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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国家、任重道远的民族研究事业
文章作者:郝时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民族研究是约定俗成对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构成的学术领域做出的概括,也是我国民族工作事务所依托的智力支持基础。民族研究以少数民族为主要对象,具有多学科、综合性的特点。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工作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全局的重大事务,这也决定了民族研究事业的发展始终与国家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密切相关。值此新中国建国六十周年大庆之际,回顾我国民族研究事业的发展历程,迎接新时期我国民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努力发挥我国民族研究服务国家、繁荣学术的作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在民族工作实践中起步发展的民族研究事业
    新中国建立之初,党和国家在百废待兴的局面中对民族事务给予了高度重视,除了和平解放新疆、西藏等关系到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重大事务外,向少数民族聚居的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和内蒙古等地区派出访问团沟通民族关系、宣传民族政策、了解少数民族的社情民意,成为新中国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从1952年开始启动的中国民族识别工作,也成为新中国民族研究科学事业筚路蓝缕、服务国家、应用实践的开端。
    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是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和现实国情出发,保障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平等地位的基础性工作,也就是要确定我国多民族格局中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社会主体地位,并在此基础上推行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各个少数民族在国家法律和制度安排的保障下享有和行使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权利。民族识别工作是在国家主导下开展的一项科学活动,民族识别不是人为制造“民族”,而是对中国多民族共铸统一国家历史基础的客观承认,是对中国各民族共建统一国家现实国情的科学把握,也是对各个少数民族及其所展示的文化多样性特征的尊重和保护。因此,从1950年代中期大规模展开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文字科学调查,成为当时最大限度汇聚国内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知名学者、青年学人的一次前所未有科学实践活动。
    这次延续10多年的科学实践活动,参与的专家学者达3000人之多,他们的田野工作足迹遍及了祖国大江南北,使科学的触角深入到高原、草原、森林、山地的村寨、聚落,收集了大量的文献、口述、文物、器物等学术资料,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简史、少数民族语言简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等五种400余册的大型系列丛书。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者队伍规模最大、田野调查范围最广、学术资料积累最丰富,科研成果刊布最多的一次科学实践活动。也是与国家民族事务联系最紧密的一次应用性特点很强的科学实践活动。
    这次旷日持久、规模巨大的多民族国家国情调查,不仅为党和国家完成民族识别工作、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制定和贯彻民族政策提供了科学翔实的科学依据和实证支持,而且也奠定了新中国民族研究事业的现实学术基础。1956、1958年相继建立的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以及在高等院校、地方民族事务工作机构和一些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的民族研究实体,都是在这一背景下依托这次大调查培养和造就的学术队伍应运而生的。民族研究也由此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中具有多学科、综合性特点的学术领域。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多学科结构,即突出地反映了这种特点和继承性,它包含历史、语言、民族理论、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宗教信仰、社会文化、国内外民族问题研究等,以及藏学、蒙古学、西夏学、突厥学、古文字文献等专门学问。
    对我国民族研究事业的这一发展基础及其学术成果的认知,虽然国内外学界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其中包括对这一科学实践活动及其对国家民族事务所发挥的作用做出所谓“苏联模式”的评价。无庸讳言,新中国建立后,学习借鉴苏联的经验是一个阶段性的事实。但是党和国家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则是一个始终不渝的实践。在民族研究方面,吸收借鉴苏联民族学“苏维埃学派”的理论与方法,在当时的国际交流条件下也不可避免。但是,中国的民族研究的历史基础源自20世纪初期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影响,以及与中国史学、金石学、训诂学等传统学科互动中形成了本土特点。当时的许多学术大家,不仅多有游学欧美的背景,而且也大都具备国学的修养。因此,从1930年代开始,特别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肢解中国的危难形势下,民族研究及其派生的边政研究,彰显了“西学东渐”的本土化特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在历史学、语言学、边疆政治学等学科中的借鉴和应用,为新中国民族研究事业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如果说新中国建立后民族研究事业与“西学东渐”及其本土化过程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确立了马克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地位,确定了民族研究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推进学术事业繁荣和服务国家民族事务并行不悖的发展方向。
    以今天的学术眼光评价40多年前的田野工作及其科研成果,虽然不难发现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但是它作为当时科学条件下完成的最好的科学活动和学术成果不容置疑。美国人类学家斯蒂文•郝瑞曾针对这一问题指出:欧美的学者在指责中国民族识别时犯了错误,“这实际上是在他们自己从来没有从事过的事业上去指责别人。”  学术事业是一个继承和发展的事业,每一代学人都在为后人搭建通往真理的阶梯,每一代学人都面对着时代的新要求和新课题。如果说建国以后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文字大调查为代表的民族研究实践,实现了对国家民族事务重大实践的智力支持,完成了为每一个民族修史、为每一种语言写志等基础性的学术工作。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族研究事业则展开了以发展为主题的新田野。

