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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平衡与结构调整: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会议简报
文章作者:佚名 作者单位: 
“再平衡与结构调整: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会议简报

 

2013年12月17日上午9:00,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承办的“再平衡与结构调整: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一层6号厅成功召开。本次会议主题是就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及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展开探讨。会议内容分为主题演讲、专题演讲及专家点评、研讨交流三个部分。首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孙涛、日本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福本智之分别做了主题演讲。之后,由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周叔莲、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田雪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研究员王忠宏、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张礼卿、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丁志杰、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杨涛陆续做了专题演讲和点评。最后,参会学者们就相关问题进行研讨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殷剑峰担任本次会议的主持。

以下是各位发言人发言内容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李扬指出,全球失衡是导致经济危机的一个根源而且主要经济体是用失衡这样一个概念来说这个因素的,并且最重要的就是发展经济体在说失衡的时候,其实心里想的是中国,因为失衡一定是双方的,当你要说美国失衡的时候,美国人很快就会说,对应的一方也有应当有失衡,这样,美国人就把这个责任推给了世界,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看法。

关于失衡的一些原因以及失衡状态的一些判断,可以从实体经济层面和货币层面这两个层面来看。从实体经济层面主要就是全球分工,也就是所谓的失衡无非就是说有一些国家长期利差,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都必须参加全球分工,然后相互交易就会有顺差和逆差。从金融这个角度来看,主要是国有货币体系方面的问题。在70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了,但是经过80年的调整之后美国重新走强,现在很多的研究都可以显示,美元无论是在交易、储备、计价、风险管理这些方面,它的地位有加强之势,这跟苏联解体有关。苏联结体之后几乎所有的国家和美元挂钩了,亚洲地区是一个美元化的区域,亚洲地区有一些国家直接就和美元完全对应,这从美元的需求角度客观地加强了美元的国际地位。当亚洲地区崛起的时候,当整个原苏联东欧国家经过几十年的调整,走上了正常发展之路之后,他们自然的就在实体经济上,在货币上要提出自己的要求,这个要求,强势的国家不会轻易的满足,于是就有了危机。

在探讨中国货币体系发展的问题上,李扬研究员认为,我们要明确的摒弃单一货币思维。因为可能在一个非常长的时期内,储备货币都是多元化的。这是一个趋势,我们探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上就不要花精力去讨论什么取代美元了,而应在承认多元货币的一个现实情况下,来探讨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货币体系该怎么办。

对于从2011年11月份开始,突然一下出现了有几个超级的自由贸易区,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管理协定的一系列内容,即跨大西洋贸易投资协定TPIT,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多变服务业协议PSA等,这也需要我国引起注意。因为这是发达国家他们结成了一个超级的自由贸易区,而如中国、金砖国家等这些国家都被排除在外。更重要的是今年11月31号,6国央行都来宣布他们实行了一个新的协议,他们之间的货币互换,由过去有单向的,向现在实行无限额互换转变。就是说货币互换是无限额、无期限,、无币种的限制。这就意味着这6个央行覆盖的发达经济体货币上结为一体了,但是在这个上面没有中国,从这里来看这个事态很严重。因为,一个对中国并不特别友好的新的同盟正在形成,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个事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谈到不平衡问题时指出,不平衡有四个因素。即中国的内部和外部因素+从美国的内部和外部因素。这两个不平衡是相互联系的,正因为有了内部的不平衡,所以有了外部的不平衡,中美两国都是这样的。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中国的增长模式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投资驱动,这个投资驱动的主要表现就是投资的增长速度是持续的、显著的,其增速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个在世界上很少见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出口驱动。中国的出口驱动是出口的增长速度是长期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也是导致贸易顺差巨大的原因。对于学术界出现的关于中国是否有必要把投资的增长速度降下来这一问题的争论,余永定研究院认为他们混淆了一个问题,即实际上他们在谈投资问题的时候,没有明确说明这里的投资指的是资本存量还是新增投资速度的概念。因为资本存量是一个水平的概念,而新增投资速度是加速度的概念。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是很低的,而投资的增长速度太高,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从投资来看,可以分为制造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三个部分。余永定研究院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注意房地产投资的问题。因为,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与其说是用投资驱动来概括,不如说中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房地产投资驱动的。对于中国房地产是否存在泡沫的问题,余永定研究员不持立场。但余永定研究员认为,就目前中国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而言,如果将过多的资源投入到房地产领域,必然会导致投资资源的错配。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过快造成了中国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资源消耗性的产业发展的非常快,污染型的企业发展的非常快,低技术的企业发展的也非常的快。这些问题又导致了行业对钢铁的大量需求,而对钢铁的巨大需求有抬升了我国钢铁的进口价格,这不仅会抵消掉房地产投资产生的价值,还会造成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

