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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华文明
文章作者:赵凤岐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论断。它不是对某种社会现象的描述,而是从本质上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对其社会属性的一种定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党中央所采取的一系列战略举措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构想,是对实践发展中所提示的现实问题的有力回应,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科学设计。党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面向现实,又要考虑长远,既注重解决现实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同时又面向未来,思考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实现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可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紧密相联,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进程中的丰富和发展,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升华。
构建和谐社会,是以我国人民变革现实的实践为基础的,同时也借鉴了很多人类文明的成果。而中华文明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渊源。
    以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为丰富思想资源和深厚文化历史底蕴,是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色。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前就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内在源泉。也是中华文明著称于世而对人类文明做出的重大贡献。中华文明,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丰富的内容、强固的承续力量和持久的功能;世代相传,连绵不断,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而在发展进程中,历代的人们又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赋予它以新的内涵;在继承中发展,在传承中创新,又使古老的文明继续延伸,增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时代内容。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与我国历史上的民本思想有着思想渊源的联系。
    民本思想,在我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在内容上也不乏多重含义,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为邦本的思想。在我国《尚书》中,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记载。在先秦时期,一些思想家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们以史为鉴,提出并阐发了以民为本的思想。荀子的舟水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说明了以民为本对于维护统治者的地位的重要性。荀子认为,统治者若要得到百姓的拥护,就会得天下:“国者,得百姓之利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为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荀子•王霸》)天下的得失决定于民心的向背,取决于是否以民为本。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历代统治者的严正告诫。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国管仲还讲到了“以人为本”,他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为了突出民本的意义,孟子甚至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先秦以后,民本思想仍被看作治国安邦的优秀统治而流传下来,并且被思想家不断地加以总结。秦亡之后,汉朝思想家贾谊以秦之灭亡为鉴,对民本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指出:“民者,万事之本”,“民无不为本也。”他认为百姓可以决定国家的安危,君主的荣辱,“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民必胜之。”(《新书•大政上》)由此看来,得民心、顺民意,实在是太重要了。而违背民意与民为敌者,则必被人民所抛弃。
    以民为本的思想,反映在对异国、异族的关系上,则主张“协和万邦”,和平共处。我国古代,夏商周三代,小国林立,由春秋而战国,从“五霸”鼎立演变为“七国争雄”,再到秦始皇一统天下。除了战争兼并以外,政治上采取协和政策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实施“合纵”、“连横”政策;在经济上建立贸易关系,像开辟海上和陆上的“丝绸之路”,开展“茶马互市”之类的边界贸易,都是协和之举。文化上采取包容、融合政策,允许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流与互补,如唐朝实行儒、道、佛三教并存,起到了促进内外交流,互补共荣的作用。此外,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交往、“和亲”等政策改善关系,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乱,达到了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目的。以民为本,“协和万邦”的观念使中华民族成为具有美好传统的“礼仪之邦”,饮誉四海。
    天地人和谐合一,建立天下为公、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社会理想。虽然在如何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和方法方面诸子百家有不同主张,但是,“和合”精神却被普遍赞同。这种“和合”理念对中华民族的融和与团结起到积极作用。《周易》中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真。”这里突出了“和”的理念,它的对立面是“刚”和“暴”;弃刚暴而合和,万物各守其性命之“正”,保全位太和之气,方能达到万物生长、万国安宁的和谐境界。《国语•郑语》中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朵,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调口,刚四肢以卫体,调六律以充耳。”金、木、水、火、土讲的是多样性,“和”之便生万物,又能发展,以满足人们的多种需要。“和”讲的是统一性,但又将差别包含于自身,而不是单纯绝对的“同”。和而不同,才是“君子之道”,这其间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孔子进一步说:“礼之用,和为贵”,“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可见,“和”不仅是十分可贵的,因为它是不同事物的共生、统一,是事物不同方面的和谐,是凝聚、合作与互补,而且只有“和”的愿望不够,还要有达到和的办法。