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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法制建设
文章作者:邱本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 

    社会发展的历史雄辩地证明,社会发展必须以优良的法律制度为基础,没有优良的法律制度作保障,社会发展就会步履维艰。那么,什么样的法律制度才是优良的法律制度呢?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法律制度本身要内含科学发展观并以促进社会发展为使命。

    一、提高法律效益,促进经济发展

    考察经济是否发展,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看有无效益;衡量是否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重要的尺度就是看是否坚持效益优先;法律要促进经济发展,必须讲究效益,不讲效益的法律阻碍经济发展。对照一下我国现行的许多法律规定恰恰是不讲效益的。
    这里,我们有必要认真分析法律的性质并严肃对待法律的规定。过去,总有人认为我们的法律太幼稚,规定得太粗疏,无法执行,于是人们走向另一个极端,恨不得法律规定无余,写定一切细节。对此,我们必须重申法律具有普遍性,法律“始终是一般的陈述”,“不苛细小”,并且“法深无善治”。如果法律规定得过多过细,变成了繁文缛节,把人们的身心牢牢地束缚在法律的天罗地网之中而无法动弹,那么,这种法律不但消灭了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因而成为了效益之敌,而且在本质上已不是法律了。我们应认识到,密如凝脂的法律规定必然会损害效益,阻碍经济发展。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经济的无知性。市场情况纷繁复杂,任何人任何机关都不可能对它们完全认知,统一规划,详尽立法。法律要促进经济发展,必须因应市场经济的这种客观要求,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法律不应自诩全知全能,而仅仅是应对市场无知性的一种工具而已。具体说来,法律应这样去应对市场的无知性:一是法律应科学地把握、记载和表述市场经济的客观法律。其实,法律所能规定的正是规律性的东西。如果法律能把规律法律化,那么法律就能把握市场经济的根本属性,预见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应对市场经济的类似现象,从而为人们提供科学的预期和正确的行为指南。如果法律把握了规律,那么法律就抓住了根本,至于那些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则不必为之劳神费力。而我们的不少法律却因为过多地关注那些细枝末节,反而不及根本。我们应该认真地检查一下我们的法律规定,把那些不是市场规律要求、不及根本的规定,一律删去。二是法律只规定一个人们行为的大致范围而不具体规定人们为什么或不为什么。规定一个大致的范围,有利于宏观调控,不至于失范无序;不具体规定人们为什么或不为什么,有利于授权当事人审时度势,见机行事,正确处理。

    二、法律要公平优先,以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一段时间以来,“效益优先,兼顾公平”写入了党的文件,并几乎成为了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认为,不能笼统地主张“效益优先,兼顾公平”,更不能把它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在法律领域,就不宜主张“效益优先,兼顾公平”,而应调整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益”。
    无论是从法律的词源上考察,还是人们对法律的共同理解,以及把法律形象地喻之为天平,都表明法律自古就具有公平正义之本义,是公平的代名词。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法律一如既往地追求和捍卫公平的神圣理念,赋予每个人以相同的地位,同等的权利。公平对待,一视同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律的基本宗旨,也是法治的首要原则。没有什么比歧视更伤害人,也没有什么比歧视更令人无法忍受。法律首先追求和捍卫的是公平,公平是法律的首要和本位,不能沦为次要而仅仅被兼顾。
    当然,法律并不是不讲效益或不兼顾效益,特别是那些与公平不相冲突而且促进公平的效益。如前所述,法律应简化自身以促进效益。但当公平与效益相冲突,两者不可兼得时,毫无疑问,法律应该公平优先兼顾效益,甚至牺牲效益以保证公平。这不仅是因为公平是法律之首要和本位,而且法律的许多制度是服从并服务于公平的。如法律程序,必然要牺牲一些效益。像刑事诉讼程序,尽管我们有足够的事实和证据判定某人应定罪量刑,甚至可以立马把他就地正法,但法律还是要求按部就班,提起公诉,开庭审理,法庭辩论,依法宣判。从效益的角度看,根本无效益可言。之所以要如此,是因为法律有比效益更高的价值追求,那就是公平,法律要公平地对待犯罪人,做到罚当其罪,以保障人们那无论什么效益都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人身自由和生命权利不因法律不公而受到侵犯。法律程序是一种过滤装置,一个监控过程,一套纠错机制,旨在保证公平,既不包庇纵容,也不滥罚无辜,这本身就是效益。法律只能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才允许提高效益,但不能“效益优先,兼顾公平”,这是本末倒置。

