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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学前沿与重点问题举要
文章作者:刘兰兮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一、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

    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仍是学界研讨的热点。中国近代以来的史学研究,是在西方理论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如何看待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经典,是当今史学研究难以回避的问题。汪征鲁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所以具有真理性与合理性,根本在于其最高原则与精神,即物质的统一性、发展演化的辩证性、人的主体性。他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模式彻底贯彻了上述原则,具有基本概念上的合理抽象性与架构上的立体型、兼容性与张力。在新世纪,唯物史观仍是人类的主流思潮之一。郭小凌的《论唯物史观及其历史命运》认为,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或基本原理只有一条,即人类历史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所制约的合乎规律的过程。沈长云主张“在历史研究中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认识历史问题的最尖锐的武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指坚持它的基本原理,而赋予唯物史观过多含义,把本来不属于它的范畴的东西当作基本原理去宣传的教条主义,反倒有碍于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何晓明在《唯物史观视野中的历史必然性问题》一文中指出,历史必然性是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核心问题之一,有本体论与认识论依据,是人类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理论武器,在未来预测中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张曙光的《试论现代历史观念的演变与问题》指出,以进步主义为思想旨趣的现代历史观念产生于西方并逐步在世界获得主导地位。但这一观念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普世主义的道义与西方中心的强权之间的矛盾,并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上世纪初迄今,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念在世界范围内受到现实与理论两方面的挑战,在西方呈衰落之势。现代历史观念的演变要求对历史与现代的关系做出新的阐释。
    口述史学是20世纪中期以来逐渐盛行的史学研究方法。它源于美国,其方法是以访谈形式收集资料,并对资料进行研究。邬倩肯定口述史学在深入探索历史真实中的地位,指出口述史学在新的理论和视角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历史课题的重新诠释和解读。陈献光着重对口述史学中记忆与诠释两个问题作理论探讨,以期引起人们对口述史学理论的关注。张广智认为:口述史学具有生动性、广泛性、民主性的特点,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史学,即由大众直接参与而又为大众建构历史的史学,是对传统史学的反叛。赵世瑜则认为:现代实证史学把传说与历史对立起来,后现代史学又将二者对接起来。其实,口头传说与历史文献是历史记忆的不同表达方式,从历史考据到现代实证史学,再到后现代史学,人们始终关注史料,只是对如何了解事实有着不同看法;这不仅表现为学术史的断裂,也显示一以贯之的思想链。陈春声、陈树良在实践中探讨乡村故事与社区历史的建构的关系,指出乡村社会格局和乡民生活方式是历史积淀的结果,而乡村故事则可视为乡民的“历史记忆”,对我们理解乡村生活具有独特的意义。但在强调重视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同时,研究者必须保持一种自觉,即在“口述资料”中发现的历史未必比官修史书更接近“事实真相”,研究者的责任在于通过对百姓历史记忆的解读,理解乡村历史的事实或内在脉络。
    比较研究方法已为众多学者所熟悉和运用,但如何确定研究对象的可比性或评价标准,诸学者见仁见智,不尽相同。吴承明回顾以往的比较研究,指出中西比较应包括两方面:生产力比较与制度比较,二者中后者更重要。方行认为,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看,革命性的突破发生在第二产业,所以中西比较不能只比农业,16~18世纪的中西比较应比较双方的第二产业,探寻中国的第二产业为何没有走上西方大规模工场手工业的道路。中国手工业是多层次结构,应认真研究。叶坦主张“根性的研究”,认为比较研究的困难不在于比较本身和结论如何,而在于如何规范比较的基准。
    多学科研究的相互交叉与融汇是近年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一些学者探讨了历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朱凤瀚的《论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认为,现代考古学虽日益发展为利用多学科方法与手段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但其主要与终极目的仍在于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已归入广义历史学。强调考古学与利用文献进行研究的狭义历史学不应人为地相对封闭,而应建立科学的结合点,主张培养兼有两种学科造诣的人才。苏基朗认为,以历史上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不可避免地需要运用经济学的概念及理论方法。而历史学与经济学的学术标准不同,前者常用的举证方法对后者而言会觉得没有足够的阐释力或流于以偏概全;后者惯用的推理方法对前者而言又好像证据不足或见林不见树。要达到融汇相关学科的不同标准有两条可能的取径:一是同时满足全部学科的标准,一是写历史时满足历史学科的标准,论经济时合乎经济学的要求。刘志伟指出土地垦殖、宗族发展、户籍制度的演变等,既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要课题,又是人类学的范畴。尽管社会经济史学家与人类学家的出发点、视角、研究方法有诸多差异,但基本关怀一致,其研究展现了地域社会文化结构的动态过程。他认为近年人类学家注意到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为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对话开辟了更宽广的舞台。强调在与人类学的对话中,社会经济史研究既可扩大研究课题,更应改变研究的范式。王子今认为人类史以及与人类生存有关的自然史都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课题。20世纪学界对生态史的关注是史学进步的体现之一。但生态史学的进步有待于若干理论问题的解决,譬如“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的作用,生态条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等等,需要新的理论说明。

