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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具有时代标志的理论成果
文章作者:赵凤岐 作者单位: 

    文章提要:文章首先联系世界的发展对当代发展理论进行了历史考察,指出相 互吸收,辩证扬弃,是发展理论在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一种发展理论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确立、推广和运用,必以那里的具体国情、具体条 件为转移。对我国发展历程的反思和对现实实践发展需要的理解,是我们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的基础,
 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原则和基本要求,无论在提法上还是在含义上均有新意。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  时代  发展历程

    当今时代,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审视以往的行程,谋划自己的发展战略,而在不同的发展战略后面,又是以关于发展的不同理论为支点的。
    今天,当我国人民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谋求更快更好发展的历史关头,党中央提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对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是对我国25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现实,放眼世界,以开阔的视野和时代眼光观察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产物,是在新时期反映和回应我国现实实践发展要求的重要理论成果。这一科学发展观,内涵丰富而深刻,既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又具有高度概括性,它涵盖面广,普遍地适用于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的工作。树立和落实这一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发展,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
    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的反思和对改革开放以来新鲜经验的总结,是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现实基础。然而,当代中国的发展又离不开世界的发展。因此,联系世界的发展对当代发展理论的历史进程加以考察,是有意义的。
   纵观世界各国,在二战以后都经历了各自特殊的发展历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谋求发展,战后走上独立的不发达国家在谋求发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各国也在不断探索自己发展的道路。社会制度不同,各国的情况不同,但发展以及如何发展的问题,几乎成了摆在人们面前的共同性问题。
   二战结束以后,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谋求战后重建、恢复和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各种研究发展的理论便应运而生。“发展”成为诸多学科关注的热点。仅就理论流派而言,就有发展纯理性学派、心理学学派、传播学派、社会学学派等等。新的发展学科更是层出不穷,如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战略学、发展伦理学、发展美学,以及未来学发展理论等等。这些不同的学科,虽然其研究的专业和侧重点各不相同,但视角却一致,即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上。在这诸多的发展学科、发展理论中,有以罗斯托为代表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罗森斯坦等人“大推进平均增长理论”、还有“基本需求论”、“增长加公平论”等等。在未来学和经济学的发展理论中,有战后初期的“经济增长论”、罗马俱乐部提出的“增长极限论”、卡恩的“大过渡理论”、托夫勒的“权力转移论”等等。总之,发展理论的研究呈现出很复杂的局面,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沿着历史发展的轨迹从中看出当代发展理论的一般情景。
    概括地说,就战后社会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线索而言,大体上是经历一个从“经济增长论”到“增长极限论”,再到“综合发展观”、到“可持续发展论”,以及相伴而行的“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等历史演进过程。
 先说“经济增长论”。这种观点在发展理论中出现最早,在经济发展的起初阶段,对许多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发展学是从发展经济学开始的,然而发展经济学起初实为“增长经济学”。战后西方经济学家重视经济增长理论,为了促进经济的增长,提出了若干经济增长模式。但当时一般学术界还没有把“发展”与“增长”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多数学者实际上认为“发展=增长”。这种发展理论指导下的发展战略是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为目标的。这种观点把经济的增长作为发展的惟一绝对的标准,把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被视为发展的同义词。其具体表现就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百般追求。这种“发展=增长”的观点虽然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却带来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许多问题,带来了“没有发展的增长”或“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严重后果。于是人们对这种发展理论和战略产生了怀疑。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增长与发展的相互关系的认识也日益加深了。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关于发展离不开增长、但“增长不等于发展”的见解,在愈来愈大的范围内取得了共识。国际学术界几乎普遍认为,不能把发展简单归结为经济增长,而应当把发展与增长两个概念加以区别。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的含义较窄,通常指纯粹意义上的生产增长。而发展的含义较广,除了生产数量的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和某些制度的变化;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社会状况的改善和体制的进步,等等。而且,如果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不顾其他各种相关因素对增长的制约,那么总有一天,这种增长本身也是难以维持的。
