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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报告
文章作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研究”课题组 作者单位: 

    自从可持续发展提出以来,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倍受重视,被公认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中国宣布要在21世纪前20年建设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全面小康社会,如何摆正并处理好人口与其他四者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2005年1月6日中国第13亿个小公民呱呱坠地(指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下同),至少在2040年以前中国将保持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始终面临人口多、生产力不够发达、资源短缺加剧、环境形势严峻等基本问题,而这些基本问题都同人口的状况密切相关,人口是未来20年和更长远一些时间可持续发展关注的一个方面的主题。
    一、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1.可持续发展的前期理论
    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在《理想国》一书中,就曾阐述过不可使人口过多而国家过大,也不可使人口过少而国家过小的思想;另一位大思想家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在《政治学》中宣称:最完美的国家是维持人口不超过一定的数量。他们都把一定的人口数量视为“理想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说,有了理想适度人口的思想萌芽。1662年被誉为“人口学之父”的约翰•格兰特(John Grant)发表了《关于死亡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观察》一书,将人口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提了出来,人口与发展研究取得长足进步。1798年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人口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发表,28年内连续出了6版,产生颇大影响。马尔萨斯的观点正确与否另当别论,但由此引起的论争大大推动了人口与经济发展等的研究则是勿庸置疑的。到19世纪中叶,英国经济学家坎南(Edwin Cannan)提出“适度人口”(Optimum Popnlation)论,其后经道尔顿(H. Dalton)等人的解释和公式化,给“适度”以多重定义。
    法国人口学家索维(A. Sawvy)在《人口通论》中多角度考察了适度人口,区分成经济适度人口,即获得最大经济受益或经济福利的人口;实力适度人口,即国家取得最大实力的人口。他认为,国家取得最大实力的人口应高于经济受益最大人口,因而才有国家为了扩大实力要求人口的增加。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婴儿高潮”,以及其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长期居高不下,促使人口零增长研究活跃起来,产生“人口爆炸”论、“人口零增长”等“悲观派”理论。1968年埃里奇(P.R.Ehrlich)《人口爆炸》一书发表,提出由于人口增长造成的“环境危机”;70年代斯彭格勒(J.J.Spengler)考察人口零增长与国民收入、人均产量的关系,具体阐述了人口零增长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影响;1972年由麦多斯(D.L.Meadows)等人撰著的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发表,认为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资源消耗的增长保持目前水平不变的话,100年内即可达到地球的极限,因而必须实现零增长。也就是在这一年,“可持续发展”首次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国际环境会议上提了出来。
    2.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可持续发展理论
    (1)可持续发展战略
    1972年6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强调人既是环境的产物,又是环境的塑造者,人类在计划行动时必须审视造成的环境影响,提出“合乎环境要求的发展”,“无破坏的发展”,“连续的和持续的发展”等概念。这是各国政府讨论当今环境问题并寻求全球环境保持的第一次会议,将可持续发展提到世人面前。
    1987年由当时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Gro Harlem Brundland)主持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从发展的公平性、持续性、共同性“三原则”出发,对可持续发展做出带有定义性的解释: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定义性解释得到广泛认同,对后来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1992年6月,有183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参加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其中有102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通过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联合国气象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重要文件,否定了工业革命以来高投入、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传统发展模式,提出为建立保持环境发展的全球新“伙伴关系”,可持续发展以与会者宣言的形式确定下来。
    1994年9月,有182个国家参加在埃及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将可持续发展列为会议中心议题。会议通过的《关于国际人口与发展的行动纲领》,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的观点,是对《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的重要补正。针对世界人口继续有较大幅度增长态势,强调了人口因素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1995年3月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社会发展首脑会议,从社会发展角度讨论可持续发展诸多问题,强调社会公平,强调建立国际的伙伴关系,将可持续发展由环境、资源、人口、经济发展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成为整个社会的系统工程。
    在上述以及近年来一系列国际会议推动下,可持续发展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的各界人士所承认,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本国、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一类机构,制定了本国的《21世纪议程》。中国政府履行里约热内卢国际环发会议承诺,经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率先发布《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议程》共20章,分为总体可持续发展、人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资源合理利用、环境保护5个组成部分,70多个行动方案领域,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同年7月,来自20多个国家、13个联合国机构和20多个外国有影响企业的170多位代表在北京聚会,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其后10多年,可持续发展受到更大关注,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更多国家和地区展开实施。
    (2)可持续发展理论
    ①可持续发展概念
    研究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对人口和发展有一个明确的界定。界定人口,要将人、人类、人口三者区分开来。人、人类是抽象的概念,没有数量上的涵义;人口(population)则是总体规模(universe)概念,即一定地域、一定时点的个体的总数。这种区分是必要的,我们讲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总是指具有一定数量的总体而言,不是指人的个体,其中的数量概念是不可或缺的。发展就词语解释,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过程。不过这样的解释偏重于外在形态的描述,没有揭示发展的内在变动,研究可持续发展需要这后一个方面的挖掘。一切发展都可归纳为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物质变换。如人们采掘铁矿石炼成钢铁,制成各种有用器具的冶金、制造业的发展;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人、财、物各种资源合理配置的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等,都可归结为一定的资源的物质变换。从这样的定义出发,可对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做出五重涵义的诠释:
