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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渊源、特征、世界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学术研讨会综述
文章作者:陈于武 作者单位: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联合主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学术研讨会。这也是国内学术界第一次以“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为主题举行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不同学科的4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众多研究领域的学者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做了多样性的解读,涉及到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诸多问题。
     一、“民族主义”、“近代民族主义”及其思想渊源
    研究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首先要遇到的一个问题即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如何生成的,是外来因素影响的结果,还是传统民族主义在近代的转型?不首先厘清这一问题,所有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论说,都只能是无根之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耿云志认为要给“民族”或“民族主义”加以界定,并取得大多数人的同意虽然很困难,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客观性和历史合理性。在他看来,近代民族的形成至少需要以下因素:长期共同活动的地域;历史上形成的共同文化;长期紧密联系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所造成的国家认同。凡是维护这些因素,使之不受其他民族之侵害,同时也不去侵害其他民族这些因素的思想原则,就是近代的民族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文海就《中国大百科全书》关于“民族主义”的表述提出了商榷。他认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当资产阶级尚未产生以前,民族主义不论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就已经存在,并且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几乎没有一个对历史做出积极贡献的历史人物和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事件,不与民族主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李文海认为,民族主义同爱国主义以及民族精神虽然不是一个东西,但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逻辑联系,我们既然对历史上和现代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一直给予很高的评价和积极的肯定,那么对民族主义就没有任何全盘否定的道理。他主张将民族主义表述为“以民族权益和民族感情为核心内容的一种政治观念、政治目标和政治追求”。他认为如此表述的好处是:不事先对民族主义做价值判断,而只是对民族主义的具体范围做客观的叙述,留下根据不同情况做不同评价的宽广余地。
    清华大学刘桂生教授在发言中指出,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需要关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民族主义的外延;二是民族主义的内在机缘;三是方法论问题。他所谓的“内在机缘”问题,就是指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生成的特殊文化基因。他认为,对于“民族主义”也应该首先做一些“循名责实”的研究工作,即我们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的“民族主义”或“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换言之,“民族主义”或“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应该如何表述,这些都需要我认真思考。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是多元的,其中既包括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也包括中国传统民族主义的资源,这一点已经是学界的共识。但究竟西方的学理是如何输入的,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又是如何发生作用的,这些问题迄今尚缺乏深入的有分量的研究。此次会议上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郑大华探讨了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的转变问题。他认为,中国传统民族主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夏中心观,二是华尊夷卑观,三是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基础之上的“夷夏之辨”的观念。促使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转变的原因,是西方的入侵引起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人们开始认识到中华民族只是世界民族中的一员,民族之间的先进与落后,不是由种族决定的,而是由其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甚至政治的状况决定的,中国在许多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国家。近代民族主义就是建立在民族认同、民族平等意识和民族忧患意识之基础上的。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昭君以梁启超、章太炎和孙中山为例,考察了儒学资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的生成问题,并得出结论:一方面儒学的本土性、民族性文化特征及其所蕴含的“夷夏之辨”、“天下一家”等内外观念,为近代思想家论证和宣传“民族国家”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资源和有力支持(这一点与儒学中“民主”资源的缺乏适成对照);另一方面儒学中所含有的“天下主义”、狭隘种族观念等成分,又成为阐述民族主义思想的负累。而近代思想家传统学术背景和政治派别归属的差异,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生成的复杂性。
    南开大学王先明教授则通过对近代中国诸多民族抗争社会实践运动在表现形式、运动目标指向、力量构成及思想内涵、精神武器等方面的比较研究,指出了传统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的不同时代特征和文化内涵。他从实践层面的民族运动入手,分析其中所蕴涵的传统与近代民族主义之不同价值取向,这种研究不仅弥补了此前研究的不足,而且对解释传统与近代民族主义的不同时代特征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特征及评价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生成有自身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基因。离开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文化基因谈民族主义,无异于缘木求鱼。这是多数学者的共识。也正是基于这种共识,很多学者都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特征问题发表见解。
    郑大华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第一阶段是清末民初时期,其特征有三:一是新(近代民族主义)旧(传统民族主义)杂糅;二是反对国外民族压迫与反对国内民族压迫交织在一起;三是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第二阶段是“五四”时期。其主要特征一是反帝与反封建的结合,二是从思想文化上寻找中华民族落后的原因,三是民族主义开始与各种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结合。第三阶段是“九一八”后到抗日战争结束,其特征是:在思想文化方面,从原来的反省、批判传统文化转变为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和弘扬;国内各个阶级、各党派、各种政治势力逐渐结合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形成全民族抗战的局面。
    南开大学教授李喜所从现代性入手深入研究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特征。他认为,现代性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生俱来的特征。只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没有完结,现代性就永远是民族主义的灵魂。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史革新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特征主要有三:一是反对目标的双重性,既包括反对国内的民族压迫,又包括反对来自国外的民族压迫;二是始终与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相结合;三是不断克服狭隘民族情绪,理性民族主义占主流地位。
