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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变迁的社会过程”结项报告
文章作者:课题组供稿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组织变迁的社会过程”系院重大课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汉林研究员和折晓叶研究员共同主持完成,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东方出版社待出版。课题组成员有:渠敬东、夏传玲、陈华珊、李路路、沈红、曹子玮。
    一、课题研究重点与思路
    1.课题研究重点和突破
    该课题主要试图从组织团结这一角度切入,具体地分析组织与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所要探讨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一个组织和制度为什么或者说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发生创新与变迁,到底是什么因素和条件在影响着一个组织的创新与变迁。
    课题组首先感到,组织团结是组织的一个重要的内在规定性。组织作为一种制度化的集体行为,它需要组织成员的认同,需要组织成员在集体行为的过程中产生一种集体的意识,同时还需要组织成员的行为能够自觉地遵从组织内部的规范与规则,甚至并作了集体行为的一部分。团结的程度在一定的意义上是能够说明一个组织凝聚作用的强弱(凝聚力)以及这个组织在环境压力下保持自己的整体性能力的高低(脆弱性)。一个组织中团结的程度愈低,这个组织对其成员的凝聚力就会变得愈弱,保持组织整体性的能力就会变得愈低,组织成员对这个组织的认同感相应地也就会显得愈低,由此所产生的一种改变现状的愿望与内在驱动力同时也就会变得愈强烈。所以,课题组假定,团结的程度可能与组织内不同的制度安排相关,而组织的变迁也可能与组织内团结的程度相关。也正因为如此,组织团结这样一个角度能够使我们比较清楚地观察到组织变迁的社会过程。
    该课题的突破之处在于,在以往的很多研究中,社会团结和组织团结仅仅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该课题就是试图使组织团结的概念能够具体操作化,从实证的角度能够实实在在地用一系列的量表来具体测量一个组织中的组织团结。所以,这项研究不仅仅要从组织团结这一角度切入,具体地分析组织与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而且对组织团结本身进行了操作化的研究。
    2.课题的主要思路、重要观点和方法
    课题组的主要思路是,不仅要考察组织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其本身的制度结构特性,同时还要研究作为这个系统的环境,甚至是作为构成这个系统的环境或其他重要因素,其本身的形态特性及其在每个组织成员身上的反映效果。当然,这里所说的系统和环境,还不能完全遵循某些社会理论家的理论假设,因为在中国具体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各种组织系统还很难说是一种能够完全实现自我指涉的、自成一类的系统,很难说是一种自我生成性的、能够将整个社会的一般运行逻辑统摄起来的功能结构。准确地说,该课题组织团结的考察,拟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组织内部的系统特征,二是组织生长和变化的过程中与其周边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为了观察一个组织中的组织团结,课题组尝试从两个纬度上进行了分析,即凝聚力纬度和脆弱性纬度。组织的凝聚力主要是指组织吸引和整合组织成员为实现特定组织目标的集体行为的能力,而组织的脆弱性则主要是指组织在环境压力下能否保持自己整体性的能力。换句话说,组织的脆弱性是要测量组织结构的张力和弹性,是要度量组织与环境之间的相容程度。在该研究中,组织的凝聚力主要是从社会支持、垂直整合以及组织认同的角度来考察,而组织的脆弱性则主要是从不满意度、相对剥夺度以及失范的角度来研究。简言之,课题组是用三阶因子分析模型来观察一个组织中的组织团结的。课题组考察组织团结的最根本的着眼点,并不单在于组织本身的制度规定,而是要考察这些内在或外在的规定真正反映在每个组织成员身上的具体效果。也就是说,只有从内化了集体意识的个人出发,从这些个人的具体行动和意识倾向出发,才能发现组织本身的团结纽带的强弱。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拟从组织成员本身的主观态度、认识及其引发而成的判断出发,来检验集体组织的团结效果:组织成员在有关社会团结的上述三个方面的主观态度,以及在组织内部及组织与其环境的关系这两个面向上的反应,就构成了我们检验其团结效果的维度。
    依照上述思路,该课题拟从六个方面,即对组织的不满意度、相对剥夺感、社会支持、对领导的信任、对组织的认同感及个人的失范状态等,对组织团结加以检验。就这六个方面来说,对组织的认同感、组织中的社会支持、对组织内部领导的信任,构成了我们从组织系统内部检验组织团结的理论架构;而个人的失范状态、相对剥夺感、对组织的不满意度,构成了我们从组织与环境之关系的角度来检验组织团结的重要变量。而这其中,对组织的认同感、个人的失范状态,构成了我们从集体意识出发来考察团结的理论层面;对组织内部领导的信任、对组织的不满意度,构成了我们从制度安排出发来考察团结的第二个理论层面;组织中的社会支持、相对剥夺感,构成了我们从个体性的组织成员的角度出发来考察团结的第三个理论层面。
    从这样一个构架中我们还可看出,在组织系统内部的团结上,我们是从正向的角度来进行理论设计的。组织的认同感,主要讨论的是文化和价值上的正向认同关系,就集体意识来说,无论是组织和价值内核,还是文化形态,组织成员的认同感越强,组织的团结度就越高。同样,组织成员之间的社会支持越强,他们也就具有越强的团结感,组织的凝聚力就越强。对领导的信任度,也可以在制度层面上对组织内部的事务关系加以检验,从而在制度规定的意义上,组织系统的事本关系越清楚,对领导的信任度越高,组织在制度规范的意义上所具有的团结度也越高。
