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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及其经济问题分析”学术研讨会综述
文章作者:庄贵阳 吴向阳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2006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办的“两岸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及其经济问题分析”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能源研究所、国家信息中心与台湾清华大学、台湾大学、中原大学等单位共40多位专家学者及媒体代表,参加了本次研讨会。海峡两岸气候变化领域专家就减少温室气体的政策设计及减排政策的经济影响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研讨。
    会议第一个议题是减排模型及其应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简称CGE)模型是减量政策评估最主要的工具,它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相关议题方面,无不受到许多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与学术机构的重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特别情景报告 (SRES)、IPCC第三次科学评估报告(TAR)开发出多个CGE模型用于评估。台湾清华大学黄宗煌教授和中原大学林师模教授主要介绍了“台湾一般均衡模型(TAIGEM-III)”和“台湾永续能源发展模型(TaiSEND)”的研发以及这些模型在温室气体减排政策、能源政策等方面的应用,并分别模拟了不同的温室气体减排模式与减排目标对经济的冲击、国际能源价格上涨的经济影响评估等。黄教授模拟的结果显示,提高能源效率会节约产业部门的生产成本。如果决策者决定提高能源效率,则将会鼓励厂商进行淘汰无效率的旧生产设备(如以燃气机组代替燃煤机组),扩大投资,对GDP增长有促进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陈迎副研究员对国际上有关中国排放情景的种种模型进行了系统梳理,发现国际上的模型结果多高估了中国的增长,现有模型工具尚不足以为决策者提供可靠和足够的信息,有待改进。台湾“中央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杨晴雯博士评论认为,模型评估的差异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对模型参数的假定,二是模型结构的设定,三是数据来源。台北大学自然资源与环境管理研究所李坚明教授补充认为,不同模型模拟的结果出现差异是必然的,更要注重哪些模型是可以整合的,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会议第二个议题是台湾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台北大学李坚明教授介绍说,1998年台湾能源会议制定的目标是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回归到2000年排放水平(221百万吨CO2)。台湾能源会议所制定的相应的减排政策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包括能源评估与能源结构调整、产业政策评估与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能源效率与能源科技等。实践表明,虽然台湾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率1998年后在减缓,人均排放量低于OECD国家,但是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仍在增加,从1990年以来15年增加了1倍,2004年达2.5亿吨 CO2当量,未来减排压力巨大。李坚明教授分析说,台湾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表现出三方面不足,首先是减排科技激励效果不足;其次是社会行为潜力仍有待开发;最后是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尚未建立,缺乏最具环境与成本有效的市场工具,能源服务业缺乏节能动力。
    财团法人台湾绿色生产力基金会余腾耀先生主要介绍了2005年以后台湾未来的减排策略及行动计划。2005年台湾能源会议在回顾了1998年能源会议以来的减排政策及其效果后,确定了2025年总排放量不超过3.61亿吨CO2的目标(约需减排1.7亿吨)。2005年台湾能源会议确定了以部门减排措施为主线的“自下而上”的规划模式。根据规划,各部门的减排目标是工业部门6240万吨,运输部门1430万吨,住商部门1490万吨,能源部门7840万吨。各部门都分别制定了相应的减排策略。为保证减排目标的实现,台湾于2006年制订了《温室气体减量法(草案)》,显示台湾控制温室气体的决心。另外,台湾为准备实施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制度制定了时间表 :2005-2008年指导促进企业核实、登记温室气体基准线,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库;2008-2012年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制度并运行;2012-2020年与国际相关碳排放贸易市场接轨;2020年以后实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
    台湾温室气体排放量的55%来自工业部门,不论采取何种减排措施与政策工具,工业部门及整体经济受到减排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台湾综合研究院吴再益副院长认为,台湾产业结构到20世纪末期基本达到成熟稳定状态,服务业约占69.5%,农业占1.5%,工业占29%;台湾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接近,调整空间较小,即使调整也只能是工业内部结构调整。1998年台湾能源会议曾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减排的一个政策工具,但实践表明,台湾产业结构没有太多调整,而制造业由于面临设备更新、技术提升及严格的环境评估等压力,工业产业受到较大冲击,对台湾经济增长产生较大不利影响。因此,2005年能源会议不再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减排政策工具。吴再益教授运用能源——经济——环境(3E)模型,分析了不同的减排目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发现设立减排目标对台湾三次产业结构影响基本雷同,但影响程度不同,当减排量目标越严格时,大致呈现工业、农业比重降低,服务业比重提高的趋势。通过对排放政策工具(不同的能源强度降低率和电价上涨率)模拟分析显示,较快的能源强度降低率和电价上升率搭配对经济冲击相对较小,是比较好的减排政策工具。
