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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美学反思”综述与再反思
文章作者:刘悦笛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哲学所 

    “百年美学反思”热在当今学界方兴未艾。的确,百载美学史亟待以更高阔的视界来返观与俯瞰,而与80年代思潮的距离拉伸,才使得我们获得整体上回顾20世纪中国美学的可能。同时,现今美学受到悬临着的未来之牵引,又会不断地被抛入思想传统。如伽达默尔所见,传统都是存活于历史性的解释中的,它是开放性地包涵着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维之间的对话。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理应以一种鲜活的解释学视角来观照百年美学的历时进程和共时矛盾。
    一
    一般说来,百年美学的上限以王国维《红楼梦评论》(1904)和《人间词话》(1908)的发表为起始。传统的划分法依据政治分期,机械地将百余年来美学分为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美学、现代(五四前后到建国前)美学以及当代美学。[①] 近些年来,美学界开始对百年美学的重新界分,其中较有学术价值的有:(1)美学高潮/文化转型分期法,它按百年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由西化到苏化——由苏化到世界化三次文化变奏的逻辑,来安排“传统至现代”、“苏化运动”、“人的解放和世界化”和现今正面临的第四轮美学高潮。[②](2)美学家群体/立足点转变分期法,认为王国维、梁启超等首代美学家立足古典、中体西用;朱光潜、宗白华等第二代美学家创建的美学理论构架、概念和命题基本取自西方;五六十年代美学论争中兴起的第三代美学家群体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八十年代美学热代表着以“己学为体”的第四代美学家们的兴起。(3)中西美学交流分期法,认为世纪初王国维等用康德、叔本华学说研究中国文艺问题;20至40年代,一方面鲁迅代表的左翼理论家译介马克思主义美学,另一方面朱光潜代表的学者群对西方美学广泛介绍;50年代又片面向苏联和东欧开放;本世纪最后二十年美学研究最终汇入了世界思想文化的交流大潮。[③]
    比照这三种百年美学分期法,会发现它们基本是殊途同归的,不过着眼点分别在文化自身纵向变迁、学术群体立场转变和外来美学涵化历程。而且,它们对百年美学的粗线划分也是大致契合的,可以内外综合起来考察它的历史发展进程。在这基础上,我们可以一种全新视角——各阶段占权力地位的美学话语嬗变——来扫瞄整段历史,从而更切近美学自身来考察百年美学。
    世纪初的王国维,面临康德非功利美学和叔本华悲剧精神的东渐,最早将西方美学纳入自身古典美学智慧,他所持的“境界说”为后世奠定了无功利审美境界的基石。另一方面,从黄遵宪提出的“诗界革命”到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直接把审美功效与社会政治功利相通,从而开启了后代审美功利主义的先河。因此,“境界说/文学界革命”成为百年美学创建之初的主导话语。新文化运动前后的美学则面临着救亡图存的社会理想,它必然要充当思想启蒙和社会进步的现实工具,因而“思想启蒙/美育”成为当时美学的权力话语所在。陈独秀的文学变革、胡适的白话文运动都高擎着科学民主的大旗,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说则试图将美育提升为启蒙思想的精神内核。三、四十年代起,西方美学更深层地融会入中国美学建设,尼采悲剧精神、克罗齐“直觉说”、费肖尔“移情说”、弗洛依德心理学、布洛“审美距离说”等纷纷介入和播洒。与这股欧美资产阶级美学主流相对,俄苏社会主义美学思想日渐成为另一主流,从而造成了美学界二元对立的基本态势。这种思想分歧直接表现为(源自康德的)审美非功利论与审美政治功用论的对峙,其代表话语则是朱光潜“价值论”美学与蔡仪“反映论”美学之分殊。[④] 同时,二者的美学实践都归结在“新人”的塑造问题,这也深刻说明了前半世纪的美学基本未脱离启蒙的基调。
