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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尹达先生诞辰100周年暨中国历史学论坛”综述
文章作者:杨艳秋 廉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006年10月17日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尹达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10月16~1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及中国史学会联合举办的“纪念尹达先生诞辰100周年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学论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在相继举行的“主题论坛”、“考古专题论坛”、“史学理论专题论坛”三场论坛中,15位学者先后做了相关学术报告。论坛的主要议题有以下三个方面:
  1.尹达先生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本次论坛上,瞿林东所做的《尹达同志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报告引人注目。报告追述了尹达先生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认为尹达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在历史科学理论研究方面的真知灼见,在今天仍然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报告特别指出,20世纪80年代,尹达先生较早提出区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在阐述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的同时,还强调要重视史学理论的研究。他对于历史学理论的很开阔的认识,与洞察中国史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桂遵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日久弥坚》的报告总结了半个世纪以来,尹达先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和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李红岩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与形成》的报告,认为走向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基本脉络,尹达先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张越对尹达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进行分析,认为它是唯一一部贯穿古今、囊括中国古代、近代直至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史学通史著述。它贯彻求“通”的原则,体现“发展”的撰述宗旨,重视史学理论与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方面具有一定开创性意义。乔治忠以《中国历史考据学的发展》为题,报告了从先秦两汉至近代,中国历史考据学的发展历程,认为历史考据是所有历史认识的根本基础,具有开拓历史研究领域的先锋作用和更新历史认识的枢纽作用,是引领史学的发展走向强化学术性的途径,在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2.尹达先生与考古学。在《尹达同志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的报告中,石兴邦梳理了尹达先生自1931~1937年参加殷陵发掘至1938~1949年投身革命在考古学领域的奋斗历程和业绩,以及建国以后,在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思想指导下,他在人才培养、活动组织、资料建设等方面发展中国考古学事业的宏伟蓝图和规划。王世民以《尹达同志与中国史前考古学》为题,报告了尹达先生对中国史前考古学,特别是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一系列贡献。文章认为:在中国考古学初步发展时期,尹达先生活跃在田野考古第一线,参与正确判别中国考古学的年代序列,奠定了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发展基础;在中国考古学发展的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他对把握考古研究的正确发展方向起到重要作用;尹达先生1963年撰写的长篇论文《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全面总结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已有的研究成果,它展望未来,提出一系列研究理论和方法,在中国考古界产生了重要影响。高广仁认为,尹达先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领军人物,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领军人物——尹达同志》的报告中,将尹达先生的考古学术生涯分为1931~1935年、1936~1937年、1938~1949年、1950-1983年四个阶段。报告指出,尹达先生是以中国考古材料,系统论证安特生在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上不正确观点的第一人;他倡导考古与历史研究结合,反对用经典著作贴标签,反对做简单粗暴的学术批判,他的工作、经验和成就令后世受益无穷。尹达先生身后,考古学理论和实践得到迅猛发展,但它们仍然立足于尹达先生五六十年代成果的基础上,他的引领之功,不可磨灭。
  李民的报告《“万邦”——中国古代国家萌芽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是对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探讨。报告认为中国古代氏族、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的这一历史时期可以用“万邦”来概括,这一时期结束、中国进入了统一国家时期的标志是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从文献和考古学的整合角度而论,可以用“万邦”时期——统一王朝来表述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过程。罗琨《“九鼎”的传说及其史实素地的思考》探寻“禹铸九鼎”这一“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典型事例的社会历史素地,认为“禹铸九鼎”虽不存在,却也不是任意伪造,追寻它的过程,对于认识中华古代文明的形成有所启示。徐子峰在《红山文化与先商文明》的报告中,阐明了红山文化与先商文明的渊源关系,认为红山文化属先商文化源头之一。先商文明的形成并非中原单一地域文化发展而成,而是多种文化因素经过长期的碰撞、交融最终形成。李玉洁就黄河文明的产生问题探讨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特征,他以《黄河文明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为题,指出:龙山文化时期黄河文明和早期国家已经形成,早期国家的特征即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认为的公共权力的建立与地域关系的形成,但传子制不是国家产生的特征。王震中《论邦国与王国》考察了“邦国”与王国的关系,认为夏商周三代二者并存,代表了当时国家类型的两种形态,是国家形态发展的两个阶段。
  3.尹达先生的治学与品行。谢保成在《“从考古到史学研究”——尹达先生的治学道路》的报告中认为,由于人生道路和学术道路深受郭沫若、梁思永的影响,尹达先生走出了一条“从考古到史学研究”的治学道路。这一道路决定了他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也影响到他的重要的治学经验——注重综合研究治学方法的形成。具体而言,突破安特生错误体系建立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科学体系、把新石器时代研究推进到系统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尝试探索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演变规律是尹达先生三个方面的重要学术贡献。《新石器时代》、《中国原始社会》、《中国史学发展史》这三部代表作即纵向展示出尹达先生“从考古到史学研究”的历史足迹。刘增杰在《尹达先生二三事》的报告中,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讲述了少年尹达“熬干灯”的故事以及记忆中尹达先生的一些生活画面,清晰地展现出尹达先生自律勤学、崇尚简朴、严于律己、卓然特立的性格和人品。报告还着重介绍了1947年3月,尹达先生的《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北方杂志》发表的情况,并对文前《小序》进行了解读,认为这段小序对于理解尹达的学术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看作是尹达一生处理学术与革命关系的自我诠释。
  与会专家认为,尹达先生在考古发掘、史学研究以及学术组织工作中,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发展做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留给后人的经验也是多方面的。用新的史学观点探索古代社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学术研究,进行“科学的”综合研究,是尹达先生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经验。最后,历史研究所所长助理卜宪群做会议总结,宣布论坛闭幕。总结认为,纪念会议在三个问题上形成了一致的认识:即尹达先生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一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建设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杰出贡献者,还是一位具有杰出才能的学术组织工作者。总结强调,我们今天纪念尹达先生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缅怀,尹达先生的未竟事业更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就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而奋斗。
  除以上学术报告之外,“论坛”还收到学术论文20余篇,它们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杨艳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廉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发表时间:2006-12-15 文章出处:不详 责任编辑: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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