    二、改革开放进程中民族研究事业的新发展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的民族事务。党和国家确定的民族工作主题——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就是针对新时期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主题确定的战略目标。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是社会基本矛盾。现时期,我国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所有社会问题,都是在这一基本矛盾的作用或影响下产生的。民族问题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问题也不例外。我国民族问题的当代主题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发展和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矛盾。这就需要国家的扶持、发达地区的支援和少数民族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发展,这也就是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对一个地域分布、自然环境、历史基础、发展水平等条件大为不同的多民族国家来说,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各民族“共同”,并不是、也不可能是齐头并进的发展,当然也不是在一个既定模式下的共同发展。我国的国情特点,只能采取有条件快速发展的地区先发展,进而这些地区的发展成就(资金、技术、市场、经验等),通过国家的统筹、协调和地区间的支援、合作,带动欠发达地区因地制宜的加快发展。所以,共同发展不是一时一事的“共同”,而是通过阶段性的、策略性的先、后发展来实现共同的目标,这是马克思主义求真务实的态度,是协调各民族、各地区发展愿望和根本利益最有效的方式。我国在东部率先发展,进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消除历史遗留的发展差距、缩小现实扩大的发展差距,就是对各民族、各地区共同发展要求的统筹兼顾,也是实现全面平等、社会公正的必由之路。
在东部率先发展、进而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布局中,民族研究各学科围绕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这一主题,展开了涉及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广泛调查研究,在以下一些研究方向和专题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深化民族理论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发展,为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民族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在理论上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民族理论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的探索中,尤其重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研究。期间,19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引发的世界民族问题及其对我国的影响,一度引起了国内外对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政策和实践的忧虑、质疑和“步苏联后尘”的预言。这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政策的第一次挑战。学界通过对前苏联、东欧一些国家解决民族问题失败原因的研究,对世界各国民族理论、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实践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在比较中进一步深化了对我国的国情和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主体的民族政策体系及其实践成就的认识,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层面为我国的民族工作提供了多方面的实证经验和理论观点。
    ——加强民族法制建设研究,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律保障建言献策。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以后,应运而生的民族法学在自治法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方面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如自治地方依据自治法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依法行使自治权的实践,自治法本身的特点、规范性和完善等。这些研究,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中,2001年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修订创造了条件,推动了我国民族法制的进程。与此同时,在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方面,围绕民族区域自治法所涵盖的我国民族政策核心内容,民族法制研究也扩大到“杂”、“散”居少数民族和城市少数民族范围,对我国民族事务管理的法制化、系统化做出了贡献。
    ——重视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研究,厘清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共建中华统一国家的历史脉络,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史学界最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就是深化了对我国多民族历史国情的认识,突出地体现在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方面,由此展开的多民族历史揭示了古代中原与“四夷”持续不懈的互动关系,为科学认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提供了全新的思路,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正是建立在这一历史研究基础之上的成果。同时,对这一历史基础的揭示和理论概括,也为现实的民族关系研究提供了历史背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民族研究界各学科共同关注的基础性课题,各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的依存关系,东西部地区之间相互支援的互助关系,各民族在日益广泛的人口流动中呈现的民间化、社会化、城镇化的密切关系,以及影响这些关系的各种因素、包括来自境外一些势力的渗透影响,都是学界着力研究的课题。
