入者,一方面指出社会中还有比自己更贫困的穷人,另一方面多数却不因为更贫穷群体的存在而改变自己处于社会下层的地位认同,这是因为他们比较的对象是城市中生活较好的人,是没有下岗的人,或者是没有下岗或退休时的自己,“相对被剥夺感”是他们的自我社会等级评价偏低的重要原因。
    收入水平是穷人地位自我评价的主要标准,这其中既包括现实收入,也包括预期收入内容。调查证明,较高的自我等级地位评价通常与相对稳定的收入状况有关。如兰州市一位看厕所的被访者每月只有200多元的收入,但是与没有工作和收入的群体比较,他自我评价为“社会中层”,认为“自己知足了”。如此种种表明,相对稳定的收入对于低收入群体形成积极的自我社会评价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它不仅能提供现实的经济收入,更重要的是它还保证了对未来生活的预期,足以对稳定人们的心态产生重要影响。
    富人对个人的社会地位趋向于中间性的自我评价。富人这种评价倾向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多数比照的往往是更富有的群体和个人。富人群体正在形成标志性地位象征的看法。调查表明,在高收入群体的看法中,富人的符号至少是由这样两方面的标准来确定的:其一,收入水平,包括工资性收入和资本收益。有人认为,很好的收入应该在每年700-800万。其二,炫耀性的消费。有人认为应包括别墅、名车,出差住“四星”,着装是名牌,住宅不止一套;还有人认为,富人的标准还应包括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打高尔夫球、经常出国旅游也被认为是富人的标志性生活方式。
    调查显示,富人出现了对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的诉求,他们正在要求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一致性。如有人提出希望实现“参政议政,成为社会知名人士”;还有人认为,“国家应考虑对富人给予一些社会声望,例如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科学院的荣誉研究员等等。税交的越多,给的越多,这样就可以培养富人更多的社会关怀,这就是人性化的税制。”
    2.对个人经济状况的满意程度
    穷人和富人对个人经济状况的满意程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超过95%的被访富人对个人的经济状况表示满意,认为近十年中自己的经济状况处于上升状态,认为“上升很多”的甚至达到68.67%。而多数的穷人则对自己的经济状况表示了不满,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在十年中出现下降,或没有变化,或只上升了一点。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的经济以平均每年9.8%的高速递增,社会财富有了很大增长,人民群众的生活也有了极大的提高。据有关统计数据,1992年城镇人均生活费收入为1826元,到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300元。从1990年到1999年的9年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16.25%,职工工资年平均增长16.33%,城市居民消费性支出年平均增长15.33。扣除物价因素,三项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为8.76%、8.84%和7.90%(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与近年来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增长相比,低收入群体对个人经济状况的满意程度显然较低。
    调查显示,影响穷人个人经济状况下降的主要不是个人方面的原因,而是社会原因。如:失业下岗、内退退休、企业效益不佳、原计划体制中对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和实物补贴丧失,现有的对穷人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等。在认为个人经济状况下降的被访者中,家庭中有下岗、失业人员的超过半数,占56.06%,工厂效益不好的工人占16.79%,内退或退休人员占到15.16%, 因丧偶、残疾等个人原因而导致贫困的只占较小的部分,为13.64%。这种情况表明,近十年中,城市贫困人口群体中出现了一部分“新穷人”,他们与传统的因个人原因,如残疾、病老、丧偶等原因导致的贫穷不同,更多的是因社会原因、因结构转型而导致收入下降、贫困。
    福利分配理论认为,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关键是通过经济的快速增长把福利的蛋糕做大,但我们现在并没有看到这种趋势。中国的经济在近十年有了长足的发展,财富总量的“蛋糕”越来越大,但切给福利的部分增长有限,穷人并没有分享到经济快速发展的好处,反而为社会转型付出沉重代价。一般而言,社会地位下降会导致人们对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合理性的质疑,并造成对制度的疏离和不满。所以,提高和改善穷人的经济状况,特别是避免群体性的收入地位下降,以保证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是当前社会需要特别给予关注的重要问题。
    3.对贫富分化程度的评价
    对贫富分化程度的评价,富人和穷人表现出较高的阶层一致性,二者均有超过85.%的人认为贫富分化的程度是严重的。相比之下,穷人对贫富分化的感受更强烈一些,93.51%的被访者认为贫富分化是严重的,其中占总数73.38 %的人选择了“非常严重”。而富人认为“非常严重”的只有58.67%,比穷人对此的反映相对要缓和得多。
    对于愈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是如何形成的,穷人和富人有非常不同的解释,相互指责、鄙薄的情绪比较普遍。穷人更多的将此归因为社会的原因。“为富不仁”是穷人不太接受现有分层结构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其中既有他们对非合理、非合法致富的社会现象的不满;也不排除他们中一部分人的泛道德化倾向,例如不能接受“下山的”人变成富人,这妨碍了这部分穷人对市场机制的适应性。此外,不合理的社会政策和制度安排也被穷人认为是导致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列举了一些被认为是“政府安排不好”的社会政策和制度,如:“劳动保险、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民政福利救济的能力也非常有限”,“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国民经济发展了,就业机会倒下降了,国家缺乏强有力的客观办法解决”等等。调查表明,也有一些穷人显示出已经开始接受市场化的收入分配和等级分化机制,认同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以及能力主义的价值观念,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们整体上认同了现有的等级分化秩序。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并不认为现有的贫富分化完全是由个人能力分化、机会均等的市场化结果;他们认为非法经营、权力寻租,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种种社会成本向穷人的转嫁,以及现有的社会政策不合理是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现有贫富分化格局的主要原因。
