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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正在深入人心——在浙江省部分地区调研情况的报告
文章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赴浙江调研组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 

    为贯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关于加强调查研究的指示精神,推动中国社科院与浙江省的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冷溶同志赴杭州参加全国社会科学院系统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第十届年会后,于6月14日至20日带领科研局副局长吴尚民、马列所副所长庄前生、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夏春涛等同志,对浙江省的杭州、湖州、嘉兴、温州、义乌等五个市的12家企业、1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和2个村进行了调研。调研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二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三是民营企业党建。为尽可能了解真实情况,调研组先后组织召开了有市县乡负责同志、国有企业干部和民营企业党委书记等参加的5次座谈会,还深入到企业车间、职工食堂和宿舍,同一些外来经商者和农民工进行了多种形式的交谈。调研期间,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省委副书记梁平波和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敏尔等,分别会见了冷溶同志。现将调研情况和主要观感报告如下:

    一、科学发展观正在成为各级干部的共识并开始付诸行动

    我们一到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敏尔就向冷溶同志介绍说,今年3月全国人代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在浙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希望浙江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党的先进性建设三个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目前,浙江省委已经制定了“八八战略”(发挥八个优势、推进八项举措),全面落实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陈部长的介绍很快在我们的调研中得到印证。
    发展是硬道理,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第一位的要求。省委书记习近平在与我们交谈时介绍说,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率先进行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使其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快速步入到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1978年到2004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1%,由124亿元增加到11200多亿元,在全国省(市、自治区)排名中,从第十二位上升到了第四位。党的十六大以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更是取得较快发展。调研组在考察杭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一些企业时,真实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比如,生产小灵通手机的UT斯达康通讯有限公司,是由四名海外学子于1995年创办的,最初投入资本只有60万元,经过短短十年的发展,员工人数已达五千,销售收入达235亿,成为杭州市的利税大户。例如华为3COM公司,成立不到两年,现已拥有2500名员工,其主导产品路由器和交换机已占国内市场的1/3以上,实现销售收入33亿元人民币。除了上述高新技术企业外,浙江的其他产业也在近几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经济总量有了很大提高。如著名的“娃哈哈”和“万向节”集团,就是全省发展的一个缩影。这两个企业八年前总产值均不足10亿元,现在双双跃过200亿元大关。再比如,温州的正泰和德力西集团,是生产低压电器的民营企业,八年前销售收入也不过6-7个亿,现在分别发展到150亿和100多亿。
