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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08年考古新发现”会议综述
文章作者:杨晖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系列性的学术活动之一,作为中国最新考古信息的交流平台、中国重大考古发现的展示舞台、中国最新考古进展的学术讲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已连续成功举办了7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为展示2008年中国田野发掘和研究取得的重大成果,进一步促进学术交流,推进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的繁荣发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社承办的第八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08年考古新发现”于2009年1月13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有关领导,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文物研究所、首都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文物出版社、科学出版社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计200余人。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中国文物报、中国考古网站等新闻媒体的记者也出席本次报告会并进行了采访报道。
    论坛由考古杂志社社长施劲松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在开幕式上先后致辞。
    武寅在致辞中指出,要科学地构建中国考古学的创新体系,不仅需要有新思维、新理论、新方法,而且更需要有新的考古发现和考古材料作为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所展示的新成果无疑最具代表性,它们或是填补某类空白的新收获,或是某传统研究领域中的新突破,或是开显了今后研究的新方向。因此,考古学论坛的举办对于加强考古学学科建设与创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考古学论坛自创办以来,受到了多方关注,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影响不断扩大,并得到了广泛好评。我们也希望在各方的支持下,今后能不断提高论坛的学术水平、扩大论坛的社会影响,以此为构建考古学的创新体系和推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而努力。
    王巍在致辞中指出考古调查和发掘所取得的新资料是促进考古学发展的重要源泉,也是考古学的魅力所在。每年在这里发布的重要考古发现,实际上也是对考古学学科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动力,期待这六项发现对考古学各个领域的发展起到新的促进作用。以学术目的为主导而进行的考古发掘,是考古学学科发展、学术研究的主要手段。今年乃至近几年的论坛中,主动发掘都占一定的比重。但是,从全国的考古发掘数量来看,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发掘和近年来凸显出来的围绕文物保护而进行的发掘占了越来越大的比重,已成为中国考古工作的主流。这类考古工作做得如何关系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实际上,基本建设的发掘与主动发掘仅仅在于发掘的动机不同,不在于发掘质量的高低和学术含量的多寡。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中同样可以精心组织实施,可以有重要的考古发现,可以体现非常清晰的课题意识。因此,我们主张,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工作同样需要有鲜明的课题意识,需要认真科学的态度、精心的组织,才可能取得重大的考古发现。
    此次论坛邀请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6位学者就2008年的6项考古新发现作学术讲演,并邀请了6位知名学者对考古新发现进行评论,与会学者围绕报告的内容展开热烈而充分的讨论。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王炜林研究员就陕西高陵县杨官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情况作了学术报告。该遗址位于陕西省高陵县姬家乡杨官寨村,地处泾河左岸的一级阶地上,现存面积约80余万平方米。2004年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揭露面积达16485平方米。发掘范围可分为南北两区。南区发掘面积约5615平方米,发现各类房址23座,以及仰韶时期的灰坑496座、陶窑10座、瓮棺葬8座等,出土陶器5273件、石器353件、骨器303件、蚌器16件。文化堆积主要属庙底沟文化遗存和半坡四期文化遗存。最重要的收获是在发掘区南端发现了成排分布的半坡四期文化的房址和陶窑。房址共17座,基本上是平面呈“吕”字形的前后室结构,前室一般是地面式,后室则为窑洞式,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窑洞式建筑群。