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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网络服务商、网络盗版与“利益平衡”——中国社科院七位学者维权实践的理论贡献
文章作者:郑成思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提要:“中国社会科学院郑成思等七专家状告书生数字公司侵权”一案判决,使人们明白了知识产权保护与利益平衡的关系、图书馆与营利性公司的区别,划清了“公益数字图书馆”与“营利数字公司”的界线,利益平衡为当前知识产权领域的新话题,作者与公司之间确有利益平衡的问题,而作者与盗版作者之间则是侵权与维权的问题。
  关键词:知识产权  图书馆  数字图书馆  网络盗版

    一
    社会关注了一年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郑成思等七专家状告书生数字公司侵权”一案,海淀法院做出认定侵权的一审判决;二审法院(北京第一中院)又经半年审理,于2005年6月10日做出驳回书生上诉、全面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7份判决书除原告姓名及赔偿额不同外,其他内容均相同。2005年7月,该判决已经得到执行。
    一般说来,研究人员的正常工作应当是搞研究。打官司似乎有些不务正业。不过,通过这场为时一年的官司,七位学者通过法庭辩论、通过文章、通过讲课,使得许多法官、众多读者、一大批网络企业明白了知识产权保护与利益平衡的关系,图书馆与营利性公司的区别,等等。这在科研方面是有所得的,在法制教育方面也是有所贡献的。
    划清了“公益数字图书馆”与“营利数字公司”的界线,是法院在书生公司侵权案判决中的关键,也是该案判决书最突出的理论贡献。而这一直是书生公司在诉讼期间连篇累牍的“声明”及文章中企图加以混淆的。许许多多遭同一被告以同样手段侵权的作者,在七专家维权胜诉之后,可以更有把握和更顺利地拿起法律武器面对侵权人,积极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样的学者会越来越多,网络盗版者仍旧能够食人自肥而且“理直气壮”的日子就不会太长了。这便是该案判决的实践意义。
    在诉讼期间,网上盗版者通过媒体为自己违法活动辩解时讲得最多的,是“取得授权的成本”无法承担。他们在网络时代造出了一个蒸汽机时代之前骑马去取得授权的成本故事。他们说,找一个作者要花费200元,找被他们盗版的成千上万作者,就要花费数千万元!多么吓人。我想起1980年关怀教授首次汇编《经济法文选》时,既未用当时尚不普遍的传真、也不可能用尚不存在的电子信箱,以书信方式与20余位作者签了授权合同,一共也没有超过10元成本。2002年当时的社科院院长李铁映有感于一家与书生公司完全不同的数字公司遵行《著作权法》、“一对一”地找作者授权的合法经营方式,带头在授权合同上签字,社科院上千学者也随后签字,同样没有发生“花费数千万元”的神话。说穿了,盗版者在任何时代,实际上都不愿意花费1元成本,却都想攫取千万乃至上亿的昧心钱。攫取之后,还要编出故事来哄骗善良的人们。顺便说一句,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有成千学者的成果被侵权人书生公司在网络上盗用,虽然现在起来维权的还仅仅几个人。
    新技术在带来方便和商机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法律问题。早在1999年,就发生过著名作家王蒙与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版权纠纷案。虽然当时法律对网站上载作品没有具体规范,但法院仍然判决网络经营商败诉。至2000年版权法修订时,立法者考虑到新技术发展情况,在法律中增加了一项“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简单说就是,法律赋予作者对其作品是否上网传播的控制权。就是说,使用他人有版权作品,不经许可,不付报酬,无论传统市场还是网络市场,均属侵犯版权。一家名叫北京书生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的网络经营商(以下称书生公司),在其经营的所谓“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网站上,竟然一方面不经许可,将许许多多作者的作品数字化,另一方面,公开通过网络,向用户售卖,并对外宣称已经取得授权。在2004年3月被侵权的七位作者将其诉诸法院后,书生公司为混淆视听,抛出“版权过时”论,并无中生有,以“盗版”为由,将原告诉到法院。
