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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整合与社会和谐——从社会学角度看
文章作者:苏国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近来,一些文章的论者在分析改革前后我国社会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后认为,我国的整合形式已从过去单一的行政主导的政治整合进入了多元的基于契约之上的社会整合。笔者认为,这个提法初看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仔细思考却发现这一提法过分武断而含混,似是而非,在理论认识上存在着误区,用它来解释实践必然会带来新的混乱。然而类似这种提法在目前主流学术刊物上所在多有,并未引起人们的认真注意。由于“整合”概念在社会学中直接与社会秩序相关,它是达至社会均衡、稳定的必要手段,因而也就与实践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正确阐明“整合”的社会学涵义,在建构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参考和借鉴其合理内核,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从社会学角度立论,所谓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是指基于成员广泛认同形成社会秩序的过程及其功能机制。整合,即协调整体各组成部分的功能以达至整体均衡、谐调一致。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特别强调社会整合,认为,任何一个系统要想存活,就必须满足四项基本功能要求:即适应、达至目标、整合和模式维持,这就是所谓的AGIL分析格式。帕森斯式的功能主义者是以制度眼光看待系统各部分。他在把社会系统划分为分别执行上述功能的四个子系统(即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模式维持,简称AGIL格式)的过程中,也就把系统的这几个部分视为一种制度:亦即经济制度(A)、政治制度(G)、法律制度(I)、家族/宗教制度(L)并分别执行着上述四项功能。制度以社会认可的(亦即制度化了的)价值/规范形式对人的行动发生着影响。这样一来,社会秩序或社会失序的问题就成为某些制度化的价值/规范的复合体彼此和谐或冲突的问题了。后来的社会学家在对社会转型进行经验研究时,进一步把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及其功能区分为系统整合,而把法律制度和家庭/宗教制度区分为社会整合,并把这一区分视为重要的分析工具加以细化。譬如,对洛克伍德来说,社会整合指的是“行动者之间和谐的或冲突的关系”,而系统整合则着眼于“社会系统各部分”之间兼容或不兼容(矛盾)的关系。前者(社会整合)是从行动者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角度看待社会整体的,这导致了从社会合作/社会冲突的角度研究社会秩序/社会失序问题。这表达了作为个体的行动者基于他们对社会世界的认识,从发展策略上用以保护或促进自己利益的诉求。而后者(系统整合)的关注重心则从行动者的能动作用转向系统的视角,思考的重心已不是作为个体的行动者,而是作为整体社会的“系统的各部分”。此后,哈贝马斯(1994)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危机》中把A、G 称之为系统,而把I、L称为生活世界。他论证说,在前现代社会,由行动协调的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的机制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分化。随着社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由同质性向异质性的分化、适应性的增大、容纳性的扩展、价值的普遍化),分化就在系统和生活世界之间出现了,现代社会显示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制度领域的清晰分化,系统的引导媒介开始在市场领域(A)和国家领域(G)协调着行动。与此同时,在其它领域,随着传统规范的衰落,行动的协调只能在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的基础上达成。从这一视角出发,晚期资本主义的病理,即是随着传统规范调整的退却,生活世界的沟通协调(communicative  co-ordination)被只“适合”于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引导媒介的协调所取代,这导致了生活世界的非人化,即生活世界被系统的殖民,这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
  由此可见,哈贝马斯把协调机制与特定的制度领域连结起来[譬如,引导媒介与经济制度(A)、政治制度(G)相联],这与当初洛克伍德的设想并不相符。对洛克伍德来说,内在/外在的视角,或社会整合/系统整合的视角,以及这种视角所要求的适当的机制(冲突、矛盾),适用于所有的制度领域;无论是一个经济企业,还是一个行政机构,抑或一个宗教组织,或是一个家庭群体,研究者都可以同时从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两个角度看待这些社会整体(和它们的秩序/失序问题):同时也可用能动作用(冲突/合作机制)和系统的、功能主义的视角(制度化的各部分或各子部分之间的兼容/不兼容)进行考察。
  对哈贝马斯来说,情况不再是这样了,因为外在视角不光与协调的引导媒介,而且还与A、G两个子系统相连结在一起。这样就把方法论上的区分(内在视角和外在视角)与实质上的区分(引导媒介协调着系统,即经济的和政治的制度领域)混为一谈,必然给人造这样一种错觉,即:外在的/功能主义的视角只适合研究经济和政治子系统,内在的视角只适合研究生活世界(I和L子系统)。虽然这并非哈贝马斯的本意,但客观上确实造成了这样的后果。
    笔者以为,本文开始时引用的提法,即改革前后我国社会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预示着社会秩序的形成机制由行政主导的政治(系统)整合转入以契约为基础的社会整合,云云,直接脱胎于哈贝马斯关于合法性危机的论述,不仅系统整合和社会整合这些术语源于哈贝马斯,而且哈贝马斯的上述理论混淆也包含在我们论者的一些论题中。
    首先,哈贝马斯论述的是已经跨越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在当代西方,随着经济的集中、科技革命的后果、以及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大量介入,社会可能出现的危机远较马克思所分析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更为复杂。为了弥补市场机制的缺失或不足,国家行政系统直接介入市场的运作,尤其在市场机制发生问题时,如市场萧条、劳资冲突频发、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家的行政干预不仅被允许,而且被视为理所当然。这样一来,原先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维系整个制度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市场经济规则以及市场机制所倡导的公平、等价交换——已式微并开始瓦解。鉴于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重新连接,由此导致生产关系再度被政治化,从而产生了国家机器运作的合法化危机,需要合法性系统对其进行合法化论证。而中国当代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我们是在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席卷世界的时刻从改革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一个高效全能的政府领导下的对经济领域实行全面的宏观调控,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秩序保持基本稳定,是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并行不悖、配套互补、相辅相成的协作结果,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言,二者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试图用哈贝马斯论证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由于行政过多干预经济从而导致合法性危机来预言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整合将取代系统整合的做法,完全是理论上的时空错位。
    其次,中国的学术传统、政治文化以及在社会心态上和实践上,历来把社会化和社会控制视为达至社会和谐的两项主要机制。在社会化过程中,社会主流价值和规范被内化为行动者的良心——良知,解决自律问题。社会控制解决需求倾向中的他律问题。在一个秩序运行良好的社会中,应注意社会控制不被滥用,为此,系统应有容忍变异、某些背离的雅量,一个富有弹性的社会要比一个拒绝任何背离的刚性社会强大;社会系统应为每个成员提供更加广泛的角色机会,以便使有不同兴趣爱好的人在不妨碍社会整合的情况下施展自己的才能。据此可知,价值模式的整合和需求倾向是社会学的两项基本动力原理。

(苏国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发表时间:2006-06-05 文章出处:不详 责任编辑: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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