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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学术史六十年的一份考量
文章作者:杨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一、“六十年情结”

    今年的中国人,生长出一种情结,叫做“六十年情结”。总结建国六十周年的人文学科学术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性题目,可以成为促进我们的学术认识自己,调整姿态,完善体制,走向新境界的极好契机。六十年,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学术来说,应该是上台阶的很大一个关节点。人文社会科学是时代和民族发展的神经系统,在六十年后盛世到来之时,它也感受了自主创新的盛世魄力。传统中国以“三十年为一世”,“六十年为一甲子”,六十年处在认识到“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到开拓文化盛世的社会发展模式转换时期。也就是我们实践科学发展观,追求社会、文化和经济协调发展,关注以人为本,和以人的精神为本的人文学术的关键时期。文学作为时代和民族刻骨铭心的记忆和表述,文学研究作为这种记忆和表述的“心灵史”的学理认证,是在表层的纷繁多姿中内在地感应着民族的历史进程的。所以,应该给我们这六十年的文学学术一个实事求是、公正而深入的、有学理深度的中国人自己的说法。斗转星移,双三十之岁使人们充满着对学术文化盛世的期待。长时段的历史参证,会使人在历史曲线发展中获得深邃的智慧。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的话,尽管各个朝代的历史条件多有不同,但是六十年到一百年是大国学术崛起的历史时间刻度所在。西汉王朝六七十年后就到了汉武帝朝,学术上出现了司马迁、董仲舒,还有司马相如,他的赋在汉武帝时候才被奉为典范的。所谓“文章西汉两司马”,司马迁和司马相如,成为西汉盛世气象中的代表,是他们建国六十年之后。司马迁写的《史记》130卷526500字,这是当时空前的大典,前所未见的图书规模。因为先秦诸子的书,《老子》是5000字,《孙子兵法》6000字,《孟子》3万4千字,《庄子》是6万多字,《荀子》和《韩非子》是10余万字。当时比较长的是《左传》,原来的《春秋》是18000字,《左传》变成18万字,《吕氏春秋》20万字,而司马迁一个人的力量写了526500字的《史记》,要是没有很大的魄力,没有很高的智慧,是做不到的。其实,在先秦两汉时候能写到五六十万字,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按照我的看法,中国古代的经典除了《论语》之外,《史记》对中国人的心理行为方式的影响,是没有其他著作可以代替的。即使是老庄,我们现在虽然很推崇,但是它只是影响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行为,而《史记》中的毛遂自荐、脱颖而出、将相和、负荆请罪、完璧归赵、渑池会、鸿门宴、萧何追韩信、运筹帷幄、背水一战、破釜沉舟、霸王别姬、卧薪尝胆,等等,这些史迹和成语,都带着感慨万千的中国故事深入到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方式之中,它对后世影响之巨大是难以估量的。
    宋代应该说在中国学术史上是最有成就的朝代之一。宋代的集部,相当于先秦到唐朝的集部的三倍。当然,因为宋代有印刷术,所以留下来的东西比较多,但是说明宋代的文化很发达,虽然国土不是很大。宋代的文章学术最大的收获,也是在建国六七十年后崛起。苏东坡讲过,宋仁宗以前的文章比较平庸,卑下不足道,即所谓“斯文终有愧于古”。但六七十年后就出现了欧阳修主盟的文坛;出现了三苏父子——苏东坡和他的父亲、弟弟、王安石、曾巩这样的一些文章家,唐宋八大家居其六;学术史上出现了“二程”(程颢、程颐)、张载;史学上出现了司马光;科学技术上出现《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和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毕升。这些“号称多士”的盛况,都是六七十年以后的事情。

                                                    二、头三十年要讲两句话

    考察历史可知,学术往往在六十年节点上,按响了走进新的堂庑的门铃。更何况,现代社会发展的规模和节奏,已非古代所能比。六十年的社会平稳发展,在思想文化上已经阅历了许多起伏曲折,积累了许多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也已经养成了足够的学术研究上的当代人才,养成了足够的学术底气。学术体制如果弄得好的话,也能够在重建中走上正轨。所以六十年的学术总结,对于一个朝代或历史时代是非常重要的,不容马虎从事。应该对这六十年的学术,给出一个实事求是的、有根据、有学理深度的中国人自己的说法。考察中国这六十年在拓展和挫折中推进的学术,我想到了一句话,叫“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之所以如此分时段,是因为头二十九年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后三十一年是一个连续的过程。问题在于中国人要给自己的历史一个“自己的说法”,不是美国风来了就是美国的说法,苏联风来了就是苏联的说法,那不是一个大国的历史表述形态。“自己的说法”包含着“自己的”历史观、价值观、话语形式。