    2005年6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郑成思等七位法律教授诉书生公司侵犯版权一案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书生公司无理上诉,维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04年12月20日做出的一审判决。根据一审判决,书生公司经营的“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构成对郑成思等七位法律教授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应当停止侵权,公开向作者道歉,赔偿损失,承担全部诉讼费和律师费等。至于书生公司为混淆视听反诉郑成思等“盗版”、“提供伪证”案,早在2004年底,原告书生公司即自感理亏,已经不声不响地在法院撤诉。
    目前,许多网络公司认识到,诚信和守法是企业生存的前提条件。恰在此时,有的网络盗版公司公然宣称它建成一家大型数字图书馆,有关版权问题已经解决,并且是作者、出版社“双授权”。然而,从七位学者诉书生公司版权侵权一案,我们可以看出,所谓“有关版权问题已经解决”,所谓“双授权”,完全是欺骗。对于图书馆的性质,人们有着大致相同的理解。图书馆的公益性是说,它是国家或者藏书单位、个人,接受国家财政拨款或者社会捐赠,完全是为了社会公众读书、学习、研究目的;图书馆的非赢利性是说,它不能借着开办图书馆之机,为单位或者个人捞钱,借图书馆发财;图书馆的开放性是说,它应向全体公众开放,对任何希望进入图书馆的人开放,不设任何限制。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有的图书馆开始应用数字化复制技术保护、保管藏书,利用网络传播技术在图书馆内部使用藏书,这些都是正常的、正当的。但图书馆就是图书馆,只要叫图书馆,它就要具有公益性、非赢利性和开放性。从来,并且根本不存在像“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那样的“数字图书馆”。
    法院在这一案件的判决中十分清楚地区分了“图书馆”与“数字化信息网络传播商”。既然是商人,就要经商有道。网络经营商借助新技术,在向社会传播作品的同时,从其广告经营中,从其数字信息服务中,获得一定商业回报,这本来也是必要的、正常的。但是请网络经营商记住一点,要诚实经营,依法经营,才会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随着数字化互联网络的发展与普及,所谓的“数字图书馆”渐渐浮出水面,但究竟何为“数字图书馆”,至今尚无准确定义。从实践中看,数字图书馆应该是在互联网络的环境中,运用数字技术“搜集、整理、收藏图书资料供人阅览参考的机构”,或者说,数字图书馆是收集、存储各种数字化信息并通过互联网络向社会公众提供这些数字信息的主体,因而可以看作是一种网络内容提供者。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其行为方式是首先收集、存储各种数字化信息,包括将传统形态的信息数字化和直接获取各种数字信息,然后将这些数字化信息上传到某个网站上(特定的网络服务器),供公众访问、获取。在这个过程中,对传统形态的信息进行数字化以及将数字化信息上传到特定的网络服务器上显然均属于复制行为;而上传到特定网络服务器上的信息可以被公众获取,因此已构成对被上传信息的传播。数字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的差异仅仅在于技术手段和服务形式的改变,两种图书馆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地位并无不同。更明确地说,是否具备“公益性”,同样是判断数字图书馆能否不经版权人许可、也不必向版权人支付报酬就使用版权人作品(即判断其能否享有版权侵权豁免)的决定性依据。切不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的传统图书馆因具备“公益性”而能够享有版权侵权豁免,就误以为凡是冠以“图书馆”的机构均可以擅自使用他人的版权作品。