    发展理论的另一理念是罗马俱乐部的“增长极限论”。1972年,受罗马俱乐部的委托,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梅多斯等人提出了第一个报告,即《增长的极限》。增长极限论的中心论点是:人口的增长、投资的增加、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消耗等等,都具有指数增长的性质,也就是说过一段时间就增加一倍。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一百年内的某个时期达到极限。原因就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地球是有限的,空间是有限的,资源是有限的,地球吸收污染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作者为人们勾画了一幅极限到来时的可怕情景:由于粮食不足造成的饥饿和死亡,地球上不可再生的资源消耗殆尽,环境急剧恶化。于是整个人类的生存问题就要受到威胁,世界末日就会到来。《增长的极限》一出版,立即在全世界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许多人把这本书看作是悲观主义的代表作,有人甚至认为这本书反映了资产阶级对前途的绝望情绪;也有人指出了这本书存在的一些技术上的不足之处,如所用模式的缺点、对于科学技术进步作用的忽视,等等。但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则认为,在人口爆炸性增长、资源大量消耗、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的今天,梅多斯等人能一反世人的俗见,把长期受到忽视的问题尖锐地提到人们面前,也不失其警世醒人的作用。
    导致罗马俱乐部对世界发展持比较悲观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忽视了人类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动作用以及科学技术进步所能发生的积极影响。法国学者就曾指出,罗马俱乐部所制定的一系列“全球模式”,局限于以“增长-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而把人-社会、人-文化、价值、体制结构等极其重要的关系和因素排除在研究之外。这样,他们的立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个批评,可以说是一语中的。
    发展问题的日益突出,促使人们对发展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多学科的介入,极大地丰富了发展观,于是,一种新的发展观——“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佩鲁的《新发展观》一书可以视为综合发展观的代表作。这种发展观认为发展应当是整体的、综合的。他注重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的关系,强调发展是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转型、文化变迁、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方面的综合。
    佩鲁的《新发展观》序言中讲道:“自柏拉图时代以来,人们就已经认识到思想产生于矛盾,而发展这一概念恰恰造成了我们时代一个重要的自相矛盾的事实:向往进步但又对其后果心存疑虑……。对整个发展问题的看法同时就是理解现实和现时代的钥匙。”[1] 佩鲁在书中关于影响发展的各方面因素应于综合考察的观点,对于理解现实和现时代的发展,确有重要意义。佩鲁的《新发展观》,是一本从哲学理论高度来论述发展问题的重要著作。他认为,“新的发展”就是为全人类和一切人的利益服务的发展,也就是促进人类和一切人自身的发展。文化价值在发展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发展战略上,新发展观强调发展战略应该是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所谓整体的,是指发展模式必须有一个整体的观点,既要考虑到作为整体的社会——人的各个方面,又要看到人们相互依存关系中出现的多样性;所谓综合的,是指各个部门、地区的协调一致;所谓内生的,则是指充分正确地利用本国的力量和资源来促进发展。[2] 佩鲁还认为,“新的发展”不是也不可能是西方发达国家所能输出的模式,要实现新的发展,必须改变现存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新的发展战略力图改变发展各个子系统联系不紧密的状况,强调发展的各个侧面是互相紧密依存的。
    可见,佩鲁的发展观中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他十分重视联系的多层次性与全面性。
    人们关于如何发展的观念也是不断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是发展观念的一个重要进展,也是人类文明进到新历史时期的重要标志之一。“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的,并且在此前后围绕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和意义进行了讨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对话和辩论,终于在1989年5月联合国环境署第15届理事会期间达成共识:“可持续发展”系指满足当代需要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种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研究了人们的代际关系即一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问题,这是此前的发展论中较少或根本没有系统论述过的。
    还应提到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关于人在发展中的地位问题,是诸多发展论者时常触及的,但在当代发展研究中真正把以人为中心提到发展观高度的,是1995年3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发展首脑会议。该会议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中讲到:“社会发展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中心需要和愿望,也是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各部门的中心责任。”社会发展“以人为中心”,“社会发展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社会发展与其发生的文化、生态、经济、政治和精神环境不可分割。”不难看出,在以人为中心发展的各种观点中,尽管歧义很多,对“人”的理解不尽一致,但其共同点是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
    上述可以看出,关于发展的各种理论和观念,都不仅与某一特定阶段的历史条件相联系,而且也与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特殊背景相联系。从“经济增长论”到“增长极限论”,再由“综合发展论”到“可持续发展论”,以及“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等等,大体上反映了人们所走过的历史发展进程,反映了人们在不同条件下对于影响发展的诸多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程度;发展的观念,一般地总是在不断进步的。但是不同的发展论断在历史演进中的关系,并不是以先后顺序一个全错另一个全对的关系,而是在历史间断性、前进性的同时也存在着连续性、互补性。相互吸收,辩证扬弃,是发展理论在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另一方面,一种发展理论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确立、推广和运用,必以那里的具体国情具体条件为转移。这个基本点,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这种哲学发展观的不可移易的真理。不了解人类在创造世界文明进程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那是作茧自缚,闭目塞听;不熟悉本国在发展中的具体行程和现状,就不能真正把握何以发展、怎样发展这样的根本问题。
    二
    对我国发展历程的反思和对现实实践发展需要的理解,是我们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基础。