    富人的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社会进步说。认为贫富分化是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的产物,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二是能力、机遇说。认为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有能力、有文化、工作努力以及能抓住机遇等等,因而他们理应获得更高的地位和报酬。三是穷人懒惰说。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将能力、机遇说推向另一种极端——既然富人的成功是个人能力和努力所致,那么穷人就要为自己的失败而受到责备。这种为贫穷而谴责穷人本人的观点在富人中比较普遍,甚至影响到他们的子女。四是体制、结构说。包括就业机会、行业收入以及收入合法性等方面的差异。作为现有社会等级结构的主要受益者,富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分层机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分层结构的天然拥护者,他们有将贫富分化合法化、逻辑化、自然化、道德正确化的倾向。改革开放以后向上流动的个人经验,使他们能够自发地运用关于个人奋斗、机会公平、能力至上等功能主义理论,以及谴责穷人受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贫富出现分化的社会现象进行辩护。当然他们其中的大部分人也承认,过于严重的贫富差距也同不合理不合法的因素加入到分配过程中有关,在反对这些非市场因素方面,他们与穷人有着一致性。
    4.对贫富分化现状的容忍程度
    对基尼系数能否反映民众的承受力,人们还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说法是,不同的民族心理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例如美国基尼系数始终居高不下,但是那里的居民对此保持了很高的容忍度。还有的说法认为,基尼系数反映的只是收入分配的结果,结果是否平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的合理性。所以,收入差距并不必然会引起人们对收入分配的不满,如果收入差距扩大体现的是社会的高效率,那么人民群众就会认可,从而成为提高效率的激励因素。等等。(陆学艺,2002;李强,2002;香伶、李实,2001)
    调查结果显示,与基尼系数所提示的内容大体相同,城镇高收入和低收入者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都已濒临警戒线。认为不能接受、有必要改变或缩小贫富分化状况的穷人和富人都超过了半数。穷人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显然更迫切,80%左右的穷人要求改变现有的贫富差别现状,这与他们对分化程度的强烈感受是一致的。
    穷人要求改变严重的贫富分化首先是因为他们不能认同这种分化的合理性。但除此之外,更多的可能是由于利益受损,许多穷人对贫富分化这一社会分层结构本身也表示难以接受。一些人表示,更乐意接受差别较小的社会结构,当然最好是共同富裕,不要差别太大。
    穷人对改变贫富差距过大的想法其实非常简单和朴素,归结起来就是,给穷人更多的机会和救助,其主要内容就是就业机会和最低生活保障。除极少数人提到治理腐败,对富人多收税外,绝大多数被访者并没有针对富人的明确要求,甚至有人还提出反对“抽肥补瘦”。这些信息似乎表达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至少在目前阶段,“杀富济贫”并不是穷人改变现状的主要思路,他们更多寄望的是,能多少获得一些改变或提高自己收入状况的机会。社会学认为,上升流动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从这个角度来看,改善穷人的收入状况,加强对他们的社会保障力度,千方百计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使他们的经济状况的改变能与社会发展保持同一方向,这既是多数人的共同愿望,也中国的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当务之急。
    值得注意的是,超过半数的富人也认为有必要改变或缩小现有的贫富差距,这表明,这一在社会分化过程中的受益群体,也对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感到了不满或不安。富人多数认同社会分化机制的合理性,但仍然认为有必要改变或缩小现有的贫富分化状况。这种态度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动因:一是对稳定和安全感的考虑;二是对于公平的正义冲动。许多被访的富人都清醒地意识到贫穷与过大的贫富差距会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他们认为,贫富分化虽然是合理的,但是悬殊太大就会造成对社会稳定的威胁,许多富人在访谈时都表现出忧心忡忡。例如,有人认为,必须对现有差距进行控制,“如果继续恶化的话,会出大问题。应该把这种状况控制在某种程度内。”富人对公平的正义冲动一方面表现为对贪污腐败、权力寻租、单位特权等非公平的破坏市场秩序的因素的憎恨;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对解决穷人的温饱问题,提高他们的生存质量,给他们平等机会的关注。对于什么样的分化是适度的,不少富人们也有自觉不自觉的考虑。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出现分化是好事,但是要“保证穷人有一个基本的生活水准,不能影响到他们的生存”,“不希望有的人生活水平太低,起码得保证生存、医疗、教育”,这些被认为是他们对贫富差距容忍的心理底线。 
    总体而言,以下几方面因素对民众的心理承受力有重要影响:
    第一,贫富差距过于悬殊。按照货币收入计算,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仅排列在非洲和美洲的少数国家之后,位居世界前列。调查结果表明,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是民众产生强烈的心理不平衡感的最重要动因。南美一些国家近年来出现的严重的经济衰退、政治更迭和社会动乱现象,以及我国近几年出现的一些社会不稳定现象都提示我们,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势将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产生有害影响。