    建国伊始,苏联的机械反映论哲学独踞意识形态中心位置,并最终确定了在美学界中理论和方法论指导地位。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就集中在美的“主观与客观”之争,并且仅囿于“美的本质”问题。无论是纯然的主观派(吕荧、高尔泰)、客观派(蔡仪),还是主客观统一派(朱光潜)、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派(李泽厚),其实全是围绕美之本体而展开体系的。八十年代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想开始推动四派观点的积极延续。同时,不胜枚举的现代、后现代美学分沓至来,从早有译介的唯意志、深度心理美学到新来的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从符号学、现象学、结构主义美学到现代解释学、后结构主义美学方法等等,短短十几年中国学界便共时性地浓缩了西方百余年来的美学发展史。八十年代中期后,美学权力话语才由不明朗而变得凸显,“主体性与实践”作为内在相关的权力话语占居了主流,且两者都归结在“审美自由”问题。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争论到“文学主体性”论争,还有主体论的实践美学内部分殊和所激起的争鸣,实质上其本质规定都为源自康德自律论的审美“自由”。步入九十年代,实践美学逐渐显现出危机和弱势。一方面,以实践美学话语悄然丧失了80年代独有的政治和文化批判功用,美学热因而由喧嚣浮躁日渐疲惫沉寂;另一方面,随着向市场经济转轨,以都市为根基的大众审美文化自下向上侵蚀蔓延,但实践美学话语却因蜗居绝缘而失去了言说该文化的功能。所以,濒临世纪末,中国美学是趋于多元取向和多方建构的。但与现实境遇相通,仍有两个焦点问题产生:“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及后实践美学其它形态)之争,审美与文化之合所代来的“审美文化”(特别是对大众审美文化)的研究。
    质言之,百年美学权力话语之演进历经了如下的路径:境界说/文学界革命——思想启蒙/美育——(朱光潜)价值论美学/(蔡仪)反映论美学——(美的)主观/客观——主体性/实践美学;直至现今的多元取向里,又出现实践与生命美学之争/审美与文化之合的焦点。依据这种逻辑,百年美学从世纪初的舶来到初建,20年代的激进和启蒙,30至40年代的分化到彷徨,50年代的一统和激扬,60、70年代的沉寂和衰颓,80年代的突奔和深化,直至现今的多元与对话,应当说其发展的总体线索是清晰的。
    二
    关于百年美学演变的基本矛盾,各类看法也是众说纷纭。
    (1)政治说。从政治权力角度的阐释看,在世纪初年反帝反封的民族文化运动里,美学自觉以教育启蒙的身份介入社会革命。随后的几十年里,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资产阶级美学的对峙正体现出两大阶级的思想斗争。建国后,美学开始与苏联模式看齐,社会主义美学由逐渐本土化转到政令性地成为唯一言说的意识形态话语。八十年代,随着实践美学观念的日益成熟与全面展开,政治权力话语同知识权力话语日渐分流;九十年代又有市场权力话语的渗透介入,从而形成三方对话的张力语境。
    (2)启蒙说。透过思想启蒙的视角,有论者认为本世纪美学历经了“两次启蒙”的沐浴和熏陶。自新文化运动时代以降,美学就作为民主、科学启蒙运动的重要成分而得以建构和播洒。以国人觉醒为目的的“启蒙”主旋律始终主宰着上半世纪,贯穿着和谐型向崇高型美学基调的转变。[⑤] 而进入八十年代,美学又面临着在文化荒原上重建的新一轮启蒙境遇,然而主体的解放和向世界开放却成为“二次启蒙”的主题思绪。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则通过后现代镜像,发现“后启蒙”价值话语主宰了中国当下文化境遇。[⑥]
   (3)现代化说。另一种观点从华夏美学的“现代化”的母题来审视这百年史。他们认为,这百年美学是东西方美学和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产物。最早它是通过日本从西方拿来美学,然后转道直学欧美,进而承袭俄苏话语并归于一统,直至近二十年来欧美现代和后现代思潮全面介入。在这种西方强势美学制导之中,仍处于接受过程里的中国美学的“现代化转型”尚未完成。或者就自身而言,中国美学在“他者”的话语权势中发生了错位,从而造成了本土古典美学基本概念、言说习惯和运思范式的“失语”。[⑦] 甚至有论者认为,整个20世纪中国美学变成了“西方二千多年美学的大译介、大展览和大压缩。”[⑧]
    (4)内在动力说。从美学自身性质出发,有学者认为百年美学的内在动力是“超功利主义美学与功利主义美学的矛盾运动。”[⑨] 这种矛盾肇始于王国维与梁启超,朱光潜“形象直觉论”美学与蔡仪“唯物反映论”美学、主观派与客观派美学、至今的理论美学与实用美学等一系列的分殊,大致契合于这种审美自律与社会他律的矛盾动力论。
    在百年美学的基本矛盾诸论中,政治说、启蒙说更倾向于外部分析,美学或随政治权力而演进,或因思想启蒙而嬗变;而现代化说、内在动力说则更着重在内部分析,或以中西美学互动为参照系,或深入美学自身规律的矛盾之中。它们由外而内、由他律向自律,从不同层面揭示了百年美学的基本矛盾。实际上,俯瞰20世纪中国美学整体流变,其重要贡献还在于“主体性”的建构,它的内在变动基本是贯穿百年始终的。自从主体性思想舶来与萌生后,百年美学主要历经了“启蒙主体性”、“社会主体性”和“实践主体性”三大阶段,至今又出现了生命主体性的萌芽。