    第一,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发展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本属天经地义,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后竞争日趋激烈,空前积聚起来的资本强烈地表现出自我增殖的本性,国家、企业无不追求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很难保证不脱离满足人的需要轨道,甚至走上为发展而发展的道路。这种传统的经济增长=发展的模式,即使不偏离满足人的需要轨道,它所满足的也仅是某些方面的需要,没有或很少顾及到其他方面的需要。以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为根本目的,首先注重的是需要的全面性,包括满足人的生理、心理、交往、文化等的全面发展需要。在各种需要中,无疑满足人的生理需要是基础,只有满足人的生理需要,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才能不间断地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才能正常运转;满足人的心理需要,在现代社会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随着社会运行节奏的加快,人的心理负担的加重,心理健康成为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还包括生理、心理健康和社会状态的完好;交往的加强也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使交往空前扩大,现代化大大拉近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人们对交往的需要增长很快;而满足文化的需要,更为当今社会所重视。站在人类发展历史长河的立场观察,经济的发展是早一些、晚一些,领先一些、落后一些的事情,迟早总是要发展的。而文化则具有历史积淀和相对稳定的性质,很难从根本上融和,常常表现为文化冲突。因此,要满足人们文化特别是先进文化发展的需要,则是更高层次的需要。其次要注意的,是满足需要后果的全面性,不能因为满足了一个方面的需要而损害到其他方面的需要。如为了满足人的粮食需求,就毁林开荒、变牧为农,结果造成水土流失,气候变得干燥恶劣;加快化肥、农药等的生产,结果造成水、土壤等的污染严重。这样的谷物生产和化学工业的发展,从一个方面看,满足了人们的食品需求,维系了人口再生产的正常进行;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则破坏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损害到人口健康,又妨碍了人的全面需要的满足。可持续发展着眼于营造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摒弃有利于一个方面而损害其他方面的发展需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1994年开罗人发会议《行动纲领》提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这里的人指的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发展是为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
    第二,可持续发展应当首先考虑满足当代人发展的需要。考察7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实践,这一概念率先由发达国家一些领导人和学者提出,其中确有少数人想借此约束和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意图。不过经过多次会议讨论和辩论,人们取得越来越多共识:妨碍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环境变坏的主要责任在发达国家方面,是发达国家不顾一切地推行工业化主要是传统工业化的结果。于是1992年里约热内卢国际环发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发达国家每年要从国内生产总值中拿出0.7%作为海外援助资金(ODA),支援发展中国家尽快摆脱贫困和改善环境。虽然10多年来仅有北欧等少数国家兑现了诺言而某些发达国家并没有兑现,但有一点则是明白无误的:可持续发展不是不要发展,相反发展中国家应加快发展以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和脱离贫困。按照传统的需要划分,需要可分成生存需要、享乐需要和发展需要三个层次,最基本的是生存需要。满足当代人以生存需要为基础的需要,既为世界实现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所必需,也为一个国家和地区谋求在社会稳定中发展所必需。如若不能满足当代人对生活资料的需要,就难免“饥寒起盗心”,社会秩序混乱;不能满足当代生产年龄人口在就业上对自然资本、产出(生产)资本的需要,存在大量“无事生非”的失业人口,社会就难以安定,正常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更谈不上可持续发展。所以,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发展,首先是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要牢牢把握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不要陷入可持续发展是减慢或不发展的误区。结合中国实际,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多年来,20世纪50年代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总体上比较好,50年代末至70年代后期则离开了经济建设中心轨道,改革开放以来重新回到这一中心轨道上来。半个多世纪以来,脱离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间之比大致是“四六开”,实践表明,什么时候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比较迅速,什么时候脱离这一中心发展就遭受挫折。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首先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发展,不仅对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说来是“硬道理”,而且也能够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对可持续发展说来也是“硬道理”。
    第三,可持续发展不能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可持续发展强调发展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主要的不是取决于某一项或几项经济指标,而是取决于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代际公平,充分体现出人本主义的发展观。传统的发展=经济增长的发展观,拚命追求高经济增长,结果导致环境污染加剧,资源浪费严重,有些已临近枯竭,给满足后代人需求能力的发展设置了障碍。包括大气在内的地球资源本属于全人类,不仅包括当代人也包括陆续涌来的后代人。可持续发展立足于代际公平,是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如果当代人的发展建立在牺牲后代人利益基础上,给后代人的发展留下障碍,便破坏了代际公平原则,也就无可持续发展可言。
    第四,发展的根本驱动力在人力资本。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代,自然资本、产出资本或生产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作用不断更替。大体上说来,农业及农业以前诸社会形态,经济和社会发展以自然资本为主。考察世界文明古国和农牧业发达较早国家,大都平原广阔,土质肥沃,灌溉便利,天然自然资本丰厚。18世纪中叶产业革命发生后,产出资本或生产资本地位提升,首先是资本的原始积累成为工业化的条件,传统工业化借助产出资本的不断积累而推广开来。以自然资本、产出资本为主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都伴有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利用,造成资源的严重破坏和环境的污染,尤其是传统工业化最为严重。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以微电子技术为前导,包括新材料、新能源、宇航、激光、海洋、生物工程等在内的新的技术革命,使传统工业化升级,并且为过渡到更新的现代技术革命奠定基础。当前以基因技术、生命科学、纳米技术为标志的现代技术革命已经拉开序幕,人类基因组图的提前绘制完成,将揭开生命的奥秘;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的新发展,生命科学的带头作用将开辟一个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新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知识、技能、经验和健康具有的价值,即人力资本以及同人力资本相关联的组织、管理、市场化程度等社会资本的作用,将充分展现,构成发展的决定性要素。人所共知,当今世界财富日益向知识集中,据《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最富有人排行榜中,首富为盖茨(Gates, William Hill),2001年个人资产达到587亿美元,比第二富有者巴菲特(Buffett,Warren Edward)323亿美元多出264亿美元,相当于181.7%。微软的另一位创始人艾伦(Allen, Pawl Gardner),也以304亿美元位居第三。传统工业化时期的钢铁大王、煤炭大王等从最富有者的宝座上跌落下来,知识就是财富的时代已经来临。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观察,只有实现以自然资本、产出资本向人力资本以及同人力资本紧密相关的社会资本为主的转变,才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有效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发展以人力资本为主的推动力,是具有原动力性质的发展观的一大转变。