    第二,依靠不合理不合法手段致富。所谓不合理不合法的手段,一方面包括权力寻租、权钱交易、偷税漏税、违规违法经营等;另一方面也包括利用垄断性地位获取垄断利润等。功能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社会分层有助于社会动力机制的形成。但是调查结果显示,由于我国目前不合理不合法致富因素的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人们对社会分化结果以及现有社会分层结构的认同。
    第三,部分群体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地位下降。在中国经济出现多年连续增长、城市人口收入大幅度增加的背景下,这种情况的出现导致低收入群体产生严重的相对被剥夺感。在城市贫困人口中,“新穷人”群体的出现最令人关注,他们从以前的“准中产阶级”下降为“社会下层”,成为社会转型过程中利益受损较为严重群体,他们要求改变贫富差距现状呼声最为强烈。
    第四,中国的平均主义传统。在讨论中国人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心理承受力时,有两个限制性的背景条件是不能不考虑的,一是中国尚处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合理、公平的市场秩序还未充分建立,分配秩序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混乱情况,导致了一部分财富非合理分配;二是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平均主义传统。作为一种制度,平均主义正在逐渐退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但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平均主义的特殊影响作用依然顽固。调查证实了上述背景条件对被访者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即多数穷人既不能认同对现有贫富差距合理性的解释——也就是对多数穷人来说,不存在认同现有分配结果、分层格局的前提,也难以接受贫富拉开差距的社会结构本身。“低收入低消费”、平均而和睦,至今仍是一部分人的理想社会图景。
    第五,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无论我们对贫富差距持何种立场,有一个普遍意义的道德底线是不能突破的,这就是人道和人性的社会原则,也就是要保证处于社会最下层的民众享有基本的、体面的生存权利,享有医疗、养老、教育制度的保护。但是与经济发展相比,中国目前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致使大批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医疗、教育等基本权利难以得到保障,这也是包括大多数富人在内的公众对贫富差距容忍度不高的原因。

     四、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

    调查表明,功能主义理论对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现状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反映在:第一,被调查富人中的大部分是在近20年余年的改革开放中,通过市场机制获取和积聚个人财富,并实现个人经济地位的上升性流动的。也就是说,贫富分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化的结果。第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观念和素质,如进取、创新、敢于冒险、不安于现状、善于把握机会等所谓获致因素,对穷人或富人现有经济地位的获得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第三,教育和技能已成为影响收入分配和人们经济地位的突出因素。第四,作为对不同经济地位的回报,富人的收入来源有多样化且收益率高的特点,而穷人则相反。
    但是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并不能完全用功能主义理论加以解释并合理化。例如,功能主义不能解释为何一些权力的拥有者有着超过其收入地位的巨额财富;不能解释自90年代以来城市贫困人口在数量和结构方面的变化;不能解释部门、单位和所有制间的“收入级差”,不能解释同质同量的劳动力的不平等收入……
    我们认为,忽视制度因素、结构因素和其他关系因素对社会分化的影响,不足以解释当前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事实。除功能主义更囿于个人层面的解释外,以下结构性、制度性的因素和缺陷对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状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其一,社会经济转型。自90年代开始的城市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固然有其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等积极意义,但不能否认的是,改革的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大量企业的破产、停产和半停产,以及成千上万的企业职工失去就业岗位,生活发生困难或成为贫困人口。90年代以来城市贫困人口的增量即主要出自这部分人口。调查显示,下岗、失业和单位效益不好是导致被访者收入状况发生变化的居前三位的原因。另有调查表明,下岗失业对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为:在1995年,仅仅户主下岗或失业会使家庭可支配收入下降10%,到了1999年,这一下降比例为30%;如果夫妻同时下岗失业,在1995年家庭可支配收入会下降22%,到1999年会下降接近60%。下岗失业人员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要比一般家庭高出7-8倍。(李实,2002)
    其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本次调查的最高收入家庭出自广州市,最低收入家庭出自兰州;人均收入最高的广州市,2001年月人均收入为1247元,人均收入最低的兰州市,同年月人均收入是430元,两者相差近3倍。从1988年到1995年间,北京、广东、江苏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分别是81.9%,78.9%和64.7%,而甘肃仅为3.9%。1995年,区域间收入差距对基尼系数的贡献率为33.7%(世界银行,1997)。我们的调查反映出这样的事实,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如北京,穷人对个人经济状况的满意程度相对较高,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如兰州、哈尔滨则相反。显然,区域间的结构性差距不仅对贫富差距的产生,而且对人们的态度都产生影响。