    蔡元培对西方美学“误读”,使“启蒙主体性”的特质日渐彰显起来。他扬弃了席勒审美教育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统一的抽象论证,而赋予了美育以人性启蒙和感性解放的功能性内涵。他认为美育在自由性、进步性和普及性上同宗教功能恰恰相反,因而美育会极大地升华和滋润国人的感性精神而取代宗教。可见,蔡元培融会了尚自由的西方人性观,并与启蒙实践相通形成了唤起人生觉醒的启蒙主体观。其实,自新文化运动起,这种启蒙主体性便呈现出主导和泛化之势,从而主宰了百年美学的上半世纪。但接近世纪中叶,启蒙主体性终于遭致了唯物论美学的质疑和反动,这就是蔡仪结合唯物本体与传统典型观的美学,他的反映论美学正预示了建国后中国美学演进的新方向。
    朱光潜在建国后发生的思想转折正是本世纪中期美学主潮移心的缩影,特别暗合了启蒙主体性向“社会主体性”的转变和投靠。50年代的苏式意识形态,造就了美学的“社会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从马克思“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经典论述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社会化的主体性简化为政治化的简单人性。在这一思想背景下,朱光潜反思了其早期美学的唯心实质,以及康德-克罗齐主体性对他的深刻影响,并将其美学基石由心物合一的“形象直觉论”转换为主客统一的“唯物反映论”。但他又把蔡仪等论者唯物之“物”等同自然形态的物(美的条件),而将自己美学立足点转移到社会意识形态的“物的形象”(美)。显然,朱光潜是部分扬弃原有主体观而倒向了社会性的主体观。可他并未止步不前,进而在80 年代又试图把美学基点转向以劳动为基础的物质实践观。这变化又显示出美学发展必然导向实践观的历史沿革。
    因而,在80年代中期,“实践主体性”由于有力配合了思想解放进程而上升为正统主流。实质上,实践主体性既包涵联通主客体物质实践活动的主体基本规定性,又吸纳了受康德思想浸渍的自由主体性,它是从审美自由出发调和二者的产物。或者从历史层面说,实践主体性是在批判继承启蒙主体性和社会主体性基础上的综合与发展。步入90年代以来,实践美学一枝独秀的局面遭到了后实践美学的质疑和反动,特别是与生命美学的对立论辩更为引人注目,其中社会实践“人类性”与感性生命“个体性”是两方论争的关键。[⑩]
    要言之,“主体性”的嬗变构成百年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它从上半世纪的“启蒙主体性”出发,发展到建国后“社会主体性”的归于一统,直至“实践主体性”批判继承前两者而渐居主流,但而今又受到生命美学主体性的置疑与消解。此外,平行于三次主体性的历史变迁之外,宗白华奠基的中国古典美学取向也自成一脉系统,它具有价值中立的自由主义风度。而且,就比较文化来看,中国百年美学对西方文化的“应战机制”独具特色。它与印度近代美学从语言根基上完全殖民化不同,又与明治时期日本美学单向接受并完全适应于西方话语相异。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辩始终内在于百年美学流变之中,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和东方化更使得中国美学获得独特定性。可以说,正是这三种基本文化立场所形成的张力决定了百年美学的构架和基质。

注释:
[①] 见《哲学大辞典•美学卷》“中国近代美学”、“中国现代美学”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96、98页。
[②] 张法、王一川《从纯美学到文化修辞学》,《求是学刊》1994年第三期。
[③] 见“百年中国美学学术讨论会”综述,(3)、(4)分别为罗筠筠、於贤德的提法,《文艺研究》1998年第四期。
[④] 王德胜 《美学史的又一种反思方式》,《哲学动态》1998年第四期。
[⑤] 见《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纲》导论部分,陈伟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⑥] 王岳川 《后现代美学转型与“后启蒙”价值认同》,《美学与文艺学研究》1993年第一辑。
[⑦] 曹顺庆 《文化病态与文论失语症》,《文艺争鸣》1996年第二期。曹顺庆提出的古典文论“失语症”现已被引入美学界来言说古典美学的失语状态,见⑦ 。
[⑧] 张皓 《世纪之交的困惑与中国美学的复归》,“世纪之交的美学走向”(笔谈),《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一期。
[⑨] 见“百年中国美学学术讨论会”综述,该观点为聂振斌提出,同③ 。
[⑩] 阎国忠 《关于审美活动》,《文艺研究》1997年第一期。

   
发表时间:2006-06-19 文章出处:不详 责任编辑: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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