    ——注重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努力探索民族地区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经济社会发展是解决我国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所有社会问题的物质基础,对于地域偏远、自然条件迥异、经济发展基础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实现现代化发展,是关系到各民族一律平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性问题。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不仅展开少数民族经济的学科视野,而且推动了我国经济学研究对少数民族传统经济生活及其现代化发展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学界在关注少数民族地区基础建设、资源开发和工业化的同时,对少数民族地区山区农业、林区狩猎业、草原畜牧业、干旱农业以及各类特色手工业的现状与发展也展开了日益深入的研究。这些具有区域、民族特点的传统产业所蕴含的地方性知识、生态知识和人与自然良性的互动关系,都为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因地制宜的思路。
    ——展开文化多样性的视野,走进中国社会变迁的广阔田野。文化多样性是我国多民族结构的重要国情特点之一。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对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认识、保护、发掘和利用,是民族研究学界广泛关注的课题。其中,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取得了深入的发展,民族语言学界在少数民族语言政策及其实践,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少数民族语言活力和文字使用评估,少数民族语言濒危现象与保护,我国新发现语言调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等诸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国际对话能力大幅度提升。这些成绩为我国语言政策的完善、语言立法的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同时,学界在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与传统文化的互动关系方面展开的田野调查工作,为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心理层面的认同,宗教文化的展现,生活方式的改变,生产方式的转型,地方知识的发掘,民间仪式的记录,口述文学的传承,旅游资源的开发,教育事业的发展,服饰、器物、民居等传统物质文化的因袭和流失等诸多研究,都成为学人深入研究的课题。随着我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民族研究的田野工作也进入了城镇化的轨道,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及其城镇化过程中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及其所影响的就业和文化适应等问题,也成为这方面研究关注的热门话题。在展开我国文化多样性视野的同时,也揭示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考虑的文化因素。
    ——关注西部大开发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经济地理意义上的西部地区,基本上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这些地区不仅是我国文化多样性资源的富集区域,而且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资源最丰富的地区,由此构成的生态体系不仅对我国、而且对东亚地区都是重要的环境保障。在西部大开发进程中,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重大课题。在这方面,民族研究学界主要从环境恶化、环境保护与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文化变迁的关系展开研究,其中草原荒漠化与游牧业的定居化、江河源头涵养与生态移民、资源开发与移民等问题都是关注的热点。
    上述所列的研究成果,在推进学科建设和学术事业发展的同时,通过党和国家及有关部门建立的集体学习、咨询、论证等机制和方式发挥了相应的作用。在党和国家的直接关心支持下,我国的民族工作部门和民族研究学界今年7月成功地举办了第16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科学大会,展示了我国民族研究事业的发展,实现了前所未有、最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互动,为我国民族研究各学科未来的发展创建更加广阔的国际空间。

    三、任重道远的民族研究事业
    人类社会是一个民族大千世界,当代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是国际社会面对的普遍事务。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等特性,决定了探索正确处理和科学解决民族问题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国际社会共同的任务。因此,我国民族研究事业的使命可谓任重道远。
    当前,在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民族研究事业一方面面对着如何加快、怎样发展等一系列复杂和特殊的问题,即如何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从各少数民族及其聚居地区的实际出发,探索在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基础上的因地制宜现代化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也面对着我国民族问题增多及其社会化、民间化的态势,境外包括“三股势力”在内的各种势力影响下引发的严重暴力事件等直接关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等重大问题。
    事实上,拉萨“3.14事件”之后、特别是乌鲁木齐“7.5事件”以后,国内外再次出现了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政策体系及其理论依据的挑战,从理论上、在实践中,应对这一挑战是民族研究界责无旁贷的重大现实任务。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其中包括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法律法规体系、民族政策体系,都需要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根据新的形势进行调整、丰富和完善。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题中之义。因此,立足国情实际、紧密围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一主题,按照中央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要求,努力发挥“三个定位”作用,是民族研究事业当前和今后努力实践的重大任务。

发表时间:2010-01-04 文章出处:本站原创 责任编辑:黄英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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