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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就与付出的辛劳成正比——访《摩诃婆罗多》中译本主持人黄宝生研究员
文章作者:郑瑞萍 作者单位:科研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黄宝生研究员主持,院内外多位学者参与翻译的《摩诃婆罗多》中文译本,全六卷,计四百余万字,于2005年月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发行。《摩诃婆罗多》是印度古代史诗,原文为梵文。该书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4世纪之间,以英雄传说为主线,汇入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宗教、哲学、伦理、政治、军事、格言、谚语等,是一部古代印度文化的百科全书。此前印度梵文学者历时半个世纪完成《摩诃婆罗多》精校本。中文版《摩诃婆罗多》依据这个精校本翻译,前后花费十多年时间,堪称传世工程。日前本刊编辑郑瑞萍就《摩诃婆罗多》的翻译过程、“梵文”学科的发展等采访了课题主持人黄宝生研究员。
    问:请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摩诃婆罗多》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包括主要内容、学术和文化价值。
    黄宝生:
《摩诃婆罗多》是印度古代史诗。这个书名是音译,意思是“伟大的婆罗多族的故事”。它以印度列国纷争时代的古代社会为背景,描述了婆罗多族两支后裔俱卢族和般度族事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史诗采用口头方式创作和传播,因而它的文本是流动的和层层累积的。《摩诃婆罗多》的成书年代约在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4世纪之间,也就是说它的产生和最后定型经历了八百年时间。最后定型的篇幅为“十万颂”,相当于希腊两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篇幅总和的八倍,成为古代文明世界中一部罕见的巨型史诗。
    这部史诗从婆罗多族大战为故事主线,汇入了印度古代的各种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以及宗教、哲学、政治、军事、律法和伦理等等。《摩诃婆罗多》全诗采用对话叙事方式,而且话中套话,故事中套故事。这种开放型的框架式叙事结构为各种插叙敞开了方便之门,使它最终成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这也是在这部史诗的发展过程中,印度古人有意识地这么做的,即通过这部史诗汇集和保存民族思想文化遗产。因此,印度古人将这部史诗称为“第五吠陀”,也就是将它奉为“圣典”。
    印度现代学者指出:“如果有哪部作品已经证明对于形成印度人的生活和思想最为重要,它的传统继续活到今天,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影响印度生活的方方面面,那就是《摩诃婆罗多》——印度伟大的民族史诗”。  《摩诃婆罗多》精校本首任主编苏克坦卡尔认为这部史诗蕴含印度的“集体无意识”,是民族的“灵魂”。西方学者也认为“如果不了解《摩诃婆罗多》,怎么能阐释印度文化?”
    问:中国梵文学界的专家学者穷十七年之力,推出《摩诃婆罗多》的完整中译本,其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黄宝生:
正因为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它的研究价值不仅在于史诗本身,也在于它是印度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宝贵的资料库,分门别类研究印度古代的神话传说、宗教哲学、政治制度、律法伦理和社会习俗等等。这对于国内的印度历史和文化总体研究,无疑大有裨益。
    印度和中国是接壤毗邻的两个文明古国,有着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印度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至隋唐达到鼎盛,并完成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从此,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以儒家为主的儒、佛和道复合结构。因而,佛教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在印度古代思想领域,占主流地位的始终是婆罗门教(即印度教),佛教是在婆罗门教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摩诃婆罗多》便是属于婆罗门教文化系统的史诗。所以,中国古代的高僧们没有将这部史诗译成汉语。佛教研究向来是中国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们要深化佛教研究,必须同时深化对印度古代文化的研究。我想,国内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对此必有深切体会。
    就史诗本身的研究而言,也有它的独特价值。过去西方学者界对史诗的研究往往以希腊两大史诗为准则。其实,世界各民族的史诗形态多样,异彩纷呈。中国以《格萨尔》、《江格尔》和《玛纳斯》为代表的史诗资源丰富。近二十年来,在发掘、整理和研究上取得骄人业绩,举世瞩目。在这个过程中,也培养和造就了一批通晓中外史诗和史诗理论的优秀学者。我相信,通过将中国少数民族史诗与包括印度史诗在内的世界各民族史诗进行比较和综合研究,中国学者一定能在世界史诗学者领域占领制高点,做出创造性的重大贡献。
    问:《摩诃婆罗多》中译本推出以后,在学术界、出版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您怎样看待这些反响?
    黄宝生:《
摩诃婆罗多》中文全译本出版后,确实在国内学术界和出版界引起一些积极的反响,对此我感到欣慰。这说明学术界和出版界不乏有识之士。长期以来,对于外国文化,国内学术界和出版界的热点始终是西方作品。尽管如此,国内仍有许多学者在东方学领域中矢志不移,辛勤耕耘。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必定会忠实于自己的学术使命。学术研究既为现在,也为未来。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发展,更借重学术积累。只要自己的学术成果能得到同行们认可和采用,并经得起历史检验,为后学们提供借鉴,这就足矣!