在房址和窑址附近的灰坑中出土大量陶器、陶胚残片和个别制陶工具。这一区域可能是当时的作坊区。2007~2008年,在遗址北区的发掘面积达10870平方米,文化堆积主要属庙底沟文化遗存。共发掘仰韶时期的各类房址26座、灰坑334座、陶窑16座、瓮棺葬24座等。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了庙底沟文化时期的聚落环壕。经初步钻探,环壕平面大致呈梯形,基本上为南北向布局,周长约1945米,壕内面积达24.5万平方米,壕宽6~9、最宽处约13、深2~3米。环壕西部发现一处门址,宽约2.7米,在门道两侧的壕沟堆积中出土大量陶、骨、石器,器物大多成层分布,保存基本完好。本次工作对聚落西门址、环壕的东北角、西南角等部位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通过发掘,基本搞清楚了该遗址不同时期聚落的布局,遗址南部多为半坡四期文化居民聚居区,北部则是庙底沟文化的聚居区。大量半坡四期文化遗存的发现,丰富了关中中部地区特别是泾渭两大河流交汇地带该文化的内涵,尤其是遗址南部制陶作坊的发现,对认识当时的社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遗址北部发现的庙底沟文化环壕聚落,保存相对完好,为探索庙底沟文化的聚落布局与社会结构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该聚落规模巨大,或许就是关中庙底沟文化的中心聚落,还有线索表明它很可能是一座庙底沟文化的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研究员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评述。第一,在中国每年数以百计的发掘项目中,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占大多数,如何在基本建设考古中设计好研究课题,解决学术上的难题,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杨官寨遗址是近年来仰韶文化研究中发掘规模最大、收获最丰硕的遗址之一,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杨官寨遗址的大面积发掘必将为深入了解仰韶中期文化的聚落形态、社会结构等提供了契机。第二,以晋陕豫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一般认为属于仰韶文化中期,年代在距今6000~5000年。在此之前的仰韶早期文化,通过半坡和姜寨等遗址的发掘,知道都有壕沟围绕,是所谓的环壕聚落。但过去对仰韶中期庙底沟类型的聚落结构了解有限,更不知道是否有环壕。1999年以来,通过对河南灵宝铸鼎原北阳平和西坡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发现北阳平遗址很可能有壕沟将遗址与外界分隔开,西坡遗址南北都有壕沟。而此次杨官寨遗址的发掘,又以确凿的事实证明,很可能环壕是仰韶文化中期大中型聚落的典型特征,这一点同仰韶早期并无不同。与会者主要对遗址环壕西门址的性质、环壕是否人为修成梯形或与地势有关、环壕南部陶窑的年代及烧制陶器的类型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西北大学考古学系主任钱耀鹏教授就甘肃临潭县陈旗磨沟齐家文化墓地作了学术报告。2008年7~11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开展合作,对九甸峡水库淹没区内的甘肃省临潭县陈旗磨沟遗址进行发掘。该遗址地处洮河南岸的马蹄形山间台地,区域内发现有仰韶中晚期、马家窑、齐家和寺洼文化的遗存。其中,齐家文化墓葬区位于磨沟村北约100米、靠近洮河的台地上,面积近8000平方米,是此次发掘的主要对象。本次发掘面积达1700余平方米,共清理齐家文化墓葬346座。以土葬墓为主,也有少量火葬墓。墓葬呈东北至西南向排列,共计16排,墓向朝西北。可分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偏室墓两类,以竖穴偏室墓居多。竖穴土坑墓通常较浅,多为单人一次葬,个别为左右并列或上下叠置的二人合葬;随葬器物相对较少,多为2~3件。竖穴偏室墓以单偏室居多,其中又以左偏室居多,也有部分为右偏室。双偏室墓相对较少,还有少量上下偏室、内外偏室者,有些墓葬还以侧龛埋葬死者。在竖穴墓道两端靠近偏室的一侧,多发现与封门相关的竖槽。部分竖穴墓道设有头龛等,内置随葬陶器。部分偏室墓发现有木板封门痕迹。竖穴偏室墓多为合葬,也有少量单人葬。合葬者少则2~3人,多则10余人,成人、儿童皆有,内侧人骨大都被扰动,靠近墓道者则多为未经扰动的一次葬。部分墓道中也有埋葬死者的现象,人数1~4人不等,但头向多与位于偏室者相反,且多俯身或屈肢。这些合葬墓有时是偏室塌陷后才填埋墓道的;有时对同一偏室的人骨进行二次整理;还有重新挖开墓道,致使同一偏室出现两次封门的痕迹。经扰动的人骨往往是后来埋葬时将原有人骨向内推挤形成的,有别于通常所谓的二次葬。这些现象说明,此墓地的合葬墓是多人多次埋葬的结果。随葬品多为陶器,工具相对较少,人体部位往往还有骨、石、铜质装饰品等。随葬陶器明显可以分为两大组,一组是以泥质红陶双大耳罐、腹耳罐、侈口细颈罐、夹砂罐等为代表,另一组以泥质灰陶双耳鼓腹罐、夹砂褐陶双耳罐等为代表,有些墓葬的双耳罐已出现马鞍口的趋势。两组器物有时共存于同一墓葬中。此墓地的发掘,为齐家文化及其埋葬习俗的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新资料,同时也为探索寺洼文化的渊源与发展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研究员在评论中指出,甘肃临潭县陈旗磨沟齐家文化墓地的发现令人耳目一新。