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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文化及其现代启示学术研讨会”综述
文章作者:孙晶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科研局 

    2008年11月27日至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思想、方法和价值取向研究”课题组和亚洲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文化及其现代启示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常务副院长汝信在开幕致辞中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思想、方法和价值取向研究”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和所遵循的基本理论原则。他指出,该课题研究,旨在梳理出中国历史上科学技术文化发展的脉络及其特点,说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取得杰出的成就,是与中华文化独特的传统、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取向分不开的;探讨作为一种精神传统和思维方式的中国古代科学,它与社会经济、思想观念形态、文化结构的演变等的关系;阐释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文化对当代科技发展及社会进步具有的借鉴意义,它对提高民族文化自觉,加强中国创新文化建设,培育中华民族的创新意识,构建和倡导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文化价值体系,增强民族自信心,振奋民族精神,激发民族创新活力具有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他认为,任何一种思想和观点归根结底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为解决当时的问题而形成的,绝不能将古人的思想观点现代化,任意加以拔高;要坚持文化多元论,科学一元论的原则,既要看到科学是无国界的,同时还要看到每个国家独特的文化传统、价值观、思想和行为模式构成了其科学文化的各自独特的方面;只有发展传统才能维护传统,我们研究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绝不只是为了说明中华民族历史上多么辉煌,而是为了深入发掘它的伟大价值,它对于当代的意义,并给以现代的科学阐释。
    此次研讨会汇集了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领域的40 余位知名专家学者。他们从数学、天文学、农学、医学、地学等研究领域,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思维方式、方法及其与社会观念、社会形态和其他文化结构的互动关系,做了充分的研讨。会议综述如下:

    一、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哲学思想基础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天文学家和天文学史专家席泽宗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创新精神”的主题发言。他认为,从汤武强调“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到四书、到《周易》,都有革故鼎新、与时偕行的思想。《大学》讲“格物致知”,《中庸》讲“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都是具有创新精神的治学方法,这些方法影响了整个中国后来的科学发展。而《孟子》在科学方面,有求故思想,“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也就是说,以前冬至、夏至可以算出来,要研究它的道理,追究原因。这种说法是有利于促进中国历法的发展的。其实正如后来所说的,中国一套历法史就两个字,一个是“故”,要善求其故,一个是“革”。革正是借用了《周易》的革卦。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董光璧认为,就中国科学传统和成就及其现代意义而言,在秦汉时期中国传统的数学、天学、地学、农学和医学就形成了各自的范式,并先后在南北朝、宋元和晚明时期出现三次高峰期。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对欧洲近代化的实际影响尚待研究,但历史文献中的灾异记录对新兴的自然系统研究的价值、传统科学范式对当代科学思想转向的契合,某些文化价值对科学精神与道德理想结合的意义,都越来越明朗。中国科学传统可能在21世纪再次表现其生命力,生活在信息时代中国人应努力实现传统与新文化的转接。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刘丰认为,先秦诸子思想对中国古代科学及科学思想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先秦诸子哲学思想中的科学内涵,以及诸子科学思想与哲学的关系,首先应该探讨的问题就是诸子科学思想的哲学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先秦诸子科学思想的哲学基础也就是整个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哲学基础。他认为,先秦诸子科学思想的哲学基础就是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下的阴阳五行结构。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剑对中国近代“科学救国”思潮进行了辨析。