    其三,劳动力市场分割。调查证明,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制度壁垒,相等生产能力的劳动力之间存在很大的利益差别,并且差别还在逐年扩大。据测算,1997年的行业间工资差异比1988年上升了103%。(李实,2002)占有垄断性资源的电信、邮电、铁道、金融、保险、电力等行业,不仅收入水平较高,而且享有优厚的福利待遇,在本次调查的富人群体中已经可以找到他们的身影。而从事一般行业如制造业、服务业的人员,不仅收入水平较低,而且面临失业、下岗的威胁。
    调查还发现,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还表现为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正式就业身份和非正式就业身份之间的结构性差异。调查显示,对大多数下岗失业人员来说,再就业难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并不是完全找不到事做,而是难以找到正式的、稳定的、收入较高的职业。“收入过低”被再就业者认为是影响个人收入地位的重要因素。一旦下岗失业,再就业者即因为年龄、文化或单位就业政策等方面的原因,基本上被排除在正式部门和正式就业身份之外。而正式部门和正式就业身份与非正式部门、非正式就业身份之间在收入分配和福利保障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前者意味着高收入、工作稳定、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福利制度、有提升机会等;后者则意味着低收入、不稳定的工作模式,通常是低劣的工作环境,以及几乎不享有任何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等。有学者将前种称为“垄断性的”,具有“特权和优势”的,有着“‘压倒性的’的福利体系”保护的劳动力市场。(G.G凯恩,2002,) 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经历证实了这一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而导致收入差别的理论。这些制度化、系统化的因素和歧视性的单位内部就业政策,固定化了下岗失业人员在收入上的劣势地位:即使努力工作,也无法获得被垄断的社会和经济资源,也就很难改变自己的收入地位。
    其四, 权力参与分配。调查获取的少数案例仍可“窥一斑见全豹”地使我们了解到,权力作为重要因素,对部分富人收入地位的形成发挥着直接的影响作用。特别是那些能够掌控资源配置的权力,对收入分配有着难以估量的重大作用。
    其五,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主要体现在:其一,覆盖面有限,应保未保的情况还较为严重。据2000-2001年亚洲发展银行的研究,中国城市的贫困人口已达1480万人,但截至2001年第三季度,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仅为689.4万人。(唐军,2002)其二,保障标准偏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难以满足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除基本的生存之外,调查显示,贫困家庭在健康、教育、文化和社交等方面的许多基本需求都不能得到满足。上述问题导致部分人口的贫困化趋势未能得到有效遏制。
    研究表明,没有哪个单一因素和哪个现成的理论可以全部解释贫富差距的存在和扩大的现实。与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二元性相一致的是,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市场机制和再分配体制等多种因素混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市场因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力正在上升,个人能力、知识等获致性因素对现有的社会分化格局已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再分配体制中的利益源泉,如权力、单位背景或职业地位等因素仍继续影响人们经济地位的获得;同时,经济社会的转型过程也对目前贫富差距的扩大,对“新穷人”群体的出现产生了突出的作用。

    五、评析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了改革,允许一部分人首先富起来,并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均可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中国在这20余年间经济高速发展,国力日益强大,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改善的事实证明,分配制度的改革对激发人们的劳动和创造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活跃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伴随分配制度的改革,收入差距拉大,贫富分化愈加悬殊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在凸显。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贫困群体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大量中低收入者不仅相对收入地位下降,部分人甚至出现了绝对收入下降的情况。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安全感因此而下降,分配制度和社会分层结构的合理性受到怀疑,部分社会成员对社会政策的疏离和不满情绪加重。所有这些不仅对经济发展产生许多负面影响,如降低人们的预期,影响消费增长等,更重要的是损害了社会的公平与信心,对社会的稳定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事实说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是有成效的,但是也存在不尽合理并有严重的弊端。我们既不能因其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而忽略它对社会稳定、公平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不能因其存在种种问题而全盘否定它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重回平均主义、大锅饭、低收入低消费低效率的年代。对此,社会各界在今天基本已达成共识。更多的声音是要求对贫富差距进行“适度”控制,以最大限度地抑制其可能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的损害。在各种声音中,有的观点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认为只要把社会财富总量做大,社会福利自然能够增长;还有的观点认为当下主要应解决过程公正问题,过程公正,结果自然公平,等等。于这些声音中我们不难发现,对什么是“适度”和“合理”的贫富分化,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社会各界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共识和价值评价标准。