    对头三十年的学术要有两点认识。一是摆开营盘,二是付出代价。第一,头三十年主要建立国家的学术体制,探索学术发展方式,使唯物史观成为贯串思想学术的红线,强化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体制下了很多功夫,大学文科进行了调整,中国科学院也成立哲学社会科学部,包括文学研究所也是那个时候—1953年成立。从文学研究所当时的学术阵容来说,除了郑振铎、何其芳是所长之外,还有俞平伯、钱钟书、孙楷第、余冠英、唐弢、蔡仪、吴世昌等等,外文方面有李健吾、卞之琳、罗大冈、罗念生、戈宝权。学术阵容强大组合,蕴涵着勃勃雄心,是要在建国以后建立一种大国的学术文化。文学所提出谦虚、刻苦、实事求是的学风,在当时那种激进“左”倾的时风中,也是一种清凉剂。对于五六十年代学科体制的建立这个功劳,是不应该轻率地否定的。我们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做我们的学术,比如说文学研究所的主要刊物《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现在都变成权威刊物,但它们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创办的,长久以来发挥着引领全国学术的功能,所以我们对于前人的成就要如实地加以肯定。正是由于有前三十年的基础,包括成功和挫折的经验教训,我们才有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独立自主创造的思想前提和学术家底。
    第二,头三十年是探索共和国文学研究方式而付出沉重代价的三十年。并不是说中国人不想在中国经验、中国实践的基础上创造中国学派。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毛泽东就提倡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六十年代初,周扬就批评文学批评上照搬英美,照搬苏联,照搬政策。比如借山东大学的两个学生李希凡、蓝翎批判文学所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引向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评,就是批评“照搬英美”,想超越对资产阶级学术传统的选择,并不是说胡适、俞平伯的学术不可以质疑和批评,而是说这种批评采取政治运动的方法,便使学术成了政治规则下难得有学理的展开和深入的附庸。又为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造方法,也是想在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外,另立中国的旗帜,但是把这种相结合与大跃进中的新民歌运动相结合,就难以把创作方法的研究引向深入和丰富、引向实事求是的研究风气。创造新学术是离不开世界人类的思潮思想新收获,如何选择吸收、消化、融合,终至于超越,而使自己处在一个高境界上进行创造,不是大轰大嗡的政治批判运动所能奏效的。同时,如果荒谬到有点指鹿为马地“把中医看作封建医,西医看作资产阶级医,巴甫洛夫的医学是社会主义医”,人们就是有制造标签和粘贴标签,而丧失了真正的学术思维的能力。由于当时的冷战格局造成的思想文化的紧张感,由于战争年代思想文化的宣传模式和经验的延续,由于苏联模式的影响和因为“老子党”作风,使苏联模式失效之后,在思想文化批判的紧张推进中,连续出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文化运动,挤压了、甚至压倒了思想学术研究的全面建设。这个教训我们要正视,“左”的倾向的极端发展,在“文革”中造成了我们思想学术文化的大面积的崩溃。

                                            三、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代学术

    在相当深刻的意义上说,我们实在是非常幸运的一代,可以从“三十年河东”这一头,回首“三十年河西”那一头。东西融贯,取长补短,以相对的成功反观相对的挫折,既能以挫折岁月的教训和坚毅,激励成功岁月的开拓进取,又能以成功岁月的进步和浮躁,自省当下的缺失和待开发的潜力。我们对过去的“三十年河西”要很好的总结,挫折是教人聪明的最好的先生。但是我觉得我们更要重视后三十年,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是开拓未来辉煌的必然前提。必须强调,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中国学术足以代表一代学术。尤其是人文学术,它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以往的学术,从规模上、形态上、广度和深度上,也许学术体制没有完全赋予这代学术和学者以权威感,但在实际成绩上已出现了改革开放时代思想文化应有的辉煌。思想学术事业,尤其是人文学术有它特殊的规范、标准、门径、方法和境界,需要虚怀若谷,脚踏实地,积学深思,在长期的研究中掌握充分的资料,又以敏慧的眼洞悉源流,融通中外古今进行学理的原创,才可望得以大成。这不是占据哪个位置,多攻几次关,多开几次会,多摆几次谱,就能做到的。那种做法,只能损毁学术标准,搞坏学术风气。有些杰出学者可能并没有行政职务,比如钱钟书并不是文学所的所长,副所长,或者室主任,但是他的学术代表着那个时期的最高水平。这就需要建立一种公平合理、切实有效的学术评价体制,使真正有能力的学者潜心钻研,调动原创的潜能,把学术做大、做深、做好,做出新的时代高度。