    第五,发展要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党的十六大报告将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不断增强,具体化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上。要实现这样和谐的全面发展,除了要树立协调的经济发展观,包括经济自身发展的集约性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全面的社会发展观,克服现实社会发展中的某些滞后方面之外,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谋求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观。我们强调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解决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促进三者之间的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即要摆正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人类来自自然,也要回归到自然界中去。任何藐视自然的观点,任意践踏自然的做法,包括“战胜自然”一类不恰当的口号,都是错误的和有害的。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恩格斯就告诫过我们,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因为每一次这样的胜利,大自然都以同样的手段报复了我们。不是吗?我们开垦了荒山、荒原,大自然就以水土流失、水旱灾害频繁和气候变得干燥恶劣报复了我们;我们追求高生活质量欲望无限,肆无忌惮地掠夺自然资源,大自然就以资源枯竭、地下水位下降和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环境污染严重报复了我们。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是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人类只有把大自然当作朋友与自然和睦相处才能迎来人与自然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②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框架
    可持续发展主要涉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其理论体系和框架结构,也主要体现这五者之间的关系上。迄今为止,主张“生态核心论”者有之;强调人口因素的作用,主张“人口中心论”者有之;认为经济是包括可持续发展在内的一切发展的基础,主张“经济决定论”也者有之,可谓见智见仁。我们以为,这五个方面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基本关系,可用下图1.1表示:
图1.1: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位置和关系

    上图1.1中,实线“——”表示要素之间直接作用关系,虚线“……”表示要素之间间接作用关系。宏观上可概括为: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起点和条件,人口是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终点和目标,经济和社会发展则是实现宏观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和调节器。
    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起点和条件。从资源角度审视发展,包括可持续发展在内的一切发展,都可归结为资源的物质变换:自然资源的物质变换,社会资源的物质变换,更多的是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相结合的物质变换。因而没有资源的物质变更便谈不上发展,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起点和条件。
    人口——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没有人类参与的自然资源进行的物质变换,是自然进化;只有人类参与并且按照人的意志进行的物质变换,才称上我们所说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按照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会员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的解释,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从代际关系上定义可持续发展取得较多共识,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宗旨。发展是可持续还是不可持续,紧紧同人口变动,包括人口数量、质量(含发展意识)、结构联系在一起。通过人口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即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改变着资源和环境,形成一定历史时期的发展模式。
    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终点和目标。随着人口的迅速膨胀和人们进行物质变换手段的增强,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化突飞猛进发展造成的环境破坏,使人们不得不反省自己的传统发展方式:如此发展下去后果怎样,发展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于是自70年代以来率先在一系列国际环境会议上,提出和讨论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最早由环境问题引起。环境是不同发展方式结果的警示器,可持续发展归根结蒂是为了创造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环境。
    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和调节器。可持续发展要求人口、资源、环境三者相协调,依靠什么协调呢?依靠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方面,现有资源物质变换的能力和环境的状况,是以往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结果,环境总是同一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水平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对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发展方式的调整,经济和社会结构等的调整,改变资源变换的方式和环境的质量,使之向着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
    基于上述对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五大要素在可持续发展中位置和彼此关系的认识,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的构建,可作如下阐释:
    其一,全方位适度人口论。前已说明,以往关于“适度人口”的理论主要限于人口的数量方面,从人口的数量变动考察与资源、发展之间的关系,说明人口是多了还是少了,找到一个合适的度。可持续发展不仅对人口数量,依据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人口数量变动要求,寻求适合的度;而且对人口身体素质、文化教育素质等人口质量方面提出要求,对人口年龄和性别结构、城乡结构和地域分布结构提出要求,寻求人口数量、质量、结构的最佳结合,即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全方位适度人口论。
    其二,稀缺资源论。按照发展是资源的物质变换定义,包括可持续发展在内的任何发展,都需要有一个科学的资源发展观。所谓资源发展观,是对资源在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本观点,前提建立在对资源主要是自然资源有限的认识上。这个问题如同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一样,既是绝对的、无限的;又是相对的、有限的。绝对的和无限的,指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认识、开发和利用资源的潜力无限,能力不断增强,资源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原本未列入资源范畴的成为新的资源,甚至是价值更高的资源。如60年前才发现核裂变,然后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当今大规模核电站的兴建,谁都公认核能是一种最重要的能源,开创了新的动力时代的能源。另一方面,在一定经济技术水平条件下,任何资源的数量均有一定限度,人类认识、开发和利用程度受到一定的限制,因而资源又具有相对性和有限性,并非永远取之不尽和用之不竭。正确的资源观应建立在这种绝对与相对、无限与有限相统一基础上。对于可持续发展说来,最主要的是要树立稀缺资源发展观。即对于处于一定发展阶段的人类社会说来,资源特别是自然资源总是稀缺的,要在节约资源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中求发展。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报告,结论过于悲观,后来他们自己有些也作了某些修正;但该报告提出的人口不断增长和人们追求高生活质量促使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加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导致资源消耗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则引起很大关注,亮出消费“黄牌”警告。可持续发展必须面对资源的加剧消耗,树立稀缺资源发展观。
