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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历史与现实——首届中俄思想家论坛综述
文章作者:刘淑春 尚伟 康晏如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2006年11月20—21日,“马克思主义:历史与现实”——首届中俄思想家论坛在京举行。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共同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联部、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俄罗斯科学院、莫斯科大学、俄罗斯国立经贸大学等单位的中俄70余名学者与会。
    论坛以“马克思主义:历史与现实”为主题,围绕“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前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俄罗斯的发展道路”等议题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与会学者虽然来自中俄两个不同的国度,其研究领域不尽相同,学术观点也远非一致,但几乎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理论,它不仅影响了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还将继续影响21世纪人类的发展。学者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诞生150多年来对人类历史的进步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总结了20世纪苏联和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探讨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俄罗斯的发展道路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前景的指导意义。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和“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两个方面,将学者们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
    1.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中俄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对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促进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在致辞中说,马克思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影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产生150多年来,推动了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人类社会的面貌为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在发展、坎坷中走过了整整89年。虽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因20世纪末苏东剧变而陷入低潮,但社会主义仍不断显现出顽强旺盛的生命力。不仅如此,世纪之交,在西方社会举行的四次“千年第一思想家”和“千年伟人”等推举活动中,马克思仍荣登榜首。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依然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所蕴涵的科学与价值的力量,又一次在全球范围内为众人所瞩目。
    学者们认为,20世纪的百年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正确的。李慎明指出,20世纪的资本主义经由私人垄断到国家垄断并正在向国际垄断发展。从本质上看,这些变化虽然赋予资本主义以种种新的特征甚至某种生命力,但这并没有使资本主义摆脱马克思主义所深刻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内在的基本矛盾。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提高的同时,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加剧了,这使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垄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等世界性难题进一步趋向激化。这些矛盾与难题,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是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进一步强化,只会使这些矛盾与难题进一步加剧。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姜述贤谈到,20世纪由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唤醒了世界人民,这不仅促进了世界和平运动在全球的此起彼伏,进而制约了资本主义极端势力通过战争称霸全球的图谋,也加速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建立和全球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世界上一系列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主权国家的出现,对民族国家的发展和世界事务的决策,都发挥了积极有益的作用。
    与此同时,学者们谈到,毋庸讳言,20世纪末,社会主义因苏东剧变而使世人困惑。但新世纪以来的世界形势的发展,并非如弗兰西斯•福山所宣称的那样,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对决中,“已没有任何其他的对手”,也没有证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可以解释人类社会的进程和矛盾。正如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舍甫琴柯所说,“今天,在解决现代社会发展的问题上,文明论变得越来越不具有普世性了。”在他看来,关于国家生存和未来发展问题的真正答案,只能到各国的历史的、首先是经济的发展特征中去寻找,而不是到不同文明在精神道德价值观和文化成就的异同程度中去寻找,即只能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的方法论。总之,学者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仍是我们今天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2.20世纪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问题,中联部研究员俞邃认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有人认为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指责十月革命搞糟了,这是不对的。苏联模式是在没有现成可资借鉴的经验、在帝国主义的包围、在国内外复杂斗争环境中逐渐探索出来的。这一模式在形成的初期,适应了经济落后、结构简单和以增强国防为经济首要发展目标的国情需要。在和平建设时期,苏联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人民福利保障体系。