    学术需要我们理解它、认可它,需要我们作为一个现代大国给予它应有的尊严和地位。我们要改革开放,也要力戒那种对外国思潮、学术只是一味仰脖子的做法。鲁迅就批评过,五四以后,“好像中国人就发生了一种新脾气,是:倘有外国的名人或阔人新到,就喜欢打听他对中国的印象。”他认为这种新脾气是“失掉了国民的自信”,“向各人打听印象,就恰如求签问卜,自己心里先自狐疑着了的缘故”,倒是应该反问:“你先生对于自己中国的印象怎么样?”(《准风月谈•打听印象》)中国人应该有文化自信和博大胸怀,摒弃文人相轻的小家子气,首先尊重自己同行已有的思想文化的创造性,协同努力,给中国的文学、思想、学术一个尊严感,一个“中国说法”。我觉得,如何认识这三十年的学术,实质上是如何认识改革开放、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这一思想路线对于中国学术带来的繁荣和成就。改革开放不仅给我们带来经济上的振兴,而且带来学术上的发展,我们必须这样去理解,才能全面地理解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新的生机。
    “改革开放”作为这三十年的历史关键词,关系到我们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命运,开拓了中国人民敞开博大的胸怀,焕发强烈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欲望的时代。它走出了过去那个虽然强调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却因为受国际冷战格局的限制难为开放,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而错失了改革方向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作为时代的主题词,使中国人民不同程度地受压抑、挫伤的创造热情和智慧奔涌出来,形成了难以估计的历史主动力量,既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格局。我觉得,有三项基本收获值得注意。
    第一项,改革开放这三十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全面振兴和崛起对思想学术注入了日益雄厚的物质支持,涵养它的底气,增强和提高了一代学人与时俱进的文化自信心。因为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三经济体,而且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依然充满着信心和潜力的经济体。它所产生的精神上的贡献,就是更新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念,给中国人一副新的面向世界的精神图谱。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我科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包括不列颠百科全书、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丛书、现代思潮流派丛书,包括对第三世界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一系列国外的思想、思潮的介绍,都扩大了中国人的精神资源。在这样一个时代,国家提供的新科技对学术的介入,虽然也由于商品化的操作,产生了许多平庸之作,甚至文化垃圾,但在大量的垃圾中挑选精品,应该说,中国当代的学术已经形成了很重的分量、很大的规模、很新的境界。这就是说,我们出现了学术的大分量和大注水的时期,应该有一种健全的评价体制,把分量还给分量,注水还给注水,不要鱼目混珠,辜负了注水者的技巧和有分量者的辛苦。
    我想讲一个事实,就是盛世修典的问题。三十年以来我科出了许多的大书,比如说《续修四库全书》(1994-2002),比起清乾隆年间编修的《四库全书》(1772-1787),篇幅增加了50%,但是我们利用了数字技术和国内外的公共图书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编成了。
    过去清朝康熙年到嘉庆年,一百年才修成《全唐诗》、《全唐文》,但是一直到晚清和民国年间,宋元两代全部文献没有条件进行大规模的汇总。改革开放短短三十年,我们就编成《全宋文》10万多篇,《全宋诗》20多万首,《全元文》3万5千篇,《全元诗》12万首,填补了清朝中晚期以来200年间未及着手编纂的宋元两代的文献总集的空白。三十年以来我们编成宋元两代诗文的篇幅,大约相当清康熙到嘉庆100多年编撰的唐宋诗文总集的7倍以上,做了200年没有做成的工作,给当代学者认识我们文史的规律和思想的创新,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资源。
