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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故”“国粹”“国学”之关系及其复兴途径
文章作者:邸永君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民族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渐强,国人自信度大增,对本国传统文化之重视、热爱程度不断攀升。被冷落多年的国故、国粹、国学等固有名词重现身影,日益受到青睐。本文将三词来龙去脉及相互关系予以梳理,并对如何复兴国学之途径进行初步探讨。
    一
    考“国故”一词,于正史中最早出处见于《晋书•哀帝纪》,乃指“国之变故”也。其有云:“显宗成皇帝顾命,以时事多艰,弘高世之风,树德博重,以隆社稷。而国故不已,康穆早世,胤祚不融。朕以寡德,复承先绪,感惟永慕,悲痛兼摧。夫昭穆之义,固宜本之天属。继体承基,古今常道。宜上嗣显宗,以修本统。”《晋书•隐逸传•伍朝传》有云:“尚书郎胡济奏曰:‘臣以为当今资丧乱之余运,承百王之遗弊,进趋者乘国故以侥幸,守道者怀蕴椟以终身,故令敦褒之化亏,退让之风薄。案朝游心物外,不屑时务,守静衡门,志道日新,年过耳顺而所尚无亏,诚江南之奇才,丘园之逸老也。不加饰进,何以劝善。且白衣为郡,前汉有旧,宜听光显,以奖风尚。’”《宋书•文帝纪》亦有“上(文帝)答曰:‘皇运艰弊,数钟屯夷,仰惟崇基,感寻国故,永慕厥躬,悲慨交集。赖七百祚永,股肱忠贤,故能休否以泰,天人式序。猥以不德,谬降大命,顾己兢悸,何以克堪。辄当暂归朝庭,展哀陵寝,并与贤彦申写所怀。望体其心,勿为辞费。’”之句,以上数例,皆取“国之变故”之意。
    时至清末,西学东渐,史家开始用“国故”一词以指“国之掌故”。《清史稿•代善传附昭槤传》有云:“昭梿好学,自号汲修主人,尤习国故。”即是此意。《清史稿•魏源传》有云:“(魏)源兀傲有大略,熟于朝章国故。论古今成败利病,学术流别,驰骋往复,四座皆屈。”
    学术大师章太炎先生(1869-1936)曾撰《国故论衡》,此处之“国故”者,专指中国本土学术也。因太炎当时身在异国日本,会新学如潮之时,此国故已由掌故而升华扩展为学术之含义。而论衡者,评衡古今学术,使各就其位,分而言之,盖取自东汉王充著作之名以赋新义也。太炎治学以小学为本,故上卷为小学十篇。《略说》谓“异域之文谓声,中国之文象形,此徒明其大较,非复刻定之论”。太炎运用西学之方法论与我中华固有学术相结合,每一立论,多以小学为其正名,而后条分缕析直陈而下,此中西学术结合之典范也。此后,“国故”一词始大著。   考“国粹”一词,乃“国之精粹”之简称,最早见于《清史稿•张仁黼传》。其有云: “法律主要在乎组织立法机关,而所以成之者有三,曰:定法律宗旨,辨法律性质,编法律成典。中国数千年来,礼陶乐淑,人人皆知尊君亲上。此乃国粹所在,必宜保存,用各国之法以补其不足。尤须造就法律人才。治法治人,相因为用,然后可收实效。”《清史稿•选举志四•制科条》记载,(光绪)三十四年,御史俾寿请特开制科,政务处大臣议以“孝廉方正、直言极谏两科,皆无实际,惟博学鸿词科,康熙、乾隆间两次举行,得人称盛。际兹文学渐微,保存国粹,实为今日急务。应下学部筹议”。以“国粹”形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殆无疑义。
    考“国学”一词,最早乃指国家所设学校。据《周礼》,“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西周时,设于王城及诸侯设于国都之学校,皆称“国学”。至汉武帝时,从董仲舒之议,立太学,为国家最高学府,故又可以“国学”称之。西晋武帝设“国子学”,与太学并立,以教王公大臣之子,简称“国学”。南北朝时,或设国子学,或设太学,或两者同设。北齐改名国子寺。隋文帝时以国子寺总辖国子、太学、四门等学。炀帝时改国子寺为国子监。唐宋亦以国子监总辖国子、太学、四门等学。元代设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亦分别设监领学。明清仅设国子监,为教育管理机关,兼具国子学性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学部,国子监遂废。国子学(国子寺、国子监)与太学,名称虽异,历代制度亦有变化,但俱为国家最高学府,皆曾简称“国学”。
