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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哲学的兴起与发展
文章作者:刘刚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哲学所 


    一、哲学的计算转向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哲学界面对信息革命的巨大挑战,做出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计算转向”。一般认为,“计算转向”是1992年由伯克荷尔德(Leslie Burkholder)提出的。在美国哲学会(APA)的计算与哲学(CAP)专业委员会的就职辞中,卡瓦利尔(Robert Cavalier)提到,“在上个世纪的最后25年中,哲学不论是在教学上还是研究上都开始了‘计算转向’。我认为,是伯克荷尔德在与哲学的语言转向的丰富程度进行比较时,最先使用了这个短语。这一转向意义深远而它的影响无疑在下个世纪的头十年会继续扩大。” 1998年,《数字凤凰》(The Digital Phoenix)出版了,这部文集有一个副标题《计算机如何在改变哲学》(How Computers are Changing Philosophy)。美国哲学会的计算与哲学专业委员会在90年代中期曾经就“计算机如何在改变哲学”这一主题做过一次全国普查,普查的结果集中反映在1998年出版的文集中。该文集的主编拜纳姆(Terrell Ward Bynum)和摩尔(James H. Moor)承认,哲学中正在涌现出一股新生力量:
    哲学领域不时会发生一些大的运动。这些运动始于若干简单但却非常丰富的思想——这些思想为哲学家提供了审视哲学问题的新透镜。渐渐地,哲学方法和问题得到了提炼并根据这些新观念获得理解。随着新颖而有意义的哲学成果的获得,运动发展成一股蔓延至整个学科的知识浪潮。一个新的哲学范式涌现了。
    从方法论上看,计算机就为哲学提供了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因而这个哲学可以说属于“工具驱动”(tool-driven),正如戴森所说的那样。而虚拟实在研究专家海姆(Michael Heim)则说计算机是“形而上学的实验室(the laboratory of metaphysics)”。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用“形而上学”来翻译metaphysics,实际上过于汉化了,《周易•系辞上》中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于是就用“形而上”来翻译metaphysics。有人认为,这样理解metaphysics是“只悟其意,反误其形。”应将metaphysics中的meta译为“元”而metaphysics就成为“元物理学”,这似乎更合乎这个词的本义。因为meta-这个希腊语前缀是“在……之后”的意思,亚里士多德的编纂者在编完他的《物理学》之后,将一部分讨论实体、关系等方面内容的学问放在 “物理学之后”就用了metaphysics这个前缀,认为研究完物理学之后,就可以探讨这部分内容了。因而确切地理解metaphysics应该是“物理学之后”的或“关于物理学本身”的学问。那么之于信息哲学而言,它则是一种“元哲学”,即metaphilosophy,即“在哲学之后”,因而也就是关于哲学自身的学问。物理学为什么那么强大?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还没有任何一种学问能够像物理学那样有威力,原因就在于物理学有一套所谓的“科学方法”。那么“在物理学之后”的那个metaphysics到了康德那个年代,已经从“贵妇人”的地位沦落为“乞丐”,原因就在于它缺乏一套物理学那样的“科学方法”,只能靠思辩、玄想的方式来维持运行。而自从计算机问世之后,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已经为“在物理学之后”的那个学问提供了强大的工具。因而信息哲学这门“在哲学之后”的学问也就有了相应的工具。这个“元哲学”本身属于“工具驱动”(tool-driven)。或者说,信息哲学诞生于哲学与计算机的交汇处(intersection)。没有计算机和网络,信息哲学就好比外科学没有手术刀。实际上,计算机的作用远远不止这些,拜纳姆和摩尔接着又说道:
    ……计算机的计算便为哲学提供了这么一套简单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观念——新颖而又演变着的为哲学探究所准备的主题、方法和模式。计算为传统的哲学活动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计算正在改变着哲学家理解那些哲学基础和概念的方式。哲学探究中的这股思潮吸收了根据计算的主题、方法或模式,正稳定地迈向前方。
    二、信息哲学的诞生
