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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地区中国学研究述评”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文章作者:贺慧玲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亚洲地区中国学研究述评”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月在北京召开。来自韩国、日本、新加坡、越南和印度的中国学专家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5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黄长著研究员在主题发言中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中国学研究在中国获得了空前发展,在中国大陆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国外研究中国的学者的成百上千的论文;从社会科学院这样的研究机构到高等院校,建立了一大批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并开展了大量学术活动,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可以说,在中国恢复和重建学术研究的活动中,国外中国学研究是学术界做出的最重要、最明显的努力之一。亚洲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在世界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正日趋重要。亚洲各国有一批在中国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学者。由于地理相邻、文化相近、彼此的语言有较多的相似点,这些国家开展中国研究具有更多的优越条件。他认为,研究国外中国学的中国学者要加强彼此之间以及与国外学者和学术团体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交流合作,共同推进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顾问、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李学勤为会议发来贺词。贺辞中说,此次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是2007年伊始学术界一大盛事。国外中国学(或称国际汉学)的研究是近年兴起的一门前沿的学科,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在学科建设上起了重要作用。他还指出,由于亚洲国家(及地区)与中国有特殊的密切的关系交往,更有深入研究讨论的必要,但这在整个学科中仍是一个比较薄弱、有待开拓的领域,本次研讨会之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于此可见。
    会议分为4个发言和讨论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培忠研究员以“当代国外中国学发展现状浅析”为题首先发言。他认为,当代国外中国研究的发展可分为两大阶段:1.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这一阶段,美国中国学领域的观点对各国中国学都有重大影响;2.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是当代国外中国学获得全面发展,获得丰硕成果的阶段。他指出,关注国外中国学的动向,一方面可以开辟客观了解国外对中国的看法的通道,使我们既能及时吸纳国外学者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建议,又能了解国外学者在分析中国事物时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和影响,以便制定适当对策,使中国社会在风云涌动的国际环境中顺利、持久地发展;另一方面也可搭建中外学术交流的平台,使有关中国的研究在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蓬勃发展。
    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冯氏惠博士指出,中国是越南的大邻国,两国具有悠久而紧密的传统关系。越中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行改革开放,有值得对方学习和借鉴的经验。因此越南政府非常重视中国研究,以借鉴中国的建设经验,促进两党、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十几年来,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为促进越中关系的发展开展研究,组织学术活动,扩大国际学术合作,为越南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为该所及越南中国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朱政惠和历史系博士吴原元发表了题为“近20年来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及若干思考”的论文。他将近20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后期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术情报阶段;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中后期为初步探索阶段;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为深入发展阶段。他们认为,目前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是:1.认真总结近年来海外中国学研究发展的经验和原因;2.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经验和研究成果;3.做好基础资料建设工作;4.深入探讨学科建设的路径。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赖洪毅的发言题目是“东南亚当代中国研究:新加坡个案”。他介绍了新加坡中国研究的历史演变过程,主要研究机构、研究者的背景、研究的课题以及研究出版物的情况。他认为,新加坡对中国的研究受国际政治和中新两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很大,而新加坡政府的重视带动了1980年以来中国研究的发展。由于现在中国强调和平发展,强调与东南亚国家发展良好、和谐的关系,所以他乐观地认为,尽管存在诸多限制,现代中国学研究将会有一个欣欣向荣的未来。
    日本学士院院士、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东洋文库图书部部长、中国戏曲史专家田仲一成先生做了“20世纪中国戏曲学研究评述:献疑于民俗学禁忌的迷失”的发言。他阐述了关于中国戏剧产生于乡村祭祀的主张,并对中国学术界对于人类学研究的重视程度提出质疑。与会中国学者纷纷回应田仲一成先生的发言,他们介绍了中国开展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说明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正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对中国戏曲史的研究中。