    从组织系统与其社会环境之关系的角度看,我们所做的理论设计基本上是从负向的角度来构建的。从失范的概念出发,个体越是对社会的核心价值和主流伦理形态缺乏认同感,就越容易无所适从,越容易陷入失范状态,越难以在组织上形成团结;若从个人的层次看,组织内的成员通过与外部环境中的社会状况相比较,认为由于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相对剥夺的感觉,就越会不利于组织形成团结;同样,对制度的内在规定性来说,组织成员对于由制度规章决定的经济收入、银行存款、消费水平、工作环境、生活条件、社会地位、医疗保障、发展机会等任何一项产生不满感(这些不满感是通过相对标准,即通过与社会同类状况的比较而产生的),都会损害到组织本身的团结程度。
    在具体的分析工作中,我们依据在2002年所做的问卷调查的数据,把组织团结以及相关的子量表作为主要因变量,把所有制、行业、单位类型、单位级别、组织成员的地位、职业、性别、政治面貌及教育程度等作为自变量,用线性相关进行分析。然后,我们又用组织团结的二阶维度即凝聚力和脆弱性作为因变量,把组织的所有制形态作为控制变量,把组织福利、竞争优势、信任、地位优越感、公平感以及组织福利的期望等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自适应分段回归分析。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数据的分析能够感受到组织团结在不同类型的组织中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试图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以合乎逻辑的解释,从而逐步地揭示出组织变迁的社会过程。
    二、课题总结
    1.课题进行过程
    课题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组织实施的。一个方面是做案例和深度访谈。在整个课题的实施过程中,课题组一共在东中西部地区找了7个城市(湖州、上海、淄博、兰州、重庆、武汉、沈阳),每个城市分别找到若干个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企业单位、事业单位、行政单位、国营、集体、私营等),并就改制和组织发展等问题与不同的组织成员以及管理人员座谈和有针对性地做深度访谈,从而使课题组成员找到对问题的直感。与此同时,课题组在北京地区也花了两三年的时间随时随地做了很多访谈,主要为调查问卷的设计和实施做准备,后期是为分析和讨论做一些经验上的调整。
    另一个方面,课题组通过随机抽样抽取了16个城市进行问卷调查,其代表的研究总体是中国城市中在不同组织与社区中生活的城市居民,样本量为3000份。整个问卷调查,由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负责具体实施。问卷调查是该课题研究的基础,研究报告最终也是基于本次调查的数据整理分析而成。在实施调查的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准备监控工作,首先是做了一定规模的预调查,根据预调查的情况及时调整问卷和调查实施方案,在实施调查的过程中,课题组对调查员和访谈员做了系统的培训,以保证调查得以顺利、及时、准确地实施。
    该课题基本上按规定的时间进行和完成,特别是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实施基本上按照原定的计划顺利实施,整个过程比较有序,效果很好。最终的成果为预定的形式。在课题进行期间,主持人和课题组成员相继发表若干阶段性成果,包括专著、调查报告和论文。该课题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2.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该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一些细节上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包括操作问题;二是宏观上的和实质意义上的理论问题。
    (1)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具体问题
    在该课题研究过程中,就调查的实施而言,课题组在问卷设计、收集和整理等方面的工作是很顺利和规范的,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但由于该课题涉及的主题极其复杂,调查后的数据处理和分析以及理论意义上的讨论就比较复杂,加之通过调查和访谈我们有了很多新的发现,所以,在最终的分析和写作过程中,我们很多次返回到最初的研究假设,不断提出疑问,不断进行争论,不断修正最初的研究框架。这就使我们总觉得问卷中总似乎遗漏了应该加以重视的方面,或者说,在最终的讨论中,总觉得目前的数据尚不足以充分讨论我们的研究课题。也许,这是所有经验研究都不能避免的问题,但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多少有些遗憾,如果前期的理论工作做得更充分些,我们最后的分析也就会更充分些。
    (2)宏观上的理论问题
    众所周知,就社会学研究来说,社会变迁是比较难处理和讨论的问题,自社会学诞生以来,多少社会学家都为社会变迁及其连带的社会效果绞尽脑汁。变迁是一种对社会的历时性的考察,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有很多难题需要克服。在这个方面,课题组虽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无论是理论文献的阅读,还是统计分析方法的研讨,但对于中国转型时期社会的复杂状况,对于这一时期社会组织的变迁过程,仍难以拿出一个扎实的理论框架和有效的分析办法来加以充分分析和讨论。因此,本次研究着重讨论了组织中的社会团结的重要机制,但就组织变迁本身来说,特别是组织变迁与组织团结的关系问题来说,特别需要加以进一步的研究,这个方向也是我们特别希望努力的方向,尤其对于组织的积极变迁,即组织制度创新而言,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对转型中的社会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就是完善组织变迁的理论研究框架,制作出测量组织变迁的量表,这在组织社会学领域将是非常具有突破性的成果。