    但如一些学者所说,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一些弊端,为克服这些弊端,苏共和中共都曾不断探索,试图进行改革和调整。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吴恩远研究员回顾了苏共历史上进行的多次改革,认为这些改革尽管成效有限,但一次次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如1953年马林科夫提出在加快重工业的发展速度的同时发展轻工业和农业。1957年苏联提出要改革高度集中的国民经济体制。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文章的发表,就是借鉴了苏联的教训,试图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不协调作出的调整,以避免走苏联的老路。1965年科西金实施旨在提高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中第一次提出把改革的细胞建筑在国有企业上,对后来各国的改革提供了有益参考。苏联1979年开始的改革,实际上有了促进社会和经济共同协调发展的意识,对我们今天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有借鉴意义的。但是,历史证明,完善社会主义的改革和80年代后期苏共领导人放弃社会主义的改革不同,前者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后者葬送社会主义的成果。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阿列克谢耶夫从回顾俄罗斯现代化历程的视角,分析了20世纪俄国的百年革命及其社会后果。他谈到,20世纪世界文明进程的特点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现代工业社会的紧张过渡。直到20世纪初,俄国仍是一个农业国。20世纪,俄国经历了三个阶段的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阶段(1905—1917年9月);社会主义阶段(1917年10月—1990年);自由主义阶段(1991年—现在)。1905年革命未能开启国家通向全面现代化之路,仅局限于政治制度的某种自由化。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专制制度,但是,临时政府在通向新的工业社会的道路上没来得及或没能采取任何实际的步骤。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一方面推翻了在俄国已经产生的资产阶级关系,同时也破坏了现代化过渡的自然发展进程;另一方面消灭了阻碍这一过渡的封建残余。这种反常现象是布尔什维克把时代的次要矛盾(阶级斗争)误认为主要矛盾(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斯大林依靠自身的力量展开了大规模的苏联工业化,开始了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革命性转变。俄国在发展阶段上落后于先进的工业发达国家的局面以革命的方式得到了克服。农业集体化和消灭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是在苏联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下发生的,它们是以真正革命的形式进行的。90年代以来的第三阶段革命具有反社会主义和反现代化的特点。这样,20世纪俄国的历史是走了一个圈,实际上是一代人的一生中第二次发生社会经济制度的反向变化。取代苏联的计划经济的是带有反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市场经济的回归。国家步入了否定工业化之路,据官方资料显示,丧失了一半的工业潜力。这意味否定现代化,不是向西方繁荣的方向发展,而是向没有后工业化前景的第三世界发展。这种结局对国家来讲可能引起新的震荡或丧失在当代世界上的形象。
    说到俄罗斯的现代化,舍甫琴柯在发言中谈到,很多数据表明,俄国从沙皇时期起就处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外围”,开始参与资本主义的世界分工,为“中心”提供原材料。在18世纪俄罗斯的生铁产量占欧洲的首位,保障了欧洲90%的市场。然而俄国的资本主义工业萌芽很早就消失了,主要原因是没有内需。这就是处于“外围”的结果。1917年俄国退出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而1991年西方又强迫俄国回到资本主义体系。结果今天俄罗斯再次沦为为资本主义“中心”提供原料的附庸。因此在他看来,如果今天谈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谈的是俄罗斯的欧化进程。
    3.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并在一点上基本达成共识,即苏联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是必要的,但改革并非垮台,苏联的解体不是不可避免的,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解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列昂诺娃在发言中提到,在俄罗斯90年代的史学研究中,大都把苏联的解体与民族问题联系起来。然而,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索表明,民族动因之所以可能在政治领域中被利用,是因为国内还有其他激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象与之配合。因此她认为,最有效的分析苏联解体的途径是多原因的思考方法。她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包括:民族因素、社会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缺乏具有科学依据的民族问题理论、领导人的政治立场和西方的压力等等。她在分析上述各种原因时强调,苏联解体的一个主要原因与苏共在社会政治体制中地位的改变有关,民族问题和民族要求的增长是与苏共在国家中影响力的削弱同时发生的。苏共本来是苏联政治体制的核心,在整个国家实行横向和纵向的领导。