    浙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营经济崛起的故乡,但国有企业也有很大发展。习近平书记用发展数据向我们做了说明:到2003年,浙江经营性国有资产总量在全国排前六位,居东北老工业基地吉林之前;净资产利润率列全国第二,不良资产占权益比重为全国最低。杭州调研结束后,我们考察的第一家企业——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就是一个大型国有企业。该电站单机发电量为亚洲最大,目前装机总容量为180万千瓦/时,一年仅上交地税就达2亿元。计划中的二期工程建成后,装机总量将达到390万千瓦,成为世界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也日渐凸现,浙江较早遇到了这些问题,也较早调整了发展思路。调研中我们发现,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后,浙江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意识,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成效。以生态环境建设为例。湖州市的安吉县是全国十大竹乡之一,原来生态环境很好。但在20世纪90年代,该县却成了一个污染大县。由于当时急于摘掉贫困县的帽子,在引进造纸、化工等产业时没有注意环保问题,结果导致作为太湖源头之一的西苕溪严重污染,生态恶化。在国家“治太零点行动”的重压之下,该县提出了“生态立县”的口号,在招商引资方面实行了“污染企业进不来,进来企业不污染”的“环保一票否决制”,着力发展效益好、能耗低、污染少的企业。县委书记钱坤方给我们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前不久一家生产锂电池的日本企业欲投资办厂,该项目效益前景很好,科技含量也较高,但考虑到该企业在未来的生产中可能蕴含的环境污染风险,县里毅然否决了这个合作项目。该县还重点整治了农村环境,早在2001年就拟定了农村“五改一化”方案,即改厕、改路、改房、改水、改线和环境美化。2003年下半年,又根据省市统一部署,开展“双十村示范、双百村整治”工作。在安吉县我们顺道考察了报福镇一个叫洪家村的地方。该村原是一个较贫困的山区小村,现在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6000元左右。我们看到,村里的道路修整一新(硬化工程),除新建的小楼外,旧的住房都进行了过去在城市里才能见到的“平改坡”改造,房前屋后花草点缀,全村面貌显得整洁漂亮。当我们走进农户,发现厕所已经改造,新建的楼房还装上了抽水马桶,生活污水都进行了技术处理。村里的道路两旁还放置了通常在城市才能看到的大垃圾箱。当地村民说:“村庄环境整治是我们老百姓看得见的‘三个代表’。”来到农田中,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正在建设中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程”设施。县委书记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这种设施可以降低农田耕作产生的化肥和农药污染,实现农业生产用水的净化。现在,生态优势转变成了经济优势,安吉县2004年以旅游业为主的三产增加值已经占GDP的34.1%。在杭州、嘉兴、金华、温州等地,我们沿途所见到的也是一片葱郁,反映了该省提出“绿色浙江”发展目标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和全国一样,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浙江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比如温州是全国著名的先富地区,人均收入在全国地级城市位居第三。但该市也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地区。我们一到温州,该市的市委副书记就告诉我们说,温州有许多亿万、千万富翁,但在温州的262个乡镇中,仍有139个欠发达乡镇(占全市总面积的52%、全市总人口的22%),至今,还有84个乡镇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04年我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为2936.4元)。就在我们抵达温州的前一天,该市召开了实施“139富民攻坚计划”动员大会,共推出财政扶持、税收优惠、人才培养、就业培训、交通布网等八项措施,计划到2007年底,使全市139个欠发达乡镇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指标高于当年全国平均水平,并明显改善其交通、卫生、医疗、教育等各方面条件。
    调研中我们也注意到,浙江的发展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比如从人力资源的特征看,知识人力资本供给相对不足,使经济发展还更多地处于附加值低的产品加工阶段。还有几个问题是我们在温州了解到的,据说在全省也有一定普遍性。一是经济规模“低小散”,多属传统产业,科技含量特别是创新能力相对较弱。二是大多数民营企业,包括一些知名的企业,还没有摆脱“家族式”的管理模式,现代企业制度发育迟缓,经营理念也有待进一步更新。三是招商引资还是一个待解的难题,在加强与外资合作、拓展市场空间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上还需加大力度。四是发展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比较大。只有努力解决好这些问题,浙江的可持续发展才能有可靠的保证。