    “信息哲学”(简称PI)在国际哲学界问世的标志是什么?我们认为,2002年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在《元哲学》(Metaphilosophy)上发表的论文《什么是信息哲学?》(What is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是重要的标志之一。在这篇文章中,弗洛里迪称:“本文是第一篇企图系统地分析信息哲学性质的文章。”在国际哲学界能够出此断言,我以为作者还是经过非常严肃和慎重的思考和研究的。换句话说,此前国际哲学界并没有“信息哲学”的提法,也没有哲学家进行过类似的论证。该文主要目的便是论述信息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何以成为可能。信息哲学被定义为批判性研究的哲学领域,它涉及到信息的概念本质和基本原理,包括信息的动力学、利用和科学以及对哲学问题的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论的提炼和应用。“信息”这个科学概念被“事后追认”为“先驱”无疑有其合理性,因为它一方面可以使未来的工作从“自发的天真”转向“自觉的有教养、有师法”,与此同时它也可以再造传统,使哲学领域中的旧话题在这个新“解释学装置”中产生新的意义、染上新的气象、增添新的价值。在这篇文章中,弗洛里迪提出信息哲学是一门成熟的哲学学科。
    另一个标志是弗洛里迪于2001年8月在美国卡奈基-梅隆大学主办的计算机与哲学大会的司马贺计算与哲学讲座(Herbert A. Simon Lecture on Computing and Philosophy)所做的题为《信息哲学的若干问题》(Open Problems in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讲演。根据这次讲演写成的论文刊登在2004年7月号的《元哲学》上。在这次讲演中,弗洛里迪仿照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于1900年在数学大会上提出23个未解决的数学问题方式,为信息哲学提出了5组18个大问题。位于中心的是核心概念“信息”,各个问题被归入以下四个方面:语义、智能、自然和价值。这篇文章实际也是反映了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哲学界进行的一项普查的持续。
    2003-2004年,人工智能、哲学与认知科学领域的著名期刊《思维与机器》(Minds and Machines)连续两期出版了以信息哲学为主题的专刊。在国际计算与哲学协会(IACAP)的网站上刊出的启事中特别强调:“计算为哲学提供了这么一套简单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观念……计算为传统的哲学活动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计算正在改变着哲学家理解那些哲学基础和概念的方式。哲学探究中的这股思潮吸收了根据计算的主题、方法或模式,正稳定地迈向前方。这个新的领域已经被定义为信息哲学。”这里特别指出,国际计算与哲学协会首次将哲学这个“新的领域”与“信息哲学”联系起来。这个提法无疑肯定了弗洛里迪在《什么是信息哲学?》中提出的哲学主张和基本观点,尽管这篇文章当时还未发表。因而《数字凤凰——计算机如何在改变哲学》中所谓新涌现的“哲学范式”便是指“信息哲学”。这可以看作是信息哲学问世的另一个标志。
    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在国际哲学界经过数年的论证终于得以确立。我们认为,《什么是信息哲学?》与《信息哲学的若干问题》这两篇文章可被视为信息哲学的基础性工作,前者阐明了信息哲学的基本观点和任务,后者则给出了信息哲学的问题域。此外,2004年英国著名出版公司Blackwell公司出版了弗洛里迪主编的《计算与信息哲学指南》(Guide to the Philosophy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这门新哲学的著作,Elsevier公司也在组织编写《信息哲学手册》(Handbook on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主编是国际著名逻辑学家班瑟姆(Johan van Benthem)和阿德安斯(Pieter Adriaans)。此外,美国哲学会哲学与计算专业委员会(CAP)这个区域性的组织也更名为国际哲学与计算机协会(IACAP)。信息哲学在国际上的各种活动可以说方兴未艾。
    三、信息哲学的发展历程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大技术”(包括遗传基因工程和太空技术等)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过去的50多年,无论是理论方面,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还是应用方面,如从晶体管电子计算机到今天的互联网,无不与信息相关。具体说来,科学技术发展的图景呈现出科学转向技术的趋势。结果是将人类带入信息社会。信息社会使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纵观人类文明史,可以说没有任何技术像信息技术那样对人类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然而,盛行于英美的分析哲学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在上个世纪最后25年走向衰落。主要是因为它的批判功能遭到了抛弃,致使科学主义在许多哲学分支成为主导力量,其结果便是“哲学再次被普遍地看作是科学的延伸。”也就是说,哲学渐渐变成科学的附庸,甚至成了科学的“婢女”和“小工”。然而,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哲学或者在科学之上,像科学的女皇(科学家认为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或者位于科学之下,为科学廓清道路、奠定基础。然而,无论是在科学之上或是在科学之下,“哲学都不是与科学比肩的学问。” 实际上,世界以及对世界的科学描述越复杂,哲学的话语水平也就越基本,只有这样才能使哲学自身保持一种超越、批判和反思的地位,这才是哲学的理由。