    问:请谈一谈《摩诃婆罗多》的翻译过程,以及翻译中的甘苦。
    黄宝生:
《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并称为印度两大史诗。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出版了季羡林先生翻译的《罗摩衍那》。这激发我的同学赵国华起念翻译《摩诃婆罗多》。《摩诃婆罗多》规模宏大,篇幅是《罗摩衍那》的四倍。于是,他约请我们几位同学合作翻译。这项翻译计划得到金克木先生的支持。金先生为我们确立了翻译体例,并亲自动笔翻译了《摩诃婆罗多》第一篇头四章,为我们做了示范。至1986年,赵国华和席必庄两人译完《初篇》,金先生也为此写了《摩诃婆罗多》译本序。但这时国内出版社普遍开始注重经济效益,不能轻易接受这项旷日持久的翻译计划。这样,全书的翻译工作暂时搁浅。直到1990年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学术事业为重,接纳了这个出版任务。而正当《摩诃婆罗多》翻译工作重新启动之时,赵国华却于1991年实发心肌梗塞,猝然逝世,令人扼腕痛惜。《摩诃婆罗多》第一分卷《初篇》于1993年出版,他也未及看到。
    赵国华逝世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委托我主持全书翻译工作。这项翻译计划也得到院科研局的支持,于1996年列为院重点项目。此后参加翻译工作的有亚太所的席必庄、郭良鋆、葛维钧和李南,还有北京大学的段晴。我作为项目主持人也承担翻译任务,并负责全书的校订和定稿。为保证翻译质量,我们决定不分册出版,而是译完全书后整体出版。因为在翻译过程中,译名和术语的统一以及意义的理解常常需要瞻前顾后,互相照应。这样,我们依靠集体的力量,又化费近十年时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这部书稿列为重点图书,精心制作出版,奉献给国内学术界。
    《摩诃婆罗多》的翻译过程漫长而又艰辛。其间,赵国华英年早逝(享年48年),“出师未捷身先死”,金克木先生始终关心我们的翻译进程,也未能见到《摩诃婆罗多》译本的完工和出版,而于2000年逝世(享年88岁)。想起这些,又感到整个翻译过程很悲壮。
    问:“梵文”、“西夏文”等学科如今被称为“绝学”,您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黄宝生:
梵文是印度古代语言。印度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学术资源极其丰富。十九世纪西方学者发掘印度古代文化宝藏,通过语言比较研究,确立了印欧语系,继而开创比较宗教学、比较神话学和比较文学,促进了世界多门学科的发展。现代中国学者也深知通晓梵文,不仅对于研究印度古代文化,也对于中国学术本身,具有重要意义。其中,通晓梵文并在学术上取得杰出成就的代表人物有汤用彤、陈寅恪、季羡林和金克木等。
    依据原著,运用第一手资料,这是学术研究的通则。而现在国内,能依据梵文原始资料研究印度古代宗教、哲学和文学的学者并不多。长期以来,我深感国内梵文学者稀少,不能分工合作,提高国内印度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即使是中国佛教研究,如对汉文佛典的整理和注释,又如研究汉译佛典语言对古代汉语和语法的影响,如果不通晓梵文,也会遇到重重困难。因此,中国的学术领域需要有一批继往开来的梵文学者。目前的状况虽不尽人意,但只要引起学术界和教育界重视,相信日后会逐步得到改善。
    问:作为一名学者,您对现今的学术氛围有何看法,能否对青年学者提供一些治学之道?
    黄宝生:
我常对所内的青年研究人员说:“你们现在的研究条件比我们过去好多了!”我说的是实话,因为我有时会想,倘若我们从年轻时就有这么好的研究条件,也许我们这一生的学术贡献会更大些。然而,仔细想想,研究条件好毕竟是外在因素,作为一个学者,还需要有一些必备的内在素质。首先,要真心热爱学术。学术并非是人类生活的点缀品。它具有维系和丰富人类文明和智慧的作用。因此,应该像热爱生命那样热爱学术。同时,要专心致志,持之以恒,不怕人生途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不怕付出艰辛的劳动。“穷而后工”。学术成就必定与付出的辛劳成正比。我们常常会把一些学术大师视为“天才”,而忽略他们贯穿一生的勤奋。
    孔子曰:“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这是我青年时代喜爱的两则励志格言,对我来说,确实终生受用不尽。

发表时间:2006-05-05 文章出处:本站原创 责任编辑: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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