    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面有了一些切实的举措,并产生一定的效果

    这次,我们从省城杭州到各市县乡,一路上当地干部群众和我们交谈的中心话题之一就是和谐社会问题。他们告诉我们,浙江省委省政府已经作出《关于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定》,提出要确保社会政治稳定,确保治安状况良好,确保经济运行稳健,确保人民安居乐业。据介绍,浙江是在全国率先实行农村低保政策的省份,各级财政对农村平均收入在2500元以下的农民给予每月60元到100元不等的补贴。目前这项财政补贴已经惠及了浙江省全体农村低收入群体。6月20日上午,我们冒雨走访了乐清市的一个贫困山村——雁湖乡双坑村。该村有156户,共536人,大部分劳动力外出打工。村里还剩下不到200人,都是老弱病残。村支书讲,该村人均纯收入只有1935元,有13人享受低保补贴,3名孤寡老人进了乡里的敬老院,新型合作医疗也搞起来了。这个村的群众原来都住在山上,去年遭台风袭击,房子大部分损毁,山上的大部分农户已搬到山下。我们与村干部和村民聊起生活状况和党的富民政策时,他们表示很满意,并告诉我们,浙江省对贫困农民的优惠政策,吸引了邻近的江西农民投亲靠友,迁入浙江。省委宣传部的同志还告诉我们,现在省财政还给全省所有的贫困村各拨款5万元,用于建造党支部和村委会的活动场所。据了解,全省农村家庭也普遍用上了液化气。
    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这次我们了解比较多的也是这方面的情况。在义乌的调研中,我们发现有这样一些好的现象:
    一是民工开始参与当地的民主政治生活。比如,2001年义乌市乡镇换届选举时,首次进行了外来人员参加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试点,共有10名外来务工人员当选镇人大代表。2002年,共有11名外来人员当选为义乌市人大代表。2004年,江西籍打工妹姚明花当选为义乌市人民法院陪审员,一时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
    二是民工依法维权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比如,义乌市在原职工法律维权协会的基础上,成立了法律援助中心职工工作部,把企业工会维权纳入市法律援助体系;义乌市总工会与《浙江工人日报》、义乌广播电台等媒体合作,开设了维权工作新闻直通车;建立劳动、工商、公安、司法等部门联动的追讨欠薪机制,对欠薪企业采取暂扣企业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以及停水停电,通知银行停贷等措施,迫使欠薪企业向民工发放欠薪;建立工会诉讼代理机制,凡职工在权益方面受到侵害,经本人申请及委托授权,工会可以免费代理申诉。据市总工会统计,2004年全市受理投诉425起,办结396起,阻止和化解群体性恶性事件29起。市总工会的同志还告诉我们,去年胡锦涛总书记对义乌市职工社会化维权的工作模式表示肯定,并作出了重要指示。
    三是解决民工子女就学问题。义乌市政府决定,自2001年起实行外来人员子女就学与本地人同等待遇。1999年,义乌市教育部门率先在苏溪镇批准设立民工子弟学校。目前已建5所民工子弟学校,共办班72个,招收民工子女4273名。加上学费低廉、就学方便,受到外来人员的欢迎。
    温州对外来民工的关爱也颇有特点。市委市政府提出“关爱民工,就是关爱温州”的理念,专门组织开展了以关爱民工为主题的“和馨行动”。其核心内容是在劳动用工、工资发放等方面切实维护民工的合法权益。市里还搞了“安心工程”,建起30万平方米的低租金公寓,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居所。
    针对过去时常发生的劳资纠纷和中介机构欺诈行为,今年4月份以来,全市各级劳动、人事、公安和工商部门联合行动,检查各类中介组织380家,查处违法职介48家,进一步强化了对劳动力市场规范、整顿的工作力度。从5月8日开始,对“低、小、散”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特别对曾发生拖欠工资行为和管理不规范的用人单位进行检查,检查的内容重点是劳动合同的签订、工资的支付及收取押金等违法行为。目前,这项检查仍在进行中。
    文化部门也为丰富民工的业余生活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节假日举办广场文艺晚会或到企业进行慰问演出等。在温州考察期间,我们走访了报喜鸟、大虎打火机、红蜻蜓、奥康、正泰和德力西等六家民营企业,同这些企业的老板、党委书记进行座谈,着重了解外来民工的工资、社保和生产状况,并下车间对正在劳动的员工进行明察暗访。了解到,这些知名企业还是比较能够尊重员工的合法权益,虽然加班劳动频繁,但都按规定付给了合理的报酬。在奥康公司工人宿舍,我们看到每间宿舍住8名员工,室内安装了电视,衣被叠得整整齐齐。在职工食堂,我们发现卫生条件不错,各种饭菜也比较便宜。经向厂方打听,企业给了员工一定的伙食补贴。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考察的上述企业都是知名的民营大型企业,业主和员工的素质相对比较高。而大量的中小民营企业,劳资矛盾并不少。在温州、义乌包括浙江其他一些地方,因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仍时有发生。去年以来,温州市就多次发生劳资冲突事件。如一个私企老板为躲避职工追讨工资而出逃,引发一起上千人的群体事件。还有永昌研磨厂老板只顾赚钱,漠视职工生命安全,导致17名职工染上硅肺,4名工人死亡。今年“五一”期间,温州黄龙区住宅建设工地4名民工向老板催讨工资未果,爬到吊车长臂上,以自杀相威胁。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引起的社会矛盾。6月17日晚,冷溶同志专门约请东阳市的一名同志进行个别访谈。该同志详细介绍了今年东阳市发生的引起国内外关注的“4.10”事件。这起群体事件就是由于8家化工企业排污危害了当地农民的利益而引起的,最终以政府关闭五家化工企业而平息。这位同志说,当前的社会矛盾有三个特点:一是由个体行为变为集体行为;二是由单一诉求变为综合诉求;三是由非对抗性向对抗性转变。
    另外,据多方面了解,一些基层单位存在“贿选”现象。一些有钱人采用送礼等手段拉选票,还有一些大款以数额不小的捐资许诺来赢得选民的支持。这些大款当选后,有的的确能带领群众快速致富,但也有的利用权力谋取私利,危害了群众利益,影响了社会稳定。