戈尔巴乔夫没有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中建立起一套稳固的、把国家凝聚在一起的体系就把苏共赶出了政治舞台。党组织的瓦解意味着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解体。她还提到,近年来,在俄罗斯史学著作中有关保存苏联的可能性的论题得到了论证。持这种观点的作者考察了苏联政治体制的基本标志(官方意识形态、执政的共产党、国家政治体制中的苏维埃、经济变革、多民族联邦制等)在1985年至1991年间的演化,并得出了合理的结论:直到1991年,国家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领域中发生的深刻变化、进程为在苏联框架内对苏维埃国家进行改革提供了可能,但当时在国内缺乏能够解决这一历史任务的政治力量。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张树华在发言中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思想上的瓦解。他说,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思想理论工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首要基础,是党保持执政地位、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苏共后期的蜕变首先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系列失误埋下了苏共彻底失败的“种子”。80年代中期以后,内部势力谋反与外部思潮渗透“里应外合”,结果导致了少数领导人思想上的背叛、部分知识精英发生蜕变,激进媒体借机搞乱思想、割裂历史、崇拜西方、否定自我、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最终与苏联社会中的民族分裂情绪、自由主义说教、激进主义思潮、西方化幻想以及复仇倾向等汇聚一起,形成滔天巨浪,击毁了苏共、冲垮了苏联。
舍甫琴柯赞成张树华的观点,也认为苏共后期放弃对意识形态的监督和控制是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在他看来,苏共是苏联国家建设的领导力量。由于苏共后期由雅科夫列夫主管的意识形态工作失去控制,矛头指向党,使人们对苏共和国家丧失信心。
    不仅如此,舍甫琴柯还从更高的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较量的视角,分析了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他认为西方是通过让苏联参与资本主义的分工来开始将其拖回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他谈到,大概在70年代初,出口石油换来的美元和低息贷款大量涌入苏联。当局把贷款首先用于扩大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而不是发展后工业时代的高新技术。尤其是,党和国家的执政集团实际上无视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到来,而心甘情愿地转换目标,以便成功地阻止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推行,这些改革对社会来说绝对是必要的,但对执政集团在社会中的垄断地位来说是具有威胁性的。1985年9月,由于美国的竭力操纵,石油价格下跌3/4。这加剧了苏联经济和政治危机。因此可以说,苏联领导人未能找到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办法。
    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研究员乌特金在发言中具体分析了戈尔巴乔夫所犯的致使苏联解体的错误。在他看来,1988年是苏联解体的关键一年。在这一年,戈尔巴乔夫错误地迈出了五个步骤:第一步,向外借6000亿美元来发展国民经济,从此通货膨胀,直到现在俄罗斯还在还戈尔巴乔夫时期借的外债;第二步,通过了打击苏联体制的企业法,苏联时期预算完全集中在中央政府,但通过企业法后,预算集中在了10个企业,企业发展遇到问题,引发了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情绪;第三步,取消州一级和加盟共和国主管工业部门的党组织;第四步,打击经互会,苏联时期80%的外贸面向经互会国家,戈尔巴乔夫在一天内就提出,与经互会国家的贸易要用硬通货,结果导致经互会消亡;第五步,在爱沙尼亚宣布是一个主权国家时,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结果7个加盟共和国相继宣布独立,最糟糕的是1990年6月俄罗斯也宣布自己为独立国家,但这个独立是完全违背俄罗斯利益的。
    俞邃认为苏联解体不是改革本身的罪过,主要罪过在于改革的领导者。他认为,改革并没有错,绝不能得出改革必垮的结论。他从苏联在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等十个关系上出现的“扭曲”,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教训。
    俄罗斯国立经贸大学教授、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副主席古谢列托夫赞成俞邃的观点,也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必需的,但他认为改革的目标是对的,只是改革的手段不正确。他认为,戈尔巴乔夫在宣布了“公开性”后,实质上开始从手中流失了苏共掌握的强大的意识形态资源。因此,在他看来,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解体负有责任,但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到他的头上也不公平,认为苏共的精英阶层都有责任。吴恩远针对古谢列托夫的发言,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违背了1984年苏共中央决议的初衷,对苏联解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根据苏联宪法对总统职责的规定,逐条说明了戈尔巴乔夫对苏联解体应当承担的法理责任,认为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总统,没有保护苏联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没有保护苏联宪法的完整性,在国家面临分裂时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正是戈尔巴乔夫时期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否定苏联的历史人物及其历史功绩的错误做法,对苏联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他还以俄罗斯近年重新评价苏联历史为依据,批驳西方关于斯大林的统治导致苏联解体的观点。他列举了俄罗斯学者、官方、民众重新评价苏联历史的事实,认为俄罗斯重新评价斯大林和苏联历史,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要还历史的公正。许多俄罗斯学者对此表示赞同。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一程在发言中认为,在总结20世纪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和教训时,不能不谈到领导苏联的斯大林和领导中国的毛泽东。他认为毛泽东对斯大林功过的“三七开”评价和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功大于过”的评价,在今天看来是站得住脚的。他强调,能否正确评价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两个历史人物,直接关系到中国如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