    其三,生态系统论。可持续发展最早由国际环境会议提出,近二三十年来可持续发展讨论不断升温,同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密切相关。发达国家惊呼,世界环境破坏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传统工业化发展方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要实施B发展模式;发展中国家虽然更强调经济发展,但是也对环境的破坏颇为担心,因而能在保护资源和环境问题上形成较多共识。一系列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会议通过的宣言、公约、声明、行动纲领,环境问题是关注的焦点。一些国际组织的环境学家多从环境和生态平衡角度阐述可持续发展,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保护和加强环境系统生产和更新能力(国际生态学联合会INTECOL、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UBS,1991);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最佳生态系统,用以支持生态的完整性和人类全体生存生活愿望的实现,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得以持续(弗曼R.T.T.Forman,1991)。维护良好环境和保持生态平衡是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的,以这一终极目的出发看待人口、资源、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树立起生态系统发展观。主要是:
    环境人口观。就是要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条件下,寻求适度人口数量以及相应的人口质量和结构,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往适度人口研究,更多侧重经济发展和资源总量上,运用不同量化分析方法计算出适宜的人口数量,自然有它的科学价值。从可持续发展要求出发,还应考虑到适度人口的环境效应,有无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有利还是不利于已有的生态平衡。
    环境资源观。就是将资源纳入生态系统考察,使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有利于维持生态平衡。自然界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依存,通过一定的信息传导、能量交换、物质循环形成特定生态系统,构成相对稳定的生物圈。从资源在生物中的作用划分,可分成由无机物质和有机物质组成的非生物环境资源,主要由绿色植物组成的生产者资源,主要由多种动物组成的消费者资源,以及主要由多种菌类和原生动物组成的分解者或还原者资源。这四类资源在生物圈运动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彼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形成不可分割的生物链。环境资源观就是保持这种正常的比例关系,不使生物链中断。为此就要对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和使用,注意保护那些濒临危境的资源。
    生态经济观。近年来随着可持续发展研究热持续升温,一门新的生态经济学正在形成。如果说1968年新制度经济学爱布尔丁(K.E.Bou-Lding)发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一文揭开生态经济学序幕的话,其研究已由最初批评传统经济增长给环境造成的危害,提出新的价值判断和目标设想;发展到探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即在维护生态平衡条件下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当代经济增长与满足后代人需求能力的关系;进而发展到生态经济优先发展论,环境的改变和生态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目标、模式的制约呈加强的态势,人类正经历由“征服自然”、破坏生态到维护环境和生态平衡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转变,任何经济的发展都不应以损害环境质量为代价。工业要求清洁生产,农业要求生态农业,生态经济观是生态平衡发展观的核心。
    其四,总体经济效益论。传统经济发展观追求的是产量最大化和产值最大化,通过产量和产值的最大化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获得明显效果和利益。自从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主义盛行,各国纷纷将国民生产总值(GN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指标以来,这种工业化规模经济模式成为发展的必然选择。可持续发展针对这一发展模式提出质疑,即发展不能仅顾及企业的效益,还应顾及到整个社会的效益;不能仅顾及到当代的效益,还要顾及子孙后代的效益,树立总体效益经济发展观。如果说利润最大化是指导以往经济运行的基本准则和基本理论,那么总体效益最大化就是可持续发展经济追求的目标,指导经济发展的新的发展观和理论。这一新的经济发展观和理论,有三重意义:
    一是质量效益发展观。传统经济发展单纯追求产量、产值、利润的增长,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等同于数量的增加,走的是外延式扩大再生产道路。如今这样的工业化已走到尽头,经济的发展不仅取决于产品的数量,还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产品的质量。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1=2,1辆可载客4人的小轿车,再增加1辆便可载客8人。若情况稍复杂一点儿:从A地送客人至300公里外的B地,假定原轿车平均时速60公里,则每10小时往返一次运客4人,增加1辆运客8人;现增加的1辆是平均时速可达120公里的轿车,5小时即可往返一次,10小时送客8人,从送客效益说变成1+1=3。即使从单纯的增长量观点观察,也是增长和发展。结合工业化推进到现在出现的种种“工业病”,在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问题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观看中的是效益,更强调发展的质量,以质量求发展。
    二是广义空间效益发展观。上例增加的时速提高1倍的轿车,其质量的提高可能在用料的节省、密封和稳定性能更好、燃油更充分和减少废气排放等方面同时表现出来,如此不仅体现出1+1=3的经济增长效益,还体现出广义空间的1+1>3的效益。总体效益经济发展观,就是要跳出仅就本企业、本地区的经济效益狭隘眼界,把包括资源、环境、社会发展在内的外部效应收入评价视野,从经济增长和发展造成的内外部结合上看待效益,对待发展。由此产生两种投入产出:一为狭义经济意义的投入产出, 即生产或经营投入成本与产出效益之比;一为广义空间意义的投入产出,即计算全社会对生产或经营投入成本与产出效益之比。传统经济发展观只注重前一种投入产出,可持续发展在注意前一种投入产出的同时,还要注意到后一种投入产出。在设定发展指标体系上,也要跳出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单一指标束缚,选择更能表现广义空间意义的指标。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采用包括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生活质量等在内的评价发展的指标;世界银行多年来选取人均GNP、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成人文盲率等,作为评价发展的指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选用“人文发展指数”、“生活质量指数”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课题组按照人均GNP、非农业产值比重、第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城市人口比例、非农业人口比例、大学生占20~24岁人口比例、人口增长率、平均预期寿命、每1名医生负担人口数、成人识字率10项指标,对发展水平打分,结果在120个国家中中国排在第73位(朱庆芳,1995)。采用这些综合指标评价发展,更有利于说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达到的水平,比人均GNP或人均GDP单项指标要好得多。单一的人均GNP或人均GDP指标不仅难以反映发展的程度,而且受国际间外汇比价不合理因素影响,比较发展更是一个难题。如按照1993年外汇比例计算中国人均GNP不足400美元,而世界银行依据购买力平价法对人均GNP的测算为2,330美元,相差甚远。
    三是长远时间效益发展观。发展经济注重当前的经济效益自不待言,因为任何经济发展的目标都是具体的,近期的经济效益是明显的。可持续发展总体效益经济发展观,要求在重视近期经济效益的同时,重视长远时间效益,不能以牺牲长远效益为代价获得近期效益。布伦特兰夫人定义“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既有人口生产的代际问题,又有近期和长远时间效益的关系问题,可持续发展更注重长远时间效益是区别于传统工业化发展观的一个根本性标志。由于更注重长远时间效益,发展不仅要看经济增长成果的积累,还要看这种增长对自身能力的影响,有利于增强自身的发展能力,还是不断削弱自身的发展能力,后者是不可持续的。总体效益经济发展观着重点放在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育上,保证具有不断涌现的发展潜力,保持发展的连续性。
    其五,社会协调发展论。什么是社会?社会是指由一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组成的总体,反映的是由共同物质条件联系起来的人群之间的关系。由此,社会一是由人口生产、自然资源、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科学教育、卫生保健、基础建设等社会事业组成的经济基础部分组成;二是由一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观点等的意识形态,以及维护占统治地位意识形态政治的、法律的、军事的等国家机器所组成。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就是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改变,发展相应的社会事业,建立起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也应随着改变,进步的意识形态和政府管理机构、组织应运而生,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由此可见,社会的协调发展带有整合性质,是人口、经济、资源、环境能否协调发展的整合体,强调解决人口、失业、教育、环境、贫困、安全等“热点”问题。中国政府从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起,将原来的国民经济计划更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社会发展被纳入总体规划。按照社会协调发展观及其理论,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