对于经济失衡带来的影响,余永定研究员表示,他更关心的是这种不平衡是否对国家有利的问题。中国通过积累贸易顺差,通过引入外资,使中国拥有了大量的海外的资产,另外一方面也有相当多的海外的负债。由于中国出口量非常大,顺差也很大,所以中国是一个净资产国。对世界几大国家来讲,中国是一个净债权国。但是,我们这么大规模的海外资产,却没有带来相应的收益,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海外资产几乎全部都是美元,而负债的80%是用人民币计值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美元一贬值,其他的东西马上就恶化,所以如果我们不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只是给世界白打工。而美国跟中国是相反的,尽管我们把钱借给了别人,但是我们还要给人付利息,这种状况是不好的。余永定研究员认为,中国必须要改革,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通报关于金融改革提到的,完善人民币市场化形成机制,加速推进市场利息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国债收益率的曲线,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框架下的外债的管理体系,加快货币的增长体系。只有这样才可以消除一系列的扭曲性的机制,才可以实现内部平衡,实现财富的最大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孙涛就全球经济的最新发展和中国现在可能面临的日增的风险两个方面做了主题发言。孙涛认为,从全球的角度讲,全球失衡从2008年达到高点后,现在有所改善。储蓄投资失衡反映为经常项目的失衡,现在的主要央行,如美联储、日本央行等在相当大程度上都是以央行参与的方式为他产生融资的。这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采取的紧缩性财政政策的应对方式不同,本次四大央行的流动性扩张是通过政策利率和债权利率这两个方式上向全球转移的。

孙涛同时指出,中国现在面临的债务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这不仅是一个规模的问题,还是一个结构的问题。之所以有结构的问题,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债务是跟国际金融有关的。同时,自2010年之后,中国的债务增长率已经超过了民营经济的增长率,这意味着为了还债所付出的利息支出已经大于了利息收入,这导致的债务风险随之攀升,并值得我们注意。

日本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福本智之通过日本的经验,就全球失衡下的中国经济给出一些参考建议。福本智之指出,从中国的投资占GDP比重上看,比重超过了日本和韩国,但从中国的消费占GDP比重则相对较低。日本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间,也曾经历了一段高投资占比的阶段,但随着石油危机的发生,日本经济也受到震荡。在此之后,日本的投资占GDP比重出现了下滑,从而客观上纠正了国内不平衡的现象。福本智之认为,从日本的经验上看,国内经济的在平衡不一定就会带来对外平衡或国际平衡。日本80年代的例子就是如此。中国目前的高投资率是通过2008年4万亿人民币的财政政策以及信贷政策来实现的。由于主要是投资率的上升,不是消费的上升,所以一旦生产要素价格发生变动,很可能投资比率将有所下降。所以这时候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降低国内储蓄率、促进消费方面的改革。正如三中全会的项目当中,也包括了一些社会的保障教育,还有医疗的改革,社会保障的改革,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改革,这些改革和生产要素方面的改革同步推进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前者要素改革太快的话,会使经常收支顺差的规模再扩大。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周叔莲研究员认为,世界经济再平衡是一个世界性的重要问题。尤其是从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的影响还再继续,中国要关心的是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平衡问题。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不平衡的问题加剧了,问题也更多、更严重了。况且,在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就存在很多不平衡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要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这也是为了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同时,周叔莲研究员指出,有一些文章研究挑战经济结构只讲挑战倡议经济,仅仅把经济结构理解为市场内的结构。而实际上经济结构既包括生产的结构,也包括生产关系的结构,并且和体系结构与体制生产的结构有非常重要的联系。不仅如此,现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也要调整生产关系结构,因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时候,调整生产关系结构也是调整生产结构的前提条件。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张礼卿在发言中,做了三个方面的评论。第一,是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总体评价。张礼卿教授指出,全球经济失衡这个话题是在03、04年时候由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来,后来我们也开始关注、研究。至于全球失衡,到底是一个周期性的变化还是结构性的变化,张礼卿教授认为,两个方面的原因都有,但更多的反应了结构性变化。从周期性的角度来讲,是因为美国经济增长放慢了,所以各种的开资就减少了,形成了各种的储蓄。但另外一方面它存在结构性的变化,从中国来讲也存在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其实我们各种各样的调整,政策的调整,比如说人民币的升值、劳动力的成本发生了很大变化等。

第二,关于经济结构。张礼卿教授认为,经济结构调整其实跟全球经济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很值得研究。中国这些年确实在这些方面存在很多的问题,主要的就是制造业占GDP的比重过高,服务业普遍偏低。同时,张礼卿教授指出,经济结构还有很多其他层次,我们特别需要关注如房地产、制造业和基础设施这几个结构性的问题。