    二、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

    长期以来,学界对传统经济的评价存有分歧,究其原因,首先是对评价经济发展的标准认识不同。对何为“标准”,目前学界主要有五种意见:
    第一种强调资源配置的优劣。在“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经济发展比较”的讨论中,吴承明重申,从根本上看,经济发展还是不发展,主要看资源配置合理不合理,是优化还是劣化。这在历史上从两方面反映出来,一是国富,二是民富。国富是综合国力,国家的总供给能力,可以从人口和土地的宏观数据来推测,属宏观经济范畴。民富则属微观经济范畴,主要从亩产和家计即家庭消费上体现出来。
    第二种强调劳动生产率。姜锡东认为,评价中国传统经济时,首要的是比较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至于国民生产总值(或农业总产量)只能放在第二位。同时要注意比较生产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比较劳动生产率时,必须既看人均产值或产量,又看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各种具体要素,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当前较有可行性的评估标准有三条:(1)科学技术。它的发展状况全面影响其他要素,并代表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2)劳动生产工具。这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物质标志。(3)人均产值或产量。它是各要素产生的直接结果。
    第三种提出“综合的劳动生产率”。郑启东认为,劳动生产率不是惟一的衡量发展的标准,因为它可能以牺牲资源为代价。单纯地研究劳动生产率,以粮食劳动生产率作为衡量发展的标准,是非常不合适的。能不能用一种综合劳动生产率来衡量,这更能体现经济的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除粮食外还要考虑经济作物、林牧副渔,这些在农村经济中占很大的比重。衡量劳动生产率不能看短期趋势而要看长期趋势。衡量经济发展应该有三个方面:第一是综合的劳动生产率;第二是从经济的各方面来考察,包括商业、税收、工资等;第三要考察长的历史时期。
    第四种兼顾资源配置利用和劳动生产率。李根蟠提出,衡量经济发展与否,归根结底要看资源利用的广度、深度和合理程度;而劳动生产率也应是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批评有的西方学者离开生产、离开制度、离开生产方式,片面地以贸易量的多寡衡量经济的先进与落后。指出:流通固然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决定经济发展的归根结底还是生产。因此,判断经济的发展与否,应对生产和流通、尤其是生产的各个方面,对资源的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作全面的考察。
    第五种把发展理解为包括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结构体系。《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的作者认为:清代前期的社会经济获得了重大发展,诸如粮食生产、农业和手工业中的商品生产、市场的一体化,以及财政制度、租佃制度、雇工制度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均大大超越前代。它们为中国向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前提。
    与传统经济再评价相关的另一问题是如何认识传统社会中商品经济的发展。
    早在80年代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时,方行即提出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双重结合”的观点,并把小农经济区分为自给型和交换型。在1997年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经济发展的比较研讨会上,魏金玉呼吁不但要研究自给型小农,而且要研究交换型小农。他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是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绪论分析了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与市场的联系,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小农的经营规模和产品品种决定了它离不开家庭手工业,并要藉助商品交换获得再生产必需的全部经济条件。在中国封建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程度跟商品经济的发展成正比;这个社会历来存在较大的商品量,其主要根源就在于小农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又指出清代农民经济的双重结合发生了向商品性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倾斜的显著变化。他们谋生和谋利兼顾,并且相互为用,由此出发,来调整农业结构、手工业结构以及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产业结构,以达成资源的合理配置。结果是农民经济中的农业、手工业、商品性生产和自给性生产的多方面发展,这是清代封建经济繁荣的基础。
    对于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李根蟠认为,封建时代传统市场上的商品,主要是依靠耕织结合的小农家庭供应的。正如农民家庭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一样,耕织结合也往往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无论“耕”(种植业)还是“织”(家庭副业),尤其是后者,其产品既可以自己消费,也可以提供市场,它可以适应不同外部条件,在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之间灵活地“切换”。在一定条件下,农家的商品性副业收入甚至可以明显超过自给性种植业的收入,但只要它没有发展为专业户,自给性种植业就仍然是它的基础和保障,也就是说,其商品性生产是以其自给性生产为依托的;而且可以根据条件的变化随时“切换”为自给性生产。所以,建立在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明清商品经济,并没有真正割断其自然经济的脐带,基本上没有脱离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轨道,它与导致“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那种商品经济仍然是有所不同的。
    林刚提出了社会分工与农业、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他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农业内部、农业和其他副业的分工似乎并不同步。古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候是农业、手工业相结合最紧密的时候,多种经营发展似乎更有利于中国农业的发展。这似乎与斯密的动力理论相矛盾。相对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资本主义萌芽按理讲诞生的条件越成熟。但我们发现,在清代到近代的这一历史时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越密切,恰恰是资本主义萌芽最难发生的时候。

