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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货币政策协调讲习班”综述
文章作者:孙彦红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2006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与德国弗莱堡大学共同举办了“欧元区货币政策协调讲习班”,该讲习班是欧洲所正在执行的“欧盟——中国:欧洲研究中心项目”(欧盟模式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中的一项活动。来自德国弗莱堡大学经济学院的三位学者分别围绕讲习班主题,从不同角度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就相关内容和与会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他们分别是弗莱堡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汉斯-赫尔曼•弗兰克(Hans-Hermann Francke)教授、弗莱堡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奥立弗•兰德曼(Oliver Landmann)教授以及弗莱堡大学讲师哈拉德•尼茨(Harald Nitsch)博士。讲习班听众包括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金融所,以及吉林大学等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共计20余人。三位学者的演讲内容新颖,研究方法、对象和结论皆有其独到之处。现将其演讲内容简要介绍如下:

   一、欧元区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1.欧元区需要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吗
  欧元诞生后,欧元区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否需要协调成为备受人们关注的问题。支持进行协调的人们所持的观点是,货币联盟的建立导致各国经济政策效果的溢出效应更加明显,由此造成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大幅提高,因此,各国的政策制定者有必要就各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公开协调。但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解决相互依赖问题的有效方法并不是公开的协调,而恰恰是通过分散决策和竞争来实现。
  兰德曼教授将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分别从不同层次对欧元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进行了考察,其研究结果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欧元区各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纵向协调问题。欧洲中央银行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其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价格稳定。这种目标是基于时间不一致模型而设定的,也就是为了避免货币政策不为不断变化的政策压力所左右。高度的独立性决定了货币政策不必与其他政策进行公开的协调和讨价还价,它的任务在于保证一个可预期的宏观经济环境,而其他经济政策需要在其确定的框架下制定和执行。换言之,各国的财政和工资政策都需要配合(或者说服从)既定的欧元区货币政策,这可以看作是成员国的财政和工资政策与欧元区货币政策之间的一种纵向协调。第二,各成员国财政政策的横向协调问题。通常而言,财政政策的目标有两个:一是总需求管理,二是实现财政平衡。根据经济学文献和实践经验,在一种政策手段同时兼顾两个目标时,如果该政策存在溢出效应,那么就有必要进行国际协调。将货币政策上交给欧洲中央银行之后,财政政策已经成为各成员国唯一可用的需求管理手段,因此,从理论上讲,为了保证整个欧元区的经济稳定,各成员国的财政政策之间应该进行协调。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各国政策决策者面临的利益选择各不相同,因此,财政政策的协调存在诸多困难,进展缓慢。比较现实的做法是为各国设定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的底线,而这正是稳定与增长公约的目的所在。第三,各成员国工资政策的横向协调问题。货币政策权力的上交打破了成员国原有的货币政策与工资政策之间的策略平衡,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维持价格稳定)要求各成员国工资增长速度不能过快,也就是采取适当的工资限制政策。兰德曼教授认为,由于当前欧洲多数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没有放开,工资水平基本上是由工会和雇主组织谈判达成的,这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工资扭曲。在这种情况下,各国间协调工资政策一方面不具备可行性,另一方面其协调效果也不容乐观。因此,当前各国的任务是继续推行劳动力市场改革,以求实现工资水平的灵活浮动,届时也就不存在协调问题了。
  2.从公共债务的角度看稳定与增长公约
  对于稳定与增长公约在欧元区经济政策协调中发挥的作用,弗兰克教授专门从公共债务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弗兰克教授认为,人们通常关注的是年度财政赤字的情况,实际上,政府公共债务及其积累是更值得重视的指标,欧元区的财政约束重点考察的也应该是后者。稳定与增长公约设定公共债务指标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为了保证货币政策的目标不受破坏,也就是保护欧元的稳定,另一方面是为了尽量避免一国公债过多所导致的溢出效应。而近几年的违反公约情况一方面是由欧洲经济增长乏力所导致,另一方面也与成员国国内的财政原则和政治周期密切相关。例如,在德国,宪法规定的紧急救助原则要求在一州出现债务危机时,其他财政状况好的州有提供紧急救助的责任,这就导致德国的财政状况很容易陷入整体困境。鉴于公共债务形成的原因,弗兰克教授提出以下几条措施来加强对欧元区成员国的公共债务约束:第一,将对政府的财政约束写进宪法,从根本上剥夺政府过度举债的权利;第二,对于财政严重失衡的州或地区,要制定相应的严厉惩罚措施;第三,废除目前普遍存在的财政上的紧急援助措施;第四,完善金融市场,从而使得过度举债的成员国或地区受到利率提高带来的损失。当然,在现实经济运行中,由于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经常出现高度的不一致性,因此,上述措施的制定和执行并不容易。