    哲学对信息技术的反思主要基于两条进路,在与社会需求的互动中最终成就了信息哲学。一条是批判性的,即对技术的哲学反思,这主要始于欧陆的人文学者,尤其是现象学、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反思,都是非常具有深度的。同时在社会认识论、媒体理论以及应用伦理学诸多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另一条则属于建设性的,即沿着形式科学提出的哲学问题向前推进。譬如说,逻辑学家图灵提出人工智能问题,在哲学领域中绽放出众多奇葩,在语言哲学、心智哲学、解释学和形而上学等诸多学科都能见到人工智能的身影。数学家维纳提出的关于信息的本质问题,则对传统哲学提出了挑战。逐渐地“信息”便成为哲学的一个独特话题,信息理论的哲学方法(IPM)的广泛采用在哲学领域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它的理论成果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还为信息社会提供了系统性论证。
    当代信息哲学虽然从信息的哲学问题脱胎而来,但形成独立的研究纲领,却是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事情。而美国哲学会哲学与计算机分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Philosophy and Computers, APA-PAC)组织的三次大的活动功不可没。第一次是1985年该会促成的计算机伦理学;第二次是始于90年代中期美国的“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的全国性哲学普查;第三次则是2002年推出的“什么是信息哲学?”这篇宣言。这三次大的活动,均得到西方权威性哲学刊物《元哲学》的全力配合,分别出版了题为《计算机伦理学》(1985)、《数字凤凰——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1998)以及《赛博哲学——哲学与计算机交汇》(2002)的专刊。而美国哲学会哲学与计算机分会的两任会长拜纳姆(T. W. Bynum)和穆尔(J. H. Moor)则对这三次大的活动起了积极和直接的推动作用。
    另外,随着全球互联网的连通,以下四个方面也是促进信息哲学成为一个学科的原因:
    1.叙事的元语义化(metasemanticisation)。对新的个体自我(他同样也需要相应的叙事)被外化为实在后所做的任何反动的结果,现在认为是自我被迫语义化的进一步的数据。反映转向反思并意识到自身就是需要解释和有意义的实在的组成部分。
    2.文化的去界限化(de-limitation)。这便是外化以及分享由自我设计的概念叙事的过程。有意义的经验世界从一个私人的、主体内的和人类中心论的建构转移到一个越来越是主体间的和去人类中心论的实在。话语团体通过维系、改善和传播一种语言(孩子学习语言就像遇难者拼命抓住一块漂浮的船板似的那样迅速)——及其概念的和文化的内涵——而分享使世界有意义所需的宝贵的语义资源。叙事因此变得愈来愈友善,这是因为与其他非挑战性的自我分享而非消除疑虑距一个自我的距离并不远,因为友善的叙事也是从某个未知的神灵那里继承下来的。作为特殊叙事的生产消费者(produmers)不再受制于空间或时间,社区的成员由一组明显的跨越物理(trans-physical)空间的人员组成,事实上,他们在功能上由其愿意并选择居住的语义空间定义。全球化的现象更是一种消除旧有界限和创造新边界的现象,因此是一种文化去界限化的现象。
    3.自然的去物理化(de-physicalisation)。物理世界充满石头和树木、汽车和雨水以及作为社会认同(性别、工作、驾照和婚姻状况)的我,但是这样的物理世界正在经历一场虚拟化和疏远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即便是最基本的工具、最戏剧性的经验或最动人的情感——从爱情到战争、从死亡到性——均可以装入虚拟中介的框架,因此也就获得了信息的光环。艺术、商品、娱乐、新闻和他我均被置于一面玻璃镜后面,被人体验。在虚拟框架的另一方面,物体与个体完全是可以替换的并常常成为绝对无法区别的理想类型的标记:手表实际上就是思沃奇(swatch,瑞士手表的商标名),一支钢笔只有是名牌时才够得上礼品,一处地点被视为度假地,一间庙宇变成历史遗址,某人是警官,而一个朋友可以仅仅是存储在微机上的声音。个体实体被当成可以任意处理的特例。此处和当下的含义被改变了、扩展了。通过快速的多任务运行,个体的自我可以在更多的地方存身,甚至自我均体会到被同步感知的方式,因此,自我可以穿行在不同的生活中,它们没有必要融合。过去、现在、未来根据当下的时间被重塑为离散和多变的间隔。当前各种事件的各种投射和难以分辨的重复将其自身扩展到未来;未来事件在可以预期的现在被预测和预先经历;而过去事件在可以重播的现在被寄存和再体验。充满无法仿效的事物和不可重复的事件的非人类世界愈来愈多地进入视窗,而人性则通过视窗售出。