    一是要摆正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发达国家和某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历史表明,先发展经济,待到经济发展以后再来解决社会发展的路子是不可取的。因为经济发展造成的人口问题,失业、污染、资源浪费严重、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不仅与人的全面发展背道而驰,而且这些问题达到一定程度也会妨碍经济的发展。可持续发展主张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及时地解决由发展造成的新的社会问题,使经济和社会同步或协调发展。这不仅有利于创造一个和谐、进步的社会,而且即使对于经济发展说来,也是必要的和必需的。
    二是要处理好三次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一、第二、第三次产业结构怎样,既表明总体的国民经济结构,也表明社会发展的程度。医疗、卫生、保险、环保、商业、饮食、服务等产业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第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反映出社会事业的发展状况,与经济的发展是否相协调。理论上,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国家,第三次产业应占到一个恰当的比例,过高可能陷入福利国家泥潭,妨碍着经济的发展;过低则可能拖经济发展或改革的后腿,同样有碍于经济的发展。
    三是要正确对待发展内外之间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国家、地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联系增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怎样,会对周边乃至更远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产生影响。如一个国家、地区生产排放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的数量,可能影响到相邻国家、地区的大气质量,近海污染严重可能波及到公海,酸雨传播由于其危害性大更受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注意。当前,在可持续发展深入人心和一系列国际公约公布于众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其大气、河流、海洋等环境质量怎样,受到各个国家、地区和有关国际组织的密切注视。与可持续发展密不可分的社会问题,如消除贫困、知识产权、环保立法等解决怎样,同样受到各国和国际组织的重视。由于对人权本质认识存在分歧,除少数人利用人权作文章想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外,在维护人的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权利方面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真实的人权状况为国际所关注。可持续发展推进到今天,各国都在塑造自己的总体形象,集经济发展、环境状况、社会进步于一体的总体形象。人们依据这样的形象,判断不同国家、地区在通向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位置,估量其发展的进程。
    二、人口发展战略与可持续发展
    由上述可持续发展理论总体框架结构看出,可持续发展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立场处理好人类自身与外界的关系,在人类自身不断发展中,得到资源的持续利用和环境的和谐发展。因此,人口在全部可持续发展中处于支配地位,人口发展战略必须立足于可持续发展。
    1.全面解决人口问题的“三步走”发展战略
    站在可持续发展立场观察当今世界人口,虽然发达国家忧虑生育率过低、劳动力供给不足和老龄化严重问题,事实上世界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自20世纪70年代下降以来,80年代和90年代继续有所下降,人口增长速度有所减慢,因而有一种主张应该适当增加人口和抬高生育率。然而,一是发达国家人口只占到当今世界人口的18.73%,世界人口走势主要由发展中国家人口决定;二是虽然生育率和增长率有所下降和减慢,但是仍旧有着较强的增长势能,预计世界人口仍可由2000年中的60.07亿,增加到2005年的64.54亿,2020年的75.40亿,到2050年可达89.19亿,并且要到2100年时才有可能实现零增长和稳定下来。①因此,控制人口的数量增长,仍然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性问题,是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方面的主题。
  中国人口与世界人口比较,有相同也有不同之处。迄今为止,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要到2040年以后,才可能将“第一人口大国”的交椅让给印度。从根本上说,中国人口问题属人口和劳动力过剩,即人口压迫生产力性质。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就是要改变这种过剩状况,使之同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资源、环境状况相适应,达到比较和谐的状态。因此,全面解决中国人口问题,重点是大力控制人口的数量增长,以及在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同时,努力提高人口的素质和调整人口的结构,逐步使人口数量、素质、结构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基于这样的认识,着眼于宏观、全面和更长期的人口发展战略目标,可分为“三步走”进行:第一步,把高生育率降下来,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的转变;第二步,稳定低生育水平,直至实现人口的零增长;第三步,零增长以后,由于人口的惯性作用将呈一定程度的减少趋势,再依据届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资源、环境状况,做出理想适度人口的抉择。这样的理想适度人口是全方位的,不仅数量是适当的,而且素质是比较高的,年龄、性别、城乡等的结构也是合理的。
    上述“三步走”人口发展战略目标,第一步已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完成向低、低、低再生产类型的转变;第二步也已经走过10年的路程,预计可在21世纪30年代达到;第三步则是实现人口零增长以后的事情,现在能够做到的,是预测出其后的人口变动和发展趋势,为最终实现全方位的理想适度人口奠定基础。如此,包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内的下一个人口发展目标战略,应锁定在以人口零增长为主要目标的人口问题的全面解决上,并为零增长以后的人口变动与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2.目前的人口态势和未来发展趋势
    要把握中国人口变动的脉搏,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更长远一些时间人口变动和发展的趋势、目标、图象和决策选择作出科学的估量,就要明了当前的人口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弄清目前的人口态势。中国自70年代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切实加强计划生育以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30年减少出生人口在3亿以上,总(和)生育率(TFR)下降到2.1更替水平以下,②净再生产率(NRR)下降到1.0以下,步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人口态势和未来发展趋势,可概括为“五大人口高峰”不同程度提前到来。
    其一,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口总量高峰将提前到来。中国生育率经历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30多年的持续下降, 90年代中期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近10年来继续有所下降。总生育率由1970年的6.0左右,下降到1995年的1.8左右,目前已下降到1.75左右,一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率先跻身于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有着重要的意义。1995~2000年中国与世界总生育比较,如下图1.2所示:③
图1.2:1995~2000中国与世界生育水平(TFR)比较

    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增长势能(Population momentum),主要依据该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将其区分为年轻型(增长型)、成年型(稳定型)和老年型(减少型)三种基本类型。中国30年来生育率长期持续的下降,不仅减少出生3亿人口,有效地将世界50亿人口日向后推迟2年,60亿人口日向后推迟3年;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口的年龄结构,完成由年轻型向成年型、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1970年与2000年比较,全国0~14岁少年人口比例由39.7%下降到22.9%,15~64岁成年人口比例由56.0%上升到70.1%,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由4.3%上升到7.0%,人口年龄中位数由19.7岁上升到30.0岁,标志着人口年龄结构已经跨进老年型门槛;总(和)生育率由6.0下降到1.8左右,增长势能或增长惯性大为减弱。我们以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基础资料,并对1.81%漏报人口作了按年龄分布回填后所做的预测表明,中位预测方案2030年全国人口达到14.65亿即可实现零增长。这比国内外以往的预测峰值人口数量减少近1亿,时间也提前10多年。2030年以后,由于人口的惯性作用,总人口将呈减少的走势,预计2050年可减至14.01亿;到2100年可减至10.24亿,实现全国人口100年后10亿左右的梦想。低、中、高三种方案的预测,人口数量变动趋势,如下图1.3所示:①