    现实中确实有某些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披上“数字图书馆”的面纱后,未经版权人许可、也未向版权人支付任何报酬,却堂而皇之地擅自大量使用他人版权作品制作成网络数据库,以向个体读者出售阅览卡或向传统图书馆出售所谓“数字化解决方案”等多种收费方式,通过互联网络肆无忌惮地向社会公众大规模提供有偿的浏览、欣赏他人版权作品的服务。由于这些公司 “巧妙”地利用了一般公众对版权制度和网络技术了解不够深入的弱点,广大的善良读者一时还真难以看穿损人利己的侵权者真实面目。
    事实上,任何侵权行径的本质并无不同。把书生这类所谓的“数字图书馆”比作一个水果商,其未经各个果园主人的许可、也未向这些果园主人支付任何费用,就摘取了这些果园里多种水果,然后制作成果盘(这相当于那些数据库),转手高价卖给个人消费者(这相当于出售阅览卡),或者卖给果盘需求量大的酒店、餐馆等单位(这相当于向传统图书馆出售所谓“数字化解决方案”)。显而易见,这个水果商对那些果园主人实施了一种赤裸裸的掠夺,再利用这些无偿霸占来的他人的劳动成果从消费者身上攫取利润,甚至在消费者们品尝着来自于那些果园主人辛勤劳动的美味水果时,还要为自己博取一声“优质服务”的美誉。说通俗点,就是一个盗贼把别人的财产偷、抢来以后再拿去叫卖,收取了大笔不义之财后还要让众多不知真相的善良买主念自己的好。这就是那些营利性公司企图用“数字图书馆”的面纱遮掩起来的真相。
    传统图书馆“有限提供”信息(版权作品)的方式,控制了作品的传播规模,有效避免了对版权的侵害,因而构成其能够合法地存在、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和必要条件。在特定时间内只允许特定少数的人或个别的人同时获取同一信息(版权作品)的“有限提供”方式是图书馆在我国现行版权制度下所应具备的必要特征,数字“图书馆”既然冠以“图书馆”之名,自然也不应有任何例外。反过来说,只有那些能够有效地将信息(版权作品)的传播规模控制到版权法允许的范围内的网络内容提供者才有可能被认定为数字“图书馆”。如果一个网络内容提供者通过互联网络向公众提供他人的版权作品时,未采取“有限提供” 的方式,或者说,未能有效控制作品的传播规模,那么这个网络内容提供者复制、传播该作品的行为就必然构成对他人版权的侵害;进一步看,一个商业化运作的网络内容提供者,以营利为目的将他人版权作品上传到某个网站,通过互联网向公众传播,必然是一种大规模传播,只要未经版权人授权许可,即足以认定其传播行为已构成侵犯版权。
    就“书生公司”一案来看,虽然在诉讼中“书生公司意图举证证明其对作品的使用范围、方式进行了必要的限制,如提出同时只能有三人阅览及只能以考屏的方式下载和保存等”,但北京海淀法院在审理中查明,“依09065号公证书的内容及本院现场勘验的事实,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特定的人可以通过下载‘书生阅读器’软件登录网站接触书生之家网站上的作品”,而且书生公司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在同一场合同一时间不能三人以上阅读,但不能证明其他读者在同一时间不同场合进行阅读的情况”,所以主审法院认定“(书生公司的)这些限制并未从实质上降低作品被任意使用的风险,亦未改变其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而使用他人作品的行为性质”;另外,“经查,书生公司成立于2001年6月15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制作电子出版物、互联网信息服务等”。这些事实已足以证明书生公司绝非其自称的“数字图书馆”,而是典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网络内容提供者——正如法院判决书指出的:“书生公司无论在企业性质、经营方式、经营目的及对作者利益的影响上均与图书馆不同。