    三、主要阶段性成果
    1.《中国单位社会》,李汉林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全书26.6万字。本书从单位作为一种制度,一种统治,一种社会结构等几个方面深入讨论了单位作为中国社会特殊的组织制度的特征,以及单位进入日常生活的机制。书中也用了调查的大量数据分析了单位组织内的资源与交换、满意度与剥夺感等重要的理论问题。  
    2.《组织和制度创新与变迁的社会过程》,李汉林、渠敬东撰写,《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2.4万字。本文指出,有关中国组织和制度创新与变迁之社会过程的研究,应以社会变迁,而非制度类型学作为基本范式。制度创新与变迁首先是保护带的调整,以保证制度内核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从而制度在渐进状态下逐步实现变迁的社会过程;嵌入性作为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结构性环境,直接决定组织制度变迁的方式、方向和效果;路径依赖是组织和制度变迁中一种不可避免的行为惯性;意识形态及其连带的价值体系在制度变迁的社会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以变迁为统摄的中国组织和制度创新与变迁之社会过程,必须在制度与其文化、组织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的多重关系内加以考察。
    3.《制度规范行为:关于单位的研究与思考》,李汉林、渠敬东撰写,《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3万字。本文从不满意度、相对剥夺感等几个方面考察了单位组织成员的行为和态度问题,试图从制度规范行为的角度说明不同组织制度对人们行为的影响。通过调查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我们可以发现在单位和非单位制度中工作和生活的成员,其行为取向和行为方式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组织制度中,由于资源和分配方式不同,其内部组织的结构方式不同,所强调的意识形态也不同,因而人们对诸如不满意和相对剥夺感的感受也不一样。
    四、最终成果主要内容
    1.基本内容和主旨
    该课题主要试图从组织团结这一角度切入,具体地分析组织与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在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主要试图从组织成员的主观感受及相应的个案分析的角度,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一个组织与制度为什么、或者说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发生创新与变迁,其次是这个组织与制度是怎样发生这种创新与变迁的。
    关于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发现,起码有四个主要的原因在很大的程度上会影响和推动一个组织与制度的创新与变迁:第一是宏观的环境与外部的压力;第二是政府行为的诱致性与强制性的推动;第三是自身结构的要求与内部的压力;第四是一个组织中组织成员的社会团结的程度。关于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我们感到,在一个组织与制度的变迁过程中,首先要考虑到这种新的制度安排能否成功地嵌入到那个社会的社会文化结构当中去,制度的嵌入性实际上是组织与制度变迁的结构环境;其次,要考虑路径依赖对组织与制度行为的惯性作用的影响;第三是要把意识形态作为组织与制度变迁的社会化过程。在这样的一些条件的作用下,通过调整一个组织与制度的保护带即通过改变行为、改变规范、改变政策、改变制度安排方式,逐渐使一个组织与制度的内核发生变化,进而完成组织与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
    组织团结是组织的一个重要的内在规定性。组织作为一种制度化的集体行为,它需要组织成员的认同,需要组织成员在集体行为的过程中产生一种集体的意识,同时还需要组织成员的行为能够自觉地遵从组织内部的规范与规则,甚至并作为了自己在组织中行为的一部分。团结的程度在一定的意义上是能够说明一个组织凝聚作用的强弱(凝聚力)以及这个组织在环境压力下保持自己的整体性能力的高低(脆弱性)。一个组织中团结的程度愈低,这个组织对其成员的凝聚力就会变得愈弱,保持组织整体性的能力就会变得愈低,组织成员对这个组织的认同感相应地也就会显得愈低,由此所产生的一种改变现状的愿望与内在驱动力同时也就会变得愈强烈。所以,我们假定,团结的程度可能与组织内不同的制度安排相关,而组织的变迁也可能与组织内团结的程度相关。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还认为,组织团结这样一个角度能够使我们比较清楚地观察到组织变迁的社会过程。
    因此,我们考察组织团结的最根本的着眼点,并不单在于组织本身的制度规定,而是要考察这些内在或外在的规定真正反映在每个组织成员身上的具体效果。也就是说,只有从内化了集体意识的个人出发,从这些个人的具体行动和意识倾向出发,才能发现组织本身的团结纽带的强弱。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拟从组织成员本身的主观态度、认识及其引发而成的判断出发,来检验集体组织的团结效果。组织成员在有关社会团结的上述三个方面的主观态度,以及在组织内部及组织与其环境的关系这两个面向上的反应,就构成了我们检验其团结效果的维度。
    2.具有突破性的观点