    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有凯歌行进的年代,也有过曲折颠簸、乃至严重受挫的时候。成功与失败、发展与停滞、正面经验与反面经验,都发生在同一历史过程中,都是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行程相伴而生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曲折历史表明,每个国家或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都面临着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面临着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艰难任务,面临着在这种“结合”中探索、研究并创造性地开辟出本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问题。在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年代,我们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社会变革和社会治理、推动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人民欢欣鼓舞,在欢庆已有成就的同时企望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然而,在原本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终究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由于课题本身的难度,无先例可循,最初的探索虽艰辛而并不成功。对“一大二公”的热衷和不尽追求,使社会失去了其得以支撑的生产力基础,而以阶级斗争为纲则导致了全面性的失误。这样,我国在历史进程中继续发展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而且付出了长达20年停滞不前的沉重代价。邓小平同志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3] 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都凝聚着邓小平同志对发展问题的深层次思考,都贯穿着对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高度关注。在邓小平同志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从“十年动乱”所造成的困境中走出来,走向社会发展的新时期时,发展问题一直是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讲,发展才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发展首先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不改革,不发展生产力,不改善人民生活,社会主义就没有出路,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所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他所创立的邓小平理论,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在当代国内外条件下,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怎样发展,发展的动力、途径和条件等等,都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所设计的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中,不仅强调了发展战略的极端重要性,而且也谈到了可持续发展问题。1985年,他在听取汇报时指出:“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止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持干下去。”[4] 1989年,他还“建议组成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5] 邓小平同志如此强调“发展战略”的研究,强调为下一个世纪前50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强调改革对“持续发展”的意义,决不是偶然的。其中凝聚着他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经验的深思熟虑,对世界各国经验的考察和观照,对时代特点的牢牢把握和对发展趋势、发展前景的科学预见。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也不是日常生活的普通用语,它所表达的是一个凝聚历史经验而又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中国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的坚定步伐,表明党中央对发展问题一以贯之的极大关注。正因为这样,我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25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以9.3%的速度增长,2003年,人均GDP跨上了1000美元的重要台阶,实现了预计的第二步战略目标。生产发展了,综合国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
    为了更快更好地发展,就必须解决制约发展的各种问题。温家宝总理在向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列举了多年积累的矛盾所带来的难题,包括农民增收缓慢,就业和社会保障任务重,区域发展不平衡,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加等,以及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一些新矛盾,包括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能源、交通和部分原材料供求关系紧张,违法违规占用耕地,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低收入居民生活困难,等等。
    实践中诸多难题的破解,有赖于战略布局的调整和相应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贯彻和落实。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以人为本”科学的发展观的提出,则从发展的根本理念上提供了重要思想理论基础。这个“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发展”为主题,回答的是为什么要发展和怎样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可以看出,这个科学发展观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其中所讲到的问题也不是过去完全没有讲过,例如城乡关系,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但一则,过去讲到这些问题时多半是从具体政策层面上说的,二则同样的“关系”概念在实践的发展中其内涵已今昔不尽相同。科学发展观中所涉及的各种关系的内涵是同我国20多年来的实践发展紧相联系,是以实践发展中所提出的现实问题为基础的。我国人民所从事的变革现实的实践,是这一科学发展观产生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基础。因此,我们越是从现实实践与发展理念内在统一的角度把握它,就越有助于正确理解这一发展观的内涵和要求,越能增强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这一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同时,科学发展观中所涉及的内容,已不是简单的某一方面的具体政策,而是各项方针政策的根本理论依据。这一科学发展观内容丰富,一“本”、三“发展”、五“统筹”层次清晰,结构严密,概括程度高而覆盖面广。可以说是一个以全面协调发展为基础,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统一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具有普适性的关于发展的根本理念。笔者以为,与实践的紧密关联性和理论的严整性,是这一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二个重要特点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实际,同时又借鉴了世界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对于已有的发展理论中的许多有价值的思想都采取了有分析的吸纳态度。这一点,从本文的前述关于发展观的历史演进概述中可以看出。