    4.心灵设计和寄居的概念环境人格化(hypostatization)(具体化)。叙事(包括价值、思想、时尚、情感和具有意向性优势的宏大叙事的我)能够被塑造和外化为“语义客体”(semantic object)或“信息实体”(information entity),现在距离交互中的自我们愈来愈近,它们无声息地要求一种存在论的身份,可以与诸如衣服、汽车和房子那样的寻常物件相比较。通过去物理化的性质和具体化的叙事,物理的与文化的在虚拟世界中比肩并立。根据这种辩证,信息社会可被视为最近的——尽管不是最后的——更为广泛的语义过程的阶段,其中精神世界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该环境如若不是越来越多的人趋之若鹜的环境的话。作为人类行为结果的历史与文化,因此也就是时间,被推向前台,同时自然,即物理空间,则被推向没有人情味的后台。在它演化的进路中,语义化的过程逐渐形成建构的实在概念化,其结果便是确立时间性的世界观,然后生成一种保守的闭环——正统哲学。
    从信息的哲学问题到信息哲学并非一帆风顺,追溯它的历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1.探索阶段。图灵于20世纪30年代便开始发表关于人工智能的文章。在以后的50年中,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人工智能、计算科学、复杂性理论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等,相继引起哲学界的关注,尤其是人工智能。信息的科学研究为其成为哲学中一个独立探索的领域奠定了基础。这期间也不乏一些力作问世,如1978年斯洛曼(A. Sloman)在他的《哲学的计算机革命》这部著作中,便宣布了新的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哲学范式。他大胆地预测道:“数年内倘若还有哲学家依然不熟悉人工智能的主要进展,那么他们因其不称职而受到指责,便是公道的。在心智哲学、认识论、美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和哲学其他主要领域中从事教学工作而不讨论人工智能的相关方面,就好比在授予物理学学位的课程中不包括量子力学那样不负责任。” 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术界却未能提出一种成熟的,具有创新意义和影响力的研究纲领。而人工智能的作用就好像是特洛伊木马,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概念引入哲学的城堡。
    2.徘徊阶段。信息社会迎来了历史上最快的技术增长。此前没有任何一代人曾经暴露在如此异常的技术力量的加速度之下。信息和计算机网络资源利用占有绝对的地位,其现实性便是相应的社会变革和伦理责任。在主导科学和社会生活及未来的所有因素中,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是最具战略意义的,信息成为社会生产与交往的重要的资源。即便如此,信息哲学依然被视为跨学科的(transdisciplinary)而非交叉科学的(interdisciplinary)。哲学界和科学界对其发展尚未做好准备;而文化和社会背景也同样。信息哲学只有在两个领域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产生许多有意义的成果,但仅限于一些研究专业,如人工智能哲学、计算机伦理学等。另一方面,则作为方法论被其他领域所吸纳。这两方面的趋势为促使信息哲学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
    3.确立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末,信息作为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开始得到哲学界的承认,如国际著名的哲学家达米特(M. Dummett)在其《分析哲学起源》中,赞同信息是比知识更基本的概念的观点。此外,美国《时代周刊》将个人计算机评为1982年的“年度人物”。1985年,美国哲学会创建了哲学与计算机分会。同年,美国主办的权威哲学期刊《元哲学》出版了题为《计算机与伦理学》的专号。首次由计算与哲学协会[Association of Computing and Philosophy, CAP,即目前国际计算与哲学协会(IACAP)的前身]出资赞助的年会于1986年在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召开。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哲学界已经完全意识到信息哲学所探讨的问题的重要意义,同时也确认其方法论和理论的价值。信息的概念、方法、技术和理论已经成为强大的“解释学装置”。它们形成了一种元科学,具有统一的语言,在包括哲学在内的所有学术领域畅通无阻。1998年,《元哲学》出版了《数字凤凰——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专刊,这是美国哲学会哲学与计算机分会在1997年完成的哲学普查总结。其中首次确认信息哲学的涌现是哲学的一股新生力量,改变了哲学家理解那些诸如心智、意识、经验、推理、知识等诸多哲学基础和概念的方式。