    厦门大学中文系主任周宁教授做了题为“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他指出,研究东方的中国形象,真正的问题是东方或亚洲现代性的自我构建及其与西方现代性的关系。东方或亚洲国家在自我东方化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确认自身的现代文明身份,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或东亚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教授的论题是“中国天主教史与传教士汉学研究”。他指出,研究中国天主教史,应在两个领域中同时展开:一是中国明清史研究,二是欧洲思想文化史研究。他将西方汉学的历史划分为“游记汉学时期”、“传教士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并分析了传教士汉学的独特性,指出传教士汉学是西方汉学的奠基石。他认为推进传教士汉学研究,重要的是:应从原始著作和文献出发,在第一手资料上下功夫;将传教士的著作和明清史研究、欧洲文化史研究结合起来,把传教士的著作放入东西方的实际历史进程中加以研究。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严绍璗在发表论文之前,首先满含深情地回忆了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孙越生先生。他说,正是由于孙越生学术方面的睿智和20世纪70年代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国外中国学研究室主任时期的努力,为中国学研究领域提供了一系列奠基性研究成果,才使学术界关注这一重要研究领域,并形成了一门热门学科。严绍璗教授发表的论文是“20世纪日本中国学(Sinology)的经验与教训”。他从国际中国学与国际汉学的一般性概念、日本近代中国学家的谱系以及业绩的评估、日本中国学学术方法论的检讨以及20世纪日本中国学应有的反省等几个方面表达了他对20世纪日本中国学的经验与教训的看法。
    中国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石之瑜做了题为“西方不在西边——西方主义的自我认识方法”的演讲。他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萨伊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批评普遍主义对差异的不尊重,这个批评也可以用来批评主流社会科学界:即通过把东方描述为一个特殊且落后的对象,来凸现自身的普遍性与先进,并延伸出改造东方的责任。他认为这样的批判仍陷入“自我—对象”的认识框架。通过考察中国与日本的思想史,他发现不论在现代性加入之前还是之后,中国的天下观与日本神道观,都不靠与对象的差异来进行自我认识,也没有赋予自身改造他人的责任,反而是通过自我修养与砥砺来超越差异。
    当代中国研究所第四研究室副主任罗燕明研究员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外延安研究进行了评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研究员分析了中日历史问题基本状况。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汉学研究所所长阎纯德对亚洲汉学的历史及现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介绍了北京语言大学的汉学研究及现状。
  越南河内师范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陈黎宝教授和韩国昌原大学中文系主任李周炯教授,分别介绍了河内师范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的中国研究和韩国的中国学研究状况与未来发展。
    印度德里大学东亚系教授布里杰﹒莫汉将印度的中国研究置于印中关系的背景下考察,介绍了印度中国研究的现状,并指出,两国关系的改善为印度的中国学家提供了更好的研究条件,变化了的学术环境促进了两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此外,中国研究与政治权力的平衡问题、国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的经费问题、中国学学术范畴与观念问题、国外中国学研究者的立场和态度问题引起了与会学者们的关注,他们就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与会学者还肯定了对国外中国学情报研究的重要性,并一致认为亚洲中国学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领域。张西平教授提到,以前的国外中国研究讨论会以探讨欧美的中国研究为主,现在在亚洲范围内讨论中国学研究,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具有创新性,这表明了会议组织者的学术眼光。此次学术讨论会对学科的整体推进将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对国外中国学学科的发展来说,情报研究仍然是必要的;应该加强国外中国学研究基础文献的建设,建立数据网络,以实现国外中国学学术资源的共享;对西方的中国研究,应该保持建设性对话的态度,而不仅是转述和介绍;要展开书评,展开批判性的对话,在平等的学术基础上与国外学者展开互动。
    研讨会结束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理事长汝信致闭幕词。他认为,此次会议讨论亚洲地区的中国学研究,这是一个成功的开始。他提出了两点意见:1.近一个时期来国外中国学的发展迅速,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空前的。改革开放的中国要了解世界,同时也希望世界了解中国。有如此大量的国外研究成果,是大好事,但同时也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实际上我们对国外中国学研究成果的了解和掌握还是很不够的,需要我们努力做大量工作,不仅是专门从事过国外中国学研究的人,而且各个专业的研究人员都要注意参与。国外中国学研究并非一个部门、一个单位所能完成,需要大家共同协作,促进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发展。2.国外中国学对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有互补作用。境外学者与国内学者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研究方法、掌握的资料不同,有的可能起旁观者清的作用。有不同观点是很自然的,通过比较,互相切磋,可以更接近真理。交流是十分必要的,不仅可以增进相互理解,消除误解和偏见,而且对于提高各自的研究水平都是有益的,交流是互赢的。

   
发表时间:2007-03-15 文章出处:不详 责任编辑: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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