众所周知,齐家文化是西部地区很重要的一种考古学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齐家文化已有许多重要的发现,比如皇娘娘台、秦魏家及喇家墓地等,但所了解的墓葬为竖穴土坑,墓穴小,随葬品不多。而陈旗磨沟则不同,有很多复杂的现象,这需要进一步地梳理和解释,并为进一步认识齐家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该地接近少数民族聚居区,所以从民族考古的范畴来看,墓地对了解西部地区古代民族的移动及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同时,墓地的排列、墓室的重复使用、多人葬等方面,都是研究社会组织结构的很好的材料。与会者对墓地上面有无墓葬标志、3座寺洼文化的墓葬与齐家文化墓葬的布局、偏室墓所埋人骨的年龄及性别、墓地所体现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墓地的相对年代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闵锐副研究员对云南剑川县海门口史前遗址的发掘情况作了讲演。该遗址位于云南省剑川县甸南镇海门口村,在剑湖出水口南部。该遗址曾于1957年和1978年进行过两次发掘。2008年1~5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海门口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揭露面积达1395平方米。遗址现存总面积约50000平方米,中心区面积约20000平方米。发现的遗迹有房址、火堆、木桩柱和横木、灰白色石块、人骨坑、柱洞等。所清理的木桩柱和横木共4000多根,编号有两座房址。三次发掘共出土各类遗物约3000余件,包括陶器、石器、骨角牙器、木器、铜器、铁器、动物骨骼和农作物遗骸等,其中第三次发掘出土铜器18件。发掘区域内的地层堆积状况大体相同,根据所包含的遗物,可初步划分为三期。海门口遗址是滇西北地区最重要的史前遗址,考古发掘取得了极为丰富的成果。通过对该遗址文化内涵的研究,确立了剑湖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该遗址的史前时期遗存是连续发展的,大致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不伴出铜器,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年代大致为距今4000~3500年。第二期和第三期伴出铜器,分别属铜器时代的早期和中期,第二期的年代大致为距今3400~3100年,第三期的年代大致为距今3000~2500年。该遗址的青铜时代遗存与大理银梭岛遗址的时代基本同时,但文化面貌却有很大差异,说明滇西地区的青铜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这对认识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史前的文化交流和族群迁徙具有重要价值。该遗址发现的史前时期水滨木构“干栏式”建筑,保存之好,面积之大,在目前国内的考古发现中是罕见的。该遗址出土了稻、粟、麦等多种谷物遗存,证明了来自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其南界已经延伸到滇西地区;而稻、麦共存的现象,则为认识中国古代稻麦轮作技术起源的时间和地点提供了重要信息。该遗址第三次发掘出土的铜器和铸铜石范,具有明确的地层关系,证明这里是云贵高原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址,滇西地区可能是云贵高原青铜文化和青铜冶铸技术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该遗址还出土了大量人骨和动物遗骸等,这些资料的系统整理和研究,必将为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等方面研究提供更多的信息。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孙华教授对其重要性进行了评述。第一,海门口遗址的第三次发掘,对正确认识该遗址提供了确切的地层资料。此次的发掘有七个文化层,分不同时期的三期,这对于我们澄清现在学术界认识的歧义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二,海门口遗址与大理银梭岛遗址的发掘,给我们建立了滇西苍洱地区史前文化的编年,基本上将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后这一序列基本建立起来。这在高原的滇西地区还是第一次,为该地区文化谱系的建立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第三,剑川海门口遗址与大理银梭岛遗址在同时期有所不同,这说明了这个地区文化的复杂性。第四,尽管云贵高原、尤其是云南高原有很多地区地貌环境很相似,如大理盆地和剑川盆地相距不远,但人们的生活状况似乎不一样。剑川海门口遗址是在湖边建立杆栏式建筑。人们种植水稻、粟和稗子,并且捕猎,有许多动物的骨骼。而大理银梭岛遗址早期为木桩建筑,晚期是典型的贝丘遗址。尽管距离很近,但遗址类型不一样,经济形态可能也不一样。这对研究当时社会文化、经济形态和族群的复杂性提供了重要资料。与会者对海门口遗址是建立在湖上还是在湖边,遗址的分期谱系,农业、狩猎和捕捞在经济形态中所占的比重及各期是否有所变化,遗址除出土石范外是否还有其他冶铸遗存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岳洪彬副研究员对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遗址的发掘情况作了报告。