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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
文章作者:佚名 作者单位: 

    中国日益成为一座巨大的“世界工厂”,这一过程的社会学意义也日渐彰显出来:正是在这里,正在形成一个世界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产业工人阶级。由于工人阶级的现实境况和发展态势与市场转型息息相关,因此也不能不把针对工人阶级的分析列为社会学分析日程表上的首位问题。不过,当代的中国工人阶级正处于一个再形成的过程之中,它至少包括两个片断:一是在以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由国家扶植而主要在城市中形成的工人群体,二是在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农民工”。这就使得对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的研究,成为一个需要运用不同理论模式、不同研究方法加以考察的艰巨任务。
    多年来,社会学对工人阶级这两个片断都进行了研究。尤其是针对农民工流动的调查和研究,甚至成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学文献中最为丰富的部分。但悖谬的是,最丰富的或许也是最贫乏的。经过差不多十年之久的研究之后,我们有理由要求整个研究思路应当实现某些根本转变。第一个转变是“从抽象工人走向具体工人”。多年来,多如牛毛的调查不停地告诉我们:大约8000万到1.2个亿的农民工像候鸟一样每年在国内迁徙和流动,而他们面对的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等一般性障碍,已经是令人过于耳熟能详的故事。我们固然希望对农民工流动有一个总量的把握,但更重要的,却是我们同样也有理由要求更加具体、详尽的信息。具体的农民工才是真正的农民工。第二个转变是“回复到生产的中心性”。流动本身并不是目的,运作各种非正式安排也不是目的,农民工背井离乡,前往城市和东部地区,是为了进入工厂和各种生产领域,依靠出卖劳动力而获得工资。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往往只做了前半截(找工作)而放弃了后半截(进入生产活动),而且是最重要的半截。因为,农民工正是在这种生产过程中被逐步地锻造成型的。所以,真实的劳动过程才应当成为研究的中心或焦点。
    这两个转变的要求,自然会让我们在考察工人阶级再形成的过程时,采用不同以往的理论模式。劳工社会学的“马克思模式”和“波拉尼模式”,对市场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的两个片断,具有不同的相关性和解释能力。尽管在西方理论中,按照塞尔维尔的描述,马克思式的“大师叙事”早已遭人遗弃,人们纷纷转向其他的理论模式。但在我看来,“马克思模式”却依然可以对大多数农民工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状况加以有效解释。眼下在许多出口加工区中广泛出现的“血汗工资制度”,体现出当代国际资本主义的“返祖现象”:在西方国家历经工人阶级百年抗争已被废除的那些残酷剥削工人阶级的制度,在现代条件下和在非西方国家却死灰复燃了。这种“返祖现象”与马克思的经典分析正相契合。另一方面,“波拉尼模式”强调以市场化为中心,强调由于劳动力商品化对工人尊严的冒犯而导致的反抗对阶级形成的作用,则相当适合于解释原国有企业工人向市场社会意义上的工人的转变过程。“马克思模式”和“波拉尼模式”,一个“阶段式上升”,一个强调工人运动的“钟摆式运动”,对中国工人阶级的两个片断,各有各的穿透能力和解释能力。
    “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促使我们将转型期的工人阶级再形成问题列为社会学议事日程的首位,但是对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的不同片断应当进行具体分析 ,特别是应当以“生产为中心”来进行分析。这就要求引入不同于以往的“流动分析”的理论透镜。此外,借助于不同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农民工问题也是至为重要的。在我看来,有一定理论导引的民族志研究无疑是一个能够为我们提供生产和生活的具体时空条件和各种细节的有效方法,而布洛维提出的“工厂政体”概念,或许能够为我们更为深入地研究狭义而言的农民工问题,广义而言的整个工人阶级在转型期的再形成问题,提供一个更加逼近现实的理论坐标。

 (原文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沈原著,32000字,良子摘)

   
发表时间:2006-08-15 文章出处:不详 责任编辑: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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