    舍甫琴柯谈到了与斯大林相关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斯大林体制。他认为斯大林体制的确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有功有过。斯大林现象的出现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他谈到了人们今天不再提及的一个话题。1929年美国开始陷入大萧条时期,有很多库存机器销售不出去,斯大林抓住机会,与美国进行贸易。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已经成为一个出口大国,1931年占世界出口总量的1/3,1932年占2/3。当时苏联把所有西方想要的东西如猪鬃、石蜡、蘑菇干、黄瓜等都运出国外,换回的主要是价格低廉的成套设备。在“二战”前的四个五年计划之内,斯大林建造了4000个农场,其中主要设备是在1929—1932年进口的。西方国家在1932年之后采取了保护主义政策,关闭了与苏联贸易的窗口。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到斯大林在苏联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和斯大林体制的历史必然性。第二个问题是斯大林的民族政策。舍甫琴科认为,由于斯大林的民族政策能把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因此在原苏联地区和俄罗斯生活的少数民族至今对斯大林怀有一种独特的深厚感情。当我们谈到苏联解体问题时,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这就是俄罗斯民族。在苏联改革的后期,恰恰是俄罗斯自己提出俄罗斯民族的独特地位,也使俄罗斯共产党上升到了一个独特地位,结果苏共、苏联自然而然走向解体。经过了苏联解体后的一系列事件,一种新的趋势又出现了,有人试图净化俄罗斯民族、大打俄罗斯民族牌。我们必须认识到俄国的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抬头,这一倾向曾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有过,斯大林曾多次阻止了这一势力的抬头。40年代末的列宁格勒事件有很多谜至今未解。一直有很多势力想打俄罗斯牌,这一趋势又清晰地显现在俄罗斯最近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二、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
    1.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新世纪人类发展的前景
   与会者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时代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并没有过时,同时指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思想时应与时俱进。
    李慎明指出,在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是指导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翻身求解放的科学,是已经被实践证明并将继续被实践证明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清醒、正确认识我们当今时代的主题、实质和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状况、实质以及总的历史性走势;清醒、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种社会形态的本质对立和历史联系;清醒、正确地对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作出正确的分析、估计和展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罗云力在提交会议的论文中强调,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求我们今天既要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又要承认世界的新变化,对待马克思主义要坚持和发展并重。没有坚持的发展,是偏离马克思主义的迷失,或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同样,照本宣科、不求发展的坚持,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和窒息。为什么21世纪仍要坚持150多年前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呢?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然存在,资本剥夺剩余价值的情况依然存在,人类社会中剥削、压迫等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因此今天仍有必要坚持以消灭资本主义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坚信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不管这将会多么曲折、漫长。这既是一种观点的坚持,更是立场和方法的坚持。在当今世界上,谁放弃了这种信念,谁就丢弃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底线,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以战后西欧社会民主主义为例,从社会党国际的《法兰克福宣言》到德国社民党的《哥德斯堡纲领》,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宿命的”。上世纪末开始流行的“第三条道路”在这方面走的更远,它不仅强调“宿命说”,而且强调苏东现实社会主义的垮台证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当今最好的生产方式,否定社会主义能够替代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当然不再有什么坚持,有的只是修正、背离和诋毁。但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发展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因为当今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闭目塞听,要以解放全人类的视野,在百家争鸣中谋求理论的升华和在实践中有所作为。
