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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历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方向——学习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思想”札记
文章作者:于沛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 

    一、繁荣历史科学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79年3月27日,邓小平针对当时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明确指出: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邓小平将我们党一贯强调的思想政治方面的原则,科学地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
    同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时,明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他说:现在一方面,坚持“左”倾错误的人攻击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党内和社会上产生了一种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因此,我们要在继续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对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批判。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1] 邓小平还论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2] 邓小平的深刻论述,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先后写入党章和宪法。“四项基本原则” 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一致拥护。
    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来说,“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完整的指导原则,对历史科学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因为历史研究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研究,并不是简单地进行历史过程的描述,或一般意义的历史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既然是科学研究,那就要在考实性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在不断深化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做出价值判断。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是辩证统一在一起的,亦即进行历史研究的价值判断,不管你承认与否,必定要在这样或那样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指导下进行。我们作为党培养的史学工作者,必须要自觉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在学习和研究工作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自觉地和党在思想上、行动上保持一致,不迷失前进的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已经发生了、并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信心不断增强的同时,也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个别人以“解放思想”、“理论创新”为名,行贩卖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实。他们迎合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极力淡化、实际上是在宣扬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肆意丑化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历史;不遗余力地鼓吹全盘西化。此外,在我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也趁机渗透。这一切对人们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历史观的影响,也不可低估。面对这些严峻挑战,广大史学工作者只有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自觉地投身于战斗,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使历史科学繁荣、发展。
    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史表明,有重要影响的史学思潮,往往是和社会历史发展中居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有着紧密的联系,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学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的现实发展。历史研究总是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正因为如此,历史研究,即使是对“古老的过去”的历史研究,也总要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出一定的时代精神。如果放弃“四项基本原则”,任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那将是全党、全国,同时也是中国历史科学的灾难。没有四项基本原则的中国,将不再是社会主义的中国,中国历史科学也必将走向反面,哪里还有什么“繁荣、发展”可言。个别人大肆宣扬要中国史学“融入西方”,与“国际接轨”,“西化也没有什么不好”。然而,这只能是一相情愿,“西化”是“化”不进去的,最终只能成为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附庸。
    20世纪末苏联解体,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2000年,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现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利加乔夫来华访问,谈及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时曾明确指出,导致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是主观上的。他在《警示》等著作中明确指出:苏联改革的初衷是要革新社会主义,由于中途放弃了社会主义方向,结果使改革归于失败。他还认为,苏联改革以国家解体而告终,是由于苏共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先是弱化,而后被完全消除。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国家领导层的立场,是消灭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他深有感触地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利加乔夫等还指出,苏共在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许多问题,给西方国家以可乘之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久加诺夫说: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掌权期间,利用媒体传播西方民主价值观,破坏了人民对爱国主义和祖国历史的感情,由此产生的后果,比法西斯主义还严重。西方也正是从内部对苏联实施逐步侵占战略的。[3] 苏联的悲剧,使我们看到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一旦失去了社会主义方向,一旦丧失了共产党的领导,会出现多么严重的后果。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历史大倒退的情况下,其历史科学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苏联曾是历史大国,产生过举世闻名的史学大师,其不少研究领域在国际史坛举足轻重,居领先地位。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这一切都已经是明日黄花。试问在今天的俄罗斯,谁还能够看到蓬勃发展的俄罗斯历史科学呢?
    繁荣、发展当代中国历史科学,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中国之本,也是繁荣历史科学之本。没有四项基本原则,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就将迷失方向,失去灵魂。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的现实。在文化产品方面,中国是一个“入超”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向全世界大肆推销其文化产品,除了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外,还同时渗透其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宣扬西方的社会制度优越。例如,1995年7月,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魏德曼,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作证时说:“贸易不只是创造财富的手段,它还是美国思想和理想借以渗透到所有中国人意识中的渠道;从长期来看,它为美国的意识形态产业(诸如电影、激光唱盘、软件、电视)和使国际交流更为便利的产品(诸如传真机和互联网络计算机)开辟市场。这些有可能使中国人的人权状况得到改善,从而发挥我们所有直接的和政府之间的努力加起来一样大的促进作用”。[4] 不难看出,美国文化产品输出的意识形态色彩是十分明显的。近年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年轻人的价值观念不断受到侵蚀,本土文化、民族传统的认同被削弱,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中国,包括在中国史学界也有明显的表现,对此,我们决不能熟视无睹,掉以轻心。