“和”以承认事物(包括人群)的多样性和差别为前提,“和”的主旨是在于强调事物的不同方面必须有机地协调一致,和谐共处,以达到统一(和)。而要实现“和”,按孔子说必须“以礼节之”。只知为和而和不行,而必须用一定的东西来规范它,方能达到“和”的目的。儒家的中庸之道就是用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个人修身处世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实现“和”的重要手段。孔子认为,“中庸”是一种至高的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中也者,天下之大庸;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达到中和境界,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便各安其位、各得其所。而要实现“和”,则必须“执中”,孔子认为“过犹不及”,提倡对事物的发展采取“叩其两端”的方法。就是说分析事物不要绝对化,须讲究分寸,要把握事物的度。北宋的程颐对“中庸”解释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遗书卷七》)不偏不倚,扣其两端取其中,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乃是正确认识事物的“正道”。
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原则。老子说:“人怯地,地怯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所谓“道法自然”,就是道以自然为法,力求人的一切作为都要合乎自然的本来面貌和变化规律。庄子发挥了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并生、共存的思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天地万物和我(人)同生于道,人的生命要与天地万物的生命合一;人与万物相应、协调,并与天地共存、同长久。道家的“无为”,是以否定目的论,拒斥把人的意志、欲望强加于自然的无度追求和刻意有为为前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崇尚自然,主张天地与我“并生”的思想也有其可取的一面。直至今日,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仍是任何人群都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
    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孔子倡导“仁者爱人”,要待人以忠恕:“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雍也》),“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主张凡事要“推已及人”,统治者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墨子倡导“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兼爱中》)他把“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处身之世的根本原则。把这一原则用于人与人的关系上是兼爱互利;推广到国与国的关系上,主张非攻”,反对不义战事和掠夺;用于百姓的生活上,则要求“节用”、“节葬”、尚节俭、反对奢移。可见,从人际关系看社会治理,都贯穿着兼爱的原则;而其强调的重点是互利,兼爱以互利为基础。儒家和墨家所倡导的这种仁爱、忠怒、利民、共处、互利等思想,虽然有其时代的特点和历史局限性,但在广阔的社会领域透过对复杂关系的分析,从一定侧面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要求安居乐业、和谐共处、向往和平美好生活的愿望,而思想家们所提供的诸多思想和见解,也确乎是从不同层面再度对人世间各种纷繁复杂关系的一定程度的把握和深遂见地。至于《周易》中所讲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更是中华文明的经典名言。它昭示人们,“天”的运行生生不已,君子要以天为榜样而自强不息;还要秉承大地之广袤宽厚的本性,容载万物。就是说,要进行道德修养,达致高尚境界,就要奋发有为自强不息,以广袤大地般的博大胸怀宽以待人容纳万物。在这里,君子作为人的代表,成了贯通天地、造化万物的主体和动力,体现了天地人(君子)和谐统一的根本理念,也体现了君子自强不息,宽厚包容的价值取向。所有这些,都是中华文明思想精华的具体表现。纵观历史,这种积淀于历史深处的中华文明,在古老的华夏上空熠熠生辉,普照神州大地,哺育我们这个民族世代延续,生生不息。尽管世事沉浮,历史变动不居,但中华文明的固有的生命力和恒久的持续功能却能够在历史的延伸中经久不衰,使世代的中华儿女时时可以听到它的历史回声。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构想,具有中国的特色,是对当代中国如何发展问题的中国式回答。它立足于当今中国的现实,植根于国人所正在从事着的实践,合乎时代发展的潮流并借鉴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同时它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中华文明中那些闪光的思想,人们对和谐社会的向往,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和社会主义的发展中才能实现。我国人民从事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得以传承和弘扬的现实土壤。中华文明之所以历五千年而连续不断,长盛不衰,就在于它有吸纳百川、兼收并蓄的独特品格,它能够不断地吸取其他文明的积极成果,又能够在发展着的历史和现实实践中不断汲取营养,从而使自身活力永葆,生命永存。这是中华文明所固有的普遍性和生命力之所在。党中央在《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内容,形成符合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决定》中还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新概念,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根本。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也是我们理论工作者发挥作用的重要场地和光荣使命。我们从党中央关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荣辱观等的丰富内涵中,都可以感觉到中华文明中那些闪光的思想与现时代中国实际生活在思想上的紧密联系。以中华文明为丰富思想资源和深厚文化历史底蕴为基础的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是时代的、也是民族的,是中华文明在新的历史时代的继承、弘扬和创新,是具有中国气魄、中国品味的重大战略决策。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所做出的这些重大战略选择,必将对我国社会生活发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这些关系到我国民生和历史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和决策,之所以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就因为它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得民心顺民意,体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发表时间:2006-12-13 文章出处:本站原创 责任编辑: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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