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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苏联社会史研究
文章作者:黄立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苏联时期,苏维埃社会史的研究受到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研究课题主要是社会阶级结构、阶级关系等。当时关于苏联社会阶级结构的主流观点是官方的“二阶一层”论,即十月革命以后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完成和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3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形成了由二阶一层(工人、集体农民、知识分子)组成的社会结构。关于阶级关系的主流观点是官方的“单一性加强”论,即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随着生产资料国有制扩大和消灭三大差别的努力,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三者之间的差别在缩小,单一性在加强,在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迈进。在“二阶一层”论和“社会单一性加强”论的指导下,苏维埃社会史的研究范畴一般是党和国家经济决策对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阶级、阶层的数量、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等的影响;同时也决定了使用资料的性质(受到反映社会情绪和社会行为的信息情报类资料严格保密等因素的影响),一般是党和政府的决议、国家颁布的统计数字以及正式媒体刊载的有关信息等。总之,在苏维埃社会史研究中,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大多没有成为真正的研究主体。人们只是作为国家政策施加的对象出现在研究著作中,作为个人、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特有的情绪、心理、行为、日常生活等,几乎被排除在学者的研究视野之外。
    一、9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社会史研究的特点
    1991年底苏联剧变后,苏共档案开始大规模向社会开放,曾经绝密的反映各个阶层社会情绪和非官方行为的大量档案文献走出密室,为史学家提供了开辟新领域、选择新课题、提出新观点的史料支持。在新的学术环境下,同时受到西方社会史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影响,在90 年代中期以后,俄国学者对苏联社会史的研究逐渐显现出一些鲜明的新特点。 
    第一,研究主体发生变化。党和国家经济决策对各个社会阶级、阶层数量、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等的影响,不再是主要的研究课题,苏维埃社会各个阶层和社会集团的人,他们在各种环境下的生活、情绪、心理和行为成为研究的主体。俄罗斯政治百科出版社出版的系列著作《20世纪俄国社会史》,典型地反映了苏联新社会史研究主体的变化。在这个系列中,“社会情绪”、“工人的日常生活和劳动动机”、“农民流放”、“灾难中的生活”、“人、思想与政权的关系”、“政权与社会的关系”、“群众的骚动”等都进入研究的视野。[1]
    第二,运用文献资料的范围空前扩大。除党和政府的决议、国家颁布的统计数字以及正式媒体刊载的有关信息以外,大量解密的历史文献被用于苏维埃社会史的研究中。
    第三,大量开放的新档案文献不仅为俄罗斯学者研究传统课题提供了足够的历史资料的支持,而且使俄史学家开始超越个人兴趣和意识形态的取向,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在解密的三类档案文献(指令决议等规范文献、速记记录文献和情报信息文献)中,当属情报信息类的文献对新社会史研究的意义最大。俄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前副所长А.К.索科洛夫指出,在开放的档案文献中,“直接反映人们与国家和社会机关相互关系的各种文献资料,对于社会史研究有巨大的意义。其中,公民给国家领导人和国家领导机关的信件、呼吁书、申诉、个人卷宗、审讯侦察资料以及其他类似的旨在建立个人和集体档案的资料,有巨大的意义。对于苏维埃时期尤有特殊意义的,是由国家各种政治机关定期提交的关于社会情绪的汇报和报告,以及审查材料、清洗材料、监督委员会材料等等。这些文献证明了国家政权机关已经了解、或者希望了解的真实的、而非虚构的社会状况”。
