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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漕运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文章作者:杜余棣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北京民俗博物馆主办的首届漕运文化学术研讨会,于近期在北京召开。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及北京市高校、科研单位、文博系统的20余位学者与会。研讨会重点讨论了漕运文化的历史内涵和时代价值,我国古代运河的开凿历程和漕运发展史、漕运文化的保护及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傅崇兰研究员做了题为《漕运文化的内涵与时代价值及相关问题的讨论》的重点发言。他指出,我国古代长期是农业社会,漕运是当时的国家根本大计,它客观上促进了运河流域和跨流域的经济科技、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对我国南北地区物资交流起了巨大作用。运河既是我国南北水运交通的大动脉,又是一条通航、灌溉、防洪、排涝综合利用的水利工程,是我国经济重心与政治中心连贯的轴线。漕运文化的内涵是一个经济、社会、自然环境构成的跨流域的复合水利工程,是一个文化体系,应重视它发挥作用的过程。他提出需要研究运河文化复兴的时代价值:一是整个大运河对保持流域自然生态系统勃勃生机,对运河流域社会和谐、城乡协调发展意义更大、更深远;二是从可持续性生态和经济社会多样化需求来考察,运河文化复兴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尹均科研究员的《试论漕运文化的历史内涵——兼谈朝阳区的漕运文化》的论文指出,漕运文化应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部分。关于漕运物质文化,他从8个方面加以论述:1.漕运的地域,即运往目的地;2.漕粮的品种和名目;3.漕运水道,特别是北京的通惠河;4.漕船状况;5.仓场状况;6.闸坝工程;7.漕运官署;8.沿岸城市等。漕运的非物质文化,他从5个方面加以论述:1.运河分段名称和漕运文化;2.漕运规章制度及管理;3.运河的开凿治理与历史人物;4.漕运的历史文献;5.传统故事与习俗等。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的赵书研究员在其论文《试论漕运文化的历史内涵和时代价值》中认为:1.漕运是沟通南北物资交流的命脉,又是促进民族文化交融的通道。漕运将江淮粮食运抵京师,保证了统一国家的政令畅通,如果没有运河就没有北京的曲艺,没有徽班进京;2.历史上通惠河上二闸、三闸的消闲娱乐是京城民间文化的宝库,当年郊亭闸、庆丰闸的乡民乘船进京,京城富商在河中置画舫,百姓可乘游艇,两岸热闹程度不逊于南京秦淮;3.漕运文化还是北京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运河号子、运河舞龙等已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这为保护漕运文化和合理利用打下了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贺小燕的发言题目是《漕运及漕运文化的历史内涵及其价值》。她认为漕运文化历史内涵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仅仅是经济史领域,还应有漕运制度的发展演变、漕粮的财政和振恤功能、漕粮的赋税制度、漕运官制和船制、运丁和屯田、漕粮的征收以及运兑和交仓、漕粮的运道,等等。漕运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而封建王朝之所以持续漕运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解决国家财政问题,并通过漕粮振恤来维护封建秩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郭松义研究员提交了《北京与漕运》的论文。他认为从元代定都北京开始说起,直至清道光五年(1855年)停止漕运,历经过500年(实际是近600年)间,漕运给北京带来的影响是深远不可磨灭的,值得今天很好地探讨。北京自元朝建都以后,在元朝和明初都有水陆联运和海运之举,但费时费力,且成本高昂。元代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开凿了一条贯通南北的内河航道,经明清两代的不断完善,运河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明清两朝为了帮助运军生计,特允许“附载土宜,免征钞税”。弘治时,每船限定带10石,万历后放宽到60石,乃至160石,到清嘉庆时,居然“帮丁附载客货,每船一二千石者”。这些货物沿途随捎随卖,抵通州时,除漕粮外,仍有不少土宜被捎来,并在南返时继续揽载客商货物,从而大大促进了北京与沿河地区的商贸交往,使运河沿途的天津、临清、济宁、淮安、扬州等城市得到繁荣。这时运河对沟通南北文化交往起了积极作用。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中心韩光辉教授的《临清漕运文化及其保护》一文,对运河沿途的重要城市山东临清做了全面论述。他指出临清是运河交通的中枢,明清时期中央户部、工部等部门在此专设分派机构,临清号称“天下第一码头”,并有“南有苏杭,北有临张”之说,是与运河沿岸的扬州、苏州、杭州等城市并列的大都会。史学界有“漂来的北京城”之说,实际是说北京城的城墙砖、故宫、明十三陵和清代东陵、西陵等重要建筑的用砖绝大部分都来自临清砖。另外,自明初宣德四年(1429年)开始设钞关,临清钞关的税收额之大一直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乾隆皇帝曾赞誉临清“富庶甲齐郡”。临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很丰富,这里是《金瓶梅》的写作背景地,是山东著名的曲艺之乡,是山东快书、山东大鼓的发源地,还被袁世海誉为“京剧之乡”。作者呼吁对临清的漕运文化遗产应加以足够的重视和保护。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定宜庄研究员提交的论文是《京城运粮道和随运粮道入京的移民们》。她认为随着大批漕粮运到北京,不仅养育了京师的官民人口,还有运河沿岸的众多百姓,以及大量汉族与回族人口顺流而上进入北京寻找生计。他们主要定居在通州和进京的几道闸门附近,在北京有很多山东人,大多是沿运河进入北京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另一位副研究员张金奎的论文是《试析明代涉漕军士在运河经济中的作用》。他就明代卫所涉漕军士进行了专门研究,指出自从民运改折后,边镇一部分军粮也要通过漕粮“穵运”供给,进一步加大了对漕粮的依赖。于是明政府从江西、浙江、湖广等都司抽调运军,他们改用“长运”法,直接由运军承担。明朝政府为保证漕运畅通,给予运军一定优待,如允许他们搭载私货,动用耗米、鼠耗、轻赍银等,使护漕军、运军成为运河经济中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经营群体和消费群体,这对运河沿岸经济及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的阙维民教授《论运河遗产的抢救与弥补——以运河杭州段为例》的论文,运用了大量图片和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的数据资料,进行了生动的解说,受到与会者的普遍欢迎。
    历史所杜瑜弟研究员向大会提出《运河与现代化——如何进行运河的文化遗产保护》论文提出,对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不能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而保护运河,应从实际出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在充分运用运河的社会价值过程中,去加以保护。只有充分体现了运河的保护价值,运河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才能有保护的意义。他的论述从航运、灌溉、生态环境、旅游、运河文化、运河开发六个方面展开。
    北京民俗博物馆馆长高春利专门做了《构建通惠河沿岸文化产业带的理念与实践》报告,他指出通惠河是北京的“漕运通道”,它积累的历史文化底蕴厚实、内容丰富、形式多姿多彩,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通惠河本体的文化遗存正在逐渐消失,现在需从保护单体文物发展到成线状、成片村落乃至景观整体的保护。正如郑孝燮、罗哲文、朱炳仁三位专家所指出的“这里应定位是国家遗产廊道,国家生态基础设施、国家教育基地和闲憩的廊道”。

(杜余棣: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发表时间:2006-09-05 文章出处:不详 责任编辑: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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