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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几点看法
文章作者:苏振兴 作者单位: 

    作为社会建设的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概念。没有矛盾的社会是根本不存在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因此,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将呈现出连续的、不断向更高水平推进的阶段性特征。这是因为,在社会向前发展的不同阶段中,社会矛盾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其中可能还会出现某些特殊的阶段,如我国当前所处的经济社会结构整体转型的阶段,就是一个社会矛盾凸显的阶段。这就要求,我们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中准确地分析和把握社会面临的基本的或突出的矛盾是什么,并采取有针对性的得力措施去化解或缓和这种矛盾,力求使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实现最大程度的和谐,形成强大的社会合力、社会凝聚力,为推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我国在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主要体现为利益关系的矛盾。因此也可以说,当前社会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可能主要是社会群体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失衡,或者说,主要是如何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问题。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和归纳,上述矛盾集中表现为三大困难群体和六个主要问题。三大困难群体分别是:1.农村贫困人口。我国2610万农村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668元,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4977万农村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924元,属于相对贫困;失地农民累计4000~5000万人。2.包括困难下岗失业人员在内的城市低保对象约2200万人。3.一亿多进城农民工的基本权利维护与社会保障问题亟待解决。六个主要问题是就业、公共医疗、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和环境保护。
    如果上述判断基本准确,那么,我们当前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制订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拿出必要的财力物力,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集中解决这个突出的矛盾。实际上,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已经就加强和谐社会建设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中央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已经为落实上述指导思想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政策措施,并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拥护。我认为,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要认真落实“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方针。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这方面当前有三个层面的问题值得关注:第一,要继续加深各级干部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科学性与重要性的理解。 “重经济,轻社会”、“重增长,轻分配”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倾向。首先我们必须明确,重视经济增长没有什么不对。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主要根源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太低。但是,片面强调经济增长,搞“GDP崇拜”,就会事与愿违。在拉美国家曾长期流行这样一些观点:“先把蛋糕做大,然后再考虑分配”;“积累优先”论;“经济增长了,社会问题就会自然解决”,如此等等。这就是只讲增长,不讲分配;只讲积累,不讲消费。究竟到什么时候蛋糕就算“大”了,可以“切”了?巴西在1968年至1973年的“经济奇迹”期间,上述思想曾盛极一时,但同期巴西的基尼系数达到0.66,也创造了一个社会贫富分化的“奇迹”。蛋糕还没有做得多大,社会就已经严重分化,不仅经济增长不能持续,社会稳定也不能保证。问题还在于,他们在经历了挫折之后并未认真吸取教训。在我国,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非常正确的、及时的,它是我们党在发展观上的重大理论创新,我们必须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认真领会,切实贯彻。第二,要强调资源重新配置。我们要在继续保持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同时来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各级地方政府在实际操作层面就面临一个资源重新配置问题。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受资源约束的情况尤其突出。如果不能解决好资源重新配置问题,社会领域的投入依旧严重不足,就很难扭转一手硬(经济增长)、一手软(社会发展)的状况。第三,要进行必要的政策调整。这个问题可能各地区、各部门情况不一样,很难一概而论。例如,现在有所谓“资源低价”的说法。“资源低价”一不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二不利于提供资源地区的发展。此外,现在农村劳动力资源价格可能也存在被过分压低的现象。又如,我们把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寄托于加快城市化步伐,但当前的城市化过程似乎过分偏重于大中城市实体规模的扩张,从而使城市化成为拉动GDP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样究竟有多少农村人口转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呢?有学者认为,现在关于城市化率的数据存在“虚高”现象,因为农民工只要在城市做工6个月就被统计为城市人口。实际上,现在多数农民家庭是青壮劳力外出打工,承包土地由老人、妇女耕种。如果这种情况长此下去,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就“化”不起来,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也难以发展。
    二、不能把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机构变成赢利性机构。我们在公共部门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某些做法可能欠妥。有些公益性机构的经费原来是由政府全额拨付的,改革过程中已经变成部分拨付,让这些机构“自筹部分经费”,有的还规定多少年内经费“全部自筹”,名曰“把它们推向市场”。公立医院就是其中一例,据说现在有的公立医院政府拨款只占其全部经费来源的5%。公立医院“自筹经费”或“创收”的口子一开,其性质也就发生了变化。医院的“市场”在哪里?一是需要看病的广大民众,二是政府,因为政府要为公费医疗买单。医院把手伸向民众和政府的口袋,要“以药养医”,医疗费用就节节上涨。到头来,不仅民众苦于看不起病,政府支付的成本也可能比原来更高。现在农村搞新型合作医疗是件大好事,但一定要在体制上把好关。如果农村医疗机构也去搞创收,那么,政府投入的钱再多,农民也得不到实惠。学校“乱收费”据说也是因为公共教育投入不足引起的,但据财政部介绍,近几年教育投入的增长率已经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率,而学校“乱收费”依然屡禁不止。这说明某些学校的行为是受少数人的利益所驱动,已经不适合作为提供公共教育产品的机构。拉美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在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领域搞了局部的“市场化”或“私有化”,效果并不好。我认为,政府有效地承担起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基本要求。
    三、加强对社会政策的研究、设计。良好的社会政策是我们党“执政为民”宗旨的重要载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良性机制。为什么要加强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和设计?第一,制订社会政策必须以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宗旨为依据。中央提出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强调社会公平和正义,重视协调好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我们的社会政策就应当充分体现这些宗旨和理念。例如,放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就是因为这个提法与上述宗旨和理念不符。第二,我们对社会政策的涵盖面,或者说,对社会问题的视野必须大大扩展。“非传统安全”观念的提出就说明,我们在社会领域既有诸如就业、分配、社会保障等本来意义上的社会问题,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如艾滋病问题、禽流感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药品与食品安全问题,等等。对各类问题如何建立预警机制,如何防范,如何治理,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如何补偿,等等,都必须认真考虑。第三,社会政策本身是一个政策体系,包含许多具体政策,如何使各项政策走向完善,形成完整的体系,以及如何使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及其他政策相互协调,可以说都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我们在这个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应当把做好这项工作看作是加强我们党的执政能力、社会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苏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研究员)

   
发表时间:2006-04-15 文章出处:不详 责任编辑: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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