    二、旗帜鲜明地反对“指导思想多元化”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起,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我国大地上曾多次泛滥。少数人主张“全盘西化”,要求政治上搞西方式的多党轮流执政、两院制、三权鼎立,经济私有化,军队国家化,其根本目的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当前在历史研究领域,坚持还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突出表现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还是否定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所谓“指导思想多元化”,从表面上看“马克思主义”也算作是“一元”,可谓是“公平”,而其实质不过是以此“公平”做掩饰,极力推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学术研究”、“学术自由”的招牌下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因此,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历史研究领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首先就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决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
    陈奎元同志谈到意识形态领域要反对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时说:“一种是空谈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懂得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应当根据新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按照马克思主义本来的要求,以新的经验和新的结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持这种教条主义态度的人,不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作实践的指南,而是视同宗教的信条”。“另一种教条主义,是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派的理论甚至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作教条。这种倾向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经济社会变革中的影响力正在上升”。[5] 对于第二种教条主义,在中国史学界同样有着明显的反映,而且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国共产党就将丧失维系自身团结统一的思想纽带,同时必将失去号召群众、引导群众的精神力量,自然的结局就是脱离几代共产党人选择的正确道路,滑进西方敌对势力的陷阱,使我们的国家陷入动乱、停滞和倒退,使中华民族重新沦为西方的附庸”。[6] 这种现实的危险决非危言耸听,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大量著述介绍到国内来,一些重要的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史学流派、史学思潮、重要代表人物,以及一些有影响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前沿问题,大量介绍到国内来。西方史学引进规模之大,内容之多,范围之广,是近代中国开始接触“西学”所从来不曾有过的。这其中既有可借鉴的有益内容,但也难免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有些人不加分析地将西方史学理论奉为至宝,盲目崇拜,甚至视为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认为从传统到现实的中国史学没有丝毫可取之处。而事实是,一些西方史学理论,当时在本国内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过眼烟云,即使在当时也仅仅是哗众取宠,标新立异,根本没有任何学术价值。如果对此不加区分,见到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内容即盲目介绍,不分主次、轻重、优劣,甚至把糟粕当作精华,把腐朽当作神奇,不去深入研究而多溢美之词,这对中国史学发展显然是无益的”。[7] “必须引起注意的是,确有极少数主张‘全盘西化’的人,趁着西方学术大量引进而人们还来不及咀嚼和鉴别的时机,专门热衷于从其中挑选那些最集中地宣扬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糟粕来大肆褒扬,借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在各门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从而动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根基。历史学也是他们进行这种破坏活动的领域之一。对此,我们决不能置若罔闻。” [8]
    十余年来,人们对于主张“全盘西化”的思想的批评,始终没有停止,但是这些批评却经常被认为是“僵化”、“落后”、“保守”,是“打棍子”、是“思想解放的绊脚石”而被拒绝。相反,少数人鼓吹“西化”的谬论却可以无所顾忌地四处扩散,这很不正常。邓小平说:有些人思想路线不对头,同党唱反调,作风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赏他们,热心发表他们的文章,这是不正确的。[9] 1980年2月底,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讲话时指出: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10] 在历史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是研究者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解放思想”、“理论创新”,以及批判地汲取西方史学的有益成果,决不是如某些人所做的那样,脱离中国社会发展和史学发展的实际,仰承洋人的鼻息,生吞活剥西方学术的理论和方法,食洋不化。只要是外国的理论,特别是外国的“新”理论,不加分析就认为一概都是好的;从概念到概念,极端抽象化地来演绎、杜撰、创新、创造所谓的“新理论”。近年以来,这样做的结果已经给历史科学的发展带来了不少消极的影响,须知这样做的结果,是在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为张扬“指导思想多元化”大开绿灯。
    研究西方史学,西方史学理论或方法的真正动力,应着眼于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对西方史学理论,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弃之糟粕”,以丰富和完善当代中国史学理论,推动历史科学持续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指导思想多元化,努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通过艰苦的理论探讨,独立地认识和思考外国史学理论的概念、范畴、原则和方法,做出自己的结论,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而不是寄希望于“西化”,将自己研究的结论,自己的观点、自己的价值判断,纳入到西方史学的概念体系中得到阐释。如果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科学”,或认为离开了西方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就没有“科学”,那首先在指导思想上就迷失了正确的方向。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斗争中发展