    四、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
    一个新的哲学研究领域一旦浮出水面之后,便成为一个边界明晰的研究领域,具有鲜明的研究纲领。弗洛里迪认为,新领域可以具有交叉科学的性质,但却必须是自主的,而不是跨学科的,即它必须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要达到这一点至少需要满足四个条件:
    1.它不仅能够对正统哲学的主题做出详尽、明确和清晰的解释,而且还要对经典的“ti esti”做出同样的交代,从而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哲学”(philosophy of);
    2.新领域能够成为有效的收敛吸引子,即在这个领域产生的成果足以吸引大量的资源,包括人力的和财力的等等,这说明此领域富有生命力,使得大家乐意为之献身;
    3.新领域要有足够的影响力,能够将各种资源聚拢起来形成合力,还要能够从已经成熟研究领域“挖”资源,而不是相反;
    4.最后,新领域研究内容要极为丰富,这样便可以组织起泾渭分明的子领域或下属学科,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专业化的需求,这包括研究队伍、教学队伍以及应用领域的合理人才配置。
    那么信息哲学是否满足上述四个条件呢?下面我们便具体来看一下。哲学基本上以两种方式介入“ti esti”问题,一种是现象学方式,一种是元理论方式。语言哲学和认识论是“现象学”或现象的哲学的两个例子。它们的话题分别是意义与知识,而不是语言学理论和认知科学。另一方面,物理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则明显属于“元理论”的例子。它们所探讨的问题来自有组织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体系同样也研究自然或社会现象。然而,其他一些哲学常常把现象学和元理论的旨趣相结合。譬如,数学哲学和逻辑哲学。而信息哲学,虽然它的话题很古老,但是在思想史上,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却是非常晚近的事。信息哲学像数学哲学一样,偏向现象学。它首先关心信息世界、计算和信息社会所呈现出的一阶现象的整个领域。但是,于其自身资源的方法论批判方面,它更倾向于一种元理论方法,也就是说,它在现象学和元理论之间保持着一种必要的张力。
    那么究竟什么是信息哲学?根据弗洛里迪的意见,信息哲学涉及两个方面,即(1)信息的本质研究及其基本原理,包括它的动力学、利用和科学的批判性研究,以及(2)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论对哲学问题的详细阐述和应用。下面我们分别考察一下这两个方面。
    定义的前半部分涉及一个新的哲学领域,它要对“ti esti”问题做出详尽、明确和清晰的解释,即追问“信息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新领域的首要标志。信息哲学不同于数据通信的定量理论(信息论)的研究。从整体上看,它的任务不是要发展关于一种科学的统一理论,而是一个整合的理论体系,目的是分析、评价和解释信息的各种原理和概念,信息的动力学和利用。特别关注的是来自不同应用背景和与其他主要哲学概念,诸如存在、知识、意义等相关系统的问题。定义中“信息的动力学”指的是(1)信息环境的构成和模式,包括其系统的性质、交互的形式,内部的演化等;(2)信息的生命周期,即各阶段信息的形式和功能的活动,从信息发生的初始到它最后的利用和可能的消失;(3)计算,一方面指灵机意义下的算法处理,一方面指更广意义下的信息处理。
    定义的第二部分表明信息哲学不仅是一个新的领域,而且还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方法论。对信息的概念本质及其动力学和利用的研究,则由信息与计算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所提供的方法论和理论得以继续。这一视角也同样影响了其他哲学话题。信息的理论和计算方法、概念、工具和技术已经开发出来了,而且在许多哲学领域得到了应用。
    总之,作为西方新兴起的一个哲学思潮,信息哲学被定义为批判性研究的哲学领域,它涉及到信息的概念本质和基本原理,包括信息的动力学、利用和科学以及对哲学问题的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论的提炼和应用。它代表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独特的话题);它能为传统的和新的哲学话题提供一种创新的方法(原创性的方法论);它能与其他哲学分支比肩并立,为信息世界和信息社会的概念基础提供系统论证(新的理论)。
    信息哲学既然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它的研究纲领又是什么样的呢?