第三,关于投资的问题。张礼卿教授谈到,大家都谈中国的投资可能偏高,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现在不要过于着急的去调低他的投资率。因为现在的消费起不来,调低投资率的结果就是外部失衡加大。在外部来看,要继续保持这样一种结构调整努力的话,继续要防止进一步出现新的外部失衡,则一定要有较高的投资率。因此,要改进投资效率,但这可能意味着投资主体要有所改革,其不可以过多的依靠政府,而要让更多的民营介入。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田雪原在谈及失衡问题时指出,当谈到的世界经济、金融的平衡问题时,首先弄清这里所说的讲平衡、失衡是在什么意义上讲的。再一点就是如何应对当前经济的失衡的问题,总的来说不外乎经济上转方式、调结构、提高劳动生产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但想特别强调一点的,就是提高劳动生产力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是我们的投资效率在下降,劳动生产率长期增长缓慢。因此在这里面,在经济高速增长、投资高速增长的同时,我们并没有获得与之向对应的那么多财富。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重在改革,在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研究员王忠宏认为,分析未来10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可能要考虑四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工业化的因素。中国现在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从这个阶段来看,工业、加工产业和服务业有一个趋势的转变,工业化产业的过剩会带来一些产业的冲突。另外,随着各种要素成本的上升,一些企业可能会扩大发展规模。服务业快速上升以后,中小企业的发展可能进入另外一个转变,即人才的趋势也会有一个比较快的发展。

    第二,中国正在酝酿新的产业革命。从50年这个周期来讲的话,是信息技术进入了中期阶段,信息技术就会带来新的业态、新的模式。另外,如新能源、新材料,也带来了一些新兴产业的发展,这其中也孕育着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

第三,市场规模。像中国的这种经济增长的速度,如果从产业结构来讲,产业市场规模比较大了以后,中部的地区的劳动产业可以向中西部转移。从产业的角度来讲,一方面中国在全球化布局的时候,一些过剩的产能向其他的地区转移。东部地区还会搞一些高端的,包括品牌设计、甚至是品牌网络等,中西部形成一些加工制造。

第四,体制和机制。之前,我们有两个“挤压”,即国有经济对民营企业的挤压和大企业对小企业的挤压。进入了创新阶段以后,我们不是单一的选拔,而是公平公正的营造一个市场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可以更多的激发企业的积极性,这对我们市场的增长也有很大推动作用。

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丁志杰提出,全球失衡可能是一个伪命题。现在全球平衡是需要中国做出调整来解决美国的问题,而不是去解决中国的问题。即中国要调整的目的是让美国缓过来,这岂不是很荒唐的?有些学者所说的全球失衡,就是美国的收益利差的问题。但这仅是针对表内数据而言的,并未考虑到表外的数据。如果把表外的投资放进去的话,情况则截然不同。这里的关键因素就是所谓的“暗物质”。美国人实际上是用主动负债的方式是现在全球的扩张。美国的利差,实际上是通过金融渠道来平衡了。

丁志杰教授最后指出,特别是在国际经济领域,其实任何一个理论都是带有非常强的国家色彩,背后是国家利益。如果我们没有真正高清其中的含义,就容易步入他人所设的陷阱。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在演讲中,特别谈到了全球经济失衡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增速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增速间脱钩的关系。张斌研究员认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往往具有木桶效应。制约其经济发展的不是劳动力、甚至不是资本,而是能起到资源有效配置的市场机制。如果缺少这种有效的机制,即使依靠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也难以长期为继。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杨涛在谈到全球失衡问题时提出,对于失衡与否,需要做三个方面的辨析。一是失衡是否延伸到一国产业内部的问题;二是失衡的可持续度问题;三是失衡是否对我有利的问题。杨涛研究员还提到,促进货币层面的结构优化一定程度上也起到解决实体经济失衡的手段。但支付清算机制作为联系二者之间的重要环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金融政策对实体部门影响的程度和效率。其实,在2000年左右谈的球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问题,实际上指的是支付清算环节。央行之间的货币互换,实际上也是一个支付体系的安排。

杨涛研究员还指出,投融资体制现在也是一个核心的环节。我们谈到的首先是高投资和高投资增长率与这个资本有效的形成,而资本形成仍然存在一些环节。投资不见得是有效的投资,这个也是结构失衡的一些基本领域中的环节。就金融角度来看,投资体制由于存在缺乏有效、可持续性的供给的来源,这个制约因素也会导致失衡的问题。

发表时间:2015-06-25 文章出处:本站原创 责任编辑: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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