    大量解密的文献,一方面勾画出历史进程复杂和真实的轮廓,同时启迪历史学家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这使俄国学者开始超越个人意识形态和兴趣的取向,提出新的研究课题。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所20世纪俄国史中心主任А.С.谢尼亚夫斯基教授认为,由于开放了新的档案文献,“使俄国史学家的研究出现了新的有规律的变化,这首先表现在社会史研究上,不仅对于研究传统的题目、而且对于提出新的题目开辟了新的可能性。这些新题目在研究的兴趣之外,提出这些题目不仅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且是由于史料的性质的缘由”。例如,战争心理学等就是这类新提出的研究课题之一。前线士兵来信等新解密的历史文献,启迪和支持了对战争心理学的研究。而群众给领导人信件的解密,使得苏维埃社会史的著作中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题目:《政权与社会:在信中对话》(利夫辛著,2002年)、《农民史:在信件和文献中20年代的俄罗斯农村》(2001年)等。可以说,如果没有信息情报类文献的解密,即使是最有想象力的史学家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著作。由于信息情报类文献的解密,对日常生活的研究逐渐成为热门的课题。同时,过去讳莫如深的题目也进入史学家的研究视野。1994年出版的Н.Б.列宾娜等的著作《19世纪40年代—20世纪40年代在彼得堡的卖淫活动》,研究了近代俄国至苏维埃时期彼得堡妇女的卖淫问题。
    二、对苏维埃日常生活的研究
    在秘密文献大量开放的基础上,俄罗斯学者开辟了苏维埃社会史研究的一个崭新领域——苏维埃社会的日常生活。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科学院民族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В.契什科夫、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副主任Л. 里奥诺娃和Л. 博罗德金等都指出,对苏维埃日常生活的研究已经成为近年俄罗斯史学家“时髦的课题”和俄罗斯史学研究新的亮点。
    俄罗斯学者研究的“日常生活”囊括了纯政治活动和纯经济活动以外的全部的社会生活。 由于苏联时期社会高度政治化,90年代中期以后,俄国史学家便将“人与政权的关系”作为苏维埃日常生活研究的主线。在进行“人与政权关系”的研究实践中,涌现出一批新的才华出众的中青年史学家。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的年轻女学者、研究员Е.Ю.祖布科娃是其中的佼佼者。1993年祖布科娃出版了其专著《社会与改革》,开始思考政治改革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2000年出版了第二本专著《战后的苏维埃社会:政治与日常生活(1945—1953)》。这本著作受到俄国史学界高度重视,成为苏维埃新社会史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在这本著作中,作者研究了苏联社会在二战以后走向和平的形势下,社会变化的可能性以及社会与政权相互作用的机制。作者运用了俄罗斯国家政治社会史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青年组织文献中央档案馆、莫斯科市社会运动中央档案馆等8个档案馆的大量解密档案文件,聚焦于反映整个社会以及各个社会集团对当局政治和社会政策的社会情绪。在专著中介绍了离奇的、由各种形式的传闻和猜想相交错积累起来的,并非出自正式的媒体和并非由官方报刊为媒介形成的社会舆论的运作机制。作者研究了二战以后苏联社会的生存战略、民间的舆论世界等,阐释了当时政权与社会的独特关系,令人耳目一新。其他研究苏维埃日常生活的成果,如《1920年初莫斯科工人的日常生活》、《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日常生活中的历史意识》等,在政权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也提出了新的见解。
    由于对日常生活的研究逐渐扩展,从90年代中期开始,在俄科研与教学部门召开了几次学术讨论会,以推动该领域的研究。会后出版了论文集:《俄罗斯1921—1941年的日常生活:新的方法》(圣彼得堡1995年)、《苏维埃工人:精神领域和日常生活》(莫斯科1998年)、《1920—30年代苏维埃城市的日常生活:规则与反常》(圣彼得堡1999年)等。同时,还在俄罗斯科学院建立了协调苏维埃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学术机构“日常生活史研究学术委员会”。
    对苏维埃日常生活的研究,使史学家对苏维埃社会与政权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后,许多学者认为苏联时期是“政治极权”制度,个人与社会高度从属于政权,几乎毫无独立性而言。Е.Ю.祖布科娃在其著作《战后的苏维埃社会:政治与日常生活(1945——1953)》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她指出,一方面:“斯大林制度非常有效地利用了影响公民意识的各种机制——从宣传鼓动到恐怖手段,以便形成支持集权政权的社会情绪。”同时,作者指出,当时仍有以猜想和传闻等形式存在着的民间的舆论。她认为,即便是在斯大林的集权制度下,“苏联社会既没有‘沉默的人’也没有绝对‘忠实的臣民’。苏维埃社会具有自己的面孔,自己的舆论世界。”俄国政治社会史专家А.К.索科洛夫总结了苏联新社会史研究的成果,指出“20世纪俄国社会史” 系列著作的研究表明,“甚至在苏联最严酷的时期,在人的日常生活活动中,人们对社会和国家的依从,对客观因素的依从,也是与选择的可能性、与不仅是独立的意见、而且是独立行动的存在,奇异地交织在一起的。
    三、对战争心理和社会情绪的研究