图1.3:2000~2050年高、中、低三种方案人口预测
 
    其二, 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趋缓,2010年前后即可达到最高峰值。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便急剧上升,进入劳动力空前增长高潮期。预测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可由1980年的6.44亿、2000年的8.67亿,增加到2017年峰值时的10.01亿,分别增长55.28%和15.34%;其后呈减少趋势,2030年可减至9.89亿,2050年可减至8.62亿,相当于本世纪初的水平。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可由1980年的64.47%、2000年的68.70%,上升到2009年峰值时的72.35%,分别升高7.88和3.65个百分点。其后转而下降,2020年可下降到69.00%,回落到2000年的水平;2030年可下降到67.42%,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水平;2050年可下降到62.96%,相当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水平。中方案劳动年龄人口以及总体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预测,如下图1.4 所示(%):
图1.4:2000~2050 年中位预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步入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高、老年和少年被抚养人口所占比例低,即从属年龄人口比较低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现在持续了20多年以后,这一“黄金时代”带来的“人口红利”即将达到最高获利点;不过,过了最高获利点之后,还有一段较长时间的获利期,尚有较多的“人口红利”可以分享。然而不要忘记,获利期过后即转入“人口负债”期:少年人口负担较稳定,并且稳中略有升高;老年人口负担加重,并且呈累进式加重趋势。预测表明,2010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转而下降,2030年以后下降尤甚,2050年可将下降到61%左右,相应的从属年龄比上升的速度和幅度都很大。尽管当前中国的就业问题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供过于求,并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也不至于发生劳动力不足的矛盾;但是必须看到,一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年龄人口“黄金时代”的结束,劳动力廉价优势的丧失,将给竞争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以往不曾有过的负面影响,一定程度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将会发生;二是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高龄化问题颇值得关注。所谓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高龄化,一般以50~64岁占15~64岁比例计算,21世纪上半叶特别是前3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高龄化推进很快。这无疑会降低劳动力的活力,从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
    其三,老年人口增长迅速,未来半个世纪内将迎来人口老龄化高峰。目前界定老年人口,发展中国家多采用60岁以上,发达国家多采用65岁以上标准,已有学者主张延长到70岁,理由是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大大延长了,只是尚未得到普遍认可。立足于人口寿命不断延长和社会经济不断进步发展观,我们选用了65岁以上标准。预测表明,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可由2000年的0.87亿,增加到2010年的1.17亿,2020年的1.74亿,2030年的2.38亿,2050年的3.23亿;分别比2000年增长33.33%、100.00%、173.56%、271.26%,增长幅度很大。与总体人口变动比较,2000~2030年间,老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41%,总体人口仅为0.51%,老年高出2.9个百分点;2030~2050年间,老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54%,总体人口为-0.21%,老年高出1.75个百分点。老年人口与总体人口增长速度的这种反差,直接导致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预测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可由2000年的7.00%,上升到2005年的7.86%,2010年的8.59%,2020年的12.04%,2050年达到最高峰值时的23.07%。虽然这一水平与届时发达国家25.9%比较尚有2.83个百分点的差距;但是与世界15.9%、发展中国家14.3%水平比较,①分别高出7.17个百分点和8.77个百分点,居于世界较高水平和发展中国家最高水平。
    中国是在人均GDP 1000美元左右步入老年型年龄结构,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成达到人均GDP 3000美元左右,即使到2050年实现国家发展“三步走”第三个战略目标时,也仅相当于一般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半个世纪内将始终面临“未富先老”的矛盾,进入老年型和达到老龄化严重阶段都有某种“超前”性质,老年社会保障将长期滞后于人口老龄化进程,这是在研究中国未来人口变动趋势和选择人口发展战略时,不得不充分注意到的重要问题。
    其四,流动人口居高不下,目前已临近最高峰值。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有流动人口二三百万。2000年人口普查,现住地与户口登记地不一致的流动人口为 14439万,扣除2707万本市区内人户分离的其他街道人口,其余11732万可视为跨省和省内的流动人口。其中流入市镇的流动人口占78.6%,流入农村的占21.4%,农村人口流入城镇扮演着流动人口主力军的角色。①随着人口城市化的加速进行,本世纪头10年将是流动人口增长的高峰期;待到2010年城镇人口比例上升到50%以上之后,由于农村作为流动人口源头的数量的减少,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为主旋律的流动人口将渡过高潮期,出现跌落的走势。
    目前社会各界对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持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城市里涌进大量农村劳动力和流动人口,使城市住房、交通、水电等供应趋于紧张,劳动就业、社会治安、环境卫生、就医就学等的压力不断增大,需要从严控制。笔者以为,立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城乡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统筹城乡发展,需要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农村劳动力和人口逐步转移到城镇,是解决农村、农民、农业“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因为从根本上说,“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广大农村自然资源——从而自然资本,以及与自然资源、自然资本紧密相联的产出资本或生产资本的严重短缺,从而同农村人口过剩和人力资源充足的严重不相匹配,每个农民平均占有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本过少所至。改变这种资源和资本不相匹配的唯一办法,就是走人口城市化、逐步将农村多余的劳动力和人口转移到城镇工商业上来。
    其五,出生性别比经过持续攀升后,当前已达到新的高峰。出生性别比是指一定时间(一般为一年)活产男女婴之比,以活产女婴为100活产男婴是多少表示,正常值在103~107之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90年代攀升更为显著。依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提供的数据回推,1990~2000年逐年的出生性别比在111、114、115、115、117、118、119、120、122、123、118左右。②又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提供的数据,2001年出生性别比为123.6,创造了有统计数字可查的最高峰值;2002年略下降到119.9,但也属于相当高的水平。目前120左右的出生性别比,在世界各国中属严重偏高国家,成为率先来临的第一个人口高峰。