    古谢列托夫在发言中赞成中国学者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也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教条的,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解决时代问题的。我们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来解决我们各自国家的现实问题。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侯惠勤在发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内在机制问题做出了独到的分析。侯惠勤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反映“一系列重大的客观‘关系’”的理论,其理论创新不同于反映普通事物的一般知识的创新,实质上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运用于不同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实践中。同时,“理论矛盾的内在矛盾是推动理论创新的内在机制”。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内在紧张”是其“面向实践,并与实践相互渗透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紧张”表现在五大关系上:科学与意识形态、无产阶级与阶级意识、历史与逻辑、个人与社会、理论与实践。这些关系不仅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容易失误的陷阱,更是马克思主义创新的增长点。每一次对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克服,把理论的“内在紧张”转化为内在的有机统一,就是向前迈进。因此,侯惠勤得出结论:每当上述关系部分或全部以理论的“内在紧张”摆在我们面前时,就意味着我们面临理论创新的巨大压力和机遇,只要我们敢于面对,就能迎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大发展。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院士斯焦平在题为“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文明的前景”的发言中,提出了一种新型文明的看法。斯焦平把人类社会的文明类型分为三种:传统保守型文明、技术型文明、新型文明。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进步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正是在技术型文明的深刻思维方式这一轨道中完成的。马克思把人类社会进步的阶段分为初级形态(前资本主义社会)、次级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形态。技术型文明区别于传统社会,人对自然的掌握和改造、个人主权价值、创新和进步等概念成为其主要的文化价值观念。当代全球危机的尖锐性表明,技术型文明耗尽了自身的增长潜力,摆脱这种危机的出路可能要求重新审视技术型文明的基本价值观,而这将意味着向新的文明发展类型的过渡。斯焦平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可以被重新理解为第三个、新质的、即对技术型文明的替代的文明发展类型的假设。因此,对于有关马克思主义命运问题的回答,从对人类文明发展可能发生转折的思考中是能够得到的。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安启念在题为“21世纪与和谐马克思主义”的发言中,对斯焦平院士的观点表示了赞同。安启念教授认为,今天讨论马克思主义必须要站在人类文明转折这一历史性的高度上,因为不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今天多数都属于技术型文明范畴,技术型文明带来的生态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使用的可能性问题,使整个人类的生存遇到威胁。因此必须改变人类文明的价值目标和人类的思维方式,由对抗转为妥协。转变思维方式并不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否定。他认为和谐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目标,冲突只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使用的手段。马克思主义不只含有斗争和革命的理论,还有和谐的理论,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是和谐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内容。过去时代的特点决定了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性。然而今天时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与和谐相关的思想凸现出来。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建构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思想是自觉适应整个人类文明转变而提出的,具有世界意义。
    侯惠勤等学者对斯焦平、安启念的观点提出质疑。在他们看来,所谓的当代人类文明转向的提法是一个模糊、抽象的说法,它混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类文明的界限。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斯焦平说的“技术型文明”,其实就是包裹在资本主义文明下的“物的依赖关系类型”,这一文明在今天确实走到了尽头,必须转向。但是,在这一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文明,在今天面临的不是转向,而是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本性。不要忘记,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整个现代化事业,从根本上说,都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技术型文明”这一提法之所以值得商榷,就在于它舍弃了马克思把文明类型与社会属性统一起来考察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而且还打着马克思的名义,这只能引起思想混乱。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时间所限,双方学者未及充分对话。