他认为,从以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序幕的“科学救国”思潮,在甲午战争之后让位于“改良”与“革命”的“政治救国”浪潮。但民国建立后,在实业建国和“政治并不能救国”的影响下,“科学救国”思潮再次勃兴,并促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形成与发展。但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涨之际,“科学不能救国”的声音出现。因此,可以看出,救国建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无论是科学救国、革命救国,还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乃至如今的“科教兴国”,仅仅是这一系统工程中的某一个方面而已。无论如何强调其重要性,都不能忽略其他方面。由此我们可以反思,如果不是因为学术本身而是其他因素诸如外敌入侵或意识形态等外在力量使学术成为某种工具,那么,当这种外在因素与条件不存在了,学术作为工具的作用也就消失,其发展也就步入正轨。

    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中的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李伯聪在其题为“中国古代工程技术的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研究”的主题发言中指出,工程技术观是关于工程技术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的集中概括。一方面,工程发展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时代的思想理念、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又深刻地渗透到工程活动的进程之中,在工程技术中深刻地留下了时代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的烙印。中国古代工程技术观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点是:在古代实践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强国富民为基本社会价值追求,以道技器统一、法术式统一、天地人合一为基本内容和基本文化特色的工程技术观。这种工程技术观不但对于引导和推动我国古代工程技术实践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于现代工程技术的发展和实践也仍然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中国中医研究院张洪林研究员认为,儒家所提倡的仁学是儒学思想的核心,反映在古代医学中,则是“医为仁术”之医学目的核心思想的形成根源。孟子曰:“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孙思邈提出四方面的医德要求:大医之心—舍弃私念,全力赴救;大医之体—庄重从容,认真负责;为医之法—谦虚好学,尊重同行;为医之道—勤学深究,学术精良。这些思想对于医学的进步和医学行为有着很大的影响。当然,封建礼教对医学伦理观念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罗曼指出,五行学说与其它古代中国哲学思想如气和阴阳一道,使处于散乱的和经验性的医疗实践知识系统化、理论化。后来,五行学说逐渐达到精细化和系统化的程度,渗透入对宇宙间的一切事物以及发生在宇宙间的一切现象的解释(如运气学说),其所最初具有的实证和辩证的哲学精神也淹没在它无所不包的庞大的神秘体系中。这时,它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就被它的阻碍作用抵消了,甚至妨碍了中医学的发展。二十世纪初期关于五行学说的争论多是基于文化上和政治上因素,从对中医学发展负责的角度来考量五行学说的只是凤毛麟角。当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医学从来就不乏吸收新知识的传统,对于现代科学知识同样也可以吸收进去,目前我们需要的是建立和发展一个更有利于中医学发展的基础理论体系。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杨直民认为,在研究世界范围重要农学理论思想发展的农学思想史领域,贾思勰《齐民要术》构建了中国旱地精耕细作农学思想体系。书中强调秋耕的作用,提出“墒”的概念;倡行换茬轮作,给出“底”的术语;关注种子创新,归纳出品种命名法。在畜禽繁育饲养、农产加工、酿造烹调等等方面,都有精辟思路的积聚。对《齐民要术》选择案例阐释,可以取得其在农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认识。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宁晓玉认为,从中国古代天文学来看,和西方一样,中国人也曾尝试探索和解释宇宙真实图景这个问题,只是最终双方的结果不同:古希腊在这个问题上层层推进,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和探索,确立了哥白尼日心学说的地位,产生了开普勒的行星三定律、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等,最终导致了近代科学的诞生。以直线前进的简单历史眼光来看,古希腊的哲学家和天文学家似乎一直都知道行星运动是他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由于社会和文化原因,似乎一直处于模糊状态中。最为糟糕的情况是中国自宋元之后就鲜有专业的天文学家思考天文学理论问题,而是一些理学家因为各自哲学体系的要求,对这些问题做了些思考和探索,这最终导致了中国天文学理论和天文观测脱节的状况。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孙小淳则把中国古代的候气实验与近代物理学史上著名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相对照,说明在中国古代气的宇宙论中,同样也有对宇宙终极问题的探索, 而且也有实验的方法。