    对战争心理和社会情绪的研究也颇能反映苏维埃社会史研究的新特点。1995年,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28岁的女研究员谢尼亚夫斯卡娅出版了其第一本专著《1941—1945:前线的一代:历史心理学研究》。该书以战争对社会意识的作用为切入点,研究了二战对苏联社会意识的影响。谢尼亚夫斯卡娅提出一个观点:许多二战参战者随部队打到欧洲以后,亲眼目睹了欧洲的文明,与苏联社会进行了不自觉的对比,产生了苏联社会需要改革的意识。作者称这些人为“前线的一代”,认为他们成为赫鲁晓夫改革的社会推动力量。这本书得到俄国史学界的高度好评,于1998年获得俄罗斯联邦国家图书奖。1997年谢尼亚夫斯卡娅出版了第二本专著:《战争中的人:历史心理学概论》,对俄国战争中的社会意识进行了比较研究。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1999年谢尼亚夫斯卡娅出版了第三本专著《20世纪战争的心理学:俄罗斯的历史经验》。作者认为,俄罗斯历史中曾经历过不少武装冲突,但恰恰是在20世纪产生了“交战人”的大众心理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反映在人们的意识中,影响了俄罗斯几代人的命运。该书运用了罕见的珍贵档案文献、信件、日记、参战者回忆录以及“口述历史”资料,讨论了从日俄战争到阿富汗战争对参战者和俄国社会的影响。从新的视角展现了在武装冲突时期发展起来的独特的社会心理进程,以及这些心理进程在俄国各个社会生活领域引起的后果。
    2004年出版了著名史学家Ю.阿克休金的专著《赫鲁晓夫“解冻”与苏联1953—1964年的社会情绪》。该书以苏联政权与社会之间多种多样的、矛盾的相互关系及其表现作为研究的客体。这本书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大量运用了历史档案资料,二是收集了大量口述历史信息作为加工、分析的基础。为了获得口述史料,作者设计了专门的调查表:在1994-1999的五年间动员了莫斯科师范大学历史系、政治学系和法律系的学生对1500多人进行了调查,受询者包括自己的父母、近亲、远亲、一般熟人和邂逅的人们。在调查中,主要让这些人就赫鲁晓夫时期的重要事件和政治精英发表个人对其的态度。以这些口述史料为基础,作者尝试对赫鲁晓夫时期的各种政治情绪以及赞同“解冻”政策情绪光谱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数量分析和评价,并对赫鲁晓夫政治声望的变化进行跟踪研究。对赫鲁晓夫的评价、对赫鲁晓夫时期“解冻”政策的评价,是俄罗斯国内外颇有歧异的研究课题。以往,学者大多从政治和经济的视角进行笼统的评析,阿克休金运用档案和大量口述史料,具体分析赫鲁晓夫时期重要事件对政治情绪的影响、实行“解冻”政策后社会情绪的变化以及重要事件发生后赫鲁晓夫威望的变化,开拓了从社会情绪这一崭新的研究视角,对赫鲁晓夫决策进行认识与评价的新思路。
    四、“微观史学”的发展
    过去,通常从官方公布的关于国家宏观问题的文件和数字,研究社会阶级和社会阶层怎样在国家政策的决定性影响下获得发展。由于大量解密档案文献,史学家得以利用充足的个人文献,以个案为切入点,展示苏维埃人与政权的相互关系。索科洛夫总结了俄罗斯微观史学方法的重要学术意义。他说,“借助微观史学,能够解决苏维埃时代历史研究的关键问题——关于人、社会与政权的相互联系”。2000年出版了政治社会史专家С.В.茹拉夫廖夫的专著《“小人物”与“大历史”:1920—1930年苏维埃社会中莫斯科电力工厂的外国人》。这本著作研究了1920—1930年援建莫斯科电力工厂的外国人的日常生活,表明了在苏维埃最严酷的时期,人们仍然有选择独立思想和独立行动的可能性。2003年出版了В.Н.库切尔的专著《马哥尼托人——永远的事业与斯大林的厂长们的命运》。这本专著呈现了苏维埃政权对个人命运决定性影响的方面。著作以苏联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一五”计划期间建成的当时世界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大型钢铁厂厂长们在斯大林时期的命运为切入点,研究了斯大林政治对苏联企业领导干部命运的影响。该书运用大量档案资料,研究了1929—1954年期间马哥尼托戈尔斯克厂长们的出身、教育水平、政党成分、到马哥尼托戈尔斯克工作以前的职业、在什么年龄被任命为马哥尼托戈尔斯克厂长、在厂长职位上工作的时间、工作期间是否被斯大林接见、是否调动工作、最后的职位、死亡时间等。该书以详尽的资料展示了斯大林政策、尤其大清洗政策对马哥尼托戈尔斯克厂长命运的影响:10位厂长中有9位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其中3位厂长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被枪毙,1位厂长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达15年之久。 还有一些史学家利用个人登记档案资料,改“画”了各种概念的社会阶层的肖像。
    总之,90年代中期以后,在俄国史学家笔下的苏维埃社会史中,苏联人和社会各个阶层唱起了主角。史学家力图用官方统计数字、公开发布的指令、决议信息,以及过去绝密的指令、决议、国情情报、猜想、传闻、口述史料等丰富多样的文献资料,让人们通过苏维埃时期的日常生活、情绪、意识、行为、信仰等多角度和多层面,了解苏维埃社会丰富多彩和复杂曲折的历史进程。

[1]参见Ю.阿克休金著:《赫鲁晓夫“解冻”与苏联1953—1964年的社会情绪》2004年出版,С.В.茹拉夫廖夫等著:《“社会主义的堡垒”:1928—1938年苏维埃企业中的日常生活和劳动动机》2004年出版,克拉西利尼科   夫著:《镰刀与斧头:西西伯利亚的农民流放》2003年出版,《革命、国家、工人抗议:1917—1918年俄罗斯苏   维埃中工人群众发言的形式、动态和实质》2004年出版,В.А.卡兹洛夫:《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群众骚动》1999年出版,2004年出版的Г.斯维特兰娜的《大饥饿中的儿童》等。

   
发表时间:2006-01-06 文章出处:不详 责任编辑:刘爽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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