    北京大学教授臧运祜将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的历史特征概括为: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要比西方国家悠久得多;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主要是“外力”催生的结果;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主要目标是“排外”;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并没有完成建立“国民国家”的任务等六个方面。
  以上都是从宏观上探讨民族主义的内涵特征。而清华大学教授胡伟希则从严复、梁启超和孙中山等人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个案入手,考察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话语构建中的特殊性。
    民族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作用,几乎是每位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自然成为本次会议争论的焦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认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结制约了中国的发展与进步,这一遗产至今仍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当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的时候,如果我们继续坚守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就有可能被排斥在世界一体化的生活之外。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宋志明则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即是中华民族的自我觉醒。近代中国,面对空前深重的灾难,中国人失去了原有的信心,而民族主义的高扬恰恰起到了解决自卑感、提升自信心、增强凝聚力的作用。在他看来,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作用是积极的,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大多数学者不赞成上述两种观点。耿云志认为民族主义具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这是首先应该肯定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因具有民族主义的动机,就什么都可以,怎么做都行。在他看来,近代民族主义的中心目标是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而近代民族国家最基本的内容是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因此,凡是有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民族主义思想和行动,就是健全的民族主义,应予完全肯定。否则,就不是健全的民族主义,就不应无条件地给予肯定。他主张,要完成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这样艰巨的任务,必须依靠健全的理性指导,应当确立“理性的民族主义”的观念。耿先生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评判可视为“双刃剑”说。
    李文海认为,民族主义评价中的肯定说与否定说都是偏激的,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民族主义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他指出,我们应该肯定民族主义在争取民族平等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而不是简单否定。我们既不能把民族主义看成是一种煽动,也不能把民族主义说成是让中国回到闭关自守,它本质上是让中国以一种平等的资格进入世界。
    否定说、肯定说、“双刃剑”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说,基本概括了学界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历史评价的主要观点,而研究者的各执一词表明学界在此问题上要达成共识还为时尚远。
      三、世界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及其他
    近年来,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学者的注意,这成为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论题。李喜所考察了民族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认为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产物,现代性是其与生俱来的特性。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并不构成悖论。
    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翔海从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视角切入,对现代新儒家进行了新的审视。在他看来,现代新儒学是一个复杂的思想综合体。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帆以刘师培的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为例,分析了刘师培思想观念中的民族主义与国际认同的关系。诸多关于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个案研究告诉我们,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取舍,始终是困扰后发展国家知识界的两难选择。
    不少学者把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分为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这次会议就有好几篇文章谈文化民族主义的问题。但郑大华则对上述分类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在近代中国很难找出一个真正纯粹的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者,因为政治、经济和文化是有联带关系的,不会有人在政治上主张民族主义,而在文化和经济上就不主张民族主义,反之亦然。
    关于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嬗变,此次会议上有不少学者论及。耿云志指出,梁启超是揭示和宣传近代民族主义的第一人,这基本是近代史研究界的共识。而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倡导的民族主义都是近代民族主义,也都是以建立近代民族主义国家为目标的。至20年代初,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的民族主义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新的意义,那就是为争取民族平等的世界新秩序而奋争。至于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其民族主义是与国际主义密切联系的民族主义,以各国家、各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为最高原则。共产党的这种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得到孙中山相当程度的认同。而梁启超此一时期的民族主义也随着发生了变化。这并不是说,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人建立民族国家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民族主义从此有了新内容、新意义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耿先生的研究,揭示了20年代前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内容的流变。
    南开大学教授王先明则通过对义和团运动前后诸多民族抗争实践运动的比较研究,指出1901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转换的历史界标。可以说,上述研究虽从不同的视角入手,但都试图透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嬗变的历史特征,可谓是很有意义的探索。然而,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嬗变是一个丰富而又复杂的问题。与问题的复杂重大相比,相关的研究还很有限,因为至今尚没有一篇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历史演变进行深入、全面论证的文章。
    本次会议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迟云飞通过对一个满族官员——端方的民族主义思想研究,探讨了晚清民族主义的多样性问题。与人物的研究一样,事件的研究同样可以解释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征与内涵。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育民以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废约运动为个案,不仅分析了此次运动所包含的近代民族主义的各种内涵,而且通过与此前各种民族主义运动的比较,展示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演变轨迹,突出了废约运动所蕴涵的历史特征。总之,就个案研究而言,目前学界对于梁启超、孙中山、胡适等人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这对于了解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还很不够,我们需要把更多人物的民族主义思想纳入到研究视野。

(陈于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发表时间:2006-03-15 文章出处:不详 责任编辑: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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