    清末民初,学术前辈有不少人留学日本,而日人将专门以中国传统学术为研究对象之学科称为“支那学”,而我华夏学子将其引进时,取其意而移译改称为“中国学”,简称“国学”。章太炎先生曾撰《国学讲习会序》,其中有“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夫一国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国有独特之治法,施之于其国为最宜,有独特之文辞,为其国秀美之士所爱赏。立国之要素既如此,故凡有志于其一国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可不习其文辞”之语,其意旨不难理解,“国学”本质特征即“一国固有之学”,且是“一国自立之本”。而当今多数学者则更强调国学之思想方面的内容,认为“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对应外来之学术,又可称“汉学”;对应新传入之学术,又可称“旧学”。
    关于“国故”、“国粹”与“国学”之关系,“国故”一词包含着中国固有的历史与文化之全体,所指范围最为宽泛;而其中之精华者称“国粹”,而糟粕者则似可称为“国渣”,所以“国粹”所指范围小于国故,乃国故之一部分;以国故为研究对象之学问,称“国故学”,简称“国学”。“国学”可大致理解为“国故学”之简称,“国故”与“国学”有相通之处。但仔细探讨,二者又有区别。前者主要表述客观存在之旧物,而后者则已升华为主观能动之学术追求。
    二
    目前,被冷落已久的国学之兴起已初露端倪,有人热衷,有人反对,有人困惑,有人麻木,但这是历史的必然。国故之整理,国粹之弘扬,国学之复兴,必不是旧有模式之还魂与复述,而是对传统文化之振兴与升华。而优秀文化的回归,则是国运昌盛之症候。尽管“复兴国学”之理念已深入人心,但如何复兴国学,以及复兴国学之意义,则绝难一言蔽之。
    中华文明,拥有举世钦羡、厚重无比的传统文化资源。然而稍具头脑者即可察觉到,数十年来文化领域中的种种变故,却难免有割裂历史,亵渎先人,食洋不化,数典忘祖之嫌。以致古老民族的优良传统被冲击得支离破碎,难以估量的文化遗产被毁灭摧残。我们不得不忍受心灵空虚的折磨,饱尝进退失据的痛苦。而大多数国人对国学常识的缺失甚至一无所知,这正是中华民族面临失去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之险的现实写照。这同时不能不引起有识之士的忧思。因此,“接续国学”、“振兴国学”已成为知识界的共识。但如何接续,如何振兴,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一种观点认为振兴国学即振兴儒学。面对西方文化理念日益大行其道的事实,国内振兴儒学的呼声日高,甚至有呼吁将儒教定为国教者,也有将影响较大的传统节日定为法定节日的动议。黄帝陵的祭祀规格也不断攀升。此皆属于“复兴传统”诉求的具体体现。但仔细想来,在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的却是信仰的危机。信仰是所有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人们必不可少的精神寄托。社会流动的提速,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生存竞争日趋激烈,各种压力难以化解,使得当代人的精神更加躁动不安,甚至有些人游离于崩溃的边缘。信仰无疑是一种绝佳的镇静剂。宗教可以提供信仰,但信仰不一定必然来自宗教。国人宗教情感一向阙如,轻来生而重今世,是中华文化价值观的重要特点。而恢复和提升曾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的地位,无疑是医治当前信仰缺失综合症的良方之一。