    为此,我们认为,在建立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总目标下,有必要在对贫富差距的评价中引入为绝大多数国家和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以对“适度”和“合理”的贫富差距进行约束性的评价。它应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分配方式合法性。即收入分配方式必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所有以非法手段谋取财富的行为——无论是个人还是小团体——如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侵吞公产、偷税漏税等都会破坏公平和正义的价值原则,并导致分配矛盾加剧。虽然腐败等非法的收入方式在严格意义上不属于收入分配的范畴,但是通过这类非法收入确实造就了一批暴富者,这也成为当前的收入分配过程中存在的最严重的不合理现象。
    第二,市场平等性。即给予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竞争中人们依靠个人努力、机会选择等自致因素,而不是依靠出身、地位、身份等先赋因素获取市场利益。以此为检验,种种以特殊地位和身份谋取利益的行为,如垄断经营、行业分割和就业身份制度等都是对市场平等性的玷污,是非合理的。
    第三, 尊重弱势群体生存、发展的基本权利。合理和适度的原则不仅指分配过程的公平性,同时也应包括分配结果的公平性。这是因为,社会公平是以人权平等的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其中包含了对人,包括对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者的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尊重,这种对基本人权的尊重同时也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存在的道德基础。所以,对弱势群体生存、发展权利的保护状况,是检验收入差距适度与否的基本标准。有这样一种“过程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只要收入差距形成的过程是合理的,结果就必然合理。这种观点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在机会平等的市场竞争中,人们也不一定在获胜机会上拥有平等的起点,个人禀赋、能力、机遇、劳动偏好等方面的天然差异,决定了人们的在竞争起点上不可能真正平等。而采用制度方式对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加以保护,正是社会公平对市场缺陷的一种补偿。
    第四,所有社会成员对进步和发展成果的共享。对进步和发展的共享并不是要搞平均主义,而是指通过税收、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一系列制度,调节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差距,合理的分配公共资源,以此调整和制约过度市场化所产生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财富和资源过分集中、多数群体利益被侵犯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从社会进步和发展中收益。这不但是社会公平的价值体现,而且也是在社会资源于社会需求相对稀缺的情况下,避免社会紧张和社会冲突,保证各利益群体间和谐、合作,维持社会生活持续的重要原则。以此为检验,我国在通过制度缓解收入差距方面还存在严重不足。例如,对收入的监控能力显得不足,在税收的征收和处罚手段上相当无力,致使偷漏税成为普遍的现象;还有在通过社会福利的二次分配对低收入者实施保护方面,也还存在不少问题,甚至存在“逆向调节”——收入地位较高的群体得到更高的福利分配,较低的群体相反——的问题。
    成功的市场化改革既可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可导致收入差距的缩小。当然市场本身并不能解决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要通过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法规来实现。所以说,完善的市场经济不仅包括发达的经济、富裕的生活,也包括完善的调整不同利益关系、抑制贫富过大的法律、法规和其他制度形式。成熟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莫不如此。这些年来,我们过分重视了经济指标的增长,对相应的关系社会公平和发展的制度建设未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导致种种社会问题的产生。所幸的是,这一问题及其可能的严重性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识,通过我们的不断努力,一个有着公平竞争环境和合理、适度收入差距的社会将会得到最终确立。

 参考文献:
 [1]孙立平:《断裂:中国社会的新变化》,《南方周末》2002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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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唐钧:《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的新形势》,《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课题主持人: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银河)

发表时间:2005-03-25 文章出处:本站原创 责任编辑: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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