    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委员李崇富在题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形态”的发言中,论述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先后产生了两次认识飞跃,产生了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并先后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三大道路”问题。由此他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形态。这种社会主义“新形态”的“新”,就在于“它既遵循和运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切合中国因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而必须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继承运用和发展创新的统一。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在发言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发展问题。首先他认为,中国引入市场经济并不是否定计划经济的业绩。有的学者试图以改革的必要性来否定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业绩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中国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计划经济是功成身退,市场经济是继往开来”,搞市场经济是为了好上加好,并不意味着计划经济的失败,苏联就是在计划经济的指导下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这种观点是对中国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评价,也涉及将来共产主义的经济目标问题。
    程恩富谈到,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年之后的仿苏阶段,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极“左”阶段,改革开放后的仿美阶段。他认为,简单的仿苏和仿美都是不正确的,应该超越马克思经济学、苏联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在他看来,中国具有创新能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拓展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承认精神产品也是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针对西方经济学的自私经济人理论,提出了利己利他的新经济人理论;针对西方经济的公平与效率是简单的替代关系,提出了公平与效率是同方向变动的关系,即越公平越有效率,这里的公平并不是西方人讲的均等或平均;针对西方经济学讲的资源有限与需求无限之间矛盾的说法,提出了资源和需求都有限制的观点。这四大假设都是超越西方经济学的尝试。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不能科学解释世界和各国发展的主要问题,只有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能科学地解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他提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开拓。第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进行数理分析和模型分析,继承马克思高度重视数学方法的传统;第二,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各类实用经济学的引领和交互;第三,既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对中国古近代传统经济思想进行挖掘和利用。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费多托娃在发言中谈到了可持续发展与非工业文明的问题,并对中国坚持发展与可持续兼顾寄予了厚望。费多托娃教授认为,工业文明是建立在消费社会和市场对社会的控制之上的。为了消除工业文明对全球环境造成的毁灭性破坏,人们把希望寄托于非工业文明。今天虽然中国每年都以近10%的速度发展,但是我们对非工业文明在亚洲,首先在中国的出现寄予厚望。因为中国的文明处于双重机制的保护之下:首先市场机制不可能对抗五千年的文明,另外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恰恰保护了社会不受市场的控制而仅仅作为一种机制存在。中国完全有可能以10%的速度和谐地发展。
    3.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的发展道路
    在当代俄罗斯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学者们都一致认为不能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应该寻找符合俄罗斯国情的发展道路。
    舍甫琴柯在提交会议的论文《俄罗斯联邦:国家政权的性质、政治思想基础的演化和发展前景》中论述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国家生命力问题。他认为,激进的自由主义是对俄罗斯国家生命力最大的威胁,因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它只能使俄罗斯被边缘化,而“被边缘化的资本主义永远是依赖性的、落后的、畸形的资本主义”。他认为,摆脱俄罗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地位——这就是解决俄罗斯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的前途问题的办法。这意味着,俄罗斯需要找到摆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出路。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就是榜样。在他看来,俄罗斯的强大仍有赖于许多世纪形成的垂直权力体系,当然,这不意味着对这种权力体系不能进行改革。舍甫琴柯谈到,目前俄罗斯国家面临三种发展道路的抉择:边缘化的资本主义;在多极化世界中的一个独立强国,它具有左翼的、以另一种全球化模式为基础、坚持世界的社会公正原则的思想体系;俄罗斯国家。社会中提出这三种发展道路的思潮正在进行着较量,每一种思潮都代表了某种社会阶层和政治力量。这一较量远未结束,其结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因素。但他坚信,只有其中的一条道路——具有左翼思想体系的多极世界中的独立强国——为俄罗斯在长远的未来创造富有生机的和富足的国家提供了实际的可能性。