2008年2~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区域位于安钢大道南,向北正对小屯宫殿宗庙区,揭露面积近5000平方米。共发现带车辙的商代道路3条,商代房基近百座、灰坑千余座、灰沟27条、窖穴40余座、水井20余眼、铜器窖藏坑1座、祭祀遗存多处,以及历代墓葬950余座(大部分属商代晚期)。出土各类遗物数千件。商代遗迹以带车辙的道路最为重要,包括南北向的主干道2条、东西向道路1条。道路普遍宽10米以上,最宽处可达20余米。经钻探,南北向道路均通往小屯宫殿宗庙区,应是小屯宫殿宗庙区南部的主干道。这些道路的发现,为殷墟都邑布局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夯土房基主要分布在道路两侧,时代属属殷墟一期至四期,从分布情况看应有严格的规划。水井、灰坑、灰沟和窖穴多分布在夯土房基周围。水井多数为圆形或椭圆形井口,偶见圆角方形或长方形,为研究商代洹水流域的地下水文和古气候提供了重要资料。灰坑多数为不规则形垃圾坑,也有少数巨型灰土坑。巨型灰土坑规模较大,原应为取土坑,后经修整成为蓄水坑,局部边缘铺设石子路面,可能是当时的池苑类遗存。灰沟类遗存有些位于道路两侧,可能属于配套的排水设施;有的沟口较宽,绵延数百米甚至更远,可能是商代的人工渠,也不排除是族邑间的区域界限,并具有一定的防御功能。祭祀遗存主要分布在东西向道路两侧,也有些位于房基附近。多数呈坑状堆积,坑内填灰土和大量完整或被肢解的人和动物,也有埋藏大量卜甲的现象。每一坑内所埋藏的牺牲应属于一次祭祀,牺牲种类和数量应反映一次祭祀的用牲组合。所清理的商代墓葬均为中、小型土坑竖穴墓,通常是几座墓集中分布,没有发现明确的专用墓地。此次考古工作,对在基建发掘中如何将田野考古与科持考古进行充分结合、同步进行开展了积极探索。各领域的研究人员深入田野一线,收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和近3000个木炭标本,为研究本区域的商代动、植物群等提供了丰富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研究员在评论中指出,殷墟是中国考古学的发祥地,而刘家庄北地遗址的发掘是目前大陆学者对殷墟发掘与研究的代表。并认为刘家庄北地遗址发掘的重要之处有以下几点。一是主干道路的发现。城市布局是都城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主干道的研究是主要的突破口,希望对殷墟的道路网能得到更加系统的认识。二是东西向道路两侧的祭祀遗迹需很好地研究。三是陶窑的发现和手工业专业化的确认。手工业专业化的程度是研究殷墟的一个重要方面。四是在工作方法中,多学科、各种自然学科手段的运用,代表了当今考古学发展的一个趋势。五是水井的发现,对研究当时的水位线及古气候环境是很重要的资料,希望今后能得出系统的认识。与会者对遗址发现的深井类窖穴的性质、道路与殷墟的布局,以及在工作紧急的情况下如何开展工作、科技人员如何介入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阚绪杭研究员对安徽蚌埠市双墩一号春秋墓葬作了讲演。该墓葬位于安徽省蚌埠市区淮河以北3公里处的双墩村。2006年12月至2008年8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蚌埠市博物馆组成考古队,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葬封土呈馒头状,底部有白土垫层。堆筑封土和填埋墓坑均使用五色混合土。墓葬为圆形竖穴土坑墓,墓口直径20.2、墓坑深7.5米,墓口下有宽大的生土二层台,正东向有阶梯式短墓道。墓口之下0.7米深的填土中,发现深浅不同的五色填土构成的“放射线形”迹象,共有20条,角度有一定规律。在0.7~1.4米深的填土中,沿墓坑一周构筑有18个呈馒头状的“土丘”;这层填土中还放置有1000多个未经火烧的泥质“土偶”,为尖顶圆体或方体。在生土二层台上,用三四层“土偶”垒砌成墙体状,土偶墙与墓壁之间形成一条环行走廊;墓道两侧的土偶墙均有转角,并有台阶通往走廊。墓葬坑深底大,埋葬布局呈十字形,圆形墓底以主椁室为中心,东、西、北侧各殉三个人,南侧殉一人,南面还有一个两箱大椁室。木质葬具已腐朽,墓主为一棺一椁,殉人均有较窄的木棺。人骨保存较差,经初步鉴定,墓主年龄在40岁左右,殉人多为20~30岁。随葬品主要放置在南椁室的器物箱内,少数见于主棺和殉人棺内,还有专门放置三牲的食物箱。器物种类非常丰富,包括编钟、鼎、罍、簠、盉、匜、盘、甗、豆、兵器、车马器等铜器,彩绘陶器和几何硬纹陶器,大量残朽的漆木器,以及一组龙首石磬和各类精美玉器。在部分铜器上发现“童麗君柏”的铭文,表明墓葬主人应是“钟离(国)君柏”。“钟离”是淮河中游地区的古国,文献中有零星记载。根据随葬器物的形制推断,墓葬的时代大致属于春秋中晚期。这座墓葬为圆形墓坑,发现了许多独特而复杂的遗迹现象。它的发掘,进一步证明淮河中游地区钟离古国存在的历史事实,为研究钟离国的历史和王室世系,以及淮夷文化的地域特征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此墓揭示了钟离国墓葬独特而神秘的文化现象,其内涵丰富,寓意深刻,为研究古代墓葬形制以及埋葬制度、埋葬习俗等提供了全新的材料。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教授在评论中指出,此次发掘意义重要。钟离君是首次面世。这座墓在构建过程、埋藏过程中所留下的遗迹现象,在东周考古学中是空前的发现。比如,高大的封土堆内五种颜色的封土及填土,圆形墓室,白色垫土层,放射线状的遗迹,以及墓室十字形的埋葬布局等。此次发掘,还对研究东周时期不同国别的文化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与会者对青铜罍的铸造工艺、墓葬的族属及文化渊源、放射状遗迹的象征意义以及墓主为第几代钟离国君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董新林研究员对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陵园遗址作了讲演。