    依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提供的资料,全国0~19岁人口中男性多出女性2377万。③即在未来的20年内,平均每年新进入婚育年龄人口中男性要多出女性120万左右,从而造成较为严重的婚姻性别挤压,以及相关的教育、就业等的性别挤压。性别挤压特别是婚姻性别挤压,对社会安定和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当前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和需要“紧急刹车”的地步。历史上,中国是一个性别偏好较强的国家;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大力倡导并实际上较好地解决了男女平等等问题,出现了出生性别比逐步下降,至20世纪70年代已接近国际公认正常值的可喜变化。那么后来又是怎样转而升高的呢?党和政府依然提倡男女平等,并且采取了行政的、法治的、经济的等多种手段遏制出生性别比升高,结果却收效不大。究其原因,主要是“对症下药”不够,未能针对造成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直接原因有效施政。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1999年11月1日至2000年10月1日期间出生的活产婴儿中,第一孩出生性别比为107.1,处于正常值上限;第二孩上升到151.9,第三孩上升到160.3,第四孩上升到161.4,第五孩及以上为148.8,远远高出正常值。④本来按照人的生物因素一孩、二孩、多孩的出生性别比差别不大,一般情况下生育越多性别比还略有下降;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可见二孩及二孩以上高出生性别比是关键。目前城镇总生育率为1.36,农村为2.06,农村二孩和二孩以上出生性别比“异峰突起”,是造成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症结所在。为了有效遏制农村出生性别比升高并提升人口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效果,促进社会安定和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除了要大力加强宣传教育,强化法治管理,做好计划生育各项服务工作以外,必须从根本上摆脱生育子女数量多少受性别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3.“软着陆”人口发展战略
    立足于上述人口“五峰”比原预测不同程度地提前到来,探讨包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年在内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要特别注意这“五峰”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它们之间或呈彼此相同方向“水涨船高”式的同步变动,如总体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绝对数量的同步变动;或呈彼此不同方向的反向变动,如总体人口与老龄化、出生性别比的变动;或者虽无必然的消长关系,但却作为影响的重要因素增加着某种不确定性,如当前处于峰值临界状态的大量流动人口。人口发展战略要尽可能地做到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变动相协调,主要是人口数量变动与人口结构的合理化,使之符合人口变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是确立未来人口发展战略首先要遵循的一条原则。同时,站在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立场观察,要尽可能地使人口的变动与发展有利于而不是损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利于缓解和减轻人口增长与资源匮泛、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加剧它们之间的矛盾。首先要充分注意到人口“五峰”之间的联系和互动,防止因为某一二个人口高峰“异峰突起”,给未来的人口变动和发展造成某种不可逆转的被动之势,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上述低、中、高三种方案预测,以实现人口零增长为“着陆点”主要目标,可分别称之为“硬着陆”、“软着陆”和“缓着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更长远一些时间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应从三种“着陆”方案的比较中产生。
    “硬着陆”低位预测方案。生育率在现在基础上略有下降,没有更多顾及到生育率的继续下降对人口年龄结构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故称之为“硬着陆”。总(和)生育率(TFR)设定:2000~2005年平均为1.65,2005~2010年为1.56,2010~2020年为1.44,2020~2050年为1.32,则2010年全国人口(未含台湾省人口,下同)为13.43亿,2020年为13.86亿,2021年达到最高峰值时为13.87亿;其后出现逐步减少趋势,2030年可减至13.67亿,2040年减至13.02亿,2050年减至11.92亿。如果1.32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下去,2100年全国人口将减至5.56亿。
    “软着陆”中位预测方案。生育率保持相对稳定,稍有回升后即基本稳定在略高于现在的水平。总(和)生育率2000~2005年平均为1.75,2005~2010年为1.80,2010~2020年为1.83,2020~2050年为1.80,则2010年为13.60亿,2020年为14.44亿,2030年达到峰值时为14.65亿;其后转为缓慢下降,2040年可降至14.51亿,2050年可降至14.02亿。如果1.80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下去,2100年全国人口可降至10.24亿。
    “缓着陆”高位预测方案。生育率逐步有所回升,达到更替水平后保持在相对稳定状态,人口零增长目标要推迟到来。总(和)生育率2000~2005年平均为1.90,2005~2010年为2.00,2010~2020年为2.13,2020~2050年为2.15,则2010年为13.75亿,2020年为14.90亿,2030年为15.48亿,2040年为15.85亿,2050年达到最高峰值时为16.05亿。如果2.15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下去,总人口将在16亿上下波动,2100年为16.00亿。
    比较上述三种方案,无疑低位预测“硬着陆”方案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最为有效,达到峰值时的人口数量分别比中、高方案减少0.78亿、2.13亿,时间也分别提前9年、29年;到2050年则分别减少2.10亿、4.08亿,数量之差很大,优点突出。最大的缺点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过于急速,造成老龄化过于严重:202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分别高出中、高方案0.50、0.88个百分点,2050年将分别高出4.07、6.91个百分点;特别是2045年该低方案老年人口比例将上升到25.62%,高出届时发达国家25.30%水平0.32个百分点,其后还要升高,这对于“未富先老”的我国说来,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接受的。此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过快也值得关注。该低方案202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分别比中、高方案减少488万、864万,2050年将分别减少1.21亿、2.25亿;而且,劳动年龄人口中50~64岁占15~64岁比例,即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高龄化也要严重得多。虽然总体上说中国不至于发生劳动力短缺,但是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过快和相对高龄化,则会导致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和人力资本活力的减退,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因而是不宜采纳的。
    “缓着陆”高方案预测同“硬着陆”低方案预测相反,最大的优点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较合理,老龄化来得比较缓慢,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较高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或“人口红利”,可维持较长时间,有利于保持中国劳动力廉价优势;最突出的缺点是人口数量控制较差,2020年将分别比中、低方案多出0.46亿、1.05亿,2050将分别多出1.97亿、4.07亿。显然,这对于人口和劳动力过剩的我国说来,是难以承受的。
    相比之下,“软着陆”中方案预测兼顾了“硬着陆”低方案人口数量控制比较有效,“缓着陆”高方案人口结构比较合理的优点;同时较好地克服了低方案人口结构不尽合理,高方案人口数量控制较差方面的缺点,人口总量2030年达到14.65亿峰值以后出现缓慢下降趋势,人口老龄化65岁以上老年比例2050年达到23.07%峰值以后逐步缓解,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结构比较适当,是适应我国当前人口态势和未来数量变动与结构合理化,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以及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比较理想的方案。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年和更长远一些时间的人口发展战略,应建立在该“软着陆”中方案基础上。这一方案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点,可表述为: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人口数量、素质、结构的合理变动,积极稳妥地实现人口的零增长,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以及资源、环境的和谐发展。这一人口发展战略与20世纪80年代初确定的“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调整人口结构相结合并以数量控制为重点”的战略相比,有表现历史继承性相同的一面,也有展现当今时代和人口变动新特点不同的一面。一是指导思想不同,那时主要是将高增长的人口尽快降下来,缓解和逐步消除人口和劳动力过剩的压力;现在是要将控制人口增长纳入科学发展观视野,推进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二是那时突出“以数量控制为重点”,现在是在继续有效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同时,还要兼顾其他方面,尤其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三是战略目标不同,那时是人口发展战略伊始的“第一步”,以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为目标;现在是“第二步”的零增长,还要涉及更长远一些的百年理想适度人口目标。继往开来,承上启下,准确定位21世纪的人口发展战略,才能有效地地推进这一战略的实施。