     三、中国古代的科学、哲学与制度文化
    上海师范大学李申教授在题为“隋唐时代的‘竞历’政策”的主题报告中指出,为了保证历法的准确,隋唐时代的国家采取了科学民主的方式,让声称自己历法优越的人们进行竞赛,以决定取舍。他考证了隋朝的“竞历”政策和唐初的“竞历”事件,认为历法的功能是计时。历法的起源也是计时,历法最深刻的社会基础,也是计时。没有计时的需要,也就不会有历法。但是中国古代的历法,其作用却不仅仅是计时。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计时的作用已退居十分次要的地位。历法,成为古代国家探测天意的重要工具。制订历法,也因此成为国家重要的政治宗教活动。李申的结论是,终其古代,中国天文学包括历法都未能完全摆脱作为政治宗教奴仆的地位,但是必须在尊重科学成果的基础上来保证自己的政治宗教利益,则逐渐被古代国家所认识。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郭书春的发言题目是“中国筹算数学高潮与宋元社会刍议”。他指出,中国筹算数学在宋元达到高潮,创造了若干欧洲近代才取得的重大成果。这是唐中叶之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思想乃至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唐中叶开始的社会变革,使魏晋以来的庄园农奴式经济体制逐步解体,北宋初年基本完成了这种变革。这种变革导致农业、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当时思想领域还比较宽松,而思想自由是数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当时战乱较多,当然对经济和科学技术有破坏,但也促进了数学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各政权所统治的地区大都保持了相对稳定。战乱堵塞了知识分子读经入仕的道路,使他们中某些人转向数学和科学技术研究。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为数学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而农业、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为数学提出若干新的问题。同时,北宋是明之前最重视数学的王朝。宋元数学不仅成就大,而且有追求简捷运算并使算法歌诀化,开展专题研究并出现以某一课题为研究对象的专门性著作,对开方术的研究受到空前重视,出现纯数学研究的著作,特别重视有关军事的数学问题,试图探讨数学与道的关系,制定完整的数学教学计划等前此的数学所没有的特点。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毅以宋代医书《太平圣恵方》的编撰及其在宋代社会的分层传播为例,重点分析了宋代医学方书传播诸阶层的目的及其动机。他认为,先后有五个阶层参与了对《太平圣恵方》传播与介绍:一是皇帝和中央政府,其侧重点在于宣扬医学的“仁政”思想和确立权威统治;二是宋代地方官员,其侧重点在于精选《太平圣恵方》中的实用药方,其目的在于防治疾病,打击巫术,维护地方治安,宣扬政绩;三是宋代医学家,其侧重点在于解释和发挥《太平圣恵方》中对各种疾病病因、病症、治疗药方和临床实践的论述;四是宋代儒家士大夫、僧人和道士,其侧重点在于介绍《太平圣恵方》的“惠民”思想,并将其引入到自己的文集、目录、诗文中,扩大自己的知识来源;五是外交使节,他们将《太平圣恵方》输往国外。这五个阶层的广泛参与,使《太平圣恵方》在宋代社会的传播中出现了分层传播和跨界传播的现象,从而奠定了《太平圣恵方》在宋代医学发展中的独特地位。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尚智丛对明清时期的科学与哲学做了探讨。他认为,明清时期,中西科学与哲学会通,建立了格物穷理认识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格物穷理之学,促成一次科学与哲学的大发展。格物穷理之学的基本内涵指关于自然事物的经验认识,其外延主体就是科学知识。它具备如下特征:1.强调关于自然的经验知识;2.追求知识的统一性,强调演绎推理在知识形成中的作用,具有“艺用”倾向;3.存有内在的唯理主义倾向与经验主义倾向的矛盾。王锡阐、梅文鼎借鉴格物穷理之学,发展其历算学说,颇有创见。方氏学派借鉴格物穷理之学,发展质测通几之学,影响及清代朴学。通过他们,格物穷理之学在具体知识、认识方法以及知识观念三个方面对后来的中国学者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为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准备。
新华社国际部的姜岩博士、日本东北大学的山口直树博士、日本大阪大学的辛贤女士、越南科学院的吕清清女士、韩国学者姜同夏等也做了发言。与会的学者们就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文化独特的发展路径和传统,及其对当代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的借鉴意义,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中国古代制度文化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发表时间:2009-03-12 文章出处:本站原创 责任编辑:黄英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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