    历史上儒学虽有“儒教”之说,但平心而论,此教属教化之教,与宗教仍有距离。在儒学体系中获得终极关怀,绝非易事。然而静心感悟,儒学对人生也确有一种类似宗教的情怀,即对人终极关怀愿望的满足以及生命终极意义的思考与诠释。从儒家经典《大学》所云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递进关系言之,儒学应具有三个层次。“修身、齐家”属于家庭伦理,即私德层次;“治国”属于社会伦理,即公德层次;最后是平天下,意即使天下众生万物和平相处,则属于终极伦理,即达德。这个层次已超越个体存在、社会存在,而达到了精神漫游的境界,甚至带有些许彼岸性的色彩。当然,只有那些对儒学具有高深修养和感悟的人们才能得以获得这种准终极关怀。所以,蜻蜓点水般读几句经书,或鹦鹉学舌般背几首诗词,是不能获得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的。
    信仰要以坚信为前提,对信仰对象不可轻易置疑,不然任何信仰体系皆有可能在审慎的推敲中土崩瓦解。要想使某种学说占据国人的心灵,就必须让其在总量和比重等方面显现出明显优势。而现行教育体系的内容和方式,传统文化内容所占比重明显偏小,且我们于不自觉中早已习惯于对传统的批判,对其评价取舍过于轻率。将传统文化妄分精华、糟粕的做法,明显缺乏对祖先的敬重和对经典的虔诚。因此轻言“读经就是文化倒退”的说法就有些妄下断语。事实上,人文科学从来就是以混沌、模糊为特征,绝不可用自然科学领域通常采用的方法精确计量。譬如《论语》中哪些理念属于“糟粕”,《庄子》中哪些句子属于精华,绝难一言以蔽之。经过文明史上数千年积淀的文化典籍,被无知浅薄之辈简单粗暴地进行所谓价值判断甚至被轻易否定,无疑是我们古老民族的梦魇和悲哀。世代传承下来的文化典籍,是国人精神世界的归宿,是涵养国人心灵的源泉。而所谓“模糊”与“不确定”的特性,是具有博大精神魅力的具体体现,正所谓“大象无形,大音希声”。
    目前国学萎缩、人文教育缺失的状况,已引起了整个社会的重视。在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的驱遣之下,这种情况仍有积重难返之势。就当今处于接续国学重任前沿的教学与科研而论,则远未能到位。其弊端显而易见:在教学领域,重语言文字而轻境界语感语境;重诗词辞赋而轻经籍典章;重通俗肤浅而轻正雅深邃;重断章取义而轻融会贯通。这样的教育似乎不是在塑造达人、智者,而是在塑造匠人和佣工。科研则被利益所驱使,重应用而轻理论,重理工而轻人文。造成上述后果的原因除直接受制于利益驱动的因素外,“一国固有之学”的体系发生崩溃和断裂,使我们失去精神依托,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又恰逢社会转型,经济腾飞,千头万绪,零碎纷乱,于急功近利、招架应对之中,我们难免手忙脚乱,无所适从,但重中之重无疑是要修复业已断裂的国学体系。
    回顾往事,早在20世纪30年代,有些先知先觉者便有“接续国学”之呼吁。当时尚有一批国学大师硕果仅存,但国难当头,救亡图存实属第一要务,且不具备复兴传统所必须具备的较为宽松的国际国内环境。当今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过程,我国已摆脱困境,国势不断提升,经济日渐繁荣,可谓东隅已逝,桑榆未晚。在世纪之初,我们就已感受到了传统魅力的势不可挡,炎黄血脉的汹涌奔腾。文化激情的荡漾,其实就是生命张力的宣泄,生命色彩的张扬,生命个性的舒展,生命价值的体现。而这一切,皆会因国学的复兴而变为现实,中华文化必定能够再现辉煌。笔者认为,其中最为重要者,我们必须下大气力开发利用先秦时期之古典经籍,因其所蕴涵之中华文化精华取之不尽,是“国学”之依托,国魂之所系。一纲举而众目张,此乃实现国学复兴之关键。

 (邸永君:“国故”“国粹”“国学”之关系及其复兴途径