    三、中国近代企业发展

    企业史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重要内容,近些年引起学界的重视,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第一,对国营、公营企业的研究。以往企业史研究多集中于口岸或沿海城市的民营企业,对内地及国营、公营企业的研究较薄弱。张忠民从企业公司的制度特征入手,探讨抗战时期内地省区企业公司的兴起与发展。指出,抗战时期上海的企业公司主要表现为在战时特定条件下兴起的投资、管理、经营一体的投资持股公司,而分布于内地各省区的则主要是各种国营和地方政府省营的企业公司。提出内地省区的企业公司具有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控股性的母子公司形态、较为完整的法人治理结构及科层结构的管理体制、有限度的政企分开等四大特征。朱荫贵的《试论近代中国国家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的产生及发展特征》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某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就其在近代中国的产生途径和存在形式而言,大体有通过参股形式形成、直接设立、通过减持出售国有企业股份形成三种类型。
    第二,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经济组织与现代经济组织之间相互关系及传统经济组织制度演变的研究。戴一峰以近代侨批局与中国银行福建分行相互关系演变为个案,揭示了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组织与现代组织存在竞争、合作、利用、借鉴、共生等多重关系。李一翔探析了近代中国金融企业的发展模式,认为本国银行在产生的初期阶段一度呈现明显的“钱庄化”趋势,而钱庄在发展的后期则出现明显的“银行化”趋势;银行“钱庄化”趋势的实质是“本土化”,钱庄“银行化”的实质则是“现代化”。刘兰兮探讨了近代北京传统金融组织的变迁,认为这一变迁表现为机构变迁与制度演变,提出时至解放前夕,北京的银号、钱庄已基本完成了从独资或合伙组织向股份有限公司的转换;经济组织扩张的内部动力、政府提供的制度保障、企业家的人际关系网络是实现制度转换的必要条件。
    第三,对包工制度的研究。原有包工制研究局限于对企业内部劳动管理制度的考察,王晓嘉则赋予包工制新的含义:所谓包工指企业间或企业与个人间因劳动或生产发生的契约关系。这种包工制在近代中国广泛存在,目前仍有极大的市场。对包工制的这一界定,开辟了企业史研究的新领域,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第四,从产业关联的角度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大隆机器厂是中国近代机器制造业中成绩显著的大企业,而大隆的发展壮大有赖于其“棉铁联营”的经营方针。林刚以大隆机器厂“棉铁联营”经营方针为典型案例,揭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某些特征。他认为在近代上海乃至全国,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与否都与棉纺织业有重要关联,而中国近代棉纺工业又以农村为主要市场,为农村手工织布提供原料。这种机器制造业紧密依赖棉纺工业,棉纺工业又紧密依赖农村手工织布业的“产业链”值得关注与深思。与二元经济论所阐述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有自身独特的现代化道路。

发表时间:2005-05-15 文章出处:本站原创 责任编辑: 【返回首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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