    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强调的是“信息转向”(information turn),即强调信息的基础性地位,弗洛里迪甚至提出信息哲学将成为未来的“第一哲学”(philosophia prima)的口号。纵观西方哲学的发展轨迹,可以清楚地看出哲学研究背景的几次大的转向。先是17世纪的科学革命使哲学家将其注意力从可知客体的本质转移到客体与认知主体之间的知识关系,因此从形而上学转向认识论,即从探讨“存在”转向“知识”。接下来则是“语言转向”,其显著特征和重要结果是将传统哲学的存在论和认识论研究均放到语言的层面上进行考察,即从探讨“知识”转向“意义”,企图通过分析语言达到对世界的认识。那么,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终于使信息哲学的地位凸显出来并逐渐走向前台,则预示着哲学研究背景的再次转向,即从“意义”转向“信息”这一更为基础的分析概念,将人类理解带向更基本的层面。信息社会的发展以及信息圈(infosphere)的出现,已经使信息上升为一个基本概念,与诸如“存在”、“知识”、“意义”等基本概念同等重要。可以预见,信息哲学的问世对基本的哲学观会产生很大影响。
    实际上,早在80年代初,英国哲学家埃文思(G. Evans)便提出,知觉经验先于概念内容,概念内容是基于知觉经验的判断,但是知觉经验仅仅是一个信息状态,只具有非概念内容。后来,埃文思的观点得到国际著名的哲学家达米特的赞同,他在《分析哲学起源》中评论道:“……有一个比知识更天然和更基础的概念……这个概念便是信息。信息由知觉传递,由记忆储存,尽管也通过语言传递。在恰当地达到知识之前有必要集中在这个概念上。例如,获得信息无必要理解使其具体化的论点;信息流的运作层面要比知识的获取和传播更为基本。”
    在我们看来,达米特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这不仅因为他是世界级的哲学家,更因为他抓住了西方哲学走向的大脉络。分析哲学在经历了上个世纪的兴衰之后,基本上已经淡出,退入背景,化为春泥。另一方面,信息革命的成功极大地影响了哲学,在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学和伦理学等哲学的主要领域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计算机不仅改变了哲学家的职业活动,如研究、合作以及教学等,更为重要的是,还对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心智、意识、推理、逻辑、知识、真理等等。作为分析哲学的重要人物,达米特不会对这些基础性的变革视而不见,因而,信息哲学能够在分析哲学的重镇牛津大学问世,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不仅如此,美国著名哲学家丹内特(D. C. Dennett)甚至提出:“信息的概念有助于最终将心、物和意义统一在某个单一理论中。”也就是说,信息的概念有可能将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统一在一个理论之内。这一观点也可以从信息哲学主张的研究纲领看出来,因为信息哲学的核心目标便是寻求统一信息理论(Unified Theory of Information,UTI)。
    具体来说,信息哲学的理论旨趣有以下四个方面:
    (1)核心。寻求统一信息理论,这是信息哲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其基本问题就是对信息本质进行反思;同时对信息的动力学和利用进行分析、解释和评价,重点关注在信息环境中引发的系统问题。
    (2)创新。以(1)为基础,其主要目的是为各种新老哲学问题提供信息理论的哲学方法(Information-theoretic Philosophical Method,IPM)。创新是信息哲学最具特色的,也是使信息哲学得以在哲学殿堂确立地位的关键所在。
    (3)体系。属于原信息哲学(proto-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理论体系的根基。它以(2)为基础,为上述创新目标的各个分支提炼理论分析框架。利用信息的概念、方法、工具和技术来对传统和新的问题进行建模、阐释和提供解决方案。
    (4)方法论。这一目标属于传统的科学哲学,它以(2)为基础,对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及其相关学科中的概念、方法和理论进行系统梳理,为其提供元理论分析框架。

作者:刘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发表时间:2006-01-05 文章出处:本站原创 责任编辑:薛亚玲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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