    第二项基本收获是,三十年以来的思想路线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这代学人崇尚学科开拓和学术原创提供了很大的精神空间。精神空间是学术创新的基本条件。20世纪50年代的一批学人虽然学术功底深厚,在学习运用唯物史观上付出不懈的努力,为一批学科奠定了基础;但学术讨论的空间局限在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人民性、反人民性,甚至简单地进行阶级分析,用什么官僚地主、庶民地主等等套在作家头上,在这么一个阶级斗争为纲缠绕的狭小的空间里做学术,要自由从容地释放和施展思想创造力,又谈何容易。我们曾经请过钟敬文先生来文学研究所参加一个民间文学讨论会。钟敬文先生非常有感慨地说,他自己一辈子在描红,先是描西方的红,后来描苏联的红,描来描去,把自己描成一个右派。改革开放后才知道应该创立自己的学派,应该有自己的原创性,但是年纪已经老了。老一辈学者的感慨对于我们认识当前的学术创新的机遇和潜力,很有启发和警醒意义。40年代的动荡,50、60年代思想空间的相对狭窄,使我们很多很受尊敬的前辈给人留下一种“天下文章未尽才”的惋惜。
    我们现在所思考的学术文化问题、所经历的学术创造局面,已经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只要我们不是抱着某种官本位的评价标准,或者不拘限于过去的体制比较重权威感、而现在的体制是注重投票但缺乏确定性的做法,如果我们超越了这些非学术因素,认真看看这两代的学术,我们会非常明显地看到三十年以来的学术水平已经在相当多的领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超越了过去。尽管过度商业化、或学术失规范的操作,滋生了许多平庸的、快餐式的、消费性的学术泡沫,但只要我们有魄力、有眼光,垃圾堆里捡黄金,捡出的黄金还是光灿灿的。这不是个人的荣辱得失的问题,而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事业,是民族国家的文化创造能力的见证。
    第三项基本收获,这代学者经历了风雨人生,阅历了世事的变化,不少人磨砺出睿智的观察者和思想者的气质。文学研究所在建所50周年时,我主编过一本《文学研究所五十周年学术文选》。原来我希望,那些老先生选一些年份比较早的、最能代表他们学术水平的优秀文章,但最后选的结果是50年中前25年只选了1卷,后25年选了4卷。比如说曹道衡先生,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很有贡献的一个学者,我们想让他选一个最有代表性的,结果他最后选了自己1996年写的文章,他的学生刘跃进选了1993年的。
    我们要铸造和养成大国风范,必须有一套良好的体制培育这一代学术,提升这一代学术,肯定这一代学术。如果自己都没有底气,怎样和世界的学术进行平等的深度的智慧对话。作为现代国家,没有一批权威的学者在世界学术论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是一个民族文化风貌和软实力的损失。不能说由于这一代学术在商品化、评职称、评博士点、抢滩公关中,出现了很多“热闹中的平庸”或“填充表报的泡沫”,就对之盲目乐观,或全盘贬抑。重要的是对这代学术进行符合现代大国学术要求的辨析,认真地处理人才、成果和学派的问题。有辨析才有政策,才有体制。


                                       四、对学术人才、成果、学派的一点思考

    那么,文学学科如何成为时代和民族发展的神经,考量文学学科的核心问题何在?我认为,这种考量离不开人才、成果和学派繁荣这三个维度,以下是我对该问题的一些思考:
    第一,人才问题。盛唐人才,隆宋人才,文学研究所人才,都是我们从学术史的地平线上考察这些时代、这些单位的学术盛衰的重要标志。没有杰出人才的学术星空,是闇淡无光的。人才成长的关键时代是40到50岁,50岁而平平,则令人有无可观矣的感觉了。我主编《文学评论》进行终审时感觉到,有的学者三四十岁学术爬坡时,写的文章相当好,但到了四五十岁当了院长、系主任之后,大量的行政工作,填报表,开会,兼各种各样的职务,再也不能呕心沥血地为文,但又要在重点刊物上发点文章交差,到了五十岁反而文章不足观。也就是说,这些人30至40岁在爬坡,40至50岁在爬梯子,梯子往往离开结实厚重的地面。我们的人才评价体制,应该关注到这个爬坡与爬梯的问题,提醒学者在爬梯的时候不忘爬坡。考察人才的基本标准,应该着重在他对学科的学理开拓、方法论创新、厚实的材料搜索上做出了哪些突出贡献,而不是简单地看他兼了哪些职。培养一批富有创造能力而又根柢深厚的学者,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与世界对话,站在现代文化的立场与古往今来对话,这是现代大国学术的题内之义。
    第二,成果问题。成果是心血的结晶,是融合着时代智慧,中外文化遗产,学者个人的眼光、造诣、辛劳的心血的结果,学者够不够格,就看他的成果。项目申请制度对于引入竞争制度,注入资金而催生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立项后如何产生学术精品,产生能够进入学术史的传世之作,还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并非只要花了钱就能生效、就能立竿见影的学术发展的难题。因此我们考察学者,不能只看他立了几个什么样的项目,而首先看他立了项目后做得怎么样。文史学者相对清贫,文史领域的一些基础性项目却需要“十年磨一剑”的苦功夫。其实世界上不少传世力作都采取了类乎首席专家责任制的撰述方式,《史记》等前四史都主要成于一人之手,或某个学术共同体前后相承。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也是以他为首席专家,带上几个资格略低的重要历史学家,到洛阳撰写,从史料长编、史实考异、然后由首席专家从头到尾修改重写,前后用了十九年完成。