  二、关于欧元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几个问题

  1.不同金融体系并存情况下的货币政策通报
  近年来,能否有效地向公共传递信息对于货币政策能否实现预期目标越来越重要,因为这直接关系到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在多大程度上与政策制定者的预期相吻合。自然,这一问题对于欧元区也同样重要。目前欧元区由12个成员国组成,将来还会进一步扩大,这些国家金融体系的差异使得欧洲中央银行的信息传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欧元区各国的金融体系可以大致分为三种类型:银行主导型(包括比利时、德国、法国、爱尔兰、荷兰与奥地利)、资本市场主导型(包括意大利、葡萄牙和芬兰)、混合型(包括希腊和西班牙)。在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中,人们对利率的敏感度较低,从而央行利率对GDP的影响远不如信贷总量的影响大。在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中,人们对利率变化非常敏感,从而利率对GDP的作用较之信贷总量要大得多。那么欧洲中央银行如何通过统一的政策通报来保证货币政策经过不同金融体系的传导后能达到预期效果呢?对于这一问题,弗兰克教授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首先,欧洲中央银行之前在一些政策通报上比较成功,今后应在此基础上更充分有效地提供信息; 第二,欧洲中央银行提供信息应遵循“小步快走”的原则,也就是在通报上更加频繁,每次通报的信息量要适度,这样有利于不同金融体系中的人们更好地认识政策的真实意图,尽量避免预期不对称导致的不必要的经济动荡; 第三,考虑到不同金融体系的明显差异,除了欧洲中央银行对于整个欧元区货币政策的通报外,还应增加成员国中央银行就本国情况进行具体通报的内容,因为它们更熟悉该国的情况。
  2.地区经济差异与货币政策传导
  除了金融体系各不相同之外,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差异是欧元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尼茨博士着重介绍了他在这方面的研究结果。一方面,自从欧元区成立以来,由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影响,原来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当前正处于赶超阶段的国家(如爱尔兰)普遍面临着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随着波罗的海国家等更多中东欧成员国的相继加入,它们也必然面临巨大的通胀压力。由于真实利率是名义利率与通胀率之差,通胀压力大的成员国的真实利率也就相应地要低,这又进一步加大了其通胀压力。另一方面,对于德国等经济发展水平高、目前增长缓慢的成员国而言,通货紧缩的压力会逐渐加大。这样,统一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在各成员国产生了高度不对称性的效果。为了尽可能地规避这种不对称导致的欧元区经济的不稳定,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应更多地考虑各国经济条件及其货币传导机制的差异。
  3.不动产业在货币传导过程中的作用
  为了更具体地研究欧元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尼茨博士选取不动产行业进行了个案考察,其具体目标在于考察并对比欧元区各国不动产业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对于欧元区而言,简单地说,不动产业在货币政策传统机制中作用的关键在于不动产业与基准利率的关系。一般而言,人们选择持有真实资产(包括不动产)还是名义资产(包括现金、债券等)的决策是通过对比两类资产的收益率而做出的。对于前者,人们通常考虑的是经济周期风险、技术风险和偏好风险;而对于后者,通货膨胀风险、违约风险和利率风险更受关注。由于通胀风险和利率风险都直接由货币政策决定或与之有密切联系,因此,人们持有不动产的数量及不动产业的发展与货币政策密切相关,反过来,不动产业也必然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不动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较大的国家(如德国和比利时)尤其如此。当名义利率较低从而名义资产的收益也较低时, 持有不动产的相对收益提高,人们持有的不动产就会增加,不动产的价格相应提高,而这会导致整体通胀率走高,真实利率降低,从而进一步推动不动产价格提高。同样,在欧元区,由于各国的名义利率是统一的,因此,在通胀率较高导致的真实利率较低的成员国,不动产价格也会出现持续走高的趋势,爱尔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在爱尔兰,不动产业进一步放大了货币政策的扩张效应。反之,在通胀率低从而真实利率较高的国家,如德国,不动产价格几乎没有任何提高,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综上所述,不动产业进一步放大了欧元区货币政策在不同成员国的效应,不论这种效应是扩张性的还是紧缩性的。

  三、德国的失业问题

  近十年来,德国的失业率一直在10%左右的高位徘徊,而德国经济的持续低迷使得这一问题始终无法得到缓解,到2005年2月竟创下521万失业人口和12%失业率的历史之最。直到最近,随着德国经济的复苏,失业率才出现了回落趋势。鉴于失业问题对经济和社会的重大影响,如何降低失业率一直是近年来令德国政府最为头疼的问题,也是德国经济学家讨论的焦点之一。
  根据兰德曼教授的归纳,对于造成高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及降低失业率的解决方案,德国国内存在三种典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出发,认为德国的高失业是由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经济崛起直接导致的。由于这些国家在劳动力成本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其产品大量出口到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使得德国和欧洲国家的相关产品丧失了竞争力,相关行业的劳动者大量失业。鉴于此,解决失业问题的方案是实施贸易保护措施,尽可能地限制来自于新兴国家的产品进口。第二种观点从宏观经济的需求角度出发,认为德国经济过分依赖出口,高失业是由于国内需求长期不足造成的。相应地,这种观点认为应该采取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手段,即通过扩大政府投资和购买来拉动国内需求的增长,进而带动就业的增加。第三种观点从宏观经济的供给角度(或生产角度)出发,认为高失业的根本原因在德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也就是现有的劳动力技能不适应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而造成这种结构性失业的主要原因在于德国劳动力市场的僵化,使人们失去了追求技能转型的动力。因此,这种观点认为应该通过改革劳动力市场来解决失业问题,进一步放开劳动力市场,实现工资的灵活浮动,以此促进劳动者积极主动地适应转型。
  兰德曼教授认为,第一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目前中国等新兴国家和欧洲都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当中,双方的任务应是正确定位自身的比较优势,以此为基础来推动内部产业结构的升级。对于欧洲而言,已经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如纺织业)应尽快地通过提高科技含量推动结构转型,挖掘新的比较优势,而不应该一边毫无作为,一边又不停地抱怨。他进一步认为,第三种观点与第二种观点的部分内容相结合则可以较好地解释德国的高失业问题,由此,其解决方案可以采取第三种方案为主,并适当地辅以第二种方案的办法。具体而言,就是在制度法规上改革劳动力市场的同时,政府适当地增加支出(如对劳动者技能培训的支出等)来配合和推动这种改革。

 (孙彦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实习员)

   
发表时间:2006-12-15 文章出处:不详 责任编辑: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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