邸永君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渐强,国人自信度大增,对本国传统文化之重视、热爱程度不断攀升。被冷落多年的国故、国粹、国学等固有名词重现身影,日益受到青睐。本文将三词来龙去脉及相互关系予以梳理,并对如何复兴国学之途径进行初步探讨。

    考“国故”一词,于正史中最早出处见于《晋书•哀帝纪》,乃指“国之变故”也。其有云:“显宗成皇帝顾命,以时事多艰,弘高世之风,树德博重,以隆社稷。而国故不已,康穆早世,胤祚不融。朕以寡德,复承先绪,感惟永慕,悲痛兼摧。夫昭穆之义,固宜本之天属。继体承基,古今常道。宜上嗣显宗,以修本统。”《晋书•隐逸传•伍朝传》有云:“尚书郎胡济奏曰:‘臣以为当今资丧乱之余运,承百王之遗弊,进趋者乘国故以侥幸,守道者怀蕴椟以终身,故令敦褒之化亏,退让之风薄。案朝游心物外,不屑时务,守静衡门,志道日新,年过耳顺而所尚无亏,诚江南之奇才,丘园之逸老也。不加饰进,何以劝善。且白衣为郡,前汉有旧,宜听光显,以奖风尚。’”《宋书•文帝纪》亦有“上(文帝)答曰:‘皇运艰弊,数钟屯夷,仰惟崇基,感寻国故,永慕厥躬,悲慨交集。赖七百祚永,股肱忠贤,故能休否以泰,天人式序。猥以不德,谬降大命,顾己兢悸,何以克堪。辄当暂归朝庭,展哀陵寝,并与贤彦申写所怀。望体其心,勿为辞费。’”之句,以上数例,皆取“国之变故”之意。
    时至清末,西学东渐,史家开始用“国故”一词以指“国之掌故”。《清史稿•代善传附昭槤传》有云:“昭梿好学,自号汲修主人,尤习国故。”即是此意。《清史稿•魏源传》有云:“(魏)源兀傲有大略,熟于朝章国故。论古今成败利病,学术流别,驰骋往复,四座皆屈。”
    学术大师章太炎先生(1869-1936)曾撰《国故论衡》,此处之“国故”者,专指中国本土学术也。因太炎当时身在异国日本,会新学如潮之时,此国故已由掌故而升华扩展为学术之含义。而论衡者,评衡古今学术,使各就其位,分而言之,盖取自东汉王充著作之名以赋新义也。太炎治学以小学为本,故上卷为小学十篇。《略说》谓“异域之文谓声,中国之文象形,此徒明其大较,非复刻定之论”。太炎运用西学之方法论与我中华固有学术相结合,每一立论,多以小学为其正名,而后条分缕析直陈而下,此中西学术结合之典范也。此后,“国故”一词始大著。   考“国粹”一词,乃“国之精粹”之简称,最早见于《清史稿•张仁黼传》。其有云: “法律主要在乎组织立法机关,而所以成之者有三,曰:定法律宗旨,辨法律性质,编法律成典。中国数千年来,礼陶乐淑,人人皆知尊君亲上。此乃国粹所在,必宜保存,用各国之法以补其不足。尤须造就法律人才。治法治人,相因为用,然后可收实效。”《清史稿•选举志四•制科条》记载,(光绪)三十四年,御史俾寿请特开制科,政务处大臣议以“孝廉方正、直言极谏两科,皆无实际,惟博学鸿词科,康熙、乾隆间两次举行,得人称盛。际兹文学渐微,保存国粹,实为今日急务。应下学部筹议”。以“国粹”形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殆无疑义。
    考“国学”一词,最早乃指国家所设学校。据《周礼》,“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西周时,设于王城及诸侯设于国都之学校,皆称“国学”。至汉武帝时,从董仲舒之议,立太学,为国家最高学府,故又可以“国学”称之。西晋武帝设“国子学”,与太学并立,以教王公大臣之子,简称“国学”。南北朝时,或设国子学,或设太学,或两者同设。北齐改名国子寺。隋文帝时以国子寺总辖国子、太学、四门等学。炀帝时改国子寺为国子监。唐宋亦以国子监总辖国子、太学、四门等学。元代设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亦分别设监领学。明清仅设国子监,为教育管理机关,兼具国子学性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学部,国子监遂废。国子学(国子寺、国子监)与太学,名称虽异,历代制度亦有变化,但俱为国家最高学府,皆曾简称“国学”。