英国李约瑟博士撰述《中国科学技术史》7卷34册,采取的也是类似的首席专家制度。他1948年与剑桥大学出版社签署秘密写作出版计划后,剑桥大学考虑到他已经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实地考察和模拟技术复原实验的准备,又有欧美人未曾省察的创造性思想,就免去他在大学的教学任务,使他能够以自己为带头人,联合一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几十年坚持不懈,终于完成这部在中国科技史研究上和西方汉学研究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系列巨著。要培植传世力作,评价制度也非常要紧,一个文学院、一个博士点、一个研究基地可以有几十部著作,几百篇文章,但是首先要重视的是代表性著作,或在学科学术发展上具有标志性的著作。普通著作是个位数,代表性、标志性著作则应该以十位数、百位数对待之,这样才能养育现代大国学术的元气和风范。
    第三,学派问题。学派的要义是以“学”为“派”,而不是以“派”为“学”。要杜绝那种纠集一班人,呼群引类,抢滩攻关,党同伐异,不择手段地排斥异己的江湖作风。学派是思想创新而形成源流,著作独辟新境而形成标志,团队同心协力而在广度和深度上形成学术气候。这样的学派是可以为现代大国的学术构筑基础,引领潮流,推出品牌,形成良好的学术生态,并活跃学术创造的风气和活力的。
    人才—成果—学派这条大国学术的根本性链条,需要领导者—制度—评价标准这种体制性链条加以引导、保证、配置和激活。所以我们应该研究历史经验和当今国情,应该听政于真学者、好专家,应该参照中外曾经有过、或现在依然实行的成功案例,建立一个能够提升学理、激励创新的学术体制,应该有一批很有眼光的学术领导者。比如蔡元培、胡乔木、胡绳、何其芳以及目前在位的爱才、识才、重才者,这类领导者可以根据一两篇文章,一两部书,就能够令人心悦诚服地看出一个学者的学术处于哪个位置和档次上。孟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人生之乐;“识天下英才而培植之”,当也是学术领导者的人生之乐。唯有这个“识”字,方可使学术领导者如孟子所说:“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是应该勉力为之,乐此不疲,以此为责任的。由此创立和完善我们的学术体制,包括学术生产体制、学术管理体制和学术评价体制。
    我们需要一个体制让学者为我们这个时代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博大精深的学术,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的学术体系和学术流派。我认为,学术建设应包括学者真诚的学术心态建设、学术领导者澄明的眼光建设。据称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过一句话:“中国没有感染世界的学说。中国只会出口电视机,不出口思想观念,因而软实力不行”。我们听到这些话有什么感想,难道我们中国的学者都是那么没有创造力吗?中国的智慧是足以支撑这个民族走向辉煌,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堂堂正正的位置。如果这样的民族智慧潜力尚未充分开发出来,那么我们不怨天,不尤人,而要反求之己,首先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把自己的体制搞好。我们应该负责任地好好想想,怎样才能使这一代学术走向世界,发出我们富有影响力的声音。更不能在创造性的学理、思想出现之时,闭起眼来不承认、不尊重,反而在背后嘁嘁嚓嚓,说三道四,亵渎创造。要学术走向世界,须有全社会乐见走向世界的胸怀。八十年前,鲁迅充满忧虑地说:“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迫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坟•未有天才之前》)哲人的忧虑,蕴涵着博大的胸襟,值得今人深长思之。理解创造,成为创造走向世界的土壤。
    如何通过研究建国六十年来的学术史,特别是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学术史,平心静气、实事求是、很客观、很有理解地、很懂行地总结,使我们这一代学术在受肯定的基础上,在世界的思想文化领域发出宏亮的声音,这是我们应该做好、不能做坏的工作。只要工作做好了,我们以后在回顾这六十年的学术、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学术,我们会于心无愧地说,对一个气象万千、成就辉煌的时代,我们的眼光是明亮的,信心是充足的。我们甚至创造了一种行之有效的“中国标准”。这代学人及下一代学人自强不息的耕耘和收获,在许多前沿和拔尖的领域,不愧于5000年的文明史,也可以为当代的世界的人类提供能够共享的精神财富。也许在风雨人生中走过来的这个学者群体,有自身的局限,但他们真诚的努力并没有辜负民族振兴时期的期待。健康、有效、开放、自重而充满活力,显示现代大国风范的“中国标准”和“中国体制”,应在总结六十年学术史基础上的进一步学术实践中产生和完善。

发表时间:2010-01-04 文章出处:本站原创 责任编辑:黄英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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