    “四项基本原则的确立,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流血牺牲而做出的历史选择,是中国人民团结、进步的牢固基础”。[11] 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同志对党长期以来积累的经验所做出的科学概括,体现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是不可动摇的立国之本”。[12]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主要表现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和斗争。这种对立和斗争是长期的,从未停止,它不仅表现在思想政治领域,表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而且也表现在历史研究领域。正是在这些尖锐的对立和斗争中,“四项基本原则”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自觉的行动,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西方史学理论作为西方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色彩。它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有着直接的密切联系,这是不可改变的千真万确的客观事实。因此,西方的史学理论不是形成或发展在超意识形态的真空之中。它不可能是超阶级、超意识形态的。一些人大讲特讲什么西方史学远离政治的“纯学术”。这是一种“神话”,但不可等闲视之,这是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一种十分有害的认识。一些人正是在所谓“纯学术”的招牌下,极力攻击唯物史观。他们宣扬唯物史观已经“过时”、“破产”,认为它在中国和在苏联东欧一样,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用西方新的时髦理论,如“后现代主义历史观”,或“新自由主义”等取而代之。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的历史观和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之后,使中国历史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即投入到关系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斗争中去,将对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研究和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独立、解放、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不仅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而且对中华民族解放运动,都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唯物史观作为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基础及核心内容,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9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对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展开了批判。《东方专制主义》是冷战政策的产物,它攻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歪曲古代中国、古代希腊、古代印度和古埃及的历史,是魏特夫“为自由世界而斗争”,“献给自由世界的贡物”,在西方学术界有广泛的影响。作者自称这部著作以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学说”为理论基础,认为东方国家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属于“治水社会”。这种社会需要大规模的协作和纪律,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于是就产生了“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主义”。他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却放肆地攻击社会主义,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过是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的“变种”。这部著作出版后,立即得到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赞赏,认为它“对于了解人类历史是一个重大贡献”,是 “一本必读书籍”,甚至把魏特夫与马克思相提并论,而且还“的确高于马克思”。[13] 为了揭露这部“学术著作”的欺骗性和反动性,1995年,《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开辟专栏,组织国内知名学者撰写多篇学术论文,摆事实,讲道理,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有说服力的批判。1997年,由李祖德主编的《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14] 出版,林志纯、林甘泉、廖学盛、刘文鹏、施治生等学者,从东方社会的特点和性质、东西方专制制度比较、水利在东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等方面,系统地揭露了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在理论上、史实上的原则错误,以及政治上的反动意图。这种摆事实、讲道理,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进行深入批判有更强的说服力,在历史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向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英籍分析历史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5]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6] 等著作中,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规律性的论述是“形而上学的教条或宗教式的信念”,是“难以置信的智力狂妄”。历史决定论是一种“古老迷信的残余”,而不是一种新颖、进步、革命和科学的理论。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理论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攻击马克思主义是构成“现代极权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尽管近年对波普尔的历史哲学思想进行评析,但波普尔攻击马克思主义、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论并没有沉寂,而是时有沉渣泛起。这充分说明斗争的长期性,并非一劳永逸。
    2004年,波普尔访谈演讲录《二十世纪的教训》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中译本导言中写道:“卡尔•波普尔是一位极为卓越而独特的思想家”、“卓越的哲学家”。“从对绝对真理(以及各种决定论)的普遍至信,到对其根本性的质疑和警惕,这是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最为重大的事件。而波普尔的学说,特别是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著作中阐发的观点,对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开放社会》一书是从批判理性主义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做出了分析性批判”。“但他所倡导的‘渐进社会工程理念’,主张一种在不断尝试中修正错误的社会演进模式,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不是没有启迪意义的”。但,正是在《二十世纪的教训》这部访谈演讲录中,波普尔继续攻击马克思主义。他说:“共产革命一定会发生,革命成功之后,我们就会享受完美的生活,拥有崭新的社会:人人互信互爱,世上永远没有战争。这就是共产主义的主要诉求。所以,我把这种主义称做是‘陷阱’、‘捕鼠器’,而我就是那只老鼠”(波普尔早年曾信仰马克思主义,后因革命遇到挫折而改变)。“马克思书中的资本主义,根本是不存在的,这是想象的产物和噩梦”。“马克思主义需要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以我们看到两种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两边都是疯子”。“马克思主义一开头就错了,因为马克思主义一直在找敌人,不是在找朋友。……找出必须清除的敌人,结果找上了资本主义。……从马克思到赫鲁晓夫,一路下来,大错特错”。[17] 如此等等,还可以举出不少实例。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波普尔至今仍被认为是“卓越而独特的思想家”、“卓越的哲学家”。
    由种种思想上的混乱不难看出,破除对西方史学理论的迷信,尚有待于通过系统研究,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批判。对包括波普尔在内的西方思想家的思想本质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是一件长期的工作。在这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旗帜鲜明地批判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仍然是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理论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广大史学工作者将得到锻炼,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也将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讲得最早、最多、最深刻。从他的一系列论述中,我们深深认识到,学习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思想的实质,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一切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进行坚决的斗争。邓小平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18] 让我们牢记邓小平的教导,自觉地坚持历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方向,为繁荣当代中国历史科学做出更多的贡献。
                   
    注释: 
[1]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第500-502页。
[2]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第758页。
[3]参见李兴耕等编:《前车之鉴——俄罗斯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的各种观点综述》,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4、128—129页。
[4]Testimony by Kent Wiedemann ,U• S•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befor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july25,1995.
[5]陈奎元:《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民日报》,2004年4月20日。
[6]陈奎元:《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民日报》,2004年4月20日。
[7]于沛:《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断想》,《中国历史学年鉴 1996年》,三联书店1997年,第30页。
[8]庞卓恒主编:《西方新史学述评》,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55—756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05—606页。
[11]龚育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二十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第323页。
[12]《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1995年,第68页。
[13] 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9页。
[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80—90年代,先后有中译本出版。
[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17]卡尔•波普尔:《二十世纪的教训:卡尔•波普尔访谈演讲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15、42、59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78页。

作者:于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发表时间:2006-01-05 文章出处:本站原创 责任编辑:薛亚玲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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