    清末民初,学术前辈有不少人留学日本,而日人将专门以中国传统学术为研究对象之学科称为“支那学”,而我华夏学子将其引进时,取其意而移译改称为“中国学”,简称“国学”。章太炎先生曾撰《国学讲习会序》,其中有“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夫一国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国有独特之治法,施之于其国为最宜,有独特之文辞,为其国秀美之士所爱赏。立国之要素既如此,故凡有志于其一国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可不习其文辞”之语,其意旨不难理解,“国学”本质特征即“一国固有之学”,且是“一国自立之本”。而当今多数学者则更强调国学之思想方面的内容,认为“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对应外来之学术,又可称“汉学”;对应新传入之学术,又可称“旧学”。
    关于“国故”、“国粹”与“国学”之关系,“国故”一词包含着中国固有的历史与文化之全体,所指范围最为宽泛;而其中之精华者称“国粹”,而糟粕者则似可称为“国渣”,所以“国粹”所指范围小于国故,乃国故之一部分;以国故为研究对象之学问,称“国故学”,简称“国学”。“国学”可大致理解为“国故学”之简称,“国故”与“国学”有相通之处。但仔细探讨,二者又有区别。前者主要表述客观存在之旧物,而后者则已升华为主观能动之学术追求。
    二
    目前,被冷落已久的国学之兴起已初露端倪,有人热衷,有人反对,有人困惑,有人麻木,但这是历史的必然。国故之整理,国粹之弘扬,国学之复兴,必不是旧有模式之还魂与复述,而是对传统文化之振兴与升华。而优秀文化的回归,则是国运昌盛之症候。尽管“复兴国学”之理念已深入人心,但如何复兴国学,以及复兴国学之意义,则绝难一言蔽之。
    中华文明,拥有举世钦羡、厚重无比的传统文化资源。然而稍具头脑者即可察觉到,数十年来文化领域中的种种变故,却难免有割裂历史,亵渎先人,食洋不化,数典忘祖之嫌。以致古老民族的优良传统被冲击得支离破碎,难以估量的文化遗产被毁灭摧残。我们不得不忍受心灵空虚的折磨,饱尝进退失据的痛苦。而大多数国人对国学常识的缺失甚至一无所知,这正是中华民族面临失去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之险的现实写照。这同时不能不引起有识之士的忧思。因此,“接续国学”、“振兴国学”已成为知识界的共识。但如何接续,如何振兴,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一种观点认为振兴国学即振兴儒学。面对西方文化理念日益大行其道的事实,国内振兴儒学的呼声日高,甚至有呼吁将儒教定为国教者,也有将影响较大的传统节日定为法定节日的动议。黄帝陵的祭祀规格也不断攀升。此皆属于“复兴传统”诉求的具体体现。但仔细想来,在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的却是信仰的危机。信仰是所有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人们必不可少的精神寄托。社会流动的提速,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生存竞争日趋激烈,各种压力难以化解,使得当代人的精神更加躁动不安,甚至有些人游离于崩溃的边缘。信仰无疑是一种绝佳的镇静剂。宗教可以提供信仰,但信仰不一定必然来自宗教。国人宗教情感一向阙如,轻来生而重今世,是中华文化价值观的重要特点。而恢复和提升曾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的地位,无疑是医治当前信仰缺失综合症的良方之一。