    三、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正在探索中

    非公有制企业党建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新问题,也是我们关注浙江的一个动因。作为一个非公有制经济极为发达的省份,浙江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很值得深入研究。从温州等地的调研情况看,当地民企党建有以下几个特点:
    1.民营企业普遍建立了党组织。在温州全市各类企业中,民营企业数量占99%,民企员工占全市职工总数的80%以上。可见民企党建地位之重要。温州市委对民企党建工作十分重视,早在1987年就在瑞安市振中工程机械厂开展试点,建立了全省第一个私营企业党支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由试点逐步向面上推开。当时,一些私企老板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公开抵制。为排除阻力,市委拿出三项措施:一是建立地方党委领导、组织部门主抓、经济管理部门配合的民企党建工作制度,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二是从县乡(镇)和街道机关抽调党员干部,派驻重点企业直接指导党建工作;三是建立激励机制,把是否支持党的建设作为评选先进企业和文明单位的重要条件。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民营企业党建工作逐步打开局面。到90年代中后期,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基本建立了党组织。在此基础上,市委又采取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办法,按照“地域相邻为主、行业相近为辅”的思路,把一些分散的小型企业分别编组,建立联合党委或支部,尽可能让每个企业的党员都能编入一个党组织。据温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曹国旗介绍,现在全市非公有制企业已建立党组织2431个,其中党委27个,总支68个,支部2336个,基本实现了非公有制企业的全覆盖。据温州市委宣传部的同志介绍,现在温州许多民营企业主对在本企业建立党组织已经转变了态度,特别是一些上规模的民营企业家,认为自己企业里有党组织是一种光荣。近几年,一些新企业刚刚建立,就要求组建党组织,有的还请求地方党委给他们派书记。
    2.非公有制企业的新党员有了一定发展。现在,浙江对私营企业主的入党条件掌握比较严格,数量也有一定控制。据温州市委组织部门的同志介绍,2001年中组部在全国选择10个试点地区,温州是其中之一。当时私营企业主申请入党比较踊跃,约有400多人,实际发展了23名。2004年以来,全市共发展民营企业主(包括管理层持股人员)党员50多名。民企员工党员的发展,主要在经营管理和技术骨干中进行,也有一线的工人。例如,在我们调研的大虎打火机厂,共有员工1000多人,党员30名,一个党支部。去年“七一”新发展了5名党员,其中一名是老板周大虎的妻子,也是厂里的行政总管,有一人担任班组长职务,其他的都是中层管理人员。据介绍,目前该厂的技术副总裁、首席会计师等关键岗位的工作都由党员承担。
    3.一些民营企业的党委书记原本就是市委市政府干部,是从机关下去的。比如,正泰集团和德力西集团的副总裁,过去就是温州市委宣传部的两位副部长。温州市的一位副市长也到红蜻蜓集团任职。据省委副书记梁平波介绍,他们到民营企业任职要经过地方党委的考察和批准。这种现象究竟怎样评价,还需要再进一步观察。据了解,他们去了以后,把我们党的一些理念和做法带到了民营企业,这一点还是应当肯定的。正泰集团的副总裁、党委书记林可夫,过去是温州市委宣传部的常务副部长,他向我们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他说,他在正泰主要做企业党建和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工作。来企业后,董事长南存辉就给他讲:第一件事就是抓总裁班子的理论学习。正泰董事会的理论学习中心组的学习费用每年有10万元,这和温州市委理论学习组每年的学习费用差不多。第二件事就是想一想14000人的一个大企业怎么管理,企业一定要有自己的价值观。按照南存辉的意思,用三个月时间,在全体职工中就企业的价值观进行了大讨论。经过讨论,让每一个员工都知道了正泰的价值观,而且把正泰的价值观和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联系了起来。他还谈到,在正泰工作工资收入不错,也能够适应工作环境,但是工作的压力还是很大。
    4.民营企业党的工作机制仍在探索。首先是党组织的职能定位较难。由于民营企业资产所有者的特殊性,党委书记和党委班子一般不参与企业决策。二是党的活动不能挤占生产时间,只能在夜晚或节假日进行。三是活动经费困难,特别是当企业效益不好时,就会失去保障。这些都给民营企业党的工作造成很大困难。经过反复实践探索,目前浙江省委和各市委、县委都把民营企业的党组织定位为企业的政治核心。这样,既打消了企业老板的顾虑,也使党的组织找到了发挥作用的途径。具体职能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监督企业主守法经营、诚信经营;开展党的政治思想和企业文化工作,团结带领职工完成各项生产和经营任务;领导工会、共青团和妇女等群众组织,依法维护职工各项权益。我们考察的新光饰品有限公司、浪莎制袜有限公司、奥康集团有限公司、红蜻蜓集团有限公司、德力西电器有限公司等较大的民营企业,党组织在上述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

     四、总体印象和几点体会

    1.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的新思想,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的客观要求。从浙江的情况看,这三大创新理论正在实践中得到初步落实,呈现出良好态势。各地不再像以前那样主要谈增长、比速度,而是更多地讲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谈城乡协调、区域协调和社会和谐。这是我们此次调研的一个总体印象。
    2.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及时总结实践的经验。否则,就难免理论脱离实际,更不可能实现理论的创新。通过这次调研,我们感到下去和不下去大不一样,对中央提出的“三贴近”原则和奎元同志倡导的调查研究的要求,有了切身体会。这是我们这次调研的一个深刻感受。
    3.浙江的发展与当地的历史文化有很大关系,值得总结。浙江省委提出要建设文化大省,不但是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探讨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一个很好课题,对于深入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很有意义。我院应积极开展与浙江省在这方面的合作。
    需要说明的是,浙江特有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环境,造就了浙江特有的经济格局和发展模式。虽然他们的实践对全国有借鉴意义,但许多问题还需要继续进行探索。例如,怎样看待民营经济快速崛起与公有制为主体的关系,怎样看待一些先富群体入党、参政对党的执政地位的影响,怎样看待民营企业职工既是国家的主人又是资本雇佣者的关系并切实维护他们的主人翁地位等等,都是一些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此外,由于时间短暂,深入不够,这次调研形成的一些看法还难免以偏概全,今后还要抓住一些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列出专题进行更深入的调查研究。

   
发表时间:2005-08-05 文章出处:本站原创 责任编辑:黄英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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