    古谢列托夫在发言中谈到了俄罗斯当代左翼力量的演化与国家发展主导力量的问题。他认为,俄共是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再度产生的左派政党中最成功的,同时它也是一个矛盾体。虽然俄共把自己当作一个反体制的政党,寻找对自由主义民主制和资本主义的替代,但同时又很深地融入已经形成的政治体制中,其影响的衰微只是时间问题。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党派目前处境艰难,不能充当反体制的力量,也不能完全认同俄罗斯当前的政治体制。社会民主党仍然是某些独立的政治积极分子的一个玩偶和一批政治失意者企图重返政坛的工具。当前,普京开始关注社会领域的发展并宣布实施四大国家工程:卫生、教育、住房和农业,这表明俄罗斯领导人开始将国家政策的优先领域从经济重新转向社会。因此,作为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古谢列托夫认为,在俄罗斯形成的虚假的市场关系和基本的民主制度下,只有社会(社会主义)民主党才能充当领导国家的力量。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李其庆从分析不久前发表的《法国政治创新基金会访俄报告》入手,对俄罗斯的发展道路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西方政治家完全按照西方的标准,用诸如自由化、平等、信仰自由、法治等标准来评价俄罗斯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情况。政治创新基金会访俄报告认为,叶利钦时代是俄罗斯迷失的时代,但是闭口不谈迷失的原因,实际上90年代俄罗斯的改革恰恰是按照西方的休克疗法和开出的自由化药方进行的,俄罗斯的“迷失”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造成的后果。该报告认为俄罗斯现在是向西方回归的时候了,实际上是让俄罗斯回归西方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价值观。但是实际上,西方式的民主模式并不能解决俄罗斯问题。李其庆认为,“俄罗斯向何处去”同“世界向何处去”紧密相联。世界将按照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前进,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总趋势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各国由于自己的历史、文化、国情不同,选择的发展道路也不同,西方不应该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给俄罗斯,有光荣革命历史传统的俄罗斯一定能找到自己的历史归宿。
    舍甫琴柯表达了与李启庆相同的看法。他说,西方很多学者在鼓吹俄罗斯回到欧洲,这意味着俄罗斯仍旧像百年前一样成为欧洲的锅炉房,只不过内部装修更加奢华了。他们忘记了一点,他们欢迎俄罗斯,但俄罗斯还没有说要走哪一条路。历史的大门仍是开着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相信我国这条路上的路灯会亮起来的。
    4.马克思主义与新世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刘淑春在发言中从新世纪以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变化和新挑战的视角,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关系。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与发展是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伴随的。马克思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动指南,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也丰富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21世纪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负面影响的呈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念更加坚定;共产主义政党提出的现阶段社会主义克服、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更加具体;共产主义政党及其左翼力量在国际层面的合作更加紧密。但是,纵观世界政治力量对比,世界共产主义的复兴仍是一个艰难的曲折过程,各国共产党人仍面临着以下挑战:如何从理论和实践上展示社会主义的新面貌,使社会主义重新具有对世界人民的感召力和征服力;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指导作用,增强运动的自我意识;如何在变化了的社会结构下重建共产党的组织基础和社会基础,加强共产党与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组织的联系,巩固执政和非执政共产党的基础;非执政的共产党如何选择符合国情的斗争途径和行动策略,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执政机会。刘淑春认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挑战凸现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紧迫性,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复兴的真正源泉。
    总之,中俄学者就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多领域和多视角的研讨。正如吴恩远在总结时所说,两国学者通过坦诚的交流,尽管在某些方面还存在分歧,但在几个基本点上达成共识:马克思主义今天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探索两国的发展道路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前途具有指导意义;在对苏联、中国20世纪的历史和领导人的评价方面,既肯定成绩也指出缺点,认为持全面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苏联解体、苏东剧变是悲剧性事件,人们对这一事件的研究本身就是留给人类历史的一笔宝贵财富;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苏联解体不是必然的,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对苏联解体负有主要责任。两国学者富有成果的交流,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为下一届论坛的举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发表时间:2007-02-12 文章出处:不详 责任编辑: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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