    历史上儒学虽有“儒教”之说,但平心而论,此教属教化之教,与宗教仍有距离。在儒学体系中获得终极关怀,绝非易事。然而静心感悟,儒学对人生也确有一种类似宗教的情怀,即对人终极关怀愿望的满足以及生命终极意义的思考与诠释。从儒家经典《大学》所云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递进关系言之,儒学应具有三个层次。“修身、齐家”属于家庭伦理,即私德层次;“治国”属于社会伦理,即公德层次;最后是平天下,意即使天下众生万物和平相处,则属于终极伦理,即达德。这个层次已超越个体存在、社会存在,而达到了精神漫游的境界,甚至带有些许彼岸性的色彩。当然,只有那些对儒学具有高深修养和感悟的人们才能得以获得这种准终极关怀。所以,蜻蜓点水般读几句经书,或鹦鹉学舌般背几首诗词,是不能获得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的。
    信仰要以坚信为前提,对信仰对象不可轻易置疑,不然任何信仰体系皆有可能在审慎的推敲中土崩瓦解。要想使某种学说占据国人的心灵,就必须让其在总量和比重等方面显现出明显优势。而现行教育体系的内容和方式,传统文化内容所占比重明显偏小,且我们于不自觉中早已习惯于对传统的批判,对其评价取舍过于轻率。将传统文化妄分精华、糟粕的做法,明显缺乏对祖先的敬重和对经典的虔诚。因此轻言“读经就是文化倒退”的说法就有些妄下断语。事实上,人文科学从来就是以混沌、模糊为特征,绝不可用自然科学领域通常采用的方法精确计量。譬如《论语》中哪些理念属于“糟粕”,《庄子》中哪些句子属于精华,绝难一言以蔽之。经过文明史上数千年积淀的文化典籍,被无知浅薄之辈简单粗暴地进行所谓价值判断甚至被轻易否定,无疑是我们古老民族的梦魇和悲哀。世代传承下来的文化典籍,是国人精神世界的归宿,是涵养国人心灵的源泉。而所谓“模糊”与“不确定”的特性,是具有博大精神魅力的具体体现,正所谓“大象无形,大音希声”。
    目前国学萎缩、人文教育缺失的状况,已引起了整个社会的重视。在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的驱遣之下,这种情况仍有积重难返之势。就当今处于接续国学重任前沿的教学与科研而论,则远未能到位。其弊端显而易见:在教学领域,重语言文字而轻境界语感语境;重诗词辞赋而轻经籍典章;重通俗肤浅而轻正雅深邃;重断章取义而轻融会贯通。这样的教育似乎不是在塑造达人、智者,而是在塑造匠人和佣工。科研则被利益所驱使,重应用而轻理论,重理工而轻人文。造成上述后果的原因除直接受制于利益驱动的因素外,“一国固有之学”的体系发生崩溃和断裂,使我们失去精神依托,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又恰逢社会转型,经济腾飞,千头万绪,零碎纷乱,于急功近利、招架应对之中,我们难免手忙脚乱,无所适从,但重中之重无疑是要修复业已断裂的国学体系。
    回顾往事,早在20世纪30年代,有些先知先觉者便有“接续国学”之呼吁。当时尚有一批国学大师硕果仅存,但国难当头,救亡图存实属第一要务,且不具备复兴传统所必须具备的较为宽松的国际国内环境。当今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过程,我国已摆脱困境,国势不断提升,经济日渐繁荣,可谓东隅已逝,桑榆未晚。在世纪之初,我们就已感受到了传统魅力的势不可挡,炎黄血脉的汹涌奔腾。文化激情的荡漾,其实就是生命张力的宣泄,生命色彩的张扬,生命个性的舒展,生命价值的体现。而这一切,皆会因国学的复兴而变为现实,中华文化必定能够再现辉煌。笔者认为,其中最为重要者,我们必须下大气力开发利用先秦时期之古典经籍,因其所蕴涵之中华文化精华取之不尽,是“国学”之依托,国魂之所系。一纲举而众目张,此乃实现国学复兴之关键。

 (邸永君: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发表时间:2006-05-25 文章出处:不详 责任编辑: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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