不仅从“综合发展观”、“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的内容中可以看出这种历史演进的连续性,而且即使是战后初期的“经济增长论”也不是一无是处,单纯的经济增长论当然是不对的,但并不是说其间就没有任何合理成分了。譬如说“增长”,把社会的发展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划等号,这当然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忽视了导致发展的其他因素,忘记了社会的全面发展,因为它导致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后果。但这并不是说,似乎可以离开经济增长而言发展;果如是,那一定是空谈发展。发展学家M•A•西纳索在给佩鲁《新发展观》一书所写的序言中也说,什么是发展呢?“发展,既指发展的活动,又意味着结果的状态。”[6] 增长与发展的关系又如何呢?“增长是规模的一项指标,它是从发展中获得自身意义的,这种发展,虽然同增长保持着差异,但又围绕着它,并在增长取得进展时显示出自己的效益。”[7] 这就是说,没有结果的“发展”活动是无意义的。而发展,虽然不能等同于增长,两者有“差异”,但发展又必须围绕着增长,而不是避开或抛弃增长,并且只有在增长取得进展时才能显示出效益,即达到有结果的发展。由此看来,发展与增长的差别性,使我们不能把两者混同,两者的同一性又使我们不能把他们绝然割裂开来。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讲全面发展,不等于不要经济增长,因为经济增长是其他发展的基础。讲协调发展,也不等于平均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对已有的发展理论中积极成果的借鉴和吸纳,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又一特征。  第三,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以人为本”纳入了发展观范畴,并且把它置于很重要的地位。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也是一个基本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基本原则,相对于“全面”、“协调”、“可持续”、“五统筹”等等而言,有着统撮的意义,它从本质上揭示了这一科学发展观的鲜明特征。
    多年以来,人们对发展问题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探讨,在探讨中终于取得了这样的共识:“发展越来越被看作是社会灵魂的一种觉醒。”[8] 社会灵魂的觉醒,当然首先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觉醒。人意识到自己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主体地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在这里只想着重说明,在唯物史观的视野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即它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性,与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这两者是统一的。没有人的创造历史的活动,就没有历史,“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人的活动而已。”[9] 但人的活动又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每一代人所遇到的客观历史条件都是给定了的,任何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不是在人的活动之外,而是通过人们的活动体现出来的。这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在历史活动中追求的目的性是内在统一的。历史表明,无论是自然界或既定的历史条件对人的活动和能力的限制,都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它限制着人类自由特性的发挥和本质力量的显现,使人感受到自身主体的有限性,即人所特有的认识和改造世界能力的有限性;另一方面,这种限制,又是人类本质力量得以发挥和发展的契机和途径,没有这种限制,人的本质力量无以发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就失去了根据。可见,人在历史活动中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是内在统一的,统一的基础是实践。因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发挥发展的基础,所以唯物史观所讲的人,是从事着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
    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原则和基本要求,这无论在提法上和含义上均有新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强调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 指明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1] 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重要原则引入发展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标确定下来,又把为通向未来崇高理想而不断创造条件的现实实践作为发展观的内容,这就使这种发展观的目标非常明确,而实现目标的途径、过程和条件又非常现实和具体。这个发展观所要求的不是为发展而发展,而是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谋求和促进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既是现实的政策举措,又是“以人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在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的现时代,许多涉及到全人类共同面对的课题日趋增多,各地区各国之间的交往已非往昔可比,在这种条件下,“以人为本”原则与时代发展潮流相一致。确认“以人为本”,将使我们在国际交往中受益,立于非常主动的地位。另一方面,信息社会的到来,新经济的涌现,新的历史条件大大凸现了人的主体地位,凸现了人的精神、智慧、素质等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直接的越来越巨大的推动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把“以人为本”引入科学发展观范畴,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发展理论的重大进展,是具有时代特征的理论成果。
               

注释:
[1]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页。
[2]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3页。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1页。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1页。
[6]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0页。
[7]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3页。
[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7-1982年中期规划》,第64页,第3106节,转引自佩鲁《新发展观》,第112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1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49页。

作者:赵凤岐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发表时间:2006-01-05 文章出处:不详 责任编辑:薛亚玲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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