故书生公司以其经营方式和限制措施作为否认侵权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据此,法院判定,书生公司在未经原告作者许可的情况下,在互联网上向公众提供原告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以非法方式造成作品网络传播的事实,违背著作权人的意志,构成对原告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应当停止侵权并公开向原告致歉,对其侵权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害亦应予以赔偿。
    二
    中国的网络用户数量已经排名世界第二(即仅次于美国)。网络上的法律问题也随之增多,是不足为怪的。
 网络时代大大地拉近了作者与消费者或公众的距离。在过去,即使作者希望把作品奉献给公众,往往也不能不先通过出版社等媒介。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作者在今天想要放弃版权或把自己的作品献给公众,只需在创作完成后,直接把作品上载到BBS 即可。如果这时出来一位“正人君子网站”宣布:任何作者要放弃权利,必须也只能放弃给他,即必须把作品无偿地交给他的网站,然后由他的网站再高价卖给消费者(公众)去使用,否则就“失去了作者与公众利益的平衡”。人们一定会立即识别出这是一个伪君子。
    如果有个小偷,把各家各户的物品偷来叫卖,失主一旦在其叫卖处指认自己的物品,小偷便“归还原物”;而未能前去指认的其他人,小偷便宣布他们统统认偷了、“放弃权利”了。这个小偷依然是个小偷,决不会因其荒唐的手段而变成了“先进授权方式”的发明人。如果有个网上盗版者,在未经许可也未付费的情况下,把大量他人的图书、音乐或影视作品“收集”到自己的营利性网站(据说其力求“收集”得最全),而后以高价出售(甚至向公益性图书馆出售)其阅读、欣赏等服务,其非法营利行为再“新”,也依旧是个盗版者。
    中国“入世”3年后,“利益平衡”成为中国知识产权领域的一个新话题。在讲这个话题时,切不可混淆了作者与公众之间,作者与侵权人、盗版者之间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关系。作者与公众之间,确有利益平衡问题。而作者与盗版者之间,则是侵权与维权的问题。盗版者在其违法活动被揭露后,都会以各种理由为自己辩解。最新的辩解途径是混淆侵权手段与授权方式,并公然声称“侵权即是获得授权”。我们有必要重新提起利益平衡与制止侵权这些基本问题。有人不经作者许可而复制作者的成果为自己牟利,作者一旦敢于站出来维权,就立即被侵权人指责为“妨害公众获得作品”,“个人利益极度膨胀”,等等,反倒把自己不经作者许可而复制牟利描述为“最先进的获得授权方式”。不过,只要人们稍微了解了《著作权法》的常识,人们即会辨明是非黑白,更多的受到侵害的作者也会纷纷起来维权。那时,侵权者就很难再把其混淆黑白的手法当成“最后的稻草”了。   
    三
    今天,网上盗版已经从文字作品发展到软件、音乐、影视等多种作品。对此若不加注意,有形市场打击盗版的努力会在一定程度上落空,因为稍聪明点的侵权人都会转移到侵权成本更低的网上。放纵网上盗版,将使我们“繁荣文化创作”的号召落空,将搞垮我们的软件产业以及音像、影视等产业,最终是不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不利于公众获得优秀文化产品的需求的。在我国,从《著作权法》修正前夕王蒙等作家的诉案,《著作权法》修正后法学家陈兴良的诉案,到今天仍旧在继续的诉案,侵权人已经发展到不经许可用他人作品为自己营利却声称“已完全解决了版权问题”,并把这种欺世行为标榜为“最新的获得授权方式”。这种发展趋势,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网上盗版者与传统市场盗版者一样,总是以“消费者欢迎盗版”为自己辩护。其实,消费者欢迎的是能够便捷、低价得到的优秀作品,而不是侵权人居中非法营利(从而必将同时使作者及消费者都做不合理的额外付出)的盗版产品。为使公众能够通过网络便捷地得到优秀作品,我国已经有不止一个诚信经营的网站严格按照《著作权法》,艰苦地采用盗版者嗤之以鼻的“一对一”方式向成千上万作者取得许可,而且做得很成功。广大作者、公众以及主管部门,理所当然地会支持这种至少是尊重著作权、遵行著作权法的做法。