祖陵是辽代第一个皇帝耶律阿保机及其皇后的陵寝之地,建于天显二年(公元927年),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石房子嘎查西北的山谷中,东南约2.5公里处为其奉陵邑祖州城。2003~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祖陵陵园及其附近相关遗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以此为基础,从2007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祖陵考古队,对陵园内1号陪葬墓和陵外龟趺山“太祖纪功碑楼”基址进行了抢救性清理;2008年又对陵园内“甲组建筑基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取得了重要的学术资料。通过调查和发掘,我们对祖陵的陵寝制度获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新认识。陵园的东南部设有奉陵邑祖州城。陵园黑龙门外东、西、南侧,有“太祖纪功碑楼”等诸多祭祀建筑;陵园周围山谷内还有一些陪葬墓。陵园选址讲究堪舆术,祖陵坐落于一个口袋形山谷中,四面环山,仅在临近祖州的东南方向,有一狭窄的黑龙门,现存门阙基址;陵园南面有漫岐嘎山和沙力河;四周山脊豁口均砌有石墙作为陵域界标。祖陵大体可以分内、外陵区,北部为太祖阿保机帝陵的内陵区,南部为分布一号陪葬墓等遗存的外陵区。东西向的“南岭”石墙与岭上建筑基址相联,再衔接东部的“甲组建筑基址”,形成一道东西向屏障,构成了南北两个陵域的分界线。太祖陵地宫凿山为藏,大体位于内陵区的中央,附近置有石像生。“甲组建筑基址”位于地宫东南,它与“之”字形登山路和南岭上建筑基址形成有机的整体,是祭祀太祖陵的最重要陵寝建筑之一。其他已确认的陵墓东南部,也都有一处祭祀性的建筑基址。祖陵陵园布局承袭汉唐陵寝制度的精髓,也具有自身的特色,代表了辽代早期陵园布局的模式。祖陵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是辽代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填补了辽代早期陵寝制度研究的空白,推进了中国古代陵寝制度,以及辽代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研究。同时,也为制定遗址的相关保护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主要从四个方面对辽代祖陵陵园考古新发现的意义进行了评述。第一,考古发现的重要性要从遗迹的特殊性来看。帝陵中早期帝陵在每个朝代都具有开创性,影响这个朝代的陵墓制度,同时又都有不同程度的承上启下的作用,每个朝代的帝陵都是陵墓演变的关节点。这次工作的祖陵是辽代第一个皇帝耶律阿保机及其皇后的陵寝之地,其帝陵具有开创性,当然具有典范意义。第二,考古发现的重要性要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辽代帝陵考古从庆陵开始已经有半个多世纪,而20世纪前半,有关辽代帝陵的考古工作几乎都是日本人做的。如今中国考古学者自己独立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这在学术史上是值得自豪的重要工作。第三,考古发现的重要性要从现实上看。现在提到一个考古发现或学术成果重要不重要,已经不是中国考古学自己的事情,应该纳入到世界考古的学术领域中比较。这次的辽代祖陵的考古工作应是中国考古学界对世界考古学界的一个回应,是用实际的工作和成果证实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实力。第四,改革开放以后,从目前的考古现状来看,辽代考古收获显著。但对于陵墓考古而言,缺乏辽代帝陵的调查与发掘。而这次辽祖陵陵园遗址的调查与发掘同以往的积累,对于构建辽代考古新的框架具有重要意义。与会者对1号陪葬墓墓主的等级和身份、祖陵陪葬墓区的分布、甲组建筑基址的布局、方位等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研究员作会议总结发言并围绕田野考古工作谈了几点意见。首先,我国考古学的繁荣和发展,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田野考古。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的原始创新,是考古学学科发展的原始动力。新材料出新学问,新材料出新认识。历史地看,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考古学体系,正是在以大量的田野考古及其成果为基础而逐步建立起来的。现实地看,仅就今天论坛上的六大发现来说,这些田野考古及其成果,无不有力地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建设,无不对中国史前史和中华古代文明史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简言之,离开了田野考古,我国的考古学就谈不上繁荣和发展。在我国,考古学毕竟还是一个年轻的学科,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发展要有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田野考古;发展离不开创新,而考古学的原始创新就来自田野考古。大力加强田野考古,是我国考古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任何淡化和弱化田野考古的思潮,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健康持续发展,都是有害的。