    第一,我们的研究结果首先显示,在组织成员所处的单位类型、行政级别、技术职称、所从事的职业、政治面貌、教育程度、组织成员的主观地位、以及组织的竞争优势、地位优越感、公平感和组织信任等方面,组织团结、或者说组织团结的两个不同维度以及六个相应的子量表都在不同程度上显示出了明显的差异。从而说明:组织团结的程度在很多方面与组织内不同的制度安排相关,组织的变迁在很多方面也与组织内团结程度的高低相关。在这里人们可能导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组织变迁的社会过程在很多方面可能可以通过改变组织的所有制结构来实现。
    与此同时,这种明显的区别和差异性还说明了,由于人们所处的组织制度不同,由于组织制度中资源分配方式的不同,其内部组织的结构方式不同,所强调的意识形态不同,所以,组织成员的行为取向和行为方式也就会变得很不一样,这种差异性同样还告诉我们,不同的组织制度对人们的行为及其行为取向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不同的组织制度会在一些最根本的问题上给人们的行为提供稳定的、被大家所认可并可不断重复的行为模式,并以此来定义人们在特定组织制度中社会行为的条件。制度规范行为,不仅是我们的这些数据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也是我们在研究中需要反复论证和思考的假设。
    第二,我们在研究中同时还发现,在一些组织内部的根本问题上,尽管有了外部与内部不同的制度安排,但是,人们的行为方式仍然呈现出许多的趋同性和相似性。简单地用制度规范行为的观点来分析整个组织变迁的社会过程,似乎还不能给人以足以信服的结论。
    3.课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我们在研究中一方面发现:不同的组织制度对人们行为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说明制度可以影响和规范组织成员的行为,在不同的组织制度中,由于资源的分配方式不同,其内部组织的结构方式不同,所强调的意识形态不同,因而人们对一些问题上的主观感受也会是不一样的。我们试图首先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和分析来研究:不同单位类型以及不同组织形式中工作和生活的成员的行为取向是否具有差异性,在多大的程度上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具有差异性。另一方面,我们同时也发现,在一些非单位的组织中,我们仍然能比较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单位化的倾向。一些企业的改制也并没有改掉他们的一些根本的行为方式,或者说行为模式。在那里,人们情不自禁地把强化单位意识作为一种组织文化和增进成员对组织的认同感来加以贯彻。这些不仅仅都在说明,单位作为一种组织与制度的形式在中国社会及社会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而且对我们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不同所有制的社会组织中人们的行为在一些比较根本的问题上是否会具有一种趋同的倾向,如果存在着这种行为趋同性的倾向,那么为什么会存在,在多大的程度上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存在。我们愈来愈强烈地感到,深入地分析这样的一种行为的趋同性和相似性,对于更进一步理解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尤其是制度化和被制度化的文化,对于深入地研究我们这个社会的总体结构以及社会组织与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都是非常重要的。
    (2)课题的现实意义主要在于:一是理解组织变迁的社会过程,对于我们有意识地引导和推动组织的创新和变迁有着重要的意义。当我们看到不同类型组织之间在组织团结的维度上的差异性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意识地把改变组织的所有制结构以及其他的一些局部的制度安排作为组织变迁与创新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过程来加以推动;而当我们同时发现不同类型的组织在一些根本的问题上行为趋同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推动组织变迁的同时充分顾及到组织之中的制度化文化或被制度化文化对组织成员行为的影响,利用组织及组织成员行为的惯性,因势利导地推动组织创新与变迁的社会过程。二是理解组织团结对一个组织乃至对一个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现在所倡导的和谐社会的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就是社会中生活在各种不同组织中成员的和谐。社会中的个人总是被整合到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中。组织中成员之间的冲突可以引发社会上的动荡,而组织内的团结和和谐,也可以直接影响整个社会和谐与团结的状况。当我们比较清楚地了解了造成一个组织团结的机制、条件和过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容地因势利导,去构造一个和谐团结的组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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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06-02-15 文章出处:本站原创 责任编辑: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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