    那种在侵权行为被抗争后由侵权人提出的要作者普遍放弃权利的“号召”,不仅荒唐,而且有害。因为,“入世”后的国民待遇原则,将使财力更强的外国网站同样可以利用弃权的中国作品,长驱直入中国网络市场。当然,我们应当积极筹建更多的集体管理组织,鼓励作者通过它们更便捷地传播自己的优秀作品、以使公众受益。但任何人都不可能鼓励作者依靠侵权人以其从中非法取利的方式去“传播”别人的作品。作者及公众可以信赖的,只能是音著协那样的维权组织及那些诚信经营的网站。
    为促进作者与公众利益的平衡,国外目前确实存在作者为网站更便捷地传播作品而放弃权利的合同,但这里的相关网站均是公益性、非营利的,是真正的“图书馆”。他们的工作使作者的成果直接与公众见面。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无论作者还是消费者,都决不需要在中间夹一个不经许可、不向作者付费、却向消费者收费(而且是使侵权人非法得利极高的收费)的侵权网站。而在我国,偏偏是这种网站在要求作者为其进一步非法营利而放弃权利。作者们即使再糊涂,至少不会连公益与私利两种不同目的都区分不开,不会连为公之“是”与侵权牟利之“非”都区分不开。有的侵权人声称百分之九十的作者均会支持他们这种侵权活动,不过是自己的幻想。同时,我国真正的研究人员在介绍与研究国外便利公众的各种授权方案及案例时,也都注意首先将公益与私利的不同主体及其发出的不同声音区分开,而不像假冒学者的侵权者那样竭力给读者造成一个“无是无非,混战一场”的印象。
    “书生公司”侵害版权案的判决及前文的分析显然都表明,我们不能听凭书生公司这样的网络内容提供者自我定性、自我标榜,而必须根据版权法理来判断一个网络内容提供者是否属于数字“图书馆”甚至能否合法地继续存在,同时应该加强防范某些商业性的网络内容提供者利用普通社会公众对版权规则不够深入的了解以及对传统图书馆某些特征的直观甚至粗略的印象,假借数字“图书馆”之名大行侵害他人版权之实的危险;更有甚者,某些以营利为目的的网络内容提供者在侵权后,还竭力为自己的侵权行为罗织种种托词和借口以混淆视听、误导舆论。以主审法官在该案判决书中一段精彩且精炼的评论来说,就是:“互联网为作品传播提供了更广阔更便利的空间,相应也给作品的使用提供了便利和自由,但这种便利和自由并不意味着没有限制,而仍需遵循法律、尊重他人权利。”
    近年在所谓的“经济全球化”中,南北经济发展越来越失去平衡、南北贸易发展也越来越失去平衡,其中知识产权保护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达成时、尤其是多哈会议后,在国际上显现的南北失衡更是有目共睹的,例如,专利对医药的保护与发展中国家公共健康之间的失衡,等等。这些引起许多人对知识产权制度进行反思,是必然的。而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注意的,正如一位从事专利工作多年的学者所说,在探讨利益平衡时“一个重要原则是要充分注意发展是硬道理,尽可能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而不大可能退回到过去的大锅饭时代。”在科技领域退回去吃大锅饭,只会使我们永远缺少能与外国企业竞争的核心技术。在文化领域退回去吃大锅饭,只会使我们自己创作的优秀作品越来越少。这种结果并不符合公众的利益。而靠吃作者及吃消费者自肥的侵权者,虽然号召人们回到过去的大锅饭时代,并拟出种种名为“最新”的引导别人去吃大锅饭的方案,但他们自己肯定不会加入吃大锅饭的行列,却依旧扛着“代表公众”的旗,走着侵权致富的路。敢于站出来维权的作者在侵权人以各种手段打压之下并未屈服,表明了他们并非为私利,而是为更多被侵权作者的利益、为繁荣文化创作而斗争。侵权人则无论冠冕堂皇地说些什么,却始终不敢触及自己靠侵权与欺世的“发家史”,不敢谈及非法获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区别。这是人们很容易注意到的。

   
发表时间:2006-01-06 文章出处:不详 责任编辑:张国春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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