其次,我国文化遗产事业的蓬勃开展,需要进一步加强田野考古。在“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方针的指导下,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取得长足进展,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成为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热议的话题之一。因此,正确理解和处理好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是摆在我们考古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是一种互为依托、互为制约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就考古学来说,如果没有保存良好的古遗址和古墓葬等文化遗存,田野考古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文化遗产保护,事关考古学能否持续发展的大问题。就文化遗产保护来说,如果没有对古遗址和古墓葬的田野考古及其成果,它们的存在及其科学价值就无从谈起,究竟应该保护什么、又怎样保护就难以知晓。因此,把田野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混为一谈,或者把两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无论对于考古学的发展还是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都是有害的。第三,田野考古的进一步加强,关键在于严格执行田野考古规程,大力推进田野考古的科学化进程。田野考古的基本任务,是发现文化遗存,认识文化遗存,获取资料和信息。这一任务能否很好地实现,关键在于其方法是否科学、操作是否规范、态度是否认真、做法是否严谨。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发现和认识文化遗存,最大限度地获取各种资料和信息。这就是田野考古的质量和水平。从总体上说,我们的田野考古的质量和水平在不断提高,并且总结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田野考古规程。也正因为如此,我国每年的田野考古都在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但不容回避的是,田野考古中“粗放经营”的现象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能够严格执行田野考古规程。这仍然值得警惕和防止,以保证田野考古质量和水平。 第四,田野考古的进一步加强,必须既突出重点又统筹兼顾。我国目前的田野考古,从考古的性质上讲,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基本建设过程中的抢救性发掘,配合文化遗产保护而进行的考古勘探和发掘,以学术研究为主要目的的考古发掘。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基建考古仍然是我国田野考古的主战场。需强调的是,我们应当在基建考古中进一步强化学术意识和课题意识,力争在基建考古的过程中解决重大学术课题和难点学术问题。为配合文化遗产保护而进行的“保护性发掘”,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田野考古类型,并且呈现出迅速扩大的势头。这是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健康、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迅速投入到这类田野考古之中,做好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行官”、“侦察兵”,既可以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做出直接的贡献,也是推进相关学术研究的难得机遇。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主动性发掘,是近代考古学与之俱生的一种田野考古,其他类型的田野考古都是由此衍生和发展起来的。主动性发掘的持续开展,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需要、考古学学科建设的需要,而且能够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提供学术支撑,更能引领田野考古方法的改进和完善。因此,着眼于学术研究的需要和考古学学科建设的长远利益,选择必要的遗址进行主动性发掘,同时保持田野考古发掘的必要规模,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可持续发展,是极为重要的。总之,突出“基建考古”这个重点,加强大遗址保护中的田野考古,兼顾主动性考古发掘,应当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田野考古布局的总体态势。

                                         

发表时间:2009-05-26 文章出处:本站原创 责任编辑:黄英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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