    会议第三个议题是减排技术及经济分析。技术进步是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最终归宿。各种政策措施的核心传导机制是通过行政或市场的手段增加使用者的碳排放成本,促使他们使用各种减排技术来减少排放,降低成本。北京清华大学费维扬院士介绍了国际上碳捕集和分离技术的最新进展并进行了技术经济分析。据他介绍,常用的二氧化碳分离技术有很多,其中,胺类和Selexol(乙二醇类)溶剂是CO2捕集技术领域两项主要技术。两者目前都已商业化,但其成本仍高于工业界可承受的成本。许多其他CO2捕集和分离技术也显示出逐步减少CO2捕集成本和能量的潜力,但它们的成熟度较低。因此大幅度降低CO2捕集和分离成本是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加强技术集成、政策、企业等各方面的合作。费院士最后强调说,技术是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根本途径,中国要自主创新,加强合作,发展自己的碳捕集与分离技术。
    专家们在讨论中还提到二氧化碳地下埋存等问题。国内外大量研究结果和矿场试验已经证明,油气藏是一个封闭非常好的天然储气库,以CO2作为驱油剂注入油藏,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原油采收率。该技术以其使用范围大、驱油效率高、成本较低等优势普遍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据估计,全球范围内枯竭油气田封存CO2的能力大约相当于目前全世界电厂125年内燃烧释放的CO2排放总量。因此,利用CO2提高原油采收率是永久封存CO2的最佳方法,不仅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有着巨大的环境效益。CO2在我国油气开采中也同样有着巨大的应用潜力。由于台湾岛的特殊性,台湾大学马小康教授认为,二氧化碳地下埋存技术不适合在台湾应用。
    台湾经济研究院陈诗豪副所长做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约束下电力事业设备更新的效益分析”的发言,他认为,对企业而言,电力设备更新是否具有经济效益是企业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不同的政策对于企业效益的影响也很不相同,对于CO2减排效果也会产生不同效应;就政策的效果而言,排放交易制度可能比能源税会产生更大减排效果,但交易制度未必符合所有经济体的特质,以台湾为例,能源税与交易制度差异并不明显,或许能源税会是比较好的政策工具。
    会议第四个议题是人文发展的基本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的潘家华研究员介绍了他提出的人文发展分析框架,阐述了量化人文发展基本需要的方法论,区分并界定了生存水平和体面生活水平的基本需要。他还依据国际数据和科学研究成果,以中国为例,对满足13亿中国人体面生活水平的基本需要的能源和排放含义进行了案例研究。潘家华研究员认为,国际气候制度谈判的核心内容是如何吸引最广泛的参与和保障公平参与问题,特别是如何在保证实现气候目标的同时,维护个人基本需要获得满足的基本权利。人文发展基本需要分析框架在气候制度中的应用,就是要从基本需要满足角度,对不同消费区别对待。他指出,满足13亿中国人过上体面生活,基本需要的直接和间接能源需要总量为每年25亿吨标油,约合36亿吨标煤。按目前的能源结构,温室气体排放约为74亿吨,人均5.69吨CO2。因此,为了防止危险的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必须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由于基本需要的满足和基本人权相联系,必须采取双管齐下的途径,一方面控制奢侈性消费,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发挥技术进步和推广应用在解决气候问题上的潜力。黄宗煌教授评论认为低碳人文发展方案为未来国际气候制度设计及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谈判提供了新的思路,是个极有创见的观念,他还为完善该理论提出一些建议,如关于基本需求的主观性问题,体面生活的动态性问题,技术的动态性问题等。
    会议第五个议题是“十一五”能源需求及钢铁行业节能潜力。从2001年起,我国的能源强度呈上升趋势,与会专家认为,这与我国城市化进程和重化工业的加速发展有关。但从能源转换和利用的技术效率而言,近年来总体上仍是改进的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庄贵阳副研究员分析了“十一五”期间能源强度下降20%的目标约束下我国的能源需求,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他首先回顾了1980~2005年间我国能源强度的变化趋势及其原因,分析了不同情景下实现“十一五”期间能源强度下降20%目标的能源需求。他指出,能源安全、大气污染控制和气候变化是我国提出降低单位GDP能源强度目标的主要推动力。为了实现“十一五”能源强度目标,他认为:首先可以通过资源价格改革,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其次是依靠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最后是加大节能投资规模,促进节能产业发展。
    北京科技大学张群教授分析了我国钢铁行业的发展态势和节能潜力。近4年来,我国钢铁行业每年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但钢铁行业产业集中度很低,中小钢铁企业数量多,重点钢铁企业的能耗比国外先进水平能源消耗要高出20%以上,节能潜力巨大。因此,我们需要从管理手段和技术手段进行节能,包括:1.提高准入门槛,加速淘汰高能耗的落后工艺、装备和产品;2.推进钢铁工业发展循环经济,发挥钢铁企业产品制造、能源转换和废物处理功能;3.并购重组,形成若干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加大对节能技改资金的投入;4.完善钢铁企业的能源控制和管理,编制节能规划;5.大量采用高效节能技术。

 (庄贵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吴向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发表时间:2006-09-05 文章出处:不详 责任编辑: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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