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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所举办第三届青年论坛
文章作者:程玉梅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2007年1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举行了第三届青年论坛。
    副所长刘跃进对近5年的文学研究学术动态做了分析,包括文学研究学术史的回顾、学科归划的反思、重大理论问题的再探讨等。他指出,文学研究学术史的回顾始于20世纪80年代,2000年后关于作家、学者、断代史、学科史各个方面的研究都有专著出现。总体上讲,文学研究的学术史经历了三次变化:其一,以进化论为核心,由传统而被动走向现代西方化的过程;其二,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其三,由西方化到民族化的过程。这些转折实际上是学术观念的问题,文学研究不再满足于浅层次的历史感受,不再满足于理论术语的简单套用,而开始寻找自己的理论话语和特色格局,即中国化。目前,文学的各个学科都产生了危机意识,学科的合法性面临挑战,如文学理论的研究内容和范围,以及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年代划分等问题。学科的分合与论争要求注重学科的历史性,目前有关这方面的争论四个热点:其一,文学史研究的时空视角,包括文学的编年研究、地理研究(包括汉民族内部的不同区域和多民族文学研究)和全球化。其二,文学史的不同层次。事实上,文学史只反映文学的部分历史。从前的研究对下层关注不够,而有些文学现象恰恰是由民间开始后才成为主流。其三,文学研究转为文化研究。如果说80年代的文化研究还是宏观泛谈,近年的研究则开始具体化,比较关注文学主体的经济环境、社会心理,以及文学与其他传统学术的关系等。当文化成为热点之后,文学的本义被忽略,这是应该警惕的问题。其四,文学文献学的复兴。文献学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2005年被称为“文学史料年”。古典文学的出土文献、现代文学的域外文献、当代文学的电子文献等利用文献学的方法研究文学,大有可为。另外,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被再次提出。如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作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问题、文学的普及与欣赏水平的提高问题,以及面对大众媒体文学学术的位置问题。
    马银琴汇报了自己的研究状况和研究思路。她的研究对象是以《诗经》作品为主体的周代诗歌史研究。《诗经》这一文本的创作、编辑,从开始就不是纯粹的文学活动,它是作为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诗经》文本史研究不仅属于文学史的研究,而且也涉及了先秦制度史的研究。马银琴的专著《两周诗史》就是把对《诗经》文本形成史的研究与对周代礼乐文化的认识密切地关联起来,讨论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末期五百年间《诗》文本被不断编辑、内容不断充实的历史过程。在研究过程中,她认为最大的障碍在于先秦史料的不足,程千帆先生倡导的文艺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两点论”启发了她的研究思路。马银琴的思路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1.文学史是在特定时段内、在文学动态发展过程中,由连续不断的许多点所构成的线段;2.任何一部文学史,实质上都只是特定时段内被保存和记录的文学的历史;3.当口耳相传仍然是文学作品赖以保存的主要方式时,创作与传播便构成了文学史一体二面、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
    张晖着重探讨了国学大师黄侃对待史料的态度问题。他认为,“五四以来”,以南京东南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为首的东南学界一直是批评新文化、新文学的阵地,黄侃作为其中的代表以保守著称。他尊崇经史,对新材料和民国时期的“考据”之学有所保留,认为它们在对既有学说有助益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黄侃日记》中反复嘲笑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留下这样的笔墨:“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张晖指出,这是一种强烈而又固执的文化理念,简单而言,就是反对治学一味趋新,鄙视只想在局部的问题上突破先贤,而忽略甚至放弃继承千百年来人们视之最为重要的经史学问。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在当时是比较趋新的学者。尤其是王国维,他提倡二重证据法,强调将地下文物与文字资料相结合,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学者向之效法,犹恐不及。黄侃在这种情势下,矛头所指显然不仅仅局限于梁、王。只有结合黄侃的学术理念、文化理念,才能明白这种嘲笑之后的深意。当时南北学派双方的争论焦点表面集中在《说文解字》一书,实际早已从《说文解字》衍生到了对待古代史料到底应该持何种态度上。“在乎发明,不在乎发现”这种文化的态度,说它顽固保守也好,坚持文化本位也好,总之并非毫无根据,而是有其深厚文化关怀的。
    杨早结合具体的文学与文化现象,阐述了当代文学在文化共同体中的位置和功能。他认为,这实际上也是当代文学的学科定位问题,要明确它与其他学科的不同点,了解其他亚文化部分的状况,这才是学科存在的理由。文化共同体的法则本来决定了亚文化的绝对服从,而目前,亚文化却可以制定自己的符码,而不再遵循原来共享的法则。如2006年的三个热点现象:“馒头血案”、“韩白之乱”和“梨花体”。杨早总结了网络的三个特点(极端性、平等性和娱乐性)和这些现象的一个共同点(在所属的亚文化运行无碍,到另一种亚文化中却遭遇“规则壁垒”)。他指出,面对大众和媒体,作品文学性的优异不足以成为市场成功的理由,文学的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已经被消解。“底层写作”只具认识功能,弥补了新闻或者说成为新闻的替代品。《三峡好人》与《满城尽带黄金甲》同时上映,“长尾理论”以及王朔的网络售卖等现象,都促进我们对文学与文化关系做出更切实的考量。
    施爱东以其论文《史诗叠加单元的结构及其功能》为基础、以《格萨尔王》演唱的神秘现象入手,归纳出史诗口头创作的一般规律,进而发现部分小说的共同写作模式。史诗演述者一般可以分为“神授艺人”和“承袭艺人”两种。在众多版本的《格萨尔王》中,其实只有18大宗(部)是基本相同的。因此,史诗的结构机制必须具备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功能。施爱东把那些可能是流传过程中逐步添加、发展出来的情节单元称作“叠加单元”,把那些原有的、非叠加的主体部分称作“情节基干”。史诗的结构原则只有一种,即叠加单元必须是既满足原有的情节基干设定的诸种关系,又具有自足、封闭性能的系统。每一个叠加单元都将完成“问题的提出、问题的展开、问题的解决”三个层次的循环,使单元内部的“加减运算”的最终结果为“零”。史诗的这种可以无限延伸其篇幅与内容的结构机制,也表现在许多具有史诗叙事特征的中国古典小说如《西游记》、《水浒传》、《封神演义》等具有史诗性质的古典小说之中。
    李娜的发言结合自己的课题和对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的反思,谈了自己的学术工作。她目前正在做的研究课题是“雾社事件与台湾文学”。“雾社事件” 是日据时期最大的原住民抗日事件。课题以相关文学书写和历史叙述为对象,探寻其中蕴涵的复杂的殖民地关系、族群文化兴衰与认同的文化密码。这一研究需借鉴人类学、政治学相关学科理论方法,并直接切入当下台湾现实问题,打破以往“台湾文学”研究在“单一领域”、“单一学科”进行的局限。台港澳研究室工作的重点建立在对“台湾文学研究”的学科反思之上,包括史料的编撰与研究和对台湾文学研究的定位等,而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区域文学研究。台湾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映象,也凝聚了东北亚近代史各种复杂的文化要素。李娜认为,台湾文学研究要展开与其他学科跨越地域与学科疆界的对话,有意识地开掘其在文学、历史与思想交汇领域的丰富蕴藏。

   
发表时间:2007-04-15 文章出处:本站原创 责任编辑: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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