    实施上述“软着陆”人口发展战略,生育政策决策选择建议:一是全国不分城乡,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结婚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这一步现在即可实施。当前,已婚育龄妇女独生子女领证率在23%左右,主要分布在城镇,实行“双独”结婚生育两个孩子,生育率升高极其有限,可不附加任何条件。二是农村一方为独生子女者结婚,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现在也可以开始实施;城镇可暂缓几年,2010年以后组织实施为宜。对于农村说来,由于独生子女比例很低,对生育率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对于城镇说来,由于独生子女率普遍很高,一方为独生子女结婚者比例不会很高,对生育率影响也不会很大,特别是推延到2010年30岁以下育龄妇女进一步减少以后实施。但是实行“一独生二”的生育政策,对于“一独”方的父母家庭养老和改变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说来,有着现实的、不可替代的意义。三是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农村可不分性别普遍生育两个孩子。目前全国农村实际的总生育率在2.0左右,如果除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外均不得生育三个及以上孩子能够做到,生育水平可大体上维持现在的水平。我们的“软着陆”方案还留了一点儿微升的余地,只要真正做到“限三保二”,是不会造成农村和整个生育率有多大反弹的。
    三、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
    1.基础——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通过对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生产年龄人口与生产资料、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人口地域分布与生产力部局、人口素质与科技进步的理论分析和定量研究,揭示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基本关系和可持续发展的着力点。主要创新之处:一是提出并论证了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轻量老龄化“三化”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策略,尽可能地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减轻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负担。二是在系统解析人口容量、人口荷载、人口压力指数等指标后,得出我国东部地区人口压力指数平均为0.65,上海、北京、天津三市要更低一些;除黑龙江省外,中部地区为1 .33,西部地区要更高一些。这与单纯以人口密度看待人口分布相反,不是中西部而是东部的人口容量要更大一些。与此相关联的是,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协调性,以东部沿海地区较好,中部次之,西部最差。三是运用“五普”和近年来的统计数据建立起来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与人均GDP模型分析,计算出一定经济发展水平所需要的人口受教育程度“临界点”,人均GDP达到1万元的受教育“临界点”为8年以上。研究表明,谋求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继续控制人口增长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但是同人口素质和结构密切相关的人力资本的增长、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发展循环经济,则更带有根本的性质。
    2.驱动——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评介国内外社会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合理借鉴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围绕社会分层理论和交织的不同人口层面展开。针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分化在同步进行,由政治、经济、知识“精英”组成的新的社会上层,由改革中被边缘化了的人群和留守在农村的农业劳动者等组成的社会底层同时在形成,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和收入差距的扩大,提出建立阶层利益的整合机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遏制收入差距扩大的建议;立足于人口城乡结构并通过城市化解决“三农”问题的独特视角,提出建立城乡一体化、加速人口城市化的社会机制,让农民占有更多的资源和资本,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建议;通过对巴西“效率优先”模式、瑞典“公平优先”模式、美国较大收入差距和全面社会保障模式、韩国较小收入差距和较低社会保障模式的比较研究,提出中国较大收入差距和较低社会保障“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模式的走向,是“中间大、两头小”走以中产阶层为主的发展道路。
    3.前提——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下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必须处理好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关系,认识人口增长给资源带来的压力,解决人口增长和资源短缺加剧的矛盾。按现汇比价计算,目前中国GDP总量占世界近5%,而消耗的石油却占到8%、矿产资源占10%、煤炭占30%以上。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外延型、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果;同时也同人口增长,特别是由人们追求高生活质量引起的人均资源消耗的“加权效应”分不开。根据预测,我国人口总量还将继续增长25年左右,众多人口与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难以从根本上缓解;人口质量不高也妨碍着资源的科学利用,人口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则提升着人均资源消耗的“加权效应”。立足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实是一项治本之策。《报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并阐述了重视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的价值观;尊重生态学规律和“3R”原则、推进资源循环利用的新的经济发展观;大力节约资源、提倡适度消费的新的消费观;由主要投资于物向主要投资于人转变、加速人力资本积聚和人口问题全面解决的新的人口观。
    4.目标——人口与环境可持续发展。考察450多万年的人类进化与发展的历史,发现我们处在既要发展社会经济、又要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两难境地。在大多数时间里,人类以我为中心功利主义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占据主导地位;直到这种思维和行为给人类自身的发展造成足够的危害时,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变才提到日程。这就是可持续发展为什么最早由环境问题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长期由环境保护行动推动的原因。《报告》考察了中国人口与环境演变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了环境脆弱来自人口方面压力的不断增强;同时联系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人口转变实际,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要求,提出两项富有创新意义的决策建议:一是环境保护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人口数量、质量、结构,特别同人口文化教育素质的提高和城乡结构的调整有着紧密的关系。要通过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口城乡结构、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二是政府在运用“看得见的手”进行环保干预时,还要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寻求市场取向的改革。当前的状况是,政府干预建立起来的环保设施和经营管理,普遍效率不高,原因在于使用起来会导致生产成本的增加和利润的下降。改变的办法是走向市场。立足于社会效益最大化原则,可以考虑在一定的污染限度内,实行污染的生产(排放)与消费(受污染)的补偿制度。通过必要有效的法律形式,对污染生产者征收相应的排污费,对污染消费者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在污染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公平的价值补偿制度,克服目前环保设施运营不佳弊病。

发表时间:2006-09-25 文章出处:本站原创 责任编辑: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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