    三、法律应协调城乡社会关系,平衡城乡利益,以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最起码的法治要求。我国目前是城乡二元格局,存在较大城乡差别,市民与农民还不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应该说这是人为的不良政策造成的,这些不良政策,被陆学艺先生画龙点睛般地指出就是“城乡分治,一国两策”。这也是对法治的严重违反,因为法治的基本前提和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立法上的平等,还是适法上的平等。把近9亿农民置于不平等地位,怎么会有法治可言?
    中国农民完全有资格、有权利,也有能力同中国市民平起平坐,同权同利。加快实现这一点,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这是今后中国发展的正确方向。这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明确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我们必须统筹城乡发展,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统筹推进城乡改革,消除体制性障碍。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户籍管理制度、义务教育制度和税收制度等,逐步形成有利于城乡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有关城乡方面的法律政策规定不协调是造成城乡不协调发展的制度根源。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关键在于有关城乡方面的法律政策要协调一致。我们急需认真审查和清理我们的各种法律法规政策,把其中那些歧视和掠夺“三农”,导致和扩大城乡差别,阻碍农民迁徙自由,限制农民就业权利,剥夺农民福利待遇等不当规定统统取缔,把乡村和城市置于平等的法律规定上,让农民和市民在法律面前真正平等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依法“形成有利于城乡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最终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四、法律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发展关键是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全面发展根本上依赖于有一套以人为本、顺乎人性、保障人权、服务人民的法律为之提供充分而完善的制度保障。
    法律要以人为本,这是由人与法的关系所决定的。人们制定法律的终极目的是要它为人自己服务,仅这一点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人是目的,法律是手段,法律要以人为本。法律,特别是西方法律,具有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权利、人道、博爱的内在属性和文化传统,它与人本主义和人文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具有根深蒂固的人本主义或人文精神传统。历史上也存在过贬低人、奴役人、残害人的法律,但这种不以人为本的法律被视为“恶法”,不断为人们的变革所改良,或为人民的革命所废止。时至今日,以人为本已成为世界法律的共同要求和趋势。以人为本是检验法律良恶的试金石。尽管以人为本有人类中心主义者的嫌疑,也导致了如环境资源破坏诸问题,但这不足以动摇法律以人为本,因为只有以人为本,才会以其他为重,而以其他为重也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以人为本。
    法律要以人为本,就必须保障人权。保障人权是其最低要求。只有保障人权,才能使人人成之为人,并发挥每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样的社会才具有巨大的发展动力。相反,如果不保障人权,把人沦为奴隶或工具,社会发展建立在牺牲一部分人权的基础之上,就会冲突不断,发展缓慢。保障人权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一切为了人,使人拥有尊严并获得幸福,这是人权的根本目标,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保障人权还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标志。看一个社会是否发展,就看其人权是否得到保障,这是检验社会发展的试金石。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人权为人人所必须,亦为人人所享有,但人权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其重要性有所不同,其中社会弱者最能感到人权的重要性。因为那些社会强者,仅凭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就能“活得像个人样”,有的甚至过着人上人的生活,这类人尽管享有人权,但几乎感觉不到人权的重要,对他们来说,人权也不成为什么问题。而对于社会弱者来说,仅凭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无法“混出个人样来”,特别是在激烈的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他们为社会强者所淘汰,以至于无法安身立命。但社会弱者也是人,他们的生存本能和发展要求必须得到满足,他们争取像社会强者一样做人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这一切的根据何在?诉诸最终,那就是人权。社会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在于社会弱者的发展,只有社会弱者发展了,社会才全面发展了、真正发展了。如果社会弱者得不到发展,那么社会就是片面发展,甚至是不合理发展、不协调发展。这就同时指明了国家或政府在谋求促进社会发展时应把重点放在社会弱者身上。而国家或政府在扶助社会弱者发展时就必须诉诸人权,没有人权,社会弱者就没有要求国家或政府救助的充分理由;没有人权,国家或政府就没有强使社会强者协助社会弱者的有力理由。只有保障人权,才能使社会发展不至于成为优胜劣汰两极分化的发展,而成为优胜劣存、共同进步的发展。保障人权也是在保障社会共同发展、协调发展和公平发展